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什么是他的代表作，哪一句是这部作品中的名句？

屈原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其中的名句是：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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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豆瓣评分：95

作者: [英]以赛亚·伯林 著 / [英]亨利·哈代 编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译者: 吕梁 / 张箭飞

出版年: 2019-10

页数: 280

内容简介 

浪漫主义之后，世界不再一样，

伯林之后，浪漫主义不再一样。

本书根据1965年伯林所做的“浪漫主义”梅隆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自浪漫主义的定义始，历陈其滥觞、生长和壮大，抉发其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伯林借前人所未发的观念史视角，展现出浪漫主义革命作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无比力 量。伯林的演讲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典故如排山倒海，排比如山洪倾泻，是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天神眷顾的天才时刻。

“伯林在这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术天分：思维敏捷、博学机智、深刻且令人振奋。阅读本书，犹如目睹鲜活的思想从天才头脑的熔炉中锻造而出。”

——约翰·班维尔

“无论是对首相、总统来说，还是对文化批评家而言，本书都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作品。伯林的写作为我们展现出，当我们面对人类需求和渴望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理想之间互不兼容的态势时，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宽容和理解力。”

——彼得·马德福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你能听到语言的洪流不断膨胀，互相撞击，一次次地汹涌澎湃……发人深省，激荡人心，充满自然的原始张力。这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所在。”

——《关键报道者》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卢梭以“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拉开了浪漫主义帷幕，成为浪漫主义先驱。当浪漫主义的洪流引向德国时，在荡起一泓惆怅情怀之余，直奔非理性主义而去。　 德国浪漫主义首先以文学性著称，它在造就歌德、海涅等文豪的同时，兼具强烈的社会思潮。以赛亚·伯林就曾表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将浪漫主义与整个德意志历史联系起来，会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

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它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

通过对情感的强调和渲染，浪漫主义将自由意志高度升华，自我高于一切。决定行动的不再是思想的深思熟虑，而是个人的天才、灵性和主观性的生动发挥，如此，它就不得不走上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道路。

浪漫主义的反理性色彩首先在于对宗教理性的破除。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与上帝的沟通不再是神圣教会的任务，而是来自个体的心灵。每个人都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宗教理性是否存在，就完全在于自我心灵的感受了。

哲学家约翰·乔治·哈曼认为，凡能提高并加强人在神面前地位的一切，都被理性压制和破坏了。他将理性比作“风向鸡”。所谓“风向鸡”，是古人用于测量风向和风速的装置，它既不能移动，更不能飞翔，只能随风打转。哈曼决意给心灵插上自由意志的翅膀，任其在天空翱翔。直到1950年，海德格尔依然没有忘记对理性进行讥讽，他坚持“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若干世纪以来被尊崇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我们的思维才能开始”。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们尚能用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内容往往是非理性主义的，到了尼采，连语言的理性也被抛弃，他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宣扬其“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这种思潮落实在社会实践中，就变成了轻理性、重自我的绝对主义。

哈曼不仅把理性称为“风向鸡”，他还继续向启蒙主义发难。他反对法国那种用“科学一般性概念”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这是浪漫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种族主义的出发点。

种族主义彻底否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否认人性在基本尺度上的一致性。哈曼观点的核心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从大自然和历史里感知上帝的声音”，他的思想引起了赫尔德、歌德热烈欣赏，其中赫尔德被称为德国“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有其根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族群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土壤，就会失去文化根基——引申下去，德意志只能是日耳曼人的土地，也只能培育出特殊的德意志文化。那些外来民族就该待在自己应该待着的地方。

费希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赫尔德的观念，他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事物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因为它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的存在形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这样，浪漫主义被调理成一种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可谓“万物皆备于我”。

尽管费希特对自由充满感情，他甚至说，只要提到自由“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但自由在他那里却意味着“充分发挥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阻碍”。这使得“自由”脱离了自由主义的范畴，变成对他人自由随心所欲的公然冒犯。由此，费希特变成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背离了他所追求的德意志民族独立与自由。

这种对理性信念的丧失和对客观世界的漠视，使德意志的心灵狂热、自大起来，他们只关心价值的创造，陶醉于创造的过程，以“自由意志”激发自己天才的创造力，但创造的结果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用，他们无动于衷。

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被法西斯主义所借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德国人就这样任凭希特勒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浪漫主义不幸走上一条迷惘之路，它柔情不再，温情失尽，再不似想象中那样罗曼蒂克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