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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击 队 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这首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的歌曲是我国着名作曲家贺绿汀1937年创作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作抗日宣传工作，于1937年底到达晋西南的临汾，住在城郊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他创作了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曲，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会上首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歌曲随即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还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蠃得了国内外群众的喜爱，这是与其内容的战斗性和音乐形像的鲜明生动、群众性的语言和通俗的形式分不开的。

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其曲调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像。歌曲以ABA再现二部曲式为结构。第一、二、四句相似，第三句则完全不同，它在节奏、旋律、调性上与其他各句形成明显对比，全曲音域集中，形像鲜明，语言通俗，这也是这首歌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原因。

《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1938年作于武汉。据周巍峙《解放区人民热爱星海同志》一文回忆，这首歌写成后不久，即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可见其流传的迅速和广泛。它原是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流传时一般改为齐唱。歌曲的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以一个具有冲击特点的短促音型为主导动机，通模进和反向进行，发展成开放性的主段，描绘游击健儿神速出击的形象。在主段三次出现的先后，插入了两个对比性的插段，形成回旋曲式的结构。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象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起着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人民战争壮观景象的作用，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在太行山上》合唱曲。桂涛声词，洗星海曲。作于1938年，歌词描绘太行山中游击健儿紧张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纲开朗的性格。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上现实的战斗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这首二部合唱曲为复二部曲式，第一部分由两个乐段构成。前段抒情宽广，虽是小调色彩，又不乏明朗朝气的情绪。第二声部回声式的短句，仿佛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营造出此起彼伏，一呼百应的气氛。后段转入平行大调，豪迈的气势中又融入深情温柔的诉说，表过了军民间的鱼水之情。第二部分为进行曲风格，铿锵有力的旋律、鲜明而富于弹性的节奏，生动地刻画了游击队员出没高山密林、誓死消灭敌人的英雄形象。第二乐段高音区的切分节奏果敢有力，给人以紧迫感，随着调向上推进，逐渐形成商潮。歌曲最后结束在小调上，使作品前后呼应、完整统一。

《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创作于1939年，它以黄河为背景，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以及悠久的文化历史，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勤劳朴实、酷爱自由、胸怀宽广的崇高品德，愤怒地控诉了敌寇的入侵给黄河两岸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最后以激昂的旋律威武雄壮地奏出了中国人民在***领导下，为反抗日寇的侵略、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英勇战斗的时代最强音。整个作品自始至终都以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对未来和胜利充满着信心。《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为求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和独创性。

《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延安。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连声称赞。同年7月，周恩来也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并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在《黄河大合唱》的序中写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

民间剪纸产生在劳动者之中，劳动者的审美情趣又直接受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凭黄河水、黄土山养育的山西人民具有粗犷豪放、朴实敦厚的气质和性格。他们飞剪走纸，将自己的情思、才华和美好的心愿都倾注在朝夕相伴的剪纸中，构成了特有的地域习俗与人文心态，并显示着极高的审美价值。 山西吕梁地区的剪纸含有汉代石刻艺术所具有的质朴、粗犷、雄浑、博大之气；晋南剪纸刀笔遒劲，酣畅淋漓，且具有粗中见细、拙中藏巧的特点；雁北的广灵、灵邱剪纸凝重而艳丽，既有塞外之野趣，又存关内之隽秀；而地处山西腹地的晋中剪纸，则呈圆润秀丽、纤巧精细的风格。 剪纸在民间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生辰、婚嫁、丧葬、喜庆节日和日常生活。生活习俗是促进剪纸发展的社会因素，同时又形成了丰富的剪纸内容和不同的剪纸样式。

民间雕刻艺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戏曲类 山西是我国戏曲发源地之一，享有“中国戏曲的摇篮”美称。金元时期，晋南平阳地区戏曲活动便异常活跃，成为全国戏曲活动的中心。从稷山、侯马、新绛、襄汾等县、市发掘出的许多宋金时代的砖墓来看，都有砖雕戏台、杂剧演员、乐伎、舞俑。山西人民一向将戏曲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作为自我娱乐，自我欣赏的形式，因此，民间雕刻艺人，不仅讲究画中有戏，往往将戏曲的典型情节，直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激发美好的遐想。襄汾县丁村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建的民居，就雕有戏曲木刻。 二、吉祥寓意类 山西雕刻艺术，立意选材都要求有美感，寓意有喜气，出口要吉利。如“喜、禄、封、侯”用喜鹊、奔鹿、蜜峰、猴子四种动物的形象，构成画面，并以动物名称的谐音，拼成吉祥语言。其寓意，即祝福满门喜庆，高官厚禄。诸如“喜（喜鹊）事（柿子）连（莲花）年”、“吉（鸡）庆有余（鱼）”、“三阳（羊）开泰”、“六（鹿）合（鹤）同春”、“松鹤延年”、“五福（蝙蝠）捧寿”、“麒麟送子”、“鹭鸶戏莲”、“喜鹊闹梅”、“龙凤呈祥”、“喜（犀）牛望月”、“芙蓉金鸡”、“丹（牡丹）凤（凤凰）朝阳（太阳）”、“岁寒三友（松竹梅）”、“春兰秋菊”、“猫蝶富贵”、“封侯拜将”、“麒麟朝日”、“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松鼠吃葡萄”等等，都是通过生动美丽而可借以抒情的动物、花草，确定寓意吉祥的题材，分别反映人们对五谷丰登、生活富裕、四季平安、婚姻美满、四世同堂、幸福长寿、和睦处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 三、历史传说类 过去，这类雕刻，在我省民间广为流传，这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斗争中，不甘心消极地顺应和屈从，而积极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于是把人的能力理想化，创造出超人的力量——神灵仙圣来为自己服务。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仙人物，说他们得了神道，超出人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龙驾凤、长生不老，还说他们神通广大、变化莫测、本领无比、法力无边，能左右人间祸福、主宰世界万物。诚然，这是一种幻想，但人们对此，总是迷信、崇拜、向往，盼望他们给人间消灾免难，降来幸福。所以，民间雕刻艺术中，像“八仙庆寿”、“和合二仙”、“禄亚仙”、“天官赐福’、“福禄寿三星”等天仙之类的题材，比比皆是。这些带有神话内容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安康、延年益寿和征服自然、祛灾免难的祈求。

山西民间锣鼓被誉为“中国第一鼓”。

鼓是我们祖先的乐器，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鼓。不但有黄帝造鼓的传说，还有出土文物佐证，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佼佼者。传至今日，全国的鼓有上千种，山西的鼓品种亦不下几十种，上溯到远古文化的“土鼓”，“鼍鼓”，下及现在从大到周盈丈几的帅鼓到小才几寸的手鼓，山西确是中国鼓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鼓在山西，族旺支繁。既有自成一家的清锣鼓，又有吹打锣鼓、鼓舞、锣鼓经及庙堂锣鼓。丰厚的积淀，多彩的艺术，凝聚了多少民众，又使多少中外学者专家把取景框对着它来。鼓文化已成为三晋文化的代表，成为黄河文化的一面旗帜，不但为三晋大地添彩，更为中华民族增光。

一、清锣鼓

清锣鼓主要有《威风锣鼓》、《太原锣鼓》、《绛州鼓乐》《岳村孤子》、《斤秤锣鼓》等。

威风锣鼓 1988年以来，山西的威风锣鼓从农运会到亚运会，从省城的民间艺术节到天安门广场的四十周年大庆，真正打出了山西民间艺术的威风，誉享全国，声闻世界。

威风锣鼓是流行在霍州、洪洞、汾西、临汾一带的民间广场艺术。相传，公元619年，李世民在霍州大战刘武周部，击鼓迎战，鸣锣收兵，进退有序，取得了胜利，于是流传下威风锣鼓。这种锣鼓的特色就是“威风”。从锣鼓的配置打法，演奏队的组织、表演、着装，都在展示威风。

第一，音响威风。看威风锣鼓，在未见其形时，早闻其声厂，而且如雷贯耳，非同凡响。其实它所使用的乐器很单纯，只有鼓、锣、铙、钹四件。传统配置比例是鼓2锣8铙4钹2。现在人数扩大，多到四、五百人，加大了鼓和锣的比例，使音响更加突出。演奏方法是鼓指挥，锣主奏，铙和钹分成两个声部，交替对奏。乐句处理多以“句句双”出现。上百面鼓，几百面锣，成百付铙钹，共鸣齐奏，音响如天地轰鸣，使人感受到当年李世民领兵征战的威风。由于节奏变化多样，有2／4 3／4 4／4，

还有 3／8 5／8出现，因而呈现多种色彩，让人感觉到趣味无穷，宏亮而不单调，刚劲而含有柔美。

第二，曲式威风。威风锣鼓的曲牌，既独立成章，又联缀成套。其多段体套曲一般分“帽头”“主体”“收尾”三个部份。曲式、句式、节奏多为行进式；曲牌名称亦大多从军事而来：“单刀赴会”、“三战吕布”、“四面埋伏”、“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演奏多从“擂鼓”开始，起伏相间，张弛结合，但又不离气势雄宏的主题，造成一种刀光剑影，兵刃相交的战场意境。

第三，场面威风。威风锣鼓的演奏多到几百人，一律古代士卒装束，摆开一个接一个的战阵，前后进退，左右开合；一忽而风卷残云，一忽而雨打枯叶；分开的象八卦，云集阴阳双合。那场面实在惊人，也着实感人。

第四，舞姿威风，队员在表演时，结合鼓点节奏场面变化，作出种种舞姿身段。鼓手有“左右开弓”、“马步冲击”、“穿插对打”、“开合斗打”；锣手有“反扣前冲”、“回扣后弓”；铙钹手有“大镲高翻”、“胸前空翻”，还有“单翻”、“双翻”、“斜”、“正”等，鼓锣镲在这里也变成刀枪剑，演奏员已成为将尉卒，威武雄壮，一股杀气，“舞”成了“武”。演奏中又巧妙自如地运用了“鼓花”、“锣花”、“铙花”，加之棰腕上的彩带装饰，整个场面又显得五彩缤纷，给予人以悦目舒畅之感，“武”又成了“舞”。

民间刺绣，在山西不独历史悠久，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反映山西风土人情的特色。 山西民间刺绣，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绣工精致。这些来自民间的刺绣艺术品，大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就记录着以骨针、麻线缝制兽皮，遮体御寒，磨制兽牙、贝壳、彩石，系之胸、腕之处装扮自己的史实。其时虽算不得刺绣艺术，却实实标明了对美的向往和创造，从我们先祖已开始这一追求。 人对美的本能的追求和基本工具、材料的出现，使刺绣在很早就形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早在周代就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之说。《诗经·召南》中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纟它）”，“羔羊之革，素丝五（纟或）”，“羔羊之缝，素丝五总”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缝接皮服的精湛工艺。《诗经·唐风》中的“素衣朱（礻暴）”、“素衣朱绣”则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刺绣艺术，而当时的唐，正指山西中部地区。 源远流长的山西民间刺绣，在其后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工艺技巧也日臻完善精美。唐人胡令能以七绝诗咏颂当时民间刺绣水平：“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灵莺下柳条。” 山西民间刺绣无论晋南还是晋北，山区或是平原，都因其古老文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显得率真、纯朴、热烈、犷野。尤其作为服饰刺绣，是与人的性格相协调、相适应而存在的，因此它既是一种造型艺术，又是一种环境艺术；既是一种灿烂的民间文化，又是丰富多彩，真真切切的民俗生活。

山西民间玩具，是黄河流域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民族艺术发展的活化石。 一、山西民间玩具源远流长 山西出土的大量古代陶瓷制品中，有不少器物类似今日新绛县烧制的陶哨、陶人玩具的造型。万荣县古城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埙等足以证实，三晋大地早在几千年前便产生了十分精美的泥陶玩具的雏形。虽说这些陶制品带有浓厚的信仰崇拜色彩，但与近代纯用于玩赏的各种民间玩具不无瓜葛。“七音哨’流行于稷山、新绛、代县等地，它是在陶埙基础上的衍变。临猗汶家营的五彩泥玩具从明代至今，负有美誉，其中掺入母系氏族时代祈求生育的信仰遗风和为儿童避邪驱恶，以保平安健康的意识。妇女儿童“身佩香囊”，玩香袋的习俗起源于汉代。相传五月五日为恶日，虫害滋生，瘟疫流行。玉皇大帝派治瘟神仙下凡，利用艾草制香袋，涂雄黄酒，杀灭虫害，使人们避灾免疫。长期以来流传有“百索系腕上，五毒不敢犯，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的民谣。佩戴玩耍香袋千百年来相传不衰，制作手法愈来愈精。山西纸牌玩具最早出现于明代，《绥寇记略》载：“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至崇祯时大盛。”至今怀仁、灵石、祁县等不少地方仍有这种纸牌游戏。 山西民间风俗孕育和发展了民间玩具艺术，民间玩具又充实丰富了民间风俗，它同乡村民俗一样恬淡而淳补，是劳动人民淳风之美的体现和物化。随着岁时节令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伴随人生仪礼的诞辰、三天、满月、百天、周岁等生育礼俗，便制作出许许多多的民间玩具。民间生育礼俗中的玩具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岁时节令及传统庙会中的民间玩具，更是绚丽多姿、品类繁杂。尤其是民间对神灵崇拜而带来的原始情感和深厚的原始神秘心理，影响着民间玩具的审美要求，促进着多种类形的玩具不断创造和发展。 二、山西民间玩具根植民间 玩具是劳动人民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它凝结着浓郁的乡土感情，孕育着浪漫的艺术想象。民间玩具的创造有广泛的自发性。其制作不带商品性质，不受任何市场价格和政治潮流的影响。民间玩具的产生基于自身生活的直接需要：哄逗婴儿，打扮孩子，美化自身，装点生活环境。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传统的审美习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愿望。如泥玩具中的“泥虎”造型，既象猴，又似虎，又如把布鸡的翅膀绣成两朵花的形状。 民间艺人采取最简易、最便利的手工制作，利用最廉价的土、布、木纸，凭籍灵巧的技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通过父传子，母传女或乡亲们互相馈赠，观摩借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艺技的自然传承形成手工制作特有的自由、灵巧风格。民间玩具同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同时又是传授美的艺术品，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发展了特有的审美情趣，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自觉地遵循美的规律塑造玩具的形态，成为美的物化，“用”与“美”紧密相联。民间玩具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美与实用的和谐，二者浑然一体。如婴儿的布虎枕，既可供孩子睡眠、玩耍、又给人以美的欣赏。民间玩具有着深刻的寓意，民间艺术家切合民族的喜悦情感和爱憎观念，利用玩具外在形式，贯注其思想意识，象征某一意念，影响于人们的情感，成为“有意识的形式”。民间玩具绝大部分都是母心的倾注，以此表达创造者的情爱，借助虎、鸡、鱼、龙、凤，这些人们喜爱的、有特定审美内涵的形象，巧妙地表达“吉祥如意”、“富贵荣华”的主题。种族繁衍，生命崇拜意识在山西民间玩具中表现得最坦率，“虎头鱼尾枕”是最为典型的代表。闻一多在他的《说鱼》一文中写道：“鱼在中国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虎在民间是生气蓬勃、威武壮实的象征，虎与鱼的巧妙组合，暗示着阴与阳的结合，生动形象地表露出对华夏民族“瓜瓞绵绵”，长久延续，繁荣昌盛的祝福。这些民间玩具，着重于情的倾注，从暗示和象征性因素中，让人们去领会，诱发人们的联想，以此寄托、挥洒自己的情思和厚爱。山西民间玩具浓缩着，积淀着华夏后裔强烈的情感意识、信仰和期望。 山西民间玩具是造型粗犷、质朴、生动优美，注重装饰性，大胆取舍细节，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乍看来是那样笨拙，姿态不符常情，结构不合比例，边角没有规则，但这一切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稳健、浑厚，更显得古拙粗犷，生机勃发，舒展奔放。粗犷的外观不觉粗糙，稚拙的外表更富韵味，静中有流动和节奏感，使内在精神更加凝重集中。 色彩在山西民间玩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玩具以喜庆、吉祥为主题，因此，以它红火、热烈、艳丽的色彩而面世。鲜红的虎身上着以青色梅花，尾巴又是**艾叶，红头上又有两只绿耳朵，在明快的色调中，黄中有紫，红上叠绿。民间艺人不是再现自然色彩，而是突破了色彩透视原理和时空观念。这种色彩观念与古老的统辖天地万物的阴阳五行相联。“天有金木水火土，色有青红黑白黄”，民间称其五色为正色。玩具上，白底施以青红相间的花纹，黑质上涂以黄、红、绿的点缀，简明而醒目，浓艳而谐调，依据自然又超脱自然，这种健康朴素的色彩观，充满着热情和活力，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山西南靠河南，西临陕西，北依内蒙，东靠河北，地理上的接壤毗邻，风俗民情的影响，免不了在民间玩具的艺术风格和手法上相互渗透。山西民间玩具中，泥玩具的一部分造型、色彩十分接近于河南，布虎、布娃娃又同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的相类似，有些如出一辙。历史的变迁，战争与灾荒，带来人们迁徒，又有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都是山西民间玩具受其毗邻地区影响的缘故。 山西民间玩具由于地域性及各自依附的地理条件和生活习俗环境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晋南主要为黄河、汾河沿岸，成为晋陕豫黄河三角州地带，地处河谷水道，沟壑纵横，加之古文化悠久，民间风俗古老，这一带民间玩具比较古朴雅拙；晋中地区处于平原地段，地理条件优越，经济文化繁荣，生活富裕，民间玩具比较秀丽雅致，精巧细腻；晋北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塞上高原，民间玩具比较雄浑豪放、粗犷质朴。虽然各显神工，各有异趣，但又有鲜明的三晋风韵的一致性。如同为香袋，晋南的以缝制人物、动物为主，以串带之，布老虎踩着蛇、蝎子、壁虎、癞蛤蟆、千爪虫、蜈蚣五毒虫，形象生动，足乱其真，色彩艳丽，红里透鲜，以闻喜、新绛、稷山、万荣、永济为代表。晋中地区的香袋，多用彩色丝线编织成菱形、方形和三角形等色样，称香荷包，还有供小孩玩的丝线缠绕的色轮，其形状与花纹式样或色调都至为精彩，装饰颇得情趣，以祁县、汾阳、介休为代表。晋北的香袋多以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瓜果、菜蔬、花草虫鸟为题材，简炼大方、夸张变形，以怀仁、左云、山阴县为代表。 泥玩具中狮、虎、犬、鸡、羊是通用的题材。忻州、代县、定襄一带的泥娃娃造型浓眉大眼、胖敦福态，多为坐像，大块色彩，夸张简洁；而晋南临猗的五彩泥玩具以民间传说中的天将、天狗、虎娃见多，以白色为底，描以黄、红、兰、绿色，显得细皮嫩肉、乖巧可亲。娘娘庙会上的求子泥娃娃，绛县、万荣县的面目姣美，小巧玲珑；怀仁、右玉的粗犷脱俗，俨然一副“泥像”。要说泥哨哨，还是新绛县的七音哨最为精致了，它实际上是烧成的陶制品，造型美观、花纹讲究，浑厚的黑底上点缀几点黄、红、白，鸟、兽的造型均夸大头部，缩小躯体，省略四肢，极有特点。 布虎玩具随处可见，形象各异，千姿百态。绛县的布虎系列就有二十四种之多，虎头鱼尾、虎头蛇尾、虎头石榴尾、独角兽……芮城县的狮虎头身镶嵌，晃头摆尾；雁北地区右玉左云、怀仁县的布虎肥头大耳，胖圆的身躯；晋南、万荣、稷山的布虎，大部分是柳叶眉、核桃眼，小小的嘴巴，胡须用绒毛制作，其背上多做装饰，尾细长且弯曲上翘；晋北的布虎浓眉大眼阔嘴，须毛多为描画，线条豪放，尾粗直。几个地区的双头虎外形上区别不太大，都具有威猛和乖巧的特点，但晋南的表现得活泼伶俐，晋北的则显得憨厚可爱。

“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棍爱煞人”，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对徐沟背铁棍这一民间艺术的赞语。溯源徐沟背铁棍，最早产生于400多年前的明代嘉靖年间。它本是天旱缺雨，老百姓抬神祭祀的一种活动。后因抬神不便，有人便扮作王母娘娘、金童玉女。历史上徐沟的第一根背铁棍叫做“凤凰拉车龙打伞”。背铁棍是一种风格独特的群体舞，其特色被归纳为：无言戏剧，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徐沟背铁棍这一艺术奇葩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过不断的挖掘、整理、创新与发展，这一艺术越来越美，知名度越来越高，辐射面也越来越大，上北京，下深圳，好不风光，并受到中央领导者接见，被国外友人誉为“东方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