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的人物及作品有哪些？

代表人物有威廉·华兹华斯、乔治·拜伦、雪莱、约翰·济慈、瓦尔特·司各特等，代表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一、代表人物

1、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当上桂冠诗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

他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其诗句“朴素生活，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被作为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格言。

2、乔治·拜伦

乔治·拜伦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

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之一。

3、雪莱

珀西·比希·雪莱（英文原名：Percy Bysshe Shelley，公元1792年8月4日—公元1822年7月8日），英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

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雪莱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学开除。

1813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1818年至1819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风颂》。1822年7月8日逝世。恩格斯称他是“天才预言家”。

4、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出生于18世纪末年的伦敦，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之一，浪漫派的主要成员。

济慈才华横溢，与雪莱、拜伦齐名。他善于运用描写手法创作诗歌，将多种情感与自然完美结合，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影子。他的诗篇能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感受。

他去世时年仅25岁，可他遗下的诗篇誉满人间，他的诗被认为完美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特色，济慈被人们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

5、瓦尔特·司各特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他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市，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过副郡长，他以苏格兰为背景的诗歌十分有名。

而后逐渐转行开始写作历史小说，终于成为英语历史文学的一代鼻祖。在他死后，浪漫主义时代也随之走向结束。

二、代表作品

1、《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长篇小说，1831年1月14日首次出版。

《巴黎圣母院》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ト赛女郎埃斯梅拉达。

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该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及音乐剧。

2、《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内容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

故事的主线围绕主人公土伦苦刑犯冉·阿让（Jean Valjean）的个人经历，融进了法国的历史、革命、战争、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宗教信仰。该作多次被改编演绎成影视作品。

3、《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1812年-1828年拜伦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1812年-1828年出版。

诗中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尔德是一位高傲叛逆的拜伦式英雄，第一章叙述他在葡萄牙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和普通百姓的苦难，在西班牙见识了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

第二章叙述在希腊、阿尔巴尼亚的游历，反应了对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思考。第三章写滑铁卢战役之后，普通人的境遇并无根本改善，传达了死亡是一种解脱的思想。

第四章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号召意大利人团结推翻奥地利的统治。贯穿全诗的是拜伦对自由的歌颂。

4、《唐璜》

《唐璜》是长篇诗体小说，作者是拜伦。

该小说通过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等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展现了19世纪初欧洲的现实生活，讽刺批判了“神圣同盟”和欧洲反动势力。

5、《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剧，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简称《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代表作，它表达了雪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理想。

诗剧是雪莱移居罗马时写作的，完成于1819年。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和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以及它们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激起了诗人极大的愤慨。于是他利用古希腊神话的素材，创作了这一诗剧，表达自己反抗暴政的思想。

——浪漫主义文学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他的诗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进行了极力的赞美，并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进行了歌颂，其中大部分都被收入了《草叶集》（Leave of Grass,1855）。

《草叶集》是惠特曼一生创作的总汇，共收有诗歌三百余首。草叶是最普通、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象征着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诗集通过“自我”感受和“自我”形象，热情歌颂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也是美国诗歌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

作者在诗歌形式上有大胆的创新，创造了“自由体”（Free Verse）的诗歌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节奏自由奔放。

济慈，拜伦，雪莱，李白，缪塞，约翰·路德维希·威廉·缪勒， 屈原，萨缪尔·柯勒律治，爱伦，徐志摩，珀西·比西·雪莱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贺是中唐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两千多年来，美和善 (道德）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美学领域中的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美的不一定善，善的不一定美，这就使人们在进行判断时陷于两难境地。例如，蝴蝶是美丽的，它色彩斑斓，舞姿轻盈，使人产生怜爱之情，常常是诗人画家创作的对象。但对于菜农来说，它却是恶的。因为它产下的卵会孵化成嗜食菜叶的幼虫，使菜农丧失辛勤劳动的成果。美和善的不一致，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丑恶的心灵和英俊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伽西莫多丑陋的外貌下却有着高尚的人格。美与善，都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美而不善，或者善而不美，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尽善尽美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如何理解美与善的关系，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克服美与善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地取消二者之间差异。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主张的那样：“任何一样东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1］。他认为，美和善一样，都是以事物的功用作为衡量标准。比如，原始人的石刀、石斧完全出于功利实用目的而发明的，是美的，因为它“美丽地适合它的目的”。镶满宝石珍珠的金匕首则是不美的，因为它不具备应有的效用。然而，更多的思想家关注的是美与善的差异。一、美与善的对立《论语》记载孔子多次批评郑卫之声，说“郑声*”，要“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其实郑卫之声比孔子所推崇的《韶》、《武》之类的古乐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或者说更具有审美价值。《乐记》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孔子本人并不否认这一事实。“郑声*”的“*”字，说的就是郑声具有太强的感染力，使人们沉溺其中，疏于遵循伦理规范，最终走上*乱之路。孔子对“郑声”的批判，把美与善的矛盾表现得十分到位。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理论中，美与善之间的冲突是异常尖锐的。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庄子・山本》中，庄子提出“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的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存在许多为了达到道德约束而否定美和艺术的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原因在于诗不利于教育理想国的战士。在柏拉图列举诗人的众多罪状中，有两条是主要的，即诗人说谎和诗人滋养不健康的情感［2］。在西方，像柏拉图这样对待美和艺术的人，可谓非常之多。在中世纪，教会中人竭力攻击诗和戏剧，认为当时人心不古，世道衰微，都是艺术所酿成的祸事。二、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虽然美与善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尽善尽美”始终是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和善同意。”［3］宋代徐铉注解：“羊大为美，故从大。”［4］把美与有用等同起来，反映了人类最初对美的认识。在一切活动都以生存为目的的时代，美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功用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审美活动逐渐挣脱了功利性的束缚。既然美不等于善，那么美与善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柏拉图在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时说：“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5］也就是说，艺术只要服从道德目的，还是值得保留的。在中外美学史上，比较普通的看法是，美与善之间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主张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世纪时，文艺甚至成为宣扬神学的传声筒。把艺术看作是道德工具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孔子对《诗经》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思无邪”，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而不偏，符合儒家伦理规范。孔子的这种思想，被后世文人概括为“文以载道”。但是，仅仅把美看作形式，把善看作内容，把文艺看作政治道德的传声筒，是片面的。从这些片面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家之所以强调文艺为政治道德服务，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文艺的独特魅力。文艺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即所谓“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也”。（《礼记・乐记》）不过，对文艺独特魅力的认识，反而有助于文艺从政治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最终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三、“美”获得独立价值人类对美与艺术独立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欧洲美学史上，直到19世纪，艺术独立的呼声才逐渐高涨起来。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就公开宣称“为艺术而艺术”。他的继承者戈男叶说：“我们相信艺术的独立自主。艺术对于我们不是一种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种目的。在我们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关心到美以后的事，就失其为艺术家了。我们始终不了解意思和形式何以能分开。形式美就是意思美。因为如果无所表现，形式算得了什么呢？”［6］他不仅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而且认为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形式美就是内容美。由于形式美本身是内容美，艺术就不需要服务于外在的内容，艺术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在中国美学史上，虽然“文以载道”一直占主流地位，但是对艺术独立性的提出却早于西方美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李泽厚称之为“文的自觉”　的时代），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开启了为艺术独立性进行辨护的先声。到了晚明时期，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等，都强烈主张文艺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要大力提倡艺术的独立生。四、美与善的融合当我们将美从功利、概念、目的等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美与善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和善之间，或者说审美经验和道德实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实践关系。这种关系，不像有些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美和善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美是形式，善是内容。美和善的关系，只有还原到本源位置，才有可能呈现出来。这就是美感经验和道德经验在经验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柏格森认为“道德同情这个观念是美感的同情所微妙地暗示出来的”［7］。审美经验作为人类原初的经验形式，是一切人类文明赖以生长的根基。杜夫梅纳曾经说过：“在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经。”［8］徐复观曾经说过：“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人类的理想。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萨缪尔·柯勒律治。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10月21日－1834年7月25日），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以〈古舟子咏〉（亦可称作〈古舟子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名家，其文评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以博大精深见称。

书中对想像（imagination)与幻想（fancy)的区别尤其著名。一生作诗不缀，但中年时自称弃诗从哲，精研以康德、谢林为首的德国唯心论。

另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

珀西·比希·雪莱（英文原名：Percy Bysshe Shelley，公元1792年8月4日—公元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作家，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雪莱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学开除。

1813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1818年至1819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西风颂》；1822年7月8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