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批判精神的例子

鲁迅先生通过《狂人日记》倡导：批判精神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通过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并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小说通过细节描写,写了狂人的许多疯话,实则疯话里又包含这许多深刻的道理,归集起来就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批判这样的例子很多：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铁青的脸,一路上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吃他这些看似“疯”的内心活动,实则是深刻批判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文艺批评是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对以文艺作品为中心的一切文艺现象进行分析、评价的科学活动。文艺批评离不开文艺欣赏，以文艺欣赏为基础，但两者又有严格区别，文艺欣赏带有更多的感性活动特点，文艺批评则是以理性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分析活动。文艺欣赏的对象只是文艺作品，而文艺批评除对具体文艺家文艺作品研究外，还要研究文艺流派、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之间也类似这种关系，文艺批评着重于对文艺现象的分析、评论，文艺理论则注重探讨、总结文艺发展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建立一定的理论体系。文艺批评受文艺理论的指导，是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反过来，它又不断总结文艺创作经验，发现规律，丰富和发展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是文艺事业的两翼，文艺批评以文艺创作为基础，同时又对文艺创作起积极指导作用。文艺批评是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不仅帮助文艺家理解和掌握文艺的性质、特点，还反馈信息，促使文艺家更关心自己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果，不仅帮助确定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还帮助欣赏者欣赏、理解、把握作品，使对象与欣赏主体结合发挥社会作用。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文艺批评 别称 ：文艺评论 对象 ：文艺家、文艺作品等 方法 ：分析和评价 方法,释义,批评内容, 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缺少文艺批评，而是缺少好的文艺批评。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算是好的文艺批评呢？显然，对好的文艺批评做具体的规定是困难的，因为批评不是静态的，不是独立于对象之外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但从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却可以为它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的文艺批评史上并不匮乏好的批评，从这些好的批评中概括归纳出一些可为后来者遵循的合规律的基本原则，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 释义 当代·殷谦杂文集《心灵真经》：“那么作为文坛个体，我有文艺批评的自由，我有质疑的自由，以及将内心的话说出来的自由。如树立我们个人的精神一样，拥有精神财富的人必然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呢？要想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以为就必须养成在批评中成长的习惯，人与社会亦然，都要学会在批评中慢慢长大，逐步走向成熟。所以，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鼓励并培养批评精神和怀疑精神的社会。我们常说，优秀的人有极高的素养，甚至是虚怀若谷，他们都有一个能包容一切的胸怀，所以说，一个社会倘若对批评的宽容度和宽容度愈大，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度也就愈高。” 批评内容 以作品为中心的原则 好的文艺批评首先应以对文艺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前提。任何研究都应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对象的存在，对象怎样存在，对它的研究就应怎样存在，文艺批评也不例外，好的文艺批评必然是以作品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所以，如果一个时代缺乏优秀的批评家，缺乏好的文艺批评，排除批评家自身的因素外，我想，缺乏优秀的文艺作品也是一个根本原因所在。当然，如果不遵循以作品为中心的原则，那么即便有了优秀的作品，也不会产生好的批评和好的批评家。坚持以作品为中心，就像教师们评判匿名的试卷，他们只以试卷为中心；或者像某些学术期刊所实行的来稿匿名评审制度(尽管我们知道这常常是名义上的)，评审专家只以论文为中心，不考虑作者的关系、名气、学位、职称或其他什么头衔。这是以作品为中心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它可以使批评家尽可能做到尊重作品本身和尊从自己内心对于作品的感受。 好的文艺批评是对好的文艺作品的发现，显然，这发现是以对作品的充分探察为前提的，而只有以作品为中心，细读文本，精致分疏，才能实现对作品的充分探察。对作品探察的充分、细致，可以使文艺批评摆脱那种粗放倾向，即重论断、不重论证，重结论、不重过程的倾向。以作品为中心，就要在诠释和评价上戒除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叙述，尤其是戒除那些主观的想当然的判断。要做到以作品为中心，实现对作品的充分探察，还应当戒除简单定性思维的倾向。每一作品都有其发生的复杂的现实背景、情感波澜和思想渊源，有其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待它们不能简单定性，不能简单判定其好或坏、优或劣。当然，戒除简单定性思维，不是要取消定性，而是要求人们在作出判断前，要对对象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对其做细致审慎的剖析。甚至我们可以不给对象定性，而只是在批评的“解剖台”上打开它，展览给人们观看和鉴别。定性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往往会在陈述中省略许多中间环节，而直接切入本质；或者不计枝节，只抓住能揭示作品本质的现象进行探讨。这样无疑有很多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的好处，但也往往容易忽略对象的丰富性和其他可能性。我们知道，定性判断往往会显得比较彻底，但在今天这个语境中，尤其对于文艺批评来说，只“彻底”还不够，它还要求诠释和评价中介环节的生动、丰富和耐人寻味，要求我们的批评必须走向精致化，这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原则得以落实的必由之路。批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批评的精致化，最终是思维方式的精致化，是文本阅读的精致化，它要求在批评中建构起讨论与分析的微观模式。 现实对照的原则 现实对照原则，就是要把作为文艺批评对象的文艺作品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依据现实生活来对文艺作品做出评价和判断的一种批评方式。这是建立文艺批评深度模式的必然要求。文艺批评和文艺作品一样，也可以区分为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和浪漫主义的文艺批评(当然还有其他主义的文艺批评)。我认为，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是好的文艺批评，它体现著现实对照原则，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艺批评。文艺作品是对现实生活反映或表现的一种形式，现实对照原则既可以使批评家发现文艺作品对现实的哪些方面作出了反映或表现，从而发现作品思想的深广度；也可以使批评家发现文艺作品是怎样反映或表现现实的，从而把握作品在表现方式上的文艺性特质。或者换一种说法，现实对照原则一方面表现在本质层次上，即要发现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细节表象上，即要探索文艺作品行为或情感意象的逼真性方面。这就要求艺术家们一要深入理解、研究和把握生活现实，探索表象下面的真相所在；二要细致观察、打量生活现实，准确描摹生活细节，把它打磨成意味深长而又具有逼真性的文艺意象。 好的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遵照文艺规律去把握和评价作品，而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以语言艺术的方式对现实的精神掌握，现实对照原则就是对这一文艺创作规律的自觉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列宁对歌德作品的评论、别林斯基对果戈理作品的评论、陈涌对鲁迅作品的评论，等等，都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人们常常会说，文艺创作是探险的事业，就在于创作既是对艺术的探险，更是对生活现实、对人生的探险。好的文艺批评也是探险的事业，它同样既体现在对文艺作品本身的把握上，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上，没有这两个把握，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前有些文艺批评，往往不是把作品跟现实相对照，而是把作品和理论相对照，和批评家的某种批评理论范式或理论观念相对照。这样的批评或许会由于批评家理论的新颖或新奇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它一般也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是对理论的一种再确证，而对于文艺创作则不会有实际的启示和帮助，往往沦为一种无效批评或泡沫批评。 提高到美学的原则 文艺批评如果只就作品而论作品，只就感受而论感受，即便是做到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也还是不够的，还不能算是好的文艺批评。好的文艺批评，有分量的文艺批评，还必须做到把批评提高到美学的层次。恩格斯评《城市姑娘》的一封书信之所以能成为文艺批评的经典之作，就在于他把批评提高到了美学的高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等重要美学思想。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等都是把批评提高到美学的重要收获。我国古典优秀的诗学、美学思想，也大都是批评家们在品评诗文中升华所得。凡此种种，都表明文艺批评要想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要想传之久远，都需要对批评对象进行理论上的沉思，尤其是进行美学上的总结与凝练。 提高到美学的原则要求批评家在批评中要有理论思维或哲学思维，不能只是体验、感悟和表象的浅层次评点。文艺在美学上的意义是它以艺术的方式建构起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使人能够以情感和体验的艺术方式去领悟现实、领略人生。我们当前的批评常常是在具体的层面上来完成对艺术作品的评析，而提高到美学的批评则是在抽象的、一般的层面来展开，它往往会形成更高的规律性认识。这样说，实际上很类似冯友兰先生在谈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时提出的对一些哲学命题两方面意义的区分。他说，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今天我们要继承的往往是其抽象意义。(参看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40页)文艺作品也是如此，其创作的方法、塑造的意象、传达的思想都既有具体的意义，也都有抽象的，即一般的意义。提高到美学的原则就是对文艺作品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包括形式的意义、意象的意义、思想的意义、内在结构特质的意义，等等)的挖掘、探索和整理。 好的文艺批评写作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专注于作品本身、深入研究文本与现实之关系并将批评提高到美学，这既需要批评家炼“才”、炼“能”，也需要批评家炼“德”、炼“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申涵光非常赞赏诗人“不谐于俗”的品格，认为人之性情“不谐于俗”，其诗也才能“不谐于俗”。他称赞王幼舆“得志通显”却仍“澹然于声利，好学工书”。他在《贾黄公诗引》中也说：“贾子不谐于俗，而好为诗，所与游者，皆孤孑之士，故其诗清厉而不伤于格。”(《聪山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申涵光还反对作应酬诗文，认为“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医”(《聪山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对“俗”报以惕心，是为了保持诗人的性情之正，保持了性情之正，其诗才能有大气象和高境界。文艺批评家亦然。

高尔基。

批判现实主义本来应该称作“现实主义”,高尔基在一篇论文中强调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具有批判性的特点,所以又称为批判现实主义。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形成并获得初步的发展，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继浪漫主义之后，成为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

高尔基称它为“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司汤达以小说《红与黑》为这种文艺思潮奠定了基础，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成了批判现实主义力所能及的最高成就。此外，福楼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以及罗曼·罗兰等人，都带着闪耀着批判现实主义锋芒的小说涌上文坛，形成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波澜壮阔的艺术洪流。

韦勒克，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写了大量有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著作。40年代初，美国“新批评”派极为流行，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使之成为西方文艺学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而风行于世。《文学理论》深入批判了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观念，就传统、惯例和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一种“透视主义”（perspectivisim）的文学史批评方法。

浪漫主义者坚持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个性说”，强调每一部作品都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也是相互孤立和无法连贯成整体的，文学研究如果脱离了对艺术个性的阐释，就无法说明创作过程中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因此，任何普遍性的法则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而言都是空洞和没有意义的。韦勒克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主观性十足的批评方式。虽然强调对每部艺术作品的“个性”研究，对于那些轻率和概念化的研究方法具有反拨作用，但他们却忘却了这样的基本事实：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否则就既无法交流，也会令人无法理解。事实上，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双重性质，特殊性是这一作品与其他作品相区别的特点，而普遍性则构成了不同作品之间的连贯性。这就如同索绪尔语言学所论及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尽管单独的说话者所说的话则具有差异性、不完善性和不完整性，语言系统却是具有连贯性和同一性的一系列惯例和标准的集合体。文学作品虽然可以是单一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但它们也毫无疑问地具有着整一性。西方文学就是无数作品所构成的统一整体，谁也不能否认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以及整个西方文学在《圣经》的影响之下所构成的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和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所有这一切构筑了整个西方文学的传统，但这个文学传统不是如同古典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封闭僵化的整体，它是处于不断变化、调整和发展之中的开放系统，“这个整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它在不断地增长着。”

浪漫主义者认为文艺是纯粹自我的表现，是个人感情和经验的再现。韦勒克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一首诗不是个人经验，也不是一切经验的总和，这些只能是造成各种艺术经验的一个潜在因素。艺术家所表现的生活与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中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这就是说，从个人经验到艺术完成之间有着一段距离，其中包含着作家想象、虚构和创造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传统和惯例决定了作家创造的方式。“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 这样，文学创作不是纯粹主观和个体的随心所欲的行为，它存在着客观制约性和决定性因素，这种文学传统和由此所形成的文学惯例往往决定了作家创作的大致形态。浪漫主义者企图把文学作品某个单独的特性孤立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将文学作品拆成镶嵌工艺品的碎片了。韦勒克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应该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整体系统的适当位置来考察，将文学作品的个别性特征抽取出来，寻求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特征，以此将单个作品融合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整体。因此，在文学史批评中，有关“文类”的概念就显得尤其重要，它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的普遍性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而建立了关于文学的基本秩序。一部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是由它所参加其内的美学传统所决定的，文学的各种类别可以被视为惯例性规则，这些规则成为作家创作的一种制约性力量，同时也被作家所制约。优秀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推动着文学类型的有序更新和发展。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

对于文学类型学的研究，并不表明文学的独创性在文学研究中毫无地位。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这需要批评家在衡量和比较中探讨一个艺术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来完成对于传统的改造，这实际上是显示出文学的标准、惯例及其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和消失的过程。在文学史研究中，韦勒克提出了一种“透视主义”的批评方式。“透视主义”的意思是：把诗和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和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并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透视主义”既反对相对主义的文学观念，也不赞同绝对主义的文学观念。历史相对论者将单一的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独特的事件，而将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篇断简，否定了文学作品作为整体所具有的可能的贯通性，这样文学的客观意义和价值就被完全抹煞了。教条式的绝对论者则荒谬地将文学整体视为一个均匀划一和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系”，单个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活力和创造性完全被扼杀在僵化的整体系统之中，文学的传统也在被定位于历史权威之中作茧自缚，难以有所前进了。韦勒克对当时英美批评界所流行的相对主义文学观念尤其表示出不满，他认为相对主义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特别是让批评家放弃了批评的职责，将文学研究排斥于严肃的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最坏结果。文学作品有着整一性，文学批评也具有着连贯性，“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累积过程之中，它们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 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它是历代无数读者对此作品的批评的累积的结果，因为后人无法回到那个历史年代去重建对于这个作品的客观理解，而只能以当代人的眼光观照某一个特定的作品，这构成了对这一作品研究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因此，当我们研究作品时，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它永久保留某种特质，又经历有迹可循的发展轨迹。文学批评开始于对单独文学作品的独特性的研究，但最终要通过比较的方式回到整体性和贯通性上，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到属于文学本身的最一般理论，使文学研究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总之，透视主义将文学视为一个开放、动态的整体系统，要求在历史长河和发展演化中界定文学体系的不断成长变化的历程。

韦勒克透视主义批评方法不仅强调对文学作品本体特征的研究，而且还要求关注文学作品整体系统的共同结构特点及其类型，表现出从新批评逐渐向结构主义批评转化的痕迹。至弗莱《批评的解剖》则真正系统建立起了有关文学类型及其内在关联性的理论批评模式。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