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绝不是一部淫书，只是写的比较真实罢了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就作品而言有两座高峰，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被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自元末明初起，即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盛誉，明末清初的大批评家金圣叹将它列为“六才子书”加以仔细评点。《西厢记》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它的现实主义意义有很大关系，相对于《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爱情，王实甫在《西厢记》的中的现实主义情结确定了它的重要地位。

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有很多，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只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杰作。而《西厢记》则以其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1、真实可信的故事

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的相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当时莺莺和老夫人“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 而张生则是“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拜访其同郡同学的武状元杜确。如此自然而然的巧遇，也是故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在古代发生的几率很高，是由于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礼教所造成的。在那个时代里，“男女授受不亲”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女子如果多看男人一眼，都会被认为是荡妇，下贱，会被正人君子所不齿。女子的情感只能被压抑着，不能有所表现。那些文弱书生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他们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金榜题名。在十余年的“之乎者也”的熏陶中，更视男女关系为祸害。大门不出的千金**与寒窗苦读的书呆子一旦相遇，难免产生心灵的碰撞，有了情感的宣泄口。

莺莺的美貌和其知书达理让张生着迷。而张生的才情也是莺莺心中理想的丈夫人选。一见钟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青年男女的心灵感应。

除此之外，剧中“惊艳”一处和“借厢”之事的描写把和尚描写得“世俗”许多，但这使故事更加生动真实。如：

斗鹌鹑

寺院本是清静之地，法本留老夫人一行皆因此寺由相国修造。法本是出家之人，应知男女授受不亲，而他却又借厢于张生，由此看出其难脱世俗的一面。而张生借厢名为“备考”，其实只为莺莺。这对一个年轻小伙来说，见到如此佳人，动心也是常情。凡此总总，都使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大大增强。

2、生动感人的情节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这一论断，虽然是就元杂剧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元杂剧作品的社会写实性特征而言，但此论断用来评价《西厢记》之情节也十分恰当。

《西厢记》中“赖婚”是戏剧矛盾的真正展开。如果作者不这么写，请宴之后便是佳期，便索然无味。金圣叹说：“世之愚生每恨于夫人之赖婚，夫使夫人不赖婚，且《西厢记》当止于此矣；今《西厢记》方将自此而起，故知夫人赖婚乃千古妙文，不是当时实事。”红娘、张生、莺莺只道老夫人请宴，要实现自己的承诺，让崔张结婚，了却相思之情。没有料到老夫人赖婚，叫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人听到老夫人的话语后反应各不相同：

几句台词把三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老夫人欲以金帛给张生，但张生说：“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不但把张生的好品格表现出来，而且暗示他对莺莺的钟情是纯真的。

“长亭送别”一折则是情辞并茂之作。曲辞优美，向来为曲家称赏。若论情节结构，则这一折只是过场戏，若改编者删掉，只要在前折末捎带一笔，不影响情节的完整。但我国戏曲最善于抒情，剧作家很少愿放弃这样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人物感情与景物描写有机地融合。老夫人一边许婚，一边提出条件迫使张生不但不能立刻与莺莺结婚，而且将来也不一定能如愿，产生了新的矛盾。崔张两人心中都极不愿如此，只因被迫无奈而处此，长亭送别的情况就显得凄苦。而眼前的秋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萧瑟的秋景与送别的凄苦情景有机融合。酒席上，两人一递一声长吁气。而结尾时：“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更是愁情无限。

“长亭送别”无疑是《西厢记》中最感人的一折。此折并没有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价值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

3、人物语言逼真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更加逼真。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无言以对，转而又问：“敢问**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开始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着实有几分滑稽之态。等到张生缓过气来，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都表明其对爱情的执着。是爱情的力量，使他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棒。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棒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有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语言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4、人物性格突出

《西厢记》历来为世人所传诵，不只是因为“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也不只是有了“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结局，而在于王实甫为后人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等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并根据各自的性格特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更加丰富了它的戏剧性。

金圣叹道：“西厢记只写得三人，一个是双文（即崔莺莺——笔者注），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可他接下来说：“若更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如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这段话既是对整部《西厢记》的总结，也是对它在人物塑造上显著特征的高度概括；事实上，王实甫《西厢记》正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塑造了以崔莺莺为代表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是它最成功之处，也是其艺术成就最突出之处。因此，可以说，一部《西厢记》就是崔莺莺思想性格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丽，多才，既深受封建礼教的濡染，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她和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又经过隔墙联吟，彼此心有灵犀，互相爱慕，但碍于老夫人的拘管，没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和张生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成就婚姻。不料老夫人赖婚，这激起了莺莺对母亲的不满。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的心事以后，她更加倾向、爱慕张生。但她毕竟是相国**，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于是戏剧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责骂红娘带回“这简帖戏弄我”！她要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是张生打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果然来约会时，她又以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作者对莺莺矛盾心理的描写，展示出她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浸染的真实心理。这就突出了莺莺最后作出和张生结合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莺莺自我解放的一个过程。

再说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追求。

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已在隔墙，于是攀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失败。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情的性格展现无遗。

5、环境描写细致

张生因目睹莺莺的美貌而相思，但不知莺莺心意如何，于是作诗相试。莺莺听完大赞：“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莺莺的才华初露锋芒，也更进一步吸引张生，致使张生对莺莺由赏到爱。在落花水流红的暮春时节，才子和佳人的相遇不免会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莺莺的怀春，正是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是对封建礼教的沉默抗议。从戏的开始，作者便写母女各有各的感伤，揭示她们情感的差异，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定下了感情基调。

融情于景，借景抒情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本身就包蕴着许多特殊意义的事物（如柳、月、荷、枫、雁、梅等）组成典型意境。在《长亭送别》中，这种方式较多，最令人称道的是 正宫·端正好 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景，北雁南飞……”，作者重点着色，点染了几种常见而又包融着无限诗意的形象，让人一来就如置身于凄恻缠绵的送别场面之中，替莺莺而忧恨。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萧瑟的是秋景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暮春相遇，深秋离别，这对这对恋人来说是残忍的。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的思念之情。

注：此文是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原文题目为“《西厢记》的现实主义情节”。

感谢你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文章。

附： 『一元短篇小说训练营第三期』部分优秀作品展示

《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作者将贾宝玉和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大观园这个既是诗化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

作品极为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完全归于恶人的残暴，其中一部分悲剧是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如鸳鸯、晴雯、司棋这些人物的悲惨下场，但是更多的悲剧是封建伦理所造成的，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人生悲剧。

扩展资料：

作品特色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更是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作者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象；作者笔下每一个典型形象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使读者仅仅凭借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

参考资料：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A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B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C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

D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正确答案：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西厢记》 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本文分三部分对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分析。首先从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入题，证实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其次，分析她们各自的形象，给读者一个整体上的认识；最后浅析她们形象的异同，分别从年龄、感情、性欲和叛逆性格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突出崔莺莺的内敛多情和杜丽娘深刻的思想意义。 首先从崔莺莺和杜丽娘比较开始吧！ （一）相同点 首先，二者生长环境相似。崔莺莺是相国之女，杜丽娘是太守的独生女儿，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都使她们闭锁在闺中，其母是她们的约束者，她们所受的束缚正是整个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 其次，二者性格有相似之处。作为大家**，她们都是幽静、深沉、知书达礼、容貌美丽的少女，都有青春的苦闷，都有对爱情的向往，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都有反抗的精神。 第三，经历的结果相同。崔莺莺终于等得张生取得了功名，二人团聚；杜丽娘也化为鬼魂陪伴柳梦梅金榜题名，还魂成亲。 (二)不同点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主人公的言行必然会反映出作者不同的思想感情，创造倾向。 首先，杜丽娘所受束缚比崔莺莺更为严厉。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晚明，时间虽过了三百年，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更加厉害，妇女们的斗争更加艰苦。 其次，杜丽娘的抗争较崔莺莺更为艰苦、更为坚决。 崔莺莺的胜利离不开红娘的大力帮助，可以说，没有热心助人的红娘，就没有这对青年男女的幸福爱情。 但，杜丽娘的爱情是靠她个人“梦而死”、“死而生”的斗争获得的，她身边的丫环春香在剧中多半是推动情节发展，但作用绝比不上《西厢记》里的红娘。 第三，杜丽娘的性格较崔莺莺大胆、执著。 在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中，崔莺莺的谨慎、矜持、软弱是很明显的，没有红娘的牵线，她可能不会有胆量与张生私定终身。 而杜丽娘在无法实现美好愿望的时候，即使相思而亡，也要执著追求心上人。 戏剧冲突及思想内容： 《西厢记》体裁突破了元杂剧每剧四折的体例，大大扩展了篇幅，结构严谨，场次洗练；文辞优美，诗意浓厚。 《牡丹亭》构思奇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曲辞优美，文采缤纷。但全剧以皇帝出现调节、全家大团圆受封作结，既削弱了其反封建的主题，又未摆脱当时传奇旧套。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牡丹亭》，情真意切，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词工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一上演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轰动了整个文坛。。《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有读者为之断肠而死。本“江湖新秀”有闻据比汤显祖稍晚的沈德符记载，《牡丹亭》一出，“家传户颂，几令《西厢》减价”，这充分体现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