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登·拜伦的写作特点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光辉的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煌煌巨著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等。在这些被世人誉为“抒情史诗”的辉煌作品中，诗人拜伦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将自己亲身游历欧洲诸国的切身体会融入作品之中，用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笔触，展示了辽阔雄壮的时代画卷，抒发了豪情万丈的诗人情怀，表达了傲然不屈的斗争誓言。拜伦的“抒情史诗”随着诗人的萍踪浪迹，呈现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美丽风景画面，“从地中海到爱琴海的异域风光一览无遗，从葡萄牙绵亘起伏的山峦、西班牙壮观的斗牛场，到希腊、罗马肃穆的古迹废墟和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既有莱茵河岸的秀丽景色，日内瓦湖畔的苍茫暮霭，也有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滑铁卢的古战场。拜伦将他诗人的无比热情首先倾注于对这些国家的风光的描绘上，目的是激发出这些国家人民的爱国热忱，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拜伦深情地歌颂太阳、月亮、海洋、高山，热烈地赞美神话英雄、古代豪杰、历史遗迹、文化珍品，其主旨都是为召唤人们的反抗意志和斗争决心。拜伦热情的呈现是多界面的，拜伦的作品中既有同情：对遭受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王室和统治阶级奴役和压迫的西班牙人民频频发出叹息。他的作品中也有悲叹：深切地哀伤希腊人民在土耳其铁蹄下遭受蹂躏的凄苦命运。他的作品中还有颂扬：对古代艺术中诸如阿波罗神像、拉奥孔群雕、垂死的高卢人雕像等稀世珍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薄伽丘等人的遗迹的由衷的赞美。他的作品中更有豪放：缅怀意大利往昔的荣光，以高昂的战歌激励意大利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推翻异族入侵者的暴虐统治。诗人的热情在作品中是无处不在和无可遏止的，如他对海洋辽阔无垠的崇高礼赞：

奔腾吧，你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海洋！

千万艘船舰在你身上驰驱，痕迹不留。

又如他对月亮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描绘：

月亮升起了；呵，是多可爱的夜！

流水般的月光向着海波倾泻；

也许姑娘们正为少年的情话所颠倒，

至于我们呢，且等上岸再尝这种味道！

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笔下，时时洋溢着奔放的热情，虽然拜伦诗歌的基调有时会激越昂扬，有时又会讽刺辛辣，但不论是带有悲观情绪还是满怀战斗豪情，其诗歌“始终浸透着抒情的气氛和爱憎分明的深沉感情”。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法，结合对景物的描写，由触景生情而直抒胸臆，随处畅叙他对哲学、社会、政治、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精辟见解。所以，若论拜伦抒情叙事诗的卓然不凡，则不仅在于其视野的开阔，文笔的美妙，更在于它的人文知识内涵的丰裕与广博，所以，拜伦的诗作被世人誉之为“抒情史诗”，可谓当之无愧。

拜伦是个热情如火的诗人，其热情还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之中，他面对统治阶级的不公和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和压迫，在许多诗作中提出过强烈的反抗与辛辣的讽刺，但拜伦不仅讽刺社会的黑暗，他更将热情倾注于战斗的呐喊之中，他在一首著名的战斗诗篇《路德分子之歌》中就振臂高呼：

等我们把自己织的布织完，

等我们把织梭换成了利剑，

我们就要把布匹

向脚下的暴君掷去

我们要把它染在他流出的血里。

作为浪漫派诗人，拜伦还将巨大的热情融入了借景抒情与叙事技巧的完美结合中，这显示了其诗作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也呈现了浪漫主义新诗的特殊艺术魅力。“抒情史诗”展现的一幅幅雄壮撼人的时代画卷：西班牙弥漫着拿破仑侵略战争的硝烟，意大利在奥地利统治铁蹄下颤抖，而希腊则呻吟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在如潮的思绪中，拜伦哀痛地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悲伤，并无情地揭露了压迫者和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他凭吊滑铁卢战场，评说拿破仑的是非功过。他在风光秀丽的日内瓦湖畔，在湖光山色之中昂然高歌，赞美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在希腊，诗人置身于光荣的古战场，不禁思潮汹涌，壮怀激烈，对希腊人民正在遭受外族压迫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也对他们已遗忘了古代祖先的辉煌业绩表示出不满和愤怨，他要用嘹亮的战歌唤醒人们，改变他们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浑浑噩噩的消极态度。 在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中，出现了一批侠骨柔肠的硬汉，他们有海盗、异教徒、被放逐者，这些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他们与罪恶的社会势不两立，孤军奋战与命运抗争，追求自由，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拜伦通过他们的斗争表现出对社会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同时反映出自己的忧郁、孤独和彷徨的苦闷。这些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拜伦式英雄”。由于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因此被称作“拜伦式英雄”。

“拜伦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例如，抒情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贵公子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之一《海盗》（The Corsair，1814）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

这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视制度，与社会恶势力誓不两立，立志复仇，因此，他们是罪恶社会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好走极端，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斗争中单枪匹马，远离群众，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拜伦式英雄”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产物，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弱点。“拜伦式英雄”比喻的是悲剧性的孤傲叛逆者，他们都有非凡的才华和力量，但在腐败的社会中无法施展，他们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痛苦，因自己的感情虚耗而感到绝望。

“拜伦式英雄”也是作者思想的特点和弱点的艺术反映。这类人物形象相继出现于拜伦笔下，这对于当时英国的封建秩序和资产阶级市侩社会进行的猛烈冲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厌世情绪，又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消极的作用。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诗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伦式英雄”的思想弱点及其危害性。

拜伦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孤傲、狂热、浪漫，却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们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却又蔑视群小。恰尔德·哈罗德是拜伦诗歌中第一个“拜伦式英雄”。拜伦诗中最具有代表性、战斗性，也是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唐璜》，诗中描绘了西班牙贵族子弟唐璜的游历、恋爱及冒险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会中黑暗、丑恶、虚伪的一面，奏响了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斗争的战歌。

　　达·芬奇很少采用希腊罗马神话题材，这一幅是例外。希腊神话中的丽达（又译《勒达》）原是埃托利亚国王的女儿，即海仙之女。她嫁给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因其丈夫忘了向美神阿芙罗蒂德祭祀，遭到这位女神的报复：一天，宙斯化作一只天鹅，阿芙罗蒂德化作一只鹰追逐他。丽达正在湖池沐浴，见一天鹅飞落湖边，就把它抱在怀里，引起怀孕，生下了四只天鹅蛋，蛋中孵出四个神—卡斯托耳、克吕泰涅斯特拉、波吕丢刻斯和海伦。神话中又说，前两个是廷达瑞俄斯的儿女，后两个是宙斯的儿女。

　　画上的丽达的笑容，几乎是《蒙娜·丽莎》的笑容的翻版，但裸体是画家的人体解剖研究的成果。背景有深度感，中景上一座石结构古代废墟，来自画家在地理考察中速写下来的素描稿子。但在另一幅变体画上，没有这个背景物，远景也有很大的改变。在丽达的左脚边，有四个破壳的蛋，蛋中出来四个小孩，形象十分健壮，犹如幼童模样。关于丽达生下几个孩子的传说，希腊神话中也前后不一致，故画家在前后两画上也有不同表现，在另一幅上只画了两个小孩。神话中的海伦，在有的章节里说她原是涅墨西斯的女儿。涅墨西斯为了摆脱宙斯的追逐，化为母鸡，而宙斯则化为公天鹅与她亲近。涅墨西斯下的那个蛋，被丽达拾去，后孵出海伦。另一说法即是宙斯化为天鹅与丽达会合，使她生了两个蛋：即一个海伦，另一个孵出了狄俄斯库里兄弟。总之，达·芬奇这幅画完全是采取装饰手段来表现的，天鹅被加以夸张与拟人化。文艺复兴以来，许多画家都爱采用这一题材，大概这段神话充满着一种浪漫主义的神人合婚的反封建色彩的缘故。此画作于 1506 年，约有 112 × 86 厘米 大，收藏不详。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油画 1495-1498 420X910厘米,现藏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达芬奇毕生创作中最负盛名之作。在众多同类题材的绘画作品里,此画被公认为空前之作,尤其以构思巧妙,布局卓越,细部写实和严格的体面关系而引人入胜。构图时,他将画面展现于饭厅一端的整块墙面,厅堂的透视构图与饭厅建筑结构相联结,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画面中的人物,其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划得精细入微,唯妙唯肖。这些典型性格的描绘与画题主旨密切配合,与构图的多样统一效果互为补充,使此画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美术宝库中最完美的典范杰作。

意思是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浪漫主义者是就是指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具备乐观的态度、开朗的性格、奔放的激情、丰富的想象。

“浪漫主义”一词指一种文学上的基本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相对，强调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