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浪漫和民主浪漫

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浪漫派》（初版于1919年）说的是19世纪德国的政治浪漫派——几个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既无关国朝的政治浪漫派，也非干云集在《甲申文化宣言》大纛下的文化浪漫派。《政治的浪漫派》之所以值得一读，仅仅因为这本书一如施米特的成名作《政治的概念》，谈的是人类生活的秩序问题。当然，施米特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而是职业的公法学家，因此，他的问题域只限于如何是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而非如何是好的人类生活秩序。

施米特认为，包括政治浪漫派在内的一切精神历史现象，“无论自觉与否，都以某种正统或异端的信条为前提”〔1〕，“首先，基于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其次，基于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某个绝对中心的观念”〔2〕。换言之，“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基尔克的中肯之言，我们不能通过摒弃我们对它的意识而摆脱它”〔3〕。关键在于，在一个晨报代替晨祷的时代，“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摒弃了”；两种新的世俗实在——“人民”和“历史”——成了人类生活秩序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4〕。

首先走上前台的是“人民”，政治浪漫派的鼻祖卢梭第一个在《社会契约论》中宣布了“人民”的全知全能，因为社会契约规定了“每一个合作者以及他的所有权利都让渡给了整个共同体〔即人民〕，每个人都完全放弃了自我”。在革命实践中，契约论的自由主义成份（即个人的自然权利）被抛弃了，政治（即人类生活秩序）变成了宗教，政客变成了教士。正是对“人民”这个“至高存在”的顶礼膜拜，激发了雅各宾主义清除一切政治异端的嗜血热情——人民公敌＝无神论者；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释放的却是可怕的人性私欲和疯狂的权力意志〔5〕。

如果说，“人民”是革命家的上帝，那么，“历史”就是保守派的神只。在博纳德、迈斯特和伯克等法国大革命的敌人看来，正是“历史”把天下一家的人类共同体（即人民）确定为具体的、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并使之具备了创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语言以表达其独特民族精神的能力；惟有“历史”的持续性才能证明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性，惟有时间的久远才是正义的终极基础。迈斯特甚至有“正当的篡权”（即在历史上可持续的篡权）之说辞，全不顾这话本身就有颠覆当下秩序的危险性，因为谁也不曾见过千年王朝，旧僭主的正当性很可能须臾之间让位于新僭主的正当性〔6〕。

黑格尔的原创性在于，他用自在自为的“世界精神”统一了被理性化为（民族）国家的“人民”和“历史”这两种世俗实在，于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最终被挤下了神坛。虽然民族精神作为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挥作用，其功能也足够强大，但“人民”这个实在中的革命酵素也得到了妥善保存。因此，从黑格尔体系中破茧而出的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地使“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革命的造物主，不过这一次它同时宣称自己是“历史”的主宰——从而集两种正当性于一身。在此意义上可以断言，尽管在黑格尔那儿有反动的因素和基督教用语，黑格尔主义仍然充当了攻破传统基督教形而上学的特洛伊木马〔7〕。

施米特指出，“浪漫派的思想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他不让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人格投身于诸神的斗争之中”〔8〕。于是，人民和历史都被浪漫化了。在浪漫派那儿，革命者的上帝——人民，“变成了忠实的、有耐心的、总是好脾气的人民，供那些没耐心的、神经质的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赞赏”，变成了像儿童一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始人，成为可供浪漫派支配的、非理性资源的承载者〔9〕。保守派的神只——历史，则被浪漫派当作逃避当前现实的手段，历史既是实在、又是非实在，无论是中世纪骑士的高贵，还是中国皇帝的庄严，都是反抗平凡、否定现实的一张王牌。虽然浪漫派往往把天主教会变成其情感的最后避难所，但上帝一点都不浪漫，因为永恒的和谐之前是最后的审判〔10〕。

施米特认为，以马勒伯朗士为代表的机缘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而上学——它把世界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上帝用来恢复秩序和法律的机缘，以克服笛卡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自然“悲莫悲兮生别离”的难题〔11〕。虽然这不是心物二元论的真正解决之道，连缓解也谈不上，只是把烫手山芋扔给了上帝，但在信仰者看来却并非意味着“牵强而浅薄”，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新约·哥林多前书》，12：4-6）——在上帝那儿是不存在二元论的。问题是机缘论到了浪漫派手中被主体化了，其表达式则变形为：“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限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小说的起点”。换言之，一切理性形式、一切因果关系、一切规范和秩序都被浪漫派消解为“机缘”二字，消解为“一种游戏，就像一切游戏一样，它是用来引起惊奇和让人上当受骗的”〔12〕。施米特指出：“一个没有产生基于自己的预设的伟大形式和代表的时代，必定会陷入这种心理状态，认为一切有固定形式和正规的东西都骗局。因为，没有形式的时代是无法生存的，不管它在经济方面有何表现。假如它没有不断发现自己的形式，就会在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真正形式中寻找成百上千的代用品，但也只是为了把这些代用品作为赝品立刻抛弃”〔13〕。

施米特认为，机缘论的要害不在于它的形而上学预设，而在于它的伦理实践、在于它否定了人的自由决断能力。马勒伯朗士把上帝的自由意志变成了普遍秩序、变成了完美的和谐，甚至神宠的结果也呈现为自然法则。笛卡尔在上帝的意志中看到了道德规则的基础，马勒伯朗士则把道德规则看成是永恒的秩序，甚至上帝也不能改变其中的一切〔14〕。人格神的上帝变成了自然神论的上帝，一如绝对君主制变成了立宪君主制；诚如博纳德所说：自然神论即是隐蔽的无神论。施米特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以机缘论为形而上学背景的、市民阶级的理想秩序世界里，浪漫派的“精神革命”得以大行其道——分离的、孤独的和获得解放的个人不仅成为自己的教士、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诗人，甚至成为自己的国王、自己的终审法官和自己的上帝；审美情感替代了道德判断，一声叹息替代了政治决断〔15〕。于是，“梅特涅的警察国家在浪漫派看来也成了有机的、持久的、有根基的、稳定的、和平的和合法的”〔16〕。

施米特细致地辨析了浪漫派政治与政治浪漫派的区别，似乎在为自己日后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中的政治失足预先作好了注脚。施米特写道：“本质上不是浪漫派的人〔比如施米特自己〕，也可以受到浪漫主义观念〔比如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激励”〔17〕。“强大的政治能量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目标，它把巨大的力量用在了机缘性的时刻。这种以浪漫方式设想机会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吉诃德，他是个浪漫主义的政治形象，但不是一个政治浪漫派。他不去理解更高的和谐，而是能够分清对错，作出在他看来有利于正义的决定。……对自己骑士理想的热情和对假想的不义的愤慨，驱使这位可怜的骑士不自觉地对外部现实视而不见；……他的战斗荒唐可笑，然而这仍是战斗”〔18〕。然而，施米特不得不承认，堂·吉诃德“这个西班牙贵族常常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机缘主义。他宣称自己对杜尔西妮亚的思念比杜尔西妮娅的真实面貌更重要。这是因为杜尔西妮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依然是理想奉献的对象，这鼓舞着他做出伟大的举动”〔19〕。那么，谁是施米特心目中的杜尔西妮娅呢？当然不是希特勒，而是一种以“彻底的概念化，即一种被逼入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一以贯之的思维”为前提的“法理概念社会学”、一种类似于凯尔森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政治法理学——其核心命题为“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20〕。在施米特看来，关于主权者是一群信仰坚定的耶稣会士、还是一伙政治成熟的恶棍之类的问题，应该交给上帝去决断；公法学对此无能为力。

　　一、时间和概念的区别

　　现实主义是一种以写实性的形象和形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来表现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的文学类型。而浪漫主义是一种以充满激情的艺术形象来表现理想追求、主观情感和某种社会心理的文学类型。它们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由法国画家库尔贝和作家夏夫列里提出来。

　　艾布拉姆斯所说的第一种隐喻是将文学比喻为“镜子”，以突出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由此可见，一般的，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

　　就西欧说，现实主义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巴尔扎克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的《人间喜剧》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此外，代表作家还有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等等。

　　和现实主义一样，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的表现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就已有雏形。以表现幻想和感情为基本特征的浪漫精神是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源头，所以艾布拉姆斯将这第二种隐喻比喻为照亮人生启迪心智的“灯”，以突出浪漫主义的本质是表现和抒情。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代表作家有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不仅写下瑰丽的诗篇，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以实际行动和鼓舞人心的作品有力地支持了近代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二、题材与主题

　　“客观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规定。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模仿说”，要求作家在把握生活时，必须对生活现象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强调作家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生活，而是按照现实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区表现生活。所以现实主义在表象形态上具有再现生活原貌的特点，具有真实性。

　　但真实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作家只是记录生活现象，丝毫不介入其中，作家还要有所选择。

　　与现实主义相反，浪漫主义强调想象具有创造性，并把自然视为人的本性。浪漫主义通过对自然的强调，要求文学表现真实的情感，把诗的抒情视为人对自身热情和生命力的释放。遵循理想化的原则，只要能表现理想的与希望的生活，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也在所不惜，这样，所塑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由以下的诗歌可见分晓：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乐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拜伦《西风颂》

　　在这首诗里，诗人用优美而蓬勃的想象写出了西风的形象。那气势恢宏的诗句，强烈撼人的激情把西风的狂烈、急于扫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那句“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更是时时从我们口中传出。在这里，西风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种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风精神。诗人以西风自喻，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

　　三、写作手法

　　现实主义具有写实性，追求再现现实生活的效果，使虚拟的艺术世界像现实生活一样。为了追求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和真实感，现实主义特别注重写实白描和细节描写，因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真有其人其事的感受。

　　且看下面的例子：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鲁迅《故乡》

　　鲁迅通过对闰土的外貌做详细的描写，一个卑微的农民形象便跃然纸上。不过很明显的，这种对生活再现的效果是经过艺术概括的。巴尔扎克也曾说过，要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寻出隐藏在无数人物、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着说明，现实主义文学在表现形态上的写实性，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现实生活材料精心筛选和艺术加工之后的艺术概括的结果。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按照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富有主观色彩，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西风颂》中，气势豪放，想像奇丽，境界开阔，充满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展开想像的翅膀，比喻奇特，形象鲜明，枯叶的腐朽、狂女的头发、黑色的雨、夜的世界无不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四、人物形象的刻画上

　　卢卡契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典型在希腊文中是模子的意思，意谓典型就像同一个模子可以铸造出许多同样的东西一样，也是通过一个形象反映一类人的特点，可见“模子”这个术语最初的意思是强调形象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这就与现实主义是“模仿说”的观点不谋而合。

　　恩格斯也曾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蕴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在东西人物身上所显示的人生或人性的普遍性，是人的社会性，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典型的重要性。

　　但浪漫主义的人物形象主要是英雄、奇人。且看《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这大圣拨转云头，径回东路，霎时按落云头，立在红砖壁下。八戒见了欢喜道：“师父，师兄来了！来了！”三藏即与本庄老者同沙僧出门接着，同至舍内。把芭蕉扇靠在旁边道：“老官儿，可是这个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贤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宝贝，甚劳苦了。”行者道：“劳苦倒也不说。那铁扇仙，你道是谁？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我寻到洞外借扇，他就与我讲起仇隙，把我砍了几剑。是我使棒吓他，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飘飘荡荡，直刮到小须弥山。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丹，指与归路，复至翠云山。又见罗刹女，罗刹女又使扇子，扇我不动，他就回洞。是老孙变作一个 焦栝虫，飞入洞去。那厮正讨茶吃，是我又钻在茶沫之下，到他肚里，做起手脚。他疼痛难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饶命，情愿将扇借与我，我却饶了他，拿将扇来，待过了火焰山，仍送还他。”三藏闻言，感谢不尽，师徒们俱拜辞老者。

　　这里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形象，来解救人们于水火之中。

　　五、本质特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因此，“再现”便成为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

　　艾布拉姆斯说过，“‘表现’是浪漫主义用得最多的术语之一”。表现性规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类型的基本特征，使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和艺术的表现方式上，都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与浪漫主义并驾齐驱两大思潮，各有其魅力。

对习惯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文学史术语的人来说，下面的观点，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上个世纪中叶的观察，“有一种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其杂乱、多变的性质难以用单一覆盖性术语来概括）已经持续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它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对于这一文化倾向而言，最能总括的术语是‘现代主义’，这是一种长期处于‘先进意识’前列而在风格和感觉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它甚至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开始不断攻击资产阶级社会了。”按照这种说法，拜伦、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属于现代主义的产物，以攻击现存社会秩序为特征的现代派大师。或者，——换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浪漫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态之一种。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方面把浪漫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突破了英语世界主要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习惯性范围，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新奇的看法：“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在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谈论浪漫主义的限制。众所周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早已经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占据了专门的一章，而被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称之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布莱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关注，被当作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以赛亚·柏林的看法。怀特海的科学史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分析了英语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科学思想的批判，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浪漫主义研究，发现了马克思根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派形象有意义地促成了他一生中寻求解决的根本问题的形成”，“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poetic force）”，“理解马克思的诗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面对这种走向“无边的浪漫主义”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持守文学研究的习惯性藩篱，根据浪漫主义诗人给定的轴心，在“诗人—语言”两大传统范式之内，通过限定研究对象和精心梳理研究术语等，沿着艾布拉姆斯、弗莱、保罗·德曼等人的内在性研究思路[ii]，继续探索诗人的想象力世界和诗歌修辞的语言问题。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渗入，这条由浪漫主义诗人自己开辟，在新批评手中走向成熟的研究道路，其潜能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释放。不过，这种主要以英语浪漫主义诗歌为对象的内在性研究，自然也会遭遇到“还原得越多，给予得越多”的现象学境遇。根据精心界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标准，我们“发明”了诸如屈原、李白之类的汉语“浪漫主义诗人”，也把此前公认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行列，甚至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元话语，“发明”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内在还原之路的现象学境遇的历史形态。事实上，严格的范围限定和术语定义等举措，只要不是意在迎合既有视域和能力的要求，最终都将会循着现象学的内在还原之路，走向更为丰富开阔的存在。

因此，循着浪漫主义广阔和混杂到近乎不可定义的现象，在漫游中寻找可能的边界和入口，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至少，会是一种与内在还原之殊途而同归的道路。或许，在抵达终点的漫游过程中，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会走上一些此前无人注意到的林中路。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 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 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 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 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

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 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

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

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

《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

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

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

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

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

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

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

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

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

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

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

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

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

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

《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

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共同财富。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阿廖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在人间》、《我的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青少年经历。为使读者对阿廖沙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里简介一下后两部作品的内容。《在人间》描绘阿廖沙岁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他备受生活煎熬，做过各种工役，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匠等人的交往也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他酷爱书籍，利用一切机会读他所能碰到的书籍，为此吃了种种苦头。《我的大学》描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他16岁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人共用一张床板。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1914年俄国作家梭罗古勃在《作家日记》中谈到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时写道：“我边读边感到遗憾。我不由得想起列夫·托尔斯泰那充满芬芳气息的童年。相反地这里却是打架，斗欧，鞭笞……简直是一种在心理上不可理解的施虐狂。”的确，整篇《童年》中所描绘的是一种浓厚的、色彩斑斓的、离奇的难以形容的生活。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的天才讲出来一个悲惨的童话。在那种黑暗生活中，残酷的社事情太多了。小孩子做错了一点事，要脱掉裤子挨打；父子兄弟间为了分家，吵架斗殴，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逃不了外祖父的拳打脚踢；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人格里戈里；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继父却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格里戈里为外公干了一辈子活，当他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时，却被赶出染坊，流浪街头乞食为生；外公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六亲不认，与老伴一起煮茶时，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生怕自己吃了亏。最后，又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让她们自谋生路。但尽管作品中描写了那麽多目不忍睹的惨事与丑事，整部作品仍然象阳光透过云层一样放射出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光辉。主人公阿廖沙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他满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断探索新生活，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带上了积极的色彩。作者高尔基在《童年》中也一再说明：“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这一方面表明了高尔基的美学原则：作家不必回避生活中的任何丑事，但目的是为唤醒人们的重视，从而彻底消灭它，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有一种真善美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目的不是为了向人显示他是多麽值的同情与可怜，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忆童年生活，而是用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麽恶劣，生活多麽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在龌龊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的心灵。因此，我们说全书的思想内容表现上是积极向上而非颓废委靡的。作品主要塑造了两大类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两大类人物的叙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憎之情。两大类人物一类以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的人，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善良的人。外公是阿廖沙十分讨厌的一个人,对他无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内心世界的刻化，总有作者辛辣的讽刺意味在里面。他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自私残忍，野蛮粗暴，动辄就打人骂人，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的发作。为了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小业主地位和分崩离析的家庭，他残酷的虐待工人伙计，甚至六亲不认，将替他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匠人格里戈里赶出家门，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伴他也要她自谋生路。有钱时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破产后更加贪婪吝啬，品格底下。物质上破产，精神上也完全垮掉。尽管在这个市侩气十足的人身上还有一点人性的闪光，如他年轻时候在伏尔加河当纤夫，经历了贫困和沉重的生活，是一个生活的斗士与勇士。当他给阿廖沙讲到那时的经历时，露出一种真诚而兴奋的表情。再如他叫阿廖沙识字也体现对阿廖沙的疼爱。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整体人性上的残忍与自私。对于外公的种种恶劣行为，阿廖沙是非常讨厌的，尤其是外公无故殴打善良的外婆时，他无比愤怒，报复外公。这种厌恶、愤怒同样也存在于作者心中，通过对阿廖沙反抗外公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以外公为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蔑视、厌恶、否定，也表达了作者对小市民阶层肮脏、龌龊不良品性的否定。与对外公那类人的厌恶相反，作者通过对外婆等人的回忆，表达了对以外婆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热爱、崇敬之情。外婆善良慈祥，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承担下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忤逆……都熄灭不了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她能歌善舞，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因此，尽管她有对恶势力顺从忍耐，对上帝盲目信仰的缺点，这并不影响她整体人性上的光辉。与外婆同类的人还有小伙子茨冈与房客“好事儿”。小伙子茨冈是个弃婴，被外婆收养，长大后就成了外公的雇工，他勤劳能干，力大无穷，虽然被外公与舅舅当成牛马使唤，仍很善良乐观。相对于小伙子茨冈来说，房客“好事儿”则是一个成年人，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他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见识远大，教阿廖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这些人都是阿廖沙所喜欢与崇敬的，他们对阿廖沙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正面唤起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热烈向往。这些人都不同程度的向阿廖沙敞开自己的心灵，帮助他了解到在生活中除丑事之外，还存在着健康与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作者在作品里写道：“在童年，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一些普通、平凡的人们象蜜蜂一样，把自己的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慷慨大方的充实着我的心灵，这种蜜往往是肮脏而苦涩的，但这一切知识仍然是蜜。”因此，高尔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些人的热爱、赞美之情，通过阿廖沙的与他们的交往热情讴歌了他们。作品通过对阿廖沙童年经历的描写从侧面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俄国社会处于19世纪70—90年代，正是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整个社会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偷窃在村民中已形成一种风气，已经不算是罪恶，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小市民来说差不多是唯一谋生的手段。儿童无钱上学，沦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从广义上讲，也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个人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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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