二十四节气在农耕上有什么价值？对农业生产有哪些帮助？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知识。它是每个中国农民在开始学习农耕时首先会记住的知识，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化的本质是根据季节变化从事生产活动、以获取生产资源，如春种秋收。因此，如果我们能预测气候的变化，我们就能最好地利用时间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时间标尺，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风向标。其中，“尊重自然、，模仿自然、，关爱自然、，利用自然、帮助自然”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凸显了普遍意义和共享价值。

农业与季节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知道适时播种的重要性。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季节与农时关系的经验，编出了很多掌握季节季节的歌曲，在劳动人民中广泛流传。在某个季节，人们可以很熟悉地说，是时候干农活了。二十四节气和根据各地不同气候特点编成的时令歌曲，极大地帮助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公历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但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仍然非常流行，对农业生产仍然起着有益的指导作用。

有人说节气属于阳历范畴，说得很对。但也是阴阳结合的独特产物。阳历和月历是中国古代阴阳历的特点。需要设置闰月来调节冷暖季节。因为闰月，季节不是很固定的月份。比如某个物候有时在丹初出现在、，有时在月末出现。二十四节气是为了准确指示气候变化而产生的。这是一个纯阳历。在古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使用农历，但只有中国创造了二十四节气，这可以证明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以及我们古代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农耕文化是我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

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

　　（一）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1、南召猿人 ：发现于河南南阳南召县的古猿人化石，证明在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河南就有人类居住。

　　2、许昌人 ：距今约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于2007年在河南许昌被发现。它的发现，通过与其它遗址配合，为中国人不是起源于非洲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3、贾湖遗址： 距今约9000年左右，位于河南舞阳，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最早的类似文字的契刻符号等几项世界最早的文明成果，轰动世界，被认为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个门槛”。

　　4、裴李岗文化 ：距今约8000年左右，因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5、太昊陵： 距今约7000年，位于河南周口淮阳县，是位居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的陵墓，位居中华十八大名陵之首，始建于春秋，扩建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历代帝王51次御祭。淮阳古称“宛丘”，是伏羲定都和长眠之地，也是神农氏定都之地，被认为是中华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是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的圣地。

　　6、仰韶文化 ：距今约5000年至7000年，因发现于河南三门峡仰韶村而得名。这是同时期影响范围最广最典型的古文化，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7、黄帝故里： 河南新郑是国内史学家公认的位居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出生、创业和定都之地。中国人从春秋起开始在新郑轩辕丘祭拜人文始祖黄帝，一直延续至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也因全世界华人的广泛认同而成为中华第一大典，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8、二里头文化： 距今约4000年，因发现于洛阳偃师二里头而得名，被学界认为是夏朝的都城。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9、郑州商城： 位于今天郑州市区，是商朝早期比较重要的都城。这是郑州成为古都的原因之一。

　　10、安阳殷墟： 因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而轰动世界，堪称20世纪人类10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甲骨文是一种常用字在5000字左右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世界上四种最古老的文字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文字。“十一五”期间，我们国家要在安阳建设世界上唯一的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11、白马寺： 位于洛阳，建于东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12、龙门石窟： 位于洛阳，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它既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龙门石窟产物。尤其是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它那“东方的微笑”将神性与人性、阳刚与阴柔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龙门石窟也因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3、少林寺： 位于登封，是禅宗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佛教传入中国后，少林僧人将它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创立了禅宗。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迅速地传向全国各地及周边的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对中国历史以及日本的花道、茶道、柔道、武士道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林武术冠天下，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僧人在交流中汲取天下武术之大成，总结出了少林拳、少林棍、易筋经、铁布衫等700多种武术绝技，并对其它武术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少林拳派生出的拳术就有四五十种。少林的积极入世使它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南北朝、隋朝、唐朝、北宋和明等朝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少少林寺林也因承担社会责任而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武术也因此广播四方并在实战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少林的与时俱进、开放和积极入世，使它一直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历经磨难后的今天，禅宗和少林武术依然生机无限。今天的少林僧人又将互联网、营销学等现代文化融入少林文化，使少林迅速走向世界。少林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14、中岳庙：位于嵩山，是五岳名山中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共有古建筑514间。中岳庙始建于秦，后来，汉武帝、武则天和唐玄宗等帝王仿照皇宫对其进行扩建。现存的中岳庙为乾隆皇帝仿照北京故宫所建，因酷似故宫，故有“深山故宫”之称。五岳名山为道教所封，而中岳庙是五岳名山中最大的道教建筑，所以中岳庙被认为是嵩山地位的象征。

　　15、嵩阳书院： 位于登封嵩山，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程颐、程颢、司马光等大儒曾在这里讲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写的。这里在洛阳附近，二程在这一带将儒释道三者相融合，初步创立了以后影响中国800年的理学。

　　16、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北宋时称应天府）睢阳区，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学子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说的就是应天书院。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曾求学于此，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

　　17、登封观星台： 位于登封，建于元代，距今约有800年的历史，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学遗址。大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这里取得了领先西方301年的天文学成就，由此制定的“授时历”被中国、朝鲜和日本沿用了360多年。今天，我们国家正以此为依托，在这里建设“中国天文博物院”，以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

　　18、红旗渠： 位于河南安阳，是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和“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了修建这条渠，10万人在崇山峻岭中的悬崖峭壁上辛辛苦苦地整整干了10年。他们没有钱、没有粮食、没有技术、又不受政策支持，却靠着顽强的毅力削平了1250座山头，修建了上百座引桥，凿通了上百座隧道，最终将生命的河水引入到了干涸的土地。红旗渠的总渠长超过4000公里，其土石方可以从哈尔滨到广州修一条宽2米高3米的石墙！红旗渠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杰作。

　　（二）定都在河南的朝代

　　1、伏羲氏： 伏羲位居三皇之首，定都和长眠于河南周口的淮阳。

　　2、神农氏 ： 神农氏是另一位重要的古代帝王，他也定都在淮阳。

　　3、轩辕氏 ： 轩辕氏即黄帝，位居五帝之首，他出生、创业和定都于新郑。

　　4、夏 ：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曾多次迁都，主要国都有三个：洛阳偃师二里头，阳城（今郑州登封，也在洛阳附近），阳翟（今许昌禹州）。

　　5、商 ： 商朝曾多次迁都，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洛阳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朝歌（在鹤壁淇县）。

　　6、西周： 西周的国都有两个，一个是镐京（在今陕西），另一个是洛阳。

　　7、东周 ： 东周定都洛邑（今洛阳），持续时间达数百年。

　　8、西汉： 西汉的主要国都是长安（今西安），但早期也曾短期定都洛阳。

　　9、东汉： 东汉定都洛阳。东汉末年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几年。

　　10、曹魏： 曹魏早期定都许昌，后来曹丕定都洛阳。

　　11、西晋： 西晋定都洛阳。西晋末年皇帝被挟持到长安几年。

　　12、北魏：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来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13、隋 ： 隋文帝定都长安，隋炀帝迁都洛阳。

　　14、唐： 唐的主要国都是长安，洛阳为东都。晚唐时朱温把唐朝皇帝挟持到洛阳几年。

　　15、武周： 武则天篡夺李唐王位，建立武周，定都洛阳，称洛阳为神都洛阳。

　　15、后梁： 后梁定都开封，后迁洛阳。

　　16、后唐： 后唐定都洛阳。

　　17、后晋： 后晋定都开封，曾短期都洛阳。

　　18、后汉： 后汉定都开封。

　　19、后周： 后周定都开封。

　　20、北宋： 北宋定都开封。

　　21、金 ： 金曾定都北京，晚期迁都开封20年，直到灭亡。

　　（三）河南与“中国”的得名

　　河南不仅被称为“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和“中土”。今天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却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一词，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3000多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在洛阳附近)用土圭测度日影（今登封嵩山有周公测影台遗址），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并在附近营建了成周洛邑。洛阳也因此被历代文人认为“居天下之中”。

　　大量的文献也可以证明“中国”一词源于河南。“中国”一词，曾见于《诗经·民劳》中：“中国，京师也”，而当时的“京师”正是东周国都洛邑（今洛阳）。另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另由出土文物来看，“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 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ㄨ民。”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 《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应该也是后来河南地区被称“中州”和“中原”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今天河南一带）。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

　　由于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而且数千年都是这片广阔土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中国”一词渐渐成了正统国家的代称。历史上无论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失掉中原的汉族政权，都自称“中国”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编辑本段]八、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历时近20年才完成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原文化大典》共55卷，两米多厚。限于篇幅，下面仅从中原文化的简易读本-----《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一书中选取部分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一）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乡。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河南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二）汉字文化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甲骨文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4000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这里。

　　（三）姓氏文化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中华姓氏大典》中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个，占姓氏总数的38％，其所包含的人口则占到了今天汉族总人口的849%以上；在当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占57％；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南，无论是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南。近年来，河南以“万姓同根，万宗同源”为主题举办姓氏文化节，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认可与响应，在全球华人中掀起了寻根到河南、朝觐到河南、拜祖到河南的热潮。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

　　（四）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五）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150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5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400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伏羲在河南淮阳一带演八卦，后来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在河南安阳羑里城监狱里写成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易经》。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教化人伦。诸子百家大多是河南人，而且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是河南人，他们分别在河南写成了影响深远的《道德经》和《庄子》。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太极八卦祖籍河南商丘，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商鞅和申不害，都是河南人。此外，墨家的墨子、纵横家的苏秦和张仪、兵家的吴起以及杂家的吕不韦，也都是河南人。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原，以河南为中心向全国传播，并迅速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流派，最终与儒家和道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核。东汉王充在洛阳写成的《论衡》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巨著。南北朝时河南人范缜的《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少林僧人将儒、释、道三者相融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禅宗。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科技文化

　　中原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具有内容的广博性、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等特点。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冶铸技术和工艺不仅达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就连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三门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柄铁剑，为目前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华夏第一剑”。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为世界上最早的椭圆形高炉。东汉河南人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陶器、瓷器最早也出现在河南。“仰韶彩陶”造型精美，“唐三彩”驰名中外，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不仅都代表了历史上瓷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艺术价值。常言道，“家有财产万千，不如钧瓷一件”，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被誉为“科圣”的东汉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1700年；创立的“浑天说”，比同时代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宇宙理论”先进得多。唐代河南人僧一行，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而且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他与同行们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而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中原孕育而发明的。

　　（八）中医文化

　　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黄帝被后人公认为中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编著的《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医学工作者必读的指导性医学著作。东汉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保留有北齐时期完整的中医药方118个，治疗的病种达37个。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北宋都城开封设有“尚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太医局”、“翰林医宫院”等机构，设置之全在当时首屈一指。在“医宫院”放置的制作精细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起源并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九）诗文文化

　　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是经过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省境内的作品有100多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鲁迅说过，在秦代可称之为作家的，仅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期，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洛阳贾谊开骚体赋之先河，张衡《二京赋》则为汉大赋之极品，贾谊、晁错将西汉政论推向巅峰。汉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中的阮瑀、应玚都是河南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动天下，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宋词的故乡在开封，“梁园文学”的主阵地在商丘，都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东晋以后，河南大族南迁，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江淹的抒情赋为代表的中原文人作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河南有其二。“诗圣”杜甫是河南巩义人，他以沉郁顿挫的笔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其诗歌被赞为“诗史”；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人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他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成为千古传诵的佳篇。“文起八代之衰”的孟州人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达到了中国散文的高峰。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河南人，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跻身于著名诗人之列。

　　（十）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又称功夫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原武术文化技冠天下，德播神州。“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形象地少林功夫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传奇，帮助戚继光抗倭立功的光辉业绩，使少林寺遐迩闻名，成为中华武术的荟萃之所、流播之处、发扬光大之地，使“少林”成为中国武术的品牌，也成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品牌。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廷创立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又一重要流派，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已推广到五大洲，成为上亿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农业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是世界最早发明农业的国家之一。农业成为古人生存发展的第一大事，与之相伴随的农耕文明也逐渐发展起来。几千年来，农耕文明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并使得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也归功于农业教育的成功普及。在7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就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特点，栽培不同农作物，开始使用从土地开垦到作物收割和加工的工具。相传在原始公社前期，有伏羲氏“教民渔畋”，神农氏“教民农作”。这些传说表明，我们的祖先从狩猎、采集，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就有相互传授经验，进行农业生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农业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传授生产和生活经验的需要[1]。

农耕文明与中国古代教育是相互渗透的。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以技艺传授为主的农业教育的产生，教育的普及又进一步加速了农业技术的传播发展。本文主要从古书中的农学思想，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和农耕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三个方面来阐述农耕文明与古代教育的相关关系。

一、中国传统农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维

（一）古书中的农学思想

1以农为本

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从考古发现的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可知，中国农业最早发明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2]。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依靠，从原始社会开始，古人就已经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直到清初，农业一直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农官，教授百姓耕种技术，有的直接开办农业学校教民劳作，并且组织文官编写相应的农书。按时间发展顺序来看，尧舜时代“后稷为大田师……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淮南子·齐俗训》）西周以后设立劝农官，完善劝农制度；春秋时期许行开办私学教授学生农业劳作知识；元代创办社学，让适龄儿童进入学校专门学习农业知识；唐代积极推行“重农、息农、劝农”政策；基于唐朝农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处于我国封建王朝顶峰的宋代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前朝“以农为本”的思想；到了清代，统治者直接召集文人对历代农业方面的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和编著，最终《授时通考》成书，在百姓中广为流传[3]。

2天命主宰的农学思想

按时代发展来说，中国自夏朝开始就已经有古书的出现。《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创作年代跨度非常大，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它虽然是一部文学著作，但也包含着当时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知识。据统计，其中与农事相关的诗有21篇之多。比如人们庆祝丰收的诗歌有“丰年多黍多■。亦有高廪，万亿及姊。”（《周颂·丰年》），“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飨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小雅·楚茨》）有关农具耕作方式的诗歌有“其■斯赵，以薅荼蓼”（《周颂·良耜》）。除此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篇章。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将自然视为主宰者，表现出天命主宰的农业思想[4]。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农学方面的内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还没把农业生产单独划分出来，所以这时期的农学知识比较散落，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3“三才”理论

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知识的著作。《吕氏春秋·审时》中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他对农业生产中生物有机体与人和环境之间辩证关系作了朴素概括。这是“三才”理论的最早明确表述，把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连接的有机整体，强调人的调控制权；注重分析生产因素间的辩证关系，偏重于种植业的系统认识。《吕氏春秋·义赏篇》说，“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5]“三才”理论是中国古书的理论根据。

（二）儒家对农耕文明的影响

儒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流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学学派主张“学而优则仕”，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截然相反。汉代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使得儒学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主流文化。孔夫子的“经世致用”思维主导了一代代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不管是从事仕途，还是去做其他行业，都大多受“实用”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农业是古代中国的根基产业，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或颁布劝农政策强制百姓实施，或设置专门的农业学校培养人才，或是召集文人编纂农书出版发行，来达到加速农业发展的目的，最终巩固统治根基。而儒家这种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的根基产业——农业产生影响。儒家也提倡以农为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孔子曾说过：“为君之道，所重在于人之食”。在回答子贡有关从政问题时说：“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儒家对于农业的重视不仅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更主要的还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5]。除了强化了重农思想之外，儒家的这种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的观点也对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农业自原始社会到明代的发展，一直领先于西方国家，并有很多的先进技术传入周边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庶之国。在此期间，很多名家编写的农书也流传于世，影响甚广。如明代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唐代陆羽撰写的《茶经》等名扬海内外。

但自清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西方国家更早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生产专业化了吗？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适用现代社会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回想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和指导思想，与西方相比，确实是有些缺憾的。就从中国最传统的耕地方式——牛耕，竟然用了两千多年，农具的种类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革。追溯源头，还是要归结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媒体的地位，最大的特点在于务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知识分子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在时刻以条条框框限制自己，思想固守又僵化，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幻想精神，没有冒险的想法，这种现实主义与实用思维能够创造现实的生产力，但是它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盲点的，对科技的前瞻性与奇思妙想、幻想显现微弱，凸显了工具理性，有时缺乏理想主义的光环。中国的农书也同样聚集在“事”和“术”等现实工具理性之中，没有很好发展与农业基础相关的其他基础学科与研究，没有超越现实工具理性去进行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探索，现实主义的不足是逻辑推理思维的稍许缺失[6]。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一）重实用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统治者开办学校是为了培养出有才之士，以便辅佐他们更好的管理百姓。开设的专业涉及天文、算术、农耕、医学等，每个科目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占星官通过夜观天象推测国家的天气与灾祸，安排百姓适时劳作与耕种。虽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对科学不太发达的古代社会而言，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算术方面，宋代发明了地震仪，它能够根据吐出的龙珠确定发生地震的区域，利用的正是数学知识。农耕、医学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科目。民以食为天，只有解决了基础设施与温饱问题，社会才有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正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中所言，物质具有第一性，先有物质再有意识。在社会不太发达的旧社会，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组织教育是非常合理的。以开设的学校为例，元代建立了社学，是专门教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培训机构，比欧洲的农业学校早了400多年。唐开成年间，李石编著《司牧安骥集》，对兽医理论和诊断技术有较系统的论述，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兽医教科书，这也说明中国的兽医学校比欧洲最早建立的巴黎兽医学校和奥地利维也纳兽医学校早1000年[7]。但是从现代来看，实用教育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强化了人的理性思维，但却忽视了人的感性思维的培养，人文学科的建设受到了阻碍。

（二）重综合教育

西周教育的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顺序有讲究。先是礼，它是直接的伦理教育，表现在政治、道德和生活层面上的行为准则；乐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御是军事体育教育；书数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这种教育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文武并重，相成相济[8]；二是把文字的知识与实际的技能操作结合起来，这明显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表现在教科书上，就是广泛学习多学科的内容。自汉代起学校教材定为《五经》，到宋代时又加上《四书》的内容，构成《四书五经》，这一教材一直延续到清末。

三、农耕文明对古代教育传播载体的影响

（一）古代农耕对古汉字创制的影响

从中国最原始的甲骨文来看，文字的图像很具有象形的味道，所以中国汉字又叫象形字。《说文解字》中，每个汉字都有它最原始的意义，辨认起来也很容易看出它的来源。古人造字也具有一定的方法，但大多都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在不同时代，先民的农耕方式是不一样的，不同生产方式下人们创制的汉字也不一样。除此外，农耕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也会影响汉字的创造。

传统时期的农耕之初就是种植，比如“艺”字，《说文》解释道，“艺者，种也。”艺是种植的意思，跪下表示感谢上苍赐予庄稼，满怀感恩；战国时使用牛耕，这时的代表汉字有“男”。《说文·男部》有“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而在田间耕作证是男子的社会分工，因此用来表示男子；古代社会，人们长期饮毛茹血的经历，使他们明白哪些动物可以做家畜，“牲”，《说文》：“牛，大牲也”。牛的出现，为农耕技术和农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节省了劳动力，也带动了农业生存技术的提高，这也奠定了牛在古代农耕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稷”，就是今天的小米或者高粱，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说文·禾部》谓之“五谷之长”，是最重要、最普遍的作物，又是民之常食，因此尊稷为谷神而祀之[9]。汉字的创制，使得文化知识的传播不再单一的依靠口口相传，不仅增加了知识的传播方式，还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也使得教育事业正式以文字的形式起步[9]。

（二）农耕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丝绸、陶瓷、书法、绘画、文学自成一绝。特别是文学，创作者们更是追求一种意境美，即忽略形式的表达，注重整体的氛围和感觉，突出作者的心境。这种追求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为了保证生存，人们的生活方式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对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关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个象形字，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人们在大地上辛勤耕种，呵护禾苗成长，最后收获果实，获得生存的保障和成功的喜悦。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最早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记载，“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这样的诗歌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黍离”也成为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随着古人开发自然的能力逐渐扩大，从禾苗到五谷、各种植动物，人们的精神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古人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关照各种生命的景象，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是因为描述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能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向往[10]。随着朝代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以及意象意群的代表就更多了。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唐朝诗人吟诵的诗歌多是律诗，像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之类的。而宋词就不再拘囿于传统的格式，开辟了写词的新意境。苏轼一家就占了三个，杜甫李白更是名扬海外。李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运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瀑布的雄伟壮观，让读者通过具体的景物来感受瀑布的气势，非常有画面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把身处沙漠的孤独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勾勒出荒漠地广人稀的图景，营造一种壮观孤独的氛围，极具感染力。

除了对诗歌创作的意境有较广泛的影响外，中国农耕文明也主导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理念。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注重实际应用的实效方法，在百姓中追求的是一种田园生活。这种生活也是一种自然生活，比较安逸。人们在“农本”观念下只注重自己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二亩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与小农思维的根本原因就是农耕地主导地位。“农本”思维重农抑商，加强了田园式的生活方式，注重现实，相信自然。晋代陶渊明就是天原始人的代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田园诗派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