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

1．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区别

浪漫主义的历史动力是多元的、离心的、而古典主义是一元、向心的；

对理性的态度；浪漫主义是鼓吹非理性、非道德，强调唯美，而古典主义崇尚理性、道德；

古典主义的创作目的是道德劝善，所塑造的人物是高大、崇高的贵族形象，而浪漫主义塑造的人物是畸形的、特殊的形象；

浪漫主义的形式是多变，语言是反规范化的，而古典主义的形式是严整的，典雅的，语言是规范化的。

第一，浪漫主义文学崇尚自我，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在总体上对人的感性世界作了新的拓展，个性在自由精神鼓舞下张扬，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愿望。而古典主义拥护王权，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第二，浪漫主义强调感情的抒发，偏重理想的追求，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古典主义文学崇尚理性和法则，反对个人感情的自由表达，浪漫主义则认为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是对作家创作的一种束缚，反对用理性观念来认识现实，主张从想象与情感等主观意志出发，追求创作的绝对自由。如雪莱的诗歌，理想色彩和抒情都十分明显，例如《云》等作品，抒情色彩浓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第三，浪漫主义作家反对古典主义作家只注重历史题材和宫廷生活，他们接受卢梭“返回自然”的主张和“泛神论”思想，着力于表现自然景物和乡间的淳朴生活，歌颂和赞美大自然。例如济慈的《秋颂》、雪莱的《西风颂》等，都是对大自然的赞歌。而古典主义的高乃依的《熙德》则从正面描写了理性的胜利。

第四，浪漫主义善用夸张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如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解放后的社会，这是作家头脑中的主观想象的产物，是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而古典主义则模仿古代，强调“三一律”，如拉辛的《安德洛玛克》就是典型代表。

第五，浪漫主义重视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而古典主义则排斥民间文学，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追求典雅崇高的艺术风格，尼古拉布瓦格的诗体理论著作《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的权威性作品。

它那充满鲜明的个性和奔放的激情的新的风格，给文学艺术带来了一种美。但是，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理想带有脱离现实的抽象空洞浪漫主义的弱点，越到后来就越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流入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或成为肤浅平庸、矫揉造作的理想化。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的文学演变,虽然各民族、各国之间有区别;但其发展过程及趋向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各种现实主义等发展阶段但不论是哪个时代,流派如何演变,作品怎样复杂,一切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归根结底都不能摆脱如下的范畴: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社会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自身的矛盾斗争病、死、友谊、爱情、战争、孤独、而在主题上不外乎是生、老、寂寞等等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仔细辨认一下唱的都是同一个曲子,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不同时代的作家似乎虽是在唱老曲子,用的却是新的调子和新的唱法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学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史所不同的是,文学史是以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演变过程每个时代的作品毫无例外地反映了该时代人们对宇宙,对社会,对个人的认识深度就以人类对人本身的认识来说,在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中世纪时期,对人的认识是:人是有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代替了“神”启蒙运动时期,人在求得解放后,发扬并强调了人的理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人的感情面也开始苏醒,最后终于在浪漫派时期爆发出来表面看来,启蒙和浪漫时期的主张似乎是相斥的,但实际上从整体观念看,都是互相作了补充的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时期着重刻划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探索客观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而到二十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开始进行自我认识,追求自我价值、这个新倾向与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密切相关的这不仅是由于个人的作用通过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对制造精密的“人功智能”,探索人的内心活动、人的思维规律,也是带有时代性的课题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同样会追随时代的脉搏在他们的作品里涉及到这个方面这里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可以同属一个时代,同样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的演变都具有规律性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一种新思潮,某种新倾向却远不如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得到承认这原因也许是在子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属自然现象本身的奥秘,而且可以通过实验手段予以论证而文学艺术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事物的认识,同时又包含有审美等观念,简而言之,文学艺术要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因而,从历史上看,每当一个新潮流,新倾向一开始出现往往要遭到怀疑,非议甚至排斥,总要经历一段时期后才能为社会所接纳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演出的情景,美术史上1874年法国无名氏画家的画展所遭到的命运都是最好的说明虽然我们今天讲到法国文学和美术时,谁都会承认雨果所代表的沫国浪漫派文学以及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后世的文学和美术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但在当时,看到并承认它们价值的却是少数

　　同样,当今,确立于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其差异更是十分明显,突出的一点是产生的艺术效果截然不同,传统文学唤起的往往是“同情”或“共鸣”,而现代派文学唤起的却更多的是“思考”

　　之所以引起这样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代作家所经历的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是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当今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成果动摇了旧的科技体系结构新的科学部门,例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现代人的视野二方面可伸展向一百亿光年的广裹无边的宇宙,另一方面却又细小到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人类知识综合的阶段已经开始处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他观察现实,分析现实的方法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可能仍然停留在旧的体系中,他必须使用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扩展性的、多层次的、深层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现实而当他再进一步要表现出他们观察到的现实时,他又必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方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文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流派的产生都是出于上述的道理作家也不例外,就以福楼拜为例,他的《包法利夫人》原稿约为三千六百多页,但最后却删去了九分之八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福楼拜是敬佩巴尔扎克的,他赞扬巴尔扎克透彻地了解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巴尔扎克所熟悉的社会己经开始瓦解,因而他主张该“唱唱别的歌了”[2]于是福楼拜提出了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的论点于是他抛弃了过去传统文学那种对事物外观细致入微的描绘,而以解剖学家的锐利目光力求最科学地观察事物内在的矛盾,然后以高度概括,简洁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出本质的反映,《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由三千六百多页变成四百页的马克思女儿艾琳娜不但把《包法利夫人》译成了英文在伦敦出版,而且她在译本的导言里对这部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种奇妙的观察与分析的力量,这种结合了科学论文而具有得意的形式,这种作者人格完全隐藏的情况,以及所有人物的现实性“这一切在帝国当时是新颖的”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圣佩甫也说,从《包法利夫_人》可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标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而左拉更把《包法利夫人》看成是“新的艺术法典”由此可见,一个文学家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艺术上也就会相应地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承认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话,对于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么,现代派文学究竟与传统文学区别何在呢就以小说来说,传统文学多少有合情合理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如果是一部剧本,戏剧矛盾冲突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诗歌除了情感和想象外,还需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同样在绘画和雕刻领域里必需要有逼真的形象而音乐没有旋、律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代派的文学艺术里却是另一个样:·小说里的情节逐渐减弱,传统的人物形象开始模糊事物表象的描绘愈来愈被抛弃,时空观念被任意颠倒,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在新的意义上被广泛使用在美术领域里,线条,色彩和形体不再仅仅用于逼真的形象塑造,而是用来直接表达情绪和感受形象转向“变形”,三度空间变成六度在音符里旋律不再是作品的生命,不协和弦的应用推翻了古典和声学的绝对地位,节奏的重要性受到了极端的重视从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来看,这种变化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逐步形成的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包法利夫人》在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划方面不同于巴尔扎克,也会进一步看出,福楼拜与海明威作品间的巨大区别左拉曾经指出说,散乱在巴尔扎克巨著中的近代小说的公式,经过提炼,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体现了出来而海明成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不仅情

　　节简单,语言简洁,作品所着重表达的己开始转向主人公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他的《永别了武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这种外形上极为简练的创作手法被誉为“白描手法”,很显然白描与浓重的细致的彩色画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至于讲到文学中时空观念的变化,“意识流”作品最能说明这方面的间题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中的时空完全是随着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而任意被颠倒在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时序是随着主人公对自己过去的追寻不断变化的在这些作品里时空的颠倒具有立足的现实基础,显得自然而富有层次说到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这些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但二十世纪以来,在各种流派的作品里这些手法使用得更为广泛以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作品来说,它们不仅表达某一事物,某种思想,某种境况,同时也表达某种非普通语言所能传达的情绪或感受,而且它们愈来愈跟哲学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因而,它们往往首先被善于思考的青年人所接受在西德“卡夫卡式的境遇”一词已经成为用来表达人处于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压抑境遇的专用词同样,“等待戈多”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说明人处于一种茫然存有希望,而希望总不来临的代用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该剧在美国某监狱演出时意外获得成功的道理至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其原意是否是这个意思,这无关紧要,因为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恰恰正是读者的“思考”而单纯的模仿自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美术领域也一样,以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来说,画里的天堂是炽烈的红绿色,应用的是直线与曲线的对比,突出地表达了人物体验到的恐惧感;而图中的人物却被画家画得没有现实感,只是模模糊糊的雏形这人体,这景象,这色彩充分表达了画家在孤独苦闷中感到自然界浩瀚无尽而发出的呐喊这对读者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同样,在音乐的领域里,早在德彪西的作品里就打破了“旋律是音乐生命”的常规,、而且和声不分三和弦,不协和弦可以任意混用,从他的《牧神午后》可以看到,音乐开始脱离注重形式的纯音乐的领域,转而表达一种模模糊糊的气氛,愈到近代,这种倾向就愈强烈

　　由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以来,不仅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都是在一个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创作纲领下进行的,那就是“准确描绘不等于真实”也就是说,统治了几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创作准则“摹仿自然”开始动摇法国画家马蒂斯在谈到表现事物的不同方法时,这样说过:“一种是原本原样地去表现它们另一种则是艺术地把它们传写出来”这种新的信条,不仅文学、美术、甚至连戏剧表演艺术也受其影响,在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效果”理论就是一个证明,在他看来,一个演员如若扮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他就应该牢牢记住,他只是在表演李尔王,而绝不能企图使自己变成李尔王

　　对于这种新的现代派文学,我们不妨就它的某些突出特点略加分析

　　一、传统文学主要描绘的是外在客观世界,重点是揭示人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主要反映的却是人的内在矛盾,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常常以反对现存物质世界的面貌出现,同时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以及对自我本质的探索这类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虚无飘渺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些作品里看到的乃是自我分析、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等“自我意识”的表现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其他意识所共有的本质和作用,正如《“自我意识”浅见》[3]一文所说:“自我意识”是“以一个有感觉能思维的自我本身作为认识对象的,是主体对于自己心理,思维以及行动过程、内容,结果所进行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自我意识”是在人们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被隔离于人群之外的人是很少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要认识外部世界,也要认识自己,要求认识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地位、意义并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作出判断当社会生活变得复杂时,“每个人所产生的自我分化也就呈出多种状况它能表现为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的矛盾,现实的我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现实的我与历史的我的矛盾,‘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4]等等人类的这种自觉活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人对自己的生存产生意识,正标志着人类发展之进步,因为这个探索本身是文明人的重要课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在现代社会要比任何过去时代要强烈的原因

　　二、传统文学不仅画面广阔,篇幅长,反映的社会面宽,人物众多,涉及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甚至是几个时代而现代派的文学画面窄,篇幅短,涉及的事变往往是几天,甚至几小时,从内容到形式具有高度概括、综合特点,但作品却揭示了作者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比起传统文学来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但这种简化的形式常常为习惯于传统文学的人贬之为“抽象化”但我们知道传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象镜子般反映现实世界,它对人及-社会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采用的观察方法,基本属于直观的范畴,因而它所能做到的主要是“描绘”世界而现代派文学不满足于描绘现实世界的表面矛盾,要求对它进行更深的剖析它企图以文学的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索人生、人的价值、人类发展的前途等等问题,运用的是哲理性的观念,因此,尽管它使用了大量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还是不能避免“抽象化”的倾向但这并不能说这是坏事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列顿[5]在谈到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曾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即直觉的时期和推理的时期,如果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以区别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在认识事物方面所经历的思维阶段之不同,也许是有益的因为“抽象化”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整个二十世纪这种抽象化的趋势有不可阻挡之势,物理学也不例外,要想回复到以直观来理解事物已属不可能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在访问浙江美术学院时,曾对学生这样说过:“我并不想告诉你们怎样画画,我只想改变你们对艺术的观点,绘画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取决于你怎样观察对象”画家王乃壮在《抽象与具象》一文中指出:“在完全凭记忆画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了最初的抽象因素,因为抽象是具象的高度概括中国画论中似有此说:‘看山画山不是山,闭门画山便一是山’”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再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最初被看作是抽象的东西,往往日后就会变得实在起来,因为通过抽象,可以产生更进一步的直觉,而新的直觉又会变为进一步抽象的起点1949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提到爱因斯坦的成就时说:“抽象往往只是将事物简化的一个途径,而在很多时候,简化的结果会导致一种新的美的产生”当代的抽象画恐怕最能说明这点,至于文学中的抽象是否有美就不是能一目了然了,但如果它使人产生“思考”,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并非是虚无

　　三、人说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是“非理性”的,“荒诞的”这个观点可能是由于它使用了“变形”、“歪曲”的手段而引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是否“非理性”的文学必然会引起,“非理性”的后果事实证明,正好相反,现代派文学的创作依据是“思考”,要达到的日的也正是“思考”在这里“非理性”、“荒诞”本身成了引起理性思考的手段关于这点,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理论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荒诞派、黑色幽默这种荒诞不经的艺术手段,可以毫不费力地使读者对作品中发生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恰恰是布莱希特一生致力于追寻的“陌生化效果”这在当代已成为极普遍的文学艺术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的意识和感受较之过去的时代有了复杂的变化,“现代人”对生活的经验和理解以及他们的表现都具有了新的内涵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预示了信息、知识、智力的重要性当代的文学家必须通过自己的感官、头脑的思考力接受新的知识并将它与自己特有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与新的生存条件,现代审美意识相适应的,又具有新艺术形式的作品作家必须要扩大自己的视野,融合众多学科的知识、除哲学、社会学外,还需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学、数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角度加深扩大文学探索人生奥秘的领域

　　另外,文学的创作既离不开语言,也不能没有思维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人类的语言也在相应发生变化,文学语言也不例外在当代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造句法被打破,标点符号任意被取消和混用;句子被无限缩短,或由不合逻辑的联想所组成;词义的转换等等现象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些语言现象似乎显得有些荒唐,但在探索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就有可能会从与思维有密切关系的语言领域开拓战场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如何分析观察现实,采用什么艺术形式固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密切相关,同时也跟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有关,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又是和人类的劳动不可分割的猿脑之所以变成人脑,正是通过劳动和语言完成的,’劳动促使人类发展了各种感觉、劳动需要各种感觉协同活动,需要反映事物的整体而语言也促使大脑通过词汇对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概括,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逐步改变自己的认识能力说得明白些,社会劳动实践是思维发展的动力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人的抽象概括能力也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分析综合概括能力也逐步提高就这样,人对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就日益深刻、精确、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在未来的文学研究工作中,不仅新颖的语言学还有思维科学的研究将会起巨大的作用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雨果的代表作品之一，其语言之绚烂，其义之深刻，其人物刻画之境界，让人领略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独到之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源远流长，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光辉依然令人无限神往。浪漫主义文学偏爱忧郁之美，宣扬个性主义和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定哲学思想基础的文学，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之一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早就了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巴黎圣母院》一书情节紧张生动，人物变幻莫测，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表现了雨果对封建政府和教会的强烈憎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其中完美的表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精髓。

1、浪漫主义文学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成就最突出的在于诗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诗体长篇小说的创造。诗体长篇小说是在诗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视野宽广，扩大了诗歌反映现实的范围。

2、浪漫主义文学惯用对比、夸张和想象，用词也倾向于华丽一路。浪漫派寻求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异乎寻常的情节，描写异乎寻常的事件，刻画异乎寻常的性格，塑造出超凡、孤独的叛逆形象，这些都离不开对比、夸张和想象的手法。

3、忧郁感伤的情调为浪漫派作家所爱好。忧郁是浪漫主义者与周围现实不相协调而产生的精神状态，既有贵族的怀旧式的忧郁，也有资产阶级不满现实的忧郁，“世纪病”即是忧郁病，勒内乃其典型。

具体作品：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

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

扩展资料：

浪漫主义起源的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

不能。

表现论和模仿说在文学观念层面上双峰并立，代表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基本创作原则，所以不能用表现论取代模仿说。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其与现实主义被并称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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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