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下闻一多嘀诗歌有什麽特点??

　　<<红烛>>

　　还有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七子之歌——澳门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魂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何谓《七子之歌》

　　1925年3月，身在美国纽约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有感于时事，将被帝国主义掠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喻为七个与母亲离散的孤儿，并写出了七块土地对祖国的眷念，澳门便是“七子”之首。

　　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的开篇直抒胸臆：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如今，“七子”中只有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当年闻一多先生在《七子之歌——台湾》中写道：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死水》

　　《死水》是闻一多最著名的诗歌作品之一。又属于诗人“死水”时期诗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这首诗后面曾署有一个写作时间：1925年4月。据今人考证，实际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26年4月，即诗人回国之后。老诗人饶孟侃回忆说：“《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诗词二题》，原载《诗刊》1979年第8期）也就是说，“死水”就是这一沟的臭水，其中填满了“破铜烂铁”，残冷炙在水中沉浮……但是，仅仅是这么一沟臭水似乎还没有理由激起诗人如此强烈的情绪波澜，闻一多肯定因“死水”而引起了对其他事物的联想。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死水”是具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按照惯常的说法，也就是“祖国”。

　　那么，在闻一多这位爱国诗人那里，“祖国”这一神圣美好的形象是如何与这沟臭不可闻的“死水”联系起来的呢？这还得从诗人爱国主义观念、民族主义意识的实际演化说起。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爱国诗人”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代与任何诗人的名词，诗人的爱国特征（也包括他的民族主义意识）有它特定的背景条件，比方说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爆发之际，比方说背井离乡、浪迹海外的时候。闻一多作为引人瞩目的“爱国诗人”，还是在他留学美国的时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浓烟滚滚、人声鼎沸之中，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下，诗人无限眷恋那“宁静”、“和谐”的“家乡”，在他的心中，那里芦花纷飞、月色溶溶，“有高超的历史”，“有逸雅的风俗”，“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落英缤纷。（参见《孤雁》、《忆菊》、《太阳吟》等篇章）显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与心境之中，闻一多所热爱的“祖国”是理想化的祖国，纯净化的祖国。也只有这样理想的光芒和纯净的品格才足以让他“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东方式的“高洁”。

　　但是，梦幻迟早是要破灭的，尤其是对于尊重现实、所对伪饰的闻一多，当他刚一踏上思念已久的祖国，就完全失望了。在一个封建、落后、保守、顽愚的社会里，所有的宁静与和谐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经济落后，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民众愚弱，这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所有“大希望之余的大失望”都聚集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北京西单的这沟“死水”重叠在了一起，——或许，是“死水”之腐朽停滞让诗人联想到了不思进取的中国吧？或许，是“死水”的恶臭污浊再一次击碎了他落英缤纷的梦境，从而刺激着他痛苦的调整自己的“乡情”吧！

　　诗歌题为“死水”，但诗却并没有怎么描写“死水”本身的客观形象，而是面对“死水”引出的一系列想象，一系列泄愤式的诅咒。闻一多似乎还觉得 这沟死水还污秽得不够，丑恶得不够，他发着誓要丑上加丑，乱上加乱，把“死水”搅拌得油腻腻、红鲜鲜，让它发酵、生霉！闻一多说过：“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出我的火来。”这种泄愤就是他“火气”的表现了。

　　全诗共分五节，前四节都在具体描写诗人是如何“调弄”这沟死水的。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添乱”：扔进破铜烂铁，泼入剩菜残羹。不久，这些行动就产生了效果，在“死水”的浸泡中，铜氧化成了绿绿的模样，铁也锈迹斑斑，剩菜残羹的油腻则浮动在水面上，又因霉变生菌而变得五颜六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氧化的金属、发霉的饭菜又都发了酵，于是，“死水”便成了一沟泛着绿光的“酒”。它“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上面蚊蝇横飞，乌烟瘴气。至此，“死水”算是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了，于是，几声青蛙的鸣叫传来，又为寂静的世界添上了几分热闹。

　　传统的诗歌阐释一般都倾向认为，这些看似鲜艳、实则丑恶的物象就是“反动统治者”的象征，旧中国就是这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我认为，这显然还是对闻一多创作的“想象”特征考虑不够，这些物象并不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写实”，而是诗人自己想象中要完成的“行动”，不是反动军阀将“死水”变成了这沟“绿酒”，而是闻一多立下志愿要把它变成“绿酒”！

　　那么，诗人不是太有点“残酷”了吗？其实不然，正如俗话所说：“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诗人如此看重、如此计较，又如此地忍受不了这沟“死水”的刺激，实在是因为他太希望“死水”不“死”呀！他多么愿意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祖国一如想象中的光华美丽，而当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这样的让他悲观绝望时，他能不因猝然的失落而心理失衡吗？又能不情绪性的咒骂几句、呻吟几声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期望是如此的强烈，又能够理解这一期望与现实人生的深刻矛盾，那么也就不难接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普遍存在的这一“诅咒心态”。诅咒者并不是汉奸，不是中国的敌人，他们实实在在都是一群热血男儿！相反，冷漠与无原则的赞颂才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警惕的！鲁迅说过，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如若有对中国大加诅咒的，他真心地欢迎。（大意如此）又有的同志出于维护闻一多的“爱国”形象，将“丑恶”喻为革命力量，说闻一多是隐晦地呼唤革命，我认为这既是生硬的，也完全没有必要。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根本勿需后人替他作什么辩护！至于作为情绪性诗歌的特殊含意，我想也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

　　此外，《死水》一诗也是闻一多追求诗歌“三美”的典范之作，绘画的色彩感不要我来多说了。这首诗节奏感极强（音乐美），每个诗行的音组数目都相等，它们都由四个音组构成，其中一个有三个音节，其余三个是两个音节，我们不妨看第一段：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长短不齐，变化没有规律的自由诗就没有这种特殊的音调和谐的效果了。

　　《死水》五节，每一节均是四句，每一句又都是九个字，这样也形成了诗歌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即所谓的“建筑美”。

　　作为新手，且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私下按理解分为三部分回答您的问题：诗歌发展概述，诗歌基本概念，具体历史流程~

　　不知能否令您满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中国诗歌发展概述：

　　1 先秦： 韵文——诗经；楚辞

　　非韵文——散文

　　2 两汉： 韵文——汉赋（古赋、大赋）；古体诗（文人）；乐府（民间）

　　非韵文——散文

　　3 魏晋南北朝： 韵文——骈赋（小赋）

　　非韵文——骈文

　　4 隋唐： 韵文——近体诗

　　5 宋： 韵文——词

　　非韵文——古文

　　6 元： 韵文——曲

　　7 明清： 非韵文——八股文

　　8 近代： 韵文——新诗；现代歌词

　　非韵文——白话文

　　二、中国诗歌基本概念：

　　1 诗经与楚辞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最早的两部诗歌集，创作时期都在先秦，之后成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也有诗经体与楚辞体（骚体）的说法。

　　相比之下，诗经相对遵守形体规范，而楚辞则较少拘束，从手法上来说，诗经偏于情景交映、婉转表达、比喻描写等，而楚辞的想象力相对更加丰富，思想自由，常常直接抒发强烈的感情。《诗经》的作者基本都已不可考，按照配乐的内容被分为风、雅、颂三种类型，其常见的创作手法又有赋、比、兴三种。《楚辞》中的著名作者则有屈原和宋玉。

　　《诗经》的代表作是国风一类，而《楚辞》的代表作则是《离骚》，所以后世常用“风骚”指代所有的诗歌。

　　2 乐府诗

　　乐府诗盛行于汉朝，历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

　　乐府的特点是配乐，所以现在留存下来乐府诗其实都是原来的歌词，其体例更多是根据乐曲的需要。较著名的乐府诗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邪》等。直到唐朝以后，仍然有相当多的诗人以乐府曲名创作，如李白的《关山月》、王昌龄的《塞上曲》等。

　　但是随着乐曲古谱的逐渐散失，古乐府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以歌配词的做法仍然广泛流传，成为了之后的词。由于乐府的影响力，后代也有将词称为乐府的情况，比如苏轼的著名词集就称为《东坡乐府》。

　　3 词

　　词的出现与乐府息息相关，随着后者乐曲的逐渐散失，词逐渐成为配乐的诗体的主流，取代了乐府。

　　两者间的区别首先是乐府远早于词；其次是乐府曲名、词牌名的不同；再次则是早期很多词牌的出现是为了配合原有的诗作，与乐府先有曲后有文字相反。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配乐而作，所以必须符合选定乐曲的格式、特点，作者并不能随意更改、创作新的乐府或词牌。

　　4 赋

　　赋上承《楚辞》，最盛行于汉朝。

　　它与诗、词最大的区别是不讲究简练，也没有字数、长短等的限制。赋词藻华丽，描写奢华，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文学修养要求极高，而且赋仍然非常讲究用韵的细节，到唐朝甚至短暂出现过所谓的律赋。正是由于其强调格式形式，与骈文一样，到了唐宋时期被古文运动所反对，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也有一部分赋吸取了散文的特点，被称为文赋，虽然仍然有用韵、对仗等古赋、俳赋的手法，但是格式相对宽松，对于作者的限制较少。

　　5 古体诗

　　古体诗原指唐朝以前不配乐的诗，与近体诗相对，加上乐府诗三者成为狭义上的中国古诗中的三大类别。

　　近体诗成形以后，仍然有相当多的诗人喜欢使用古体创作，这些诗作也被称为古体诗或古风，与遵守格律的近体诗相区别。

　　6 近体诗

　　近体诗是南北朝时期出现、至唐朝而成熟的诗体。

　　其特点是讲究格律，即规范诗作包括字数、平仄、用韵、对仗的四方面因素。近体诗只允许五种类型，即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排律。

　　近体诗发展，由南朝发端，刘宋时鲍照、颜延之、谢灵运等人尝试调节平仄，彰显韵律，是为“元嘉体”。萧齐时，格律逐渐严格，沈约、谢朓、任昉等“竟陵八友”为其代表，称为“永明体”，至初唐时，近体诗形式方才大致告成。

　　据现今流传“诗格”等作品，初唐格律与后代认知尚有差距，有许多不同音律调节的尝试，也未定型。到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律诗格律才算完成。沈佺期擅长七律，宋之问则长于五律，而后对押韵、平仄及对仗样式讨论，已渐趋一致。初唐文风华靡唯美，仍有六朝遗风。陈子昂、张九龄力转流行，逐渐建立唐人诗风。

　　初唐时期，格律与风格皆逐渐形成新体，进入盛唐时期，遂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乃专就形式美感与抒情风格而言，这也是许多论者所以为唐诗的特色。盛唐时期，边塞、田园等风格、题材极盛，王维、孟浩然为田园自然诗风代表；岑参、高适、王之涣等人则长于边塞题材。

　　盛唐极致，则属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7 骈文

　　骈文是另一种韵文的体裁，初期主要强调对偶，到了南北朝吸收了汉赋的特点，更开始注重用韵，体例越来越拘束，常常成为只有表面锦绣而无实质内容的作品。到了古文运动之后，逐渐失去影响力。

　　8 曲

　　元曲是古代诗歌中最晚出现的形态。

　　虽然其中仍然有用韵等成分，并且配乐，但是其中元杂剧的成就更加远远超过了散曲，实际上已经向叙述独立的故事等实际作用发展，逐渐脱离了韵文的范畴。元曲对明清的小说和各流派的民间艺术、戏曲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诗歌历史流程：

　　早期的诗：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了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诗歌形式。

　　1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其中最早的诗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

　　2 到了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华夏族和百越族语言逐渐融合，其诗歌集《楚辞》突破了《诗经》的一些形式限制，更能体现南方语言的特点。

　　3 汉代的古体诗

　　汉代时乐府诗形成。乐府诗是为了配音乐演唱的，相当于现在的歌词。这种乐府诗称为“曲”、“辞”、“歌”、“行”等。三国时期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诗歌作品吸收了乐府诗的营养，为后来的格律更严谨的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4 唐宋的近体诗

　　到了唐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律诗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对仗都有规定。绝句的规定稍微松一些。

　　另外，在宋代达到顶峰的词也是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词的格式要依从一些固定的词牌，以便于配以乐曲演唱。

　　5 后期发展

　　自元代开始，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逐渐过去，文学创作逐渐转移到戏曲、小说等其他形式。

　　6 现代部分(1917-1949)

　　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代表诗人：徐志摩 闻一多 李金发 穆木天 冯至

　　1917年2月 《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现代诗歌诞生，次年再次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

　　1920年3月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个人新诗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白话诗的创作

　　1921年7月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社团成立，代表诗人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1921年7月 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郭沫若等人成立创造社，前期的创造社具有唯美抒情倾向，后有冯乃超等参加

　　1922年3月 湖畔诗人：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在杭州结成诗社，形成了历史上的湖畔诗派

　　1923年 新格律诗派/新月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成立新月社，提倡现代格律诗

　　1925年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象征诗派出现

　　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代表诗人：林徽因 戴望舒 李广田 艾青 卞之琳 何其芳 南星 辛笛 覃子豪 纪弦

　　1932年 《现代》：《现代》杂志在上海创刊，成为诗人发表诗作的重要刊物，施蛰存任主编

　　1935年 中国现代派：由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派演变而来，孙作云首次提出现代派概念，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1936年 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出版合集《汉园集》，因此被称为“汉园三诗人”

　　1937年9月 七月派：《七月》(主编胡风)《希望》等杂志及丛书上出现诗人群，代表诗人有艾青等

　　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40年代代表诗人：王佐良 陈敬容 杜运燮 穆旦 罗寄一 郑敏 唐祈 袁可嘉 牛汉 屠岸

　　1940年代中后期 中国新诗流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代表诗人有穆旦杜运燮等

　　1940年代 九叶诗派：由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所构成的诗派，作品有《九叶集》

　　7 当代部分(1950-)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代表诗人 周梦蝶 羊令野 方思 余光中 洛夫 罗门 蓉子 痖弦 昌耀 林泠1950年代 中国现实主义：50年代开始全国报刊杂志上出版了大量的现实主义诗歌，代表诗人有李瑛郭小川公刘等

　　1953年2月 《现代诗》季刊：纪弦创办《现代诗》，参加该诗刊的还有杨唤林泠方思羊令野郑愁予等

　　1954年 蓝星诗社：余光中等成立蓝星诗社，代表诗人有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罗门蓉子等

　　1954年10月 创世纪诗社：洛夫张默痖弦等发起创世纪诗社，出版《创世纪》诗刊

　　1956年 现代派诗群/新现代主义：纪弦号召诗坛同仁组成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掀起自由诗运动及现代诗运动

　　1957年1月 《诗刊》：臧克家等诗人成立的专业性文学刊物《诗刊》

　　1957年1月 《星星》：《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诗刊之一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代表诗人 郑愁予 任洪渊 杨牧 叶维廉 食指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代表诗人 江河 北岛 芒克 多多 舒婷 刘自立 严力 杨炼 梁小斌 顾城

　　1970年代 朦胧诗：70年代末期中国出现大批的优秀诗人发表新风格的现代意象诗，形成所谓的朦胧派

　　1978年12月 《今天》：北岛芒克等创办《今天》，推出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朦胧诗人的作品

　　1970年代 白洋淀诗群：属于朦胧诗人群，白洋淀是聚集高官子弟的河北知青点，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等

　　1970年代末 中国新现实主义：在《诗刊》《星星》上发表的新现实主义诗歌，代表诗人有叶延滨流沙河傅天琳等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代表诗人：周伦佑 于坚 翟永明 王小妮 欧阳江河 廖亦武 孙文波 吕德安 韩东 骆一禾 孟浪 陆忆敏 陈东东 万夏 杨黎 张枣 李亚伟 西川 海子 小海

　　1980年代 新边塞诗派诗歌：昌耀等以《绿风》诗刊为平台形成“新边塞”诗派，以咏唱西部为主

　　1980年代 大学生诗派：80年代在中国各大学兴起了前所未有的诗潮，共有4个梯队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

　　1982年至1986年 第三代/新生代/新世代/后新诗潮：前朦胧诗人之后，中国出现一大批更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生代诗人

　　1984年 莽汉主义：李亚伟等创立非理性式的反文化的莽汉主义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有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

　　1984年 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和杨远宏等人创立整体主义诗歌流派，主要活动时间在1985-1989年间

　　1984年4月 海上诗派：“海上”(该词源自“上海”倒置)诗派在上海成立，成员有王寅孟浪刘漫流陈东东等

　　1984年7月 圆明园诗派：北京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诗刊《圆明园》，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

　　1985年2月 撒娇派：京不特和默默在上海成立撒娇诗社，创办诗刊《撒娇》，胡同和孟浪加盟

　　1985年春 他们诗群：《他们》创刊并成为第三代诗群崛起的重要标志，于坚韩东成为第三代的代表诗人

　　1985年5月 丑石诗群：《丑石》在福建霞浦诞生，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民间诗歌报刊

　　1986年5月 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90年代以后进入“后非非写作”时期

　　1987年 一行诗社：严力在纽约创立一行诗社， 并出版诗刊《一行》，任主编

　　1980年代 神性写作：以绝对精神为创作原则所形成的一类诗歌，其代表诗人有海子骆一禾戈麦等

　　1987年 新乡土诗派：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新乡土诗派运动，并出编了《世纪末的田园》等刊物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代表诗人：诗阳 李元胜 马永波 臧棣 树才 伊沙 余怒 吴晨骏 戈麦 蓝蓝 桑克 西渡 杨键 徐江 安琪 孙磊 木朵 康城 朵渔 胡续冬 巫昂 范想 廖伟棠 沈浩波 吕叶 马兰 庞培 宋非 杨小滨 章平

　　21世纪初

　　2000年2月 《诗生活》：诗生活汉语诗歌网站成立，创办人有莱耳桑克等

　　2000年3月 《诗江湖》：诗江湖网站成立，创办人为南人等

　　2000年 《诗选刊》：《诗选刊》杂志创刊，前身是创刊于1985年的《诗神》月刊

　　2001年4月 《或者》诗刊：《或者》诗刊电子刊物创刊，创办人为小引朵朵等

　　2001年5月 《诗歌报》：诗歌报网站成立，创办人为于怀玉等

　　2000年7月 下半身写作：沈浩波等创办《下半身》诗刊，从此下半身写作成为诗歌流派，并不断引起争议

　　2001年底 荒诞主义：祈国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等成立荒诞主义诗歌实验小组，荒诞主义诗派诞生

　　2001年底 灵性诗歌：北京《诗刊》蓝色老虎诗歌沙龙等提出以灵性为诗歌理论核心诗歌的理论(参见哭与空)

　　2002年 新江西诗派：以谭五昌滕云主编《新江西诗派》等新江西诗人出版刊物为主，形成了新江西诗派

　　2002年9月 诗先锋：陈肖海梦等成立诗先锋网站

　　2002年9月 《第三条道路》：林童谯达摩创立《第三条道路》诗报

　　2003年3月 垃圾派：皮旦(老头子)等创立垃圾派，出版有《北京评论》网刊

　　2003年5月 新诗代：新诗代综合中文诗歌网站成立，主编是海啸

　　2003年11月 丑石诗歌网：福建谢宜兴刘伟雄创办丑石诗歌网，“丑石”从此走向网络

　　2003年 80后：出生于80年代的诗人在诗坛出现，2003年《诗选刊》及《海峡》等正式推出80后诗人专号专刊

　　搜集自维基百科、中国诗歌库

　　整理自 湛泸昭雪

婉约派 李清照

新月派 江河

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简述

初期白话诗派 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其后，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竞相尝试，李大钊、鲁迅、陈独秀也写新诗，形成了体现文学革命最初实绩的“五四”新诗运动。他们因在否定旧诗、探索新诗、致力于诗的自由化、白话化方面显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诗歌风格方面有一致之处，我们将其称为初期白话诗派。代表作有：《尝试集》（胡适）、《冬夜》（俞平伯）、《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义诗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诸诗人组成的新诗派别，他们用磅礴的气势、创造的精神、心灵的激情和罗曼谛克的宣泄开了一代诗风。代表：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三者后来融进了现代主义诗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为人生”诗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二十年代阵营最强影响极大的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诗集《踪迹》（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实》（徐玉诺）、诗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组成了湖畔诗社。其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诗派。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然的向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其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积极提倡现代格律诗，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如刘梦苇、朱湘、饶孟侃、林徽音、于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诗派。其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象征主义诗派 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主张：“诗不是为了说明，诗是值得表现的”，表现的题材领域是生、死、病、残、梦、幻、爱、欲，追求的风格是“幽深、晦涩和含蓄”，即“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代表作《弃妇》。另外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新月派与象征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番草、废名、侯汝华、金克木、李白凤、林庚、玲君、路易士、吴奔星、辛笛、徐迟、孙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派 此派因诗歌团体而得名。中国诗歌会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革命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杨骚、蒲风等。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捉住现实”是其宗旨。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王亚平、温流、关露、石灵、田间、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窦隐夫等。代表作：《动荡的故乡》《六月流火》（蒲风）。

七月诗派 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晋察冀诗派 因地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交界地区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末，“抗战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学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从延安到这里。西战团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战地社于1939年1月创办了诗刊《诗建设》，抗大学员丹辉等人成立了“铁流社”，1939年3月创办了诗刊《诗战线》。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中心，形成了晋察冀诗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晋察冀诗会，田间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陈辉为执委。会员有沙可夫、杨朔、方冰、王炜等30于人。

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九位（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此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代表作《布谷》（辛笛）、《冬日黄昏桥上》（陈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梦》（杭约赫）、《春天》（郑敏）。

民歌叙事体诗潮 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和《圈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和《野女儿》、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表现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潮。

中国现在主义诗歌，受中国古典主义和西方外来主义诗歌的共同影响，中国的现在主义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包含了西方主义和中国传统主义，他一方面要努力挣脱西方主义的束缚，达到本民族诗歌的独立，一方面又无法脱离西方现当代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两种互相依存互相排斥的追求模式就是中国现在主义诗歌所面临的深刻问题。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其中就吸收个概括了西方浪漫主义，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现在主义诗歌的进展。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起源于五四运动，具体就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可以总结为民族，自由，人文。由于这种追求很符合西方浪漫主义的追求，因此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借鉴的应该是西方浪漫主义。因此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地方，重点突出人的作用，在思想上寻求个性的解放，在艺术上追求自由的抒发，在政治上提出民主。这些都类似于西方的浪漫主义。

由于西方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的盛行，正是国人对于文学的探寻阶段，西方浪漫主义出现的大家更是对于浪漫主义的权威性起到了保证。可是随即以俄国为代表的现实文学再一次风扉全球，随着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突出，因此文学从“我”的探寻又转向了对于现实社会和社会道路的探寻，由于中国文学没有自己独立的流派，又开始倾向于了现实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就是鲁迅的文章。这时候的诗歌也不例外。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二战结束后面临社会和人生存的种种矛盾，西方文学和思想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首先就是二十世纪的象征主义。并且一下子风扉世界，象征主义主张将现实世界通过一些象征，暗示表现出来。中国的文学又一次无可幸免地去模仿，代表作家有，冯至，戴望舒等。

之后随着俄国社会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有成为了时尚，还有很多主义。

因此中国现在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区别

浪漫主义，具有单一性，中国现在诗歌具有糅合性

浪漫主义单面性，中国现在主义诗歌具有多面性。

在思想上，浪漫主义提抗，人，自然等。而现在诗歌在此基础上有受到西方现在主义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主体，社会，小我和大我等。

还有一点就是，西方浪漫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可是中国现在主义兴起于五四运动后，至于以什么为中心，我想以独立文学的探寻为中心。

西方浪漫主义具有人文性，中国现在主义诗歌具有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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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新诗创作在整个现代中国新诗历史中的高峰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走向与世界诗潮的汇合，而汉语象征诗学发展到四十年代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成熟形态。在历经了引进、模仿、回归和融和等等的尝试以后，汉语象征诗学最终摆脱了外来的、传统的以及自身的种种羁绊，走上了汉语诗学现代化的道路。如果说此前的“融和”向路还只是着眼于寻求中西诗学的交汇点的话，那么，四十年代所实现的则是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融和”，一种既承传了此前汉语象征诗学探索的传统，而又真正回到了“自身生存体验的诗性传达”这一基本点的多种向路的“融和”。冯至的《十四行集》汇溶了歌德的高度哲理，里尔克的沉思和敏锐，以及中国古典诗人杜甫深广的人间情怀和东方哲学所独有的知性智能，它第一次使现代中国新诗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从而为汉语象征诗学的成熟形态提供了成果的范例。而以穆旦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以其生活在历史的严峻时期的现代人的身份所作出的思索、感悟与抒发，则在质的变化上代表了汉语象征诗学所达到的高峰。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广布于世界的战争灾难直接催生了汉语象征诗学的成熟。汉语象征诗学的历程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潮有着大致相同步的发展轨迹，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汉语诗学的开放姿态。20年代的引进，由于必要的诗学储备的匮乏，及对于西方象征诗学特定的文化背景与艺术格局的陌生，所以不免在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意识的操纵下，显示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对于30年代来说，域外象征主义思潮之所以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共鸣，是因为它还没有能更加直接地面对极其冷酷、严峻、丑恶而复杂的赤裸裸的现代现实。4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群，与20年代的“象征诗”潮流，及30年代“现代派”的创作虽然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是他们却从各自不同的渠道在汲取着此前的象征诗学探索成果的营养，并从当时传入中国的后期象征思潮中直接攫取着域外诗潮的灵感。但此时的中国诗人已不再将自己简单地纳入到西方的轨道中去了，这其中，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的间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新生代”诗人已经建立起了立足于自己的实际生存，去吸收和接纳异域诗学经验的自觉意识。如前所述，艾略特很早就已经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视野，但那时中国诗人对艾略特的关注尚主要集中于《荒原》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社会的绝望和否定精神，以及他的诗的更新的艺术技法。40年代对艾略特的关注则已深入到了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活动之中，“新生代”诗人们用新批评的细读方式从其作品中挖掘着其创作意识活动的全部过程，并将这个过程与他的理论阐述结合起来，以便从整体上把握艾略特的诗学体系。同时把他作为一个窗口去考察西方诗学的发展趋向，为中国新诗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佐证。同他们的前辈相比，应当说，“新生代”诗人在语言、思想、情感、知识结构及文化背景等等方面，都具有了比他们的前辈们更能摆脱种种的束缚，而将汉语象征诗学推向成熟的有利条件，这也可以说是汉语象征诗学整体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生代”诗人的称呼来自唐湜当时的一篇著名的论文《诗的“新生代”》，文中称“新生代”诗人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一般习惯上又将他们称为“九叶诗派”或”新生代”。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共同的创作目标与倾向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在某些方面确又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特征。波及全球的世界性战争所营造出的某种共同的诗学背景与经验氛围，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同时也是这群诗人能最终走到一起的基本前提。“新生代”诗人的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诗创造》丛刊和《中国新诗》丛刊上，这是南北诗人的第一次大合作，“他们有想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的一致心愿；这里显然不存在倾左，倾右或居中偏左的问题，而是艺术与人生，诗与现实间正确关系的肯定与坚持！”“新生代”诗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是一场空前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它在中国新诗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按照郑敏的说法，40年代的中国诗人在总体上呈现出这样几种形态，古典-现代主义（卞之琳、陈敬容、袁可嘉）；浪漫-现代主义（冯至、穆旦、郑敏）；象征-现代主义（辛笛、陈敬容）；现实-现代主义（曹辛之、唐祈、杜运燮）。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诗人在创作上的“高度综合”的特征。从象征诗学的角度来看，他们通过各自不同侧面的探索，最终汇流出了汉语象征诗学的崭新的面貌。《中国新诗》第1辑中的由唐湜执笔的《我们呼唤——代序》一文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某种宣言，“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这个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诗学态度，最为核心的是，他们不再像倡导纯粹艺术的诗人们那样，将个体的自我从民族的“类”之中区分出来，而是将自我的生存融化在民族的生存与时代的历史之中。但这种融汇又并非是要彻底地泯灭自我以适应于群体的事业，而是将民族乃至人类整体当作个体存在的前提和镜子，以求在这样一个对象化的镜子的映照之下来返观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虽然融汇在时代之中，但又已经超越在时代的具体境遇之上，时代的具体事件诸如战争、饥荒、死亡、暴力以及一切荒诞的景观在他们那里都得到了一种提炼，并升华成为了一种对于世界和整个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连。……我们应该有一份浑然的人的时代的风格与历史的超越的目光，也应该允许有各自贴切的个人的突出与沉潜的深切的个人的投掷。”这种融汇不同于“七月”诗人的那种战斗性，因为他们并不将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当作自己诗学思想的基石；如果说战争在“七月”诗人那里，所激发起的是“骄傲地活着”或“不屈地死去”的价值理想（冀访《生命》），及对于“大破坏”时代的呼唤的话（化铁《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新生代”诗人则更看重在一种广阔的视野范围里，具体地体味自身作为个体的人的苦难的生存境遇，在对自身灵魂的严肃审视中来获取深层的诗学经验，因而也就摆脱了某种单纯的说教与感伤或愤怒的色彩。正如袁可嘉所说，“在艺术上，他们力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渗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和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当然，其中与他们大多直接受教或接触过西方许多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经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穆旦等西南联大的诗人都曾接受过“当时任教于联大的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逊的引导。”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奥登在此期间的访华和创作的有关中国抗战的诗篇，为中国诗人打开了一扇更为切近的现代诗学之门。辛笛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时曾作过艾略特的学生，并与现代派诗人S·史本德及D·刘易斯等有直接往来。郑敏留学美国深入研习过现代西方文学，其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一直为艾略特所推崇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道恩。此外，偏于昆明一隅的西南联大，在此时也将汉语诗学探索的众多先驱者朱自清、闻一多、废名、卞之琳、冯至等等集中在了一起，这种直接性的交流和启发为他们提供了远较现实的具体境况要开阔得多的思维空间，而学院式生活也相对使得他们与现实保持了一段必要的艺术观照的距离。那种来自于具体生活的丰富的生存体验也由此得以沉潜下来，并最终凝聚成了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形而上的诗性思考。正如王佐良所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艺术之于中国诗人已不再是单纯艺术范围内的局部的或全面的诗艺实验，艺术在此已经与他们的具体生存融化成了一个整体，一个由“思”与“诗”的对话和交流而生成出来的圆融的世界，生命的升华与艺术的升华被同时呈现出来了。比较而言，在这群诗人中，辛笛的创作更典型地代表着诗化理性的探索方向，他的诗中虽也有着姜（夔）李（商隐）的影子，但其观照方式则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式的，他的由个人向民众再到人生的转变几乎完整地显示了三十到四十年代一般中国诗人思想演变的轨迹。陈敬容和郑敏的诗则往往越过人生，在自然的永恒之中寻觅着意象，以传达她们细微的生存感悟与思考，悲壮而不颓丧，凝重而又鲜活，颇有里尔克所谓“拯救苦难，献身苦难”的精神向度。唐祈的《时间与旗》则清晰展示着时间由现实向自身延展的张力与向度。杭约赫则把人放置在巨大的空间之中来洞察生命的本相。而这一诗人群体中最为卓越的一位诗人穆旦，更是将自身脆弱灵魂的搏斗和已经被现实碾成了碎片的生命对死亡的无尽的抗争展示得淋漓尽致。

一、新月派代表人物：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

1、闻一多，代表作：新诗集《红烛》、《死水》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2、徐志摩，代表作：《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3、朱湘，代表作：《夏天》;《草莽集》;《草莽》;《石门集》

朱湘（1904年—1933年12月5日），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清华四子”之一。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 。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 ，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拮据，只发行了两期。

二、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北岛、顾城、舒婷、食指、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海子、牧野等。

1、北岛，代表作：《回答》《一切》《陌生的海滩》

北岛（1949年8月2日—），原名赵振开，“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取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湖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人、作家，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

2、顾城，代表作：《一代人》《英儿》《白昼的月亮》《黑眼睛》《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

顾城（1956—1993），男，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一个诗人之家，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

3、舒婷，代表作：《舒婷文集》

舒婷，原名龚佩瑜，女，汉族，1952年5月生，福建晋江人。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从小随父母定居于厦门，1969年下乡插队，1972年返城当工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扩展资料

“朦胧诗”在“文革”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而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但当代文学中由“朦胧诗”而开始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新诗潮的消隐只是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英雄主义诗歌思潮的消隐，因为到了80年代中期，英雄主义思潮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人本主义思潮则被传递到了后来的“新生代”诗歌之中。

并突出了它的另一倾向，即诗歌中的平民主义倾向，“朦胧诗”这一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至此便为适应新的时代课题的“新生代诗”这一平民主义诗歌思潮所取代，诗歌开始沿着“后新诗潮”这一轨迹又向前继续发展了。

新诗潮诗歌运动在经过它的高潮之后，已经告一段落，它的产生与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一价值体现在它的功利性上，便是打破了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禁忌，成功地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

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并推动了这一优秀文学传统的发展，使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也使当代诗歌的美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完成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新月派

-朦胧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