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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雅绘慕南山

张有先生年逾古稀而精神矍烁，长发阃于脑后，亮额隆鼻，浓眉垂耳，目端而淡，凡事不喜与人争，丹青妙笔，国学精深，有古人遗风。观之有似曾相识之感，遍思不得其解，偶观先生近作，始悟先生所似何人也。

《采菊东篱下》乃张有先生又一佳作。画中陶渊明宽额袒腹，悠然回望，荷锄负箕，采菊而归，简劲笔墨绘出陶公流风余韵，而泼墨如烟，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营造出南山妙景，面面生动，凸显流风余韵，整幅小帧汇情与鸟树山林，融心与天地自然。先生自得之情横溢，菊香绕膝芬馥或似可闻，南山清幽高远或似可见，先生超俗淡泊或似可感，斗方之中尽抒其意，闭目静听，犹随之入超然之境，离世脱俗，再无欲无求也。

陶翁绝世佳句流传千古，却不敢妄断世人皆明其中意。今视张有先生画作，再吟陶潜《饮酒》诗，其中真意豁然可得一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浮于闹市，无视嘈杂，心境纯捻竟无车马之喧。黄昏之时，得采菊望山之乐，于晚霞普照之中观倦鸟归巢，此情此景充于胸臆，或可载千万长卷亦不为过，唯心远始见地偏之意，唯淡泊名利方得精神平和。舍得舍得，舍即是得，非舍难得。舍功名之追逐，得布衣之闲适；舍利益之执着，得素心之淡泊；舍污浊之企欲得闲和之气象。大隐隐于市，无非心无旁骛，清静自得。于诗者，描写易，言情难；于画者，形似易，神似难。陶元亮公淡泊功名，只求遗世独立；张有先生不重物利，只求心之安乐。二者诗画皆由心生，乃为空明无碍本真意境之投射！诗如人品画亦如人品，于诗于画可明作者之心、之情。虽形式各异，然精神归于大同，追逐虚灵胸襟，超然玄境！置身心于自然，汲天地之灵气，悟宇宙至理，发生命之真性情。诗者画者心处一境，虽届时空弥远，然心亦相通！

魏晋风流，源自老庄，清谈固其志，酒药冶其趣，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纷纷华丽登场又黯然而退，历经百载而已，却以颖悟、旷达、真率留下百世欣羡。期间豁达者惟推陶公一人耳。晋人简淡玄远，“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且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历代难与其相提并论。此情此境于陶诗亦可见一斑。先生谥号靖节，并非标榜逃离闹市以求耳清目明，而是身处闹市却不夺其心之高洁。晋人之美，于生活讲求自然随性，于人格讲求静虚淡泊，于山水讲求潇洒心境，于诗文讲求造诣脱俗，于绘画讲求神韵自由，于道德礼法讲求真情真意。七贤之首的嵇康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句，超然玄远之意趣令人叹为观止。画绝、才绝、痴绝的顾恺之论画时却叹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一语道破绘事圭臬。郭静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王羲之曰：“从山荫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空灵心境中折射着自然之玄妙，缘有热爱自然之高洁胸襟，始得山水之乐。晋人不滞于物，其不拘一格之个性更显风神潇洒。王子猷雪夜兴来，剡溪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司马恒温尝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为晋人之理想人格，亦为理想之美。晋人之艺术境界基于其意趣超然，生机活泼，尊重个性，更在于自然、哲理之不倦追求。虽超然物外，却未能忘情。”

古人游山乐水，为真性情所向。当年王右军去官后，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陶公亦有诗云：“少无失俗韵，性本爱丘山。”重点就在于一个“本”上。古人不爱名利，随性退隐避世，今人多为世事牵绊，难逃浮世之嘈杂。况今人嗜财如命，唯利是图，为蝇头小利辗转难眠，更无提心之淡远，情之空静。因而世人叹心之疲惫、念之污浊。吾曾于黉夜独自漫步，月凉如水，万籁俱静，独立于旷地，仰苍穹之辽寂，闻呼吸之律动，渐入佳境，觉心神空灵，通宇宙之万象，念常时之奔波劳碌，方觉此境难求。吾因此感曰：佳境常在，然非人皆可得。尝谋划古稀之年得一依山傍水之所，安享天年。然知事实难料，怎可期晚年遥远之事。或曰：“怎可得清净之身？”却忘记陶公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恰如张有先生云：“绘者，吾之快事也，何来寸长尺短之争？名利，身外之物也，不屑蝇头斗米折腰，但求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也。”世人皆向往心安乐之生活，奈何于身外找寻超脱之法，若心难安，则置于穷乡僻壤亦难舍于物利追逐。唯舍觊觎执着，方得安乐快活！

如此心境显于外物，则外物之韵调尤其隽秀深长。陶潜随心而动，于农舍古刹寻找心神之契合；随情而动，于归鸟夕阳处得宁静之慰藉；陶潜爱酒，便倾其所有换酒酣饮，好不自在！如此随性之生活为世人所慕，如此自由之精神为世人所向往。然视前人之潇洒，对比今人之矛盾，并非人人皆可至如此境界。万念由心生，淡泊方得大自在！理虽明，道难至。混迹于浮世，万事皆有为，劳心劳身至身心俱疲。吾亦心向桃源乐、田园居，奈何难脱于世，且心亦难明，今观张有先生画作良久，退而思之再三，嗟叹张有先生之明志淡泊，境界非凡。至于南山采菊之境虽难得，吾亦思而慕之，心向往之，恨不一遇也。

用一座空亭来表现空灵动荡之意境的作品是容膝斋图。

《容膝斋图》是元末明初画家倪瓒创作的纸本水墨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该图写的是江南春景，平远山水。近处为山石陂陀，林木萧疏，中幅为湖光波色，图上部的远岫遥岑横于波际。这种三段式的构图，是倪瓒山水画的特征之一。其山水取法于董源，石上横拖披麻，皴法清逸。其树法参差变化，结体有骨力，而树头枝梢，每多生意。枯树擦以枯笔，墨色浓淡错综而滋润浑厚。

此画分近、中、远三景，近处作平坡，上植数枝树木，间或缀以茅舍亭阁；远处作峦头或低矮的土坡。作为近景与远景之间的过渡部分则多为大片空白，不着一墨，是为湖水。

画中落款“壬子岁七月五日，云林生写”，又自题诗云：“屋角春风多杏花，小斋容膝度年华；金棱跃水池鱼戏，彩凤栖林涧竹斜。叠叠清谈霏玉屑，萧萧白发岸乌纱。而今不二韩康价，市上悬壶未足夸。”

倪瓒：

倪瓒（1301-1374年），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

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书法从隶书入，有晋人风度，亦擅诗文。

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著有《清閟阁集》。

倪瓒，号云林。他出身富贵，从小生活优裕。后来改朝换代，时局动荡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倪瓒便疏散家财，隐居起来，完全沉醉于山水，以全身终老。

《六君子图》

倪瓒擅长山水和墨竹。对于绘画，他特别强调写意：“我所画的东西，不过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是随便自娱自乐而已。”我画的竹，不过是表达一下胸中的‘逸气’而已，怎么有闲心去计较像还是不像，叶子是茂密还是疏落，枝条是斜还是直呢？有时候，我画了很久，结果别人却以为我画的是麻或者是芦苇，我也不可能争辩说这就是竹子，那时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是“逸气”呢？就是指逃避现实政治的超脱潇洒之气；正因为这种无所谓的和率性而为之的精神状态，所以才要顺手拈来，随意挥洒，于是就自然地要脱离常规的画理画法，是为“逸笔草草”。

倪瓒的草草逸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诗意世界。他的画删繁就简，通过高度的提炼概括，将景观物象净化到最大的程度：近景是平坡上的几株寒树，一座茅亭；远景是一片平缓的水中沙地，以及更远处的隐约山峦轮廓；中景大片空白，表示平静寥廓的湖水。画面上，没有人迹，不见飞鸟，一片宁静和空旷，气氛萧瑟、荒凉、冷落，完全是一幅寂寞到无可奈何之境，就像是梦幻中所见到的浓缩了现实并超越了现实的境界。比如《六君子图》，平淡到了极致，天真到了极致，空灵到了极致，也寂寞到了极致。笔法出奇，清淡的笔墨又轻又薄，有时甚至不能覆盖画纸的纹理，然而，却有一股清新的精神如空气般笼罩住了整个画面，使人不得不清醒。有人曾赋诗评其画品：

倪郎作画如斫冰，浊以净之而独清。

溪寒沙瘦既无滓，石剥树皴能有情。

用冰、净、清、寒、瘦、情6个字来形容倪瓒的画品，无疑是十分适合的。这种卓然不群的画品，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所永远景仰；甚至，在某些圈子里，只要家中藏有倪瓒的画，就表示自身人品清雅，否则就落入俗套。

云林画，渊明诗。确乎足以并垂于士林，千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