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赵氏孤儿，墙头马上，西厢记中，哪个称为天下夺魁

　　《西厢记》在所有古代戏曲作品中依然“天下夺魁”

“《西厢记》天下夺魁”是就《西厢记》与元杂剧立论的，明清两代对此问题有过热烈的争 鸣，今天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其结论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表述过的一样，“要在流传 至今的一百六十本左右的金元杂剧中挑选一部作为压卷之作却非《西厢记》莫属。”元杂剧所取得 的高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人们有目共睹，《西厢记》又是元杂剧最伟大的创作，按理说 ，它与后代戏曲创作中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品应该难分高下才是，这或许就应该说成是“双峰 并峙”（或曰“数峰并峙”）吧！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有的学者说，高明的《琵琶记》是“戏曲中 的《红楼梦》”，也有学人以为“《牡丹亭》优于《王西厢》”。这些学人的论述，并非在做简单 无聊的排位游戏，论述可以启发人们从某一个视角更加深入地体会《琵琶记》、《牡丹亭》的成就所 在，但其结论则令人不敢苟同。我认为即便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依然说“《西厢记》天下夺魁” ，也未尝不可，此处只能就最重要的两个评价标准略申理由如下。
其一，《西厢记》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最为成功。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 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塑造对于通俗文学、叙事文学的小说 与戏曲来说，其重要性远非一般因素可比。以《西厢记》、《牡丹亭》来论，二者都是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作品，但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西厢记》则更高更完美地实现了“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塑造。试看莺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羞涩、矛盾、斗争等思想性格特征 ，与崔莺莺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所生活的文化氛围是多么的自然与谐调！与《西厢记》相比，《牡 丹亭》尽管也可以说成功地塑造了典型人物，但其与“典型环境”的结合上，则不如《西厢记》完 美自然。杜丽娘以一次春梦的经历，就为此殉情而死，不能不令人感到多多少少的有些勉强。它对于 揭露理学戕残生命、害人之深，固然颇有力度，这种思想也极为可贵，但我们不能因为作品宣传了 进步的文化思想，对其艺术上的不足就视而不见，《牡丹亭》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以观念代替形象 创造的不足，这一点，不惟主要人物杜丽娘如此，在次要人物如陈最良身上也是如此。陈最良是个 古板迂腐者，怎能让他的口中道出“既见君子，云胡不瘳”的恶噱？这种不足，《牡丹亭》远较《 西厢记》为多。
至于《琵琶记》，明清人所云的“《琵琶》教孝”优于《西厢记》的“无裨风教”说，这在 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然而李渔《闲情偶记》所论的《琵琶记》硬伤，如“子中状元 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 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云云，真可谓“一经点破，便觉拂情”！两相比较，《西厢 记》艺术绝无如此粗糙，二者高下也应该极为显而易见。这也是《西厢记》超越元人或明清人其他剧 作之所在。此处可以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的《墙头马上》为例做一点说明。《墙头马上》中的李千 金在作者的笔下是作为一个名门闺秀来塑造的。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检验，《墙头马上 》远不及《西厢记》。李千金虽说是官宦之女，其行事风格其实与青楼女子更相接近。试想：李千 金乍一望见裴少俊，就对使女夸道“好一个男子也”，随后就传诗递柬，就私下结合，就“比翼齐 飞”了！时代发展到今天，良家女性有如此者乎？此类事件若为“倚门卖俏”的烟花女子所为，人们 自不会感到奇怪，但李千金在作者笔下毫无疑问是一位名门闺秀。我以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曲词之优美等纯形式问题倒在其次，她进步超前的文化内涵、精妙绝伦的典型塑造才是更为主要 的方面，这里由于受到论题及篇幅所限，不能详尽展开，只择要做如上说明。其二，《西厢记》更禁得起“场上之曲”的检验。《西厢记》线索清晰，情节紧凑，便于场 上演出。在这一点上，令其他作品如《琵琶记》、《牡丹亭》等明清传奇很难比拟。动辄几十出 的明清传奇，常常只能作为文人的案头阅读之作，很难全本演出，《琵琶记》、《牡丹亭》亦不例外 。明清传奇作品常常是有选择地进行场上表演，不能全本演出对于戏曲剧本的创作来说，不能说不是 缺陷。从是否是一部优秀的场上之曲来讨论的话，“天下夺魁”依然非《西厢记》莫属。沈德符《 顾曲杂言》云汤显祖“《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有人以为是《牡丹亭 》胜过《西厢记》的记录，其实沈德符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只是“几令《西厢》减价”，《西厢记》实 际上并未减价，因此戏曲杰作的地位亦未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