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有什么不同之处？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o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1)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主义化，而是认识到概念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这些概念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曰第一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十七十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Realism)。"(2)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钟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3)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

　　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向过去学习、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轻视过去、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作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十八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4)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谐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5)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表现、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异及其神秘事物的渴望。

　　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古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6)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7)；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某种相通性(8)；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奏；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人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徘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o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9)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滥觞。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一套以"适当"和"寓教于乐"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公式；(二)十六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突破中世纪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应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典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开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摹仿说和情节的整一性当作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点、行动的整一原则表述得更清晰完整；瓜里尼的《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则阐述了美感的适度观念，通过悲剧和喜剧两种快感的混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十七至十八世纪，是古典主义的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十七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规范。作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构成一场古典主义运动，这场运动随布瓦洛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十七世纪后半期巴罗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莱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从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在古典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常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规范相悖的另类文学。而"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o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10)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它国家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倦了理性中庸枯燥的古典主义。随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卢梭《新爱洛绮思》、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抒情感伤小说流行，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已具雏形。 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 1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朴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利斯、蒂克、海涅、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义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成规。R韦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或"主导性规范"，韦勒克概括成三种尺度："从诗的观点来看的想象，作为世界观沉思对象的大自然，以及构成诗的风格的象征和神话。"(11)朱光潜也认为有一种统一的浪漫主义风格，在他看来，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三种明显特征：主观性，这是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回到中世纪"即回到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传统；"回到自然"。(12)浪漫主义的统一性是在与古典主义的对抗中形成的。

　　四、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范式转换

　　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个争辩不休的相对性概念。因此，在相互对照中论述二者的具体内涵应为妥当的方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换，意味着文学范式与话语成规的更替。这种更替具体体现在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从摹仿到表现。对这一根本转折，艾布拉姆斯做了深入而有趣的阐释："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它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3)镜子意味着对外部世界的映照与模仿。自从柏拉图把文学喻为镜子或影子以及亚里士多德严谨的理性阐述之后，文学理论一直求助于这一隐喻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说明心灵对自然的模仿关系。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都乐此不疲地娴熟应用。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根基之上，本琼生、约翰逊等都心仪"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种古老的理念。而且古典主义还坚信自然事物具有普遍永恒的定则，古代作家已经成功地写出了人物的本性、自然的本性，从而产生了合乎理性原则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典范。后代的作家只有学习好模仿好这些典范，才能达到真和美。拉布吕耶尔模仿希腊人狄奥佛拉斯塔，写作《品性论》，开篇便声称："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在他们看来，包括题材、风格、体裁、形式和语言等等规则和范型，都在古希腊罗马大师手中创造出来了，后世的文学所能做的所该做的就是尽善尽美地遵循并模仿这些伟大的典范。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是创造的基础，然而，古典主义的"紧紧追随"、"爱不释手"、"日夜揣摩"，学到的又只是一些僵硬的类型。除了一些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家，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德莱顿、蒲柏等等，总是能在古典主义疆界内求取某种自由，保持自由与规约的张力与均衡外，大多数的古典主义者都深陷于泥古保守的窠臼中，无所作为。

　　从镜到灯的心灵隐喻之变迁，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如果要追溯"灯"之喻的早期使用，还须回到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发动了一场哲学与诗歌、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永久战争，并且把感性之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坚持认为只有从感性的阶梯上升，才能最终窥见理念的光辉，从而赋予了神灵附体的迷狂诗人以直觉认识超验真理的特殊意义。他的太阳隐喻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太阳放射与喷泉流溢说，在他们看来，能够分享、感受理念之光辉的决非镜子式的心灵，而是充满灵感的能从自身放射出光芒的心灵。与柏拉图主义者相同，18世纪以降的浪漫主义者也常把心灵与诗喻为光之放射泉之流溢。"灯"之比喻对"镜子"比喻的替代，表明表现论文学观的确立。即浪漫主义者不再把创作当作一种模仿行为，而是视为心灵之光对外在世界的照耀。华滋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这种表现说的一种经典表述。表现论即把文学看作主观心灵的表现和创造行为的产物，强有力地颠覆了古典主义僵化的模仿成规，为文学打开了情感与想象的闸门。

　　其二、从理性到感性。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笛卡尔认为知识的本性是绝对的统一性，一切丰富杂多的现象只有还原为可清晰精确描述的单一原则，才能达成普遍知识的理想。这些普遍知识理性原则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心智活动的规则，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的规约。正像存在着普遍的、稳定的、可以精确描述的自然法则一样，摹仿自然的文学艺术也必定存在相同的类型与法则。为确保知识的统一、稳定和可靠，笛卡尔拒斥了感觉和想象力。在他看来，感觉是变幻无常和混乱的，而想象力则是人类精神活动遭受欺骗的根源。这样如同卡西尔所言："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14)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知识依据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布瓦诺就从此出发走在笛卡尔的路上。他企图从各种诗体和诗剧的特质中找出普遍永恒的法则，从千差万别的人性中归纳出风流、吝啬、老实、荒唐等普遍永恒的类型。而且把这些理性法则和类型等同于自然、真实和美。在《诗的艺术》中，布瓦诺写道："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15)在理性原则的规约下，古典主义不欣赏也不能容忍一切"背理的神奇"、"无理的偏激"和破格的奇思异想。众多的古典主义作品描述的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观念如何最终克服七情六欲，而在非理性情欲支配下世人又如何导致身败名裂的故事。这一点直接暴露了古典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政治妥协的产物。

　　浪漫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发起了解放感性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首次使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自由等主观性范畴全面地占领了文学理论的主体位置。浪漫主义首先确立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与倾吐成为浪漫主义运动最鲜明的口号。而且，他们所欲表现的情感与古典主义公共理性规约下的常态完全不同，有着强烈的个性自我色彩。济慈声称他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雪莱把诗人喻为夜莺，它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华滋华斯坚持认为自己的情感才是他的靠山与支柱；拜伦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这种激情有时甚至是混乱的非理性冲动，如同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诗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16)从情感本质出发，古典主义建立在人类心性永恒不变的假设基础上的文学史观，即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极致的观念，就被彻底突破了。因为对真正的美感生命力来说，人类在感情方面的强度和敏感不是减少了，而是日渐增长，因而艺术的完美也是无限的。由此，浪漫主义建立了文学史的发展变化观念以及视艺术为人类模式再创造的艺术观。"创造"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最初是在中世纪。人们从上帝创世的神话中推衍出文学创造观念，这个前提注定了中世纪的创造概念只能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范围内，人的创造只是对神的模仿。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创造新文学的热望与自信，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济慈明确地说："诗的天才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它自己的出路；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概念，只能依靠自身的感觉和警觉。凡是创造的东西必须自我创造。"(17)这种自我创造更要依靠不受时空支配的想象力，因此浪漫主义用想象的内在规则僭越了古典主义那种外部给定的法则，从而赋予想象在创造活动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雪莱甚至直接把诗歌界定为"想象的表现"，并且认为在人类心灵的两种活动中，想象高于推理。推理只审查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的关系，而想象则以自己的光辉作用于这些思想素材，它能创造出新的思想。

　　其三、从机械整体论到有机整体论。艺术的整体性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追求的美学理想，然而两者的理解却有明显的分野。最初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把作品与生命体相类比，总结出美的事物"整一性"法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命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都是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的。然而，当他进入文学等美的事物的分析时，生命体的有机性却脱落了，只剩下体积大小、各部分组织安排的适当性。所谓适当指的是事物自身的完整性，也指它的大小长短适合于人的感知。一个非常小或非常大的东西，即使是活的生命机体，人无法感知，看不出其整一性，不能称之为美。作品也是这样，其长短大小和安排必须为整体服务。这种整体性法则是合理的，但要求悲剧作品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情节必须整一有头有尾，则未免机械且规范过度。文艺复兴的琴提奥和卡斯忒尔维屈罗又从中归纳出时间和地点的整一律，从而形成古典主义一套机械的"三一律"仪轨。浪漫主义也推崇艺术的整体性，但他们始终把这种整体性看作生命体的有机性。它是自然生长的，而非人为规定，正象雪莱所说的，伟大作品的创造过程如同婴孩在娘胎中孕育成长。这种生命的隐喻尤其是植物的隐喻在浪漫派文学理论中俯拾即是，形成以植物喻天才、以植物喻作品的有机整体性美学。康德曾有些同义反复地定义"天才"为"天赋的才能"，强调其自然禀赋性，他能凭自然的作用创造出美的艺术典范。而早在1759年，杨格的《论独创性作品》就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樊篱，提出天才存在于法则之外是浑然天成的观点，推崇独创性，并把独创性作品喻为从根茎上自然生长出的植物。卡莱尔则干脆说：它完全是一棵树，树液和流体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18)所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整体性与古典主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机械的、人工的、可法则化的，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生命律动的整体性。

　　由于浪漫主义理论在现代思潮中的持久影响，人们开始质疑那种将它封闭在已成历史的特定位置的做法。从卢卡奇的早期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美学，从尼采的价值重估到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乃至从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到金斯堡的嚎叫……人们都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这种四处扩展的回响表明浪漫主义并未终结。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文学范式转换，事实上是人类生活结构和内心结构的现代性转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复杂的文学话语形态，浪漫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原标题：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海街日记》剧照

2018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在戛纳**节上大放异彩，之后在中国公映时也收到了很好的口碑。笔者对是枝裕和的印象，几乎完全来自于《海街日记》。镰仓四姐妹的故事，确实让人感觉很温暖，叙事方式也自成一格。但现代人的孤独病不可能被文艺治愈，一个世界级的导演，能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都得到认可，也不可能只是凭借煽情的功夫。看完《小偷》再回想《海街》，会觉得主题其实一脉相承，《海街日记》只展示了水面上的冰山，而《小偷家族》则告诉观众水面之下深不可测。

如果不是先看了《身毒丸》，便不会有上面的想法。

《身毒丸》是寺山修司和岸田理生在20世纪70年代合作的剧本。寺山本人从小与母亲的关系不好，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描述了母子之间的对立、仇视，《身毒丸》是集中表现畸形母子关系的代表作。幼年丧母的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恶劣，后母刺瞎了信德的双眼，信德出于报复杀害了后母带来的弟弟，父亲不堪打击也一命呜呼，然而家庭崩坏后，后母和信德却达成和解，成为恋人。蜷川幸雄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时，进行了些许改动。除了利用舞台装置和演员的表演来加重鬼魅浪漫的日式美学外，更重要的是蜷川加入了自己对作品主题新的理解。蜷川是从“家庭的结构”为出发点去理解这个剧本的。他说，现代（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是以父亲为中心的，父亲买回家庭的各种必需品（包括后母），组建起一个“假似家庭”，但是买回来的后母作为女人的意识觉醒后，这个家庭就开始瓦解。

在蜷川版《身毒丸》中，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是对现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彻底反抗。现代家庭表面上具备家庭的诸要素（父亲、母亲、孩子），但是这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金钱关系（母亲是父亲买来的），人性本能被压抑，后母只是这个家庭必要的摆设，当她把自己当作物品时，才能保持家庭表面的和谐，当她寻求作为女人的基本需求时，表面的和谐就被打破。也就是说，日本以现代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它压抑了人的自由天性。

剧中对现代家庭制度的反抗还有其他表现。比如主人公信德，其人物原型是日本民间传说《俊德丸》（日语中“俊德”与“信德”同音）中受继母诅咒而失明的美少年。自中世以来，俊德丸传说通过谣曲、净琉璃等戏剧形式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姿容优美却身负悲剧性命运的少年俊德代表着日本传统的审美取向。蜷川版《身毒丸》中最广为人知的信德扮演者是蜷川的得意弟子藤原龙也，蜷川有意识地让他在扮演信德的同时也出演另一个角色——三岛由纪夫《现代能乐集·弱法师》中的俊德，这种舞台背后的故事拓展了对《身毒丸》的解读。同样取材于《俊德丸》的《身毒丸》和《弱法师》让同一位演员来扮演，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三岛笔下的俊德身有残疾（眼盲）、个性乖张，在这个剧本中，眼盲代表对此世（是空间意义上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否定：“所幸的是，我却看不到这一切。还是看不见的好啊。看到那一切，我一定会恐怖万状的……我泰然地为院子里的花草浇水，自若地操纵着修饰草坪的剪草机，我可以从事无须看见的恐怖工作！是啊，鲜花盛开在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上，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而我还在往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的土壤里浇水！”剧本中多次出现火的意象，火是从此世通向彼岸的红莲之火。在三岛看来，火的颜色既是蔷薇色亦是**色，毁灭本身既包含恐惧亦包含美感，彻底的绝望与熹微的希望相连，此世的毁灭意味着在彼岸的重生。《身毒丸》中家庭毁灭后，信德对后母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妈妈，请再生育我一次！”不伦之恋对信德和后母来说，是经历了红莲之火的炼狱之后的重生。

“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样都是日本现代化的产物。明治维新以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人”的个性、个体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历经夏目漱石、自然主义作家、白桦派作家等一代又一代文人不断的努力，现代性中注重个人主义的一面开始为人熟知。然而不能忘记，个人与群体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应与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相联结，“家庭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共同体意识。

《身毒丸》和三岛的《弱法师》想要反抗的现代伦理，基本成型于大正时代（1921年-1926年）。这种伦理的成型与“大正民主主义”有关。工业化带来经济基础的改变、农村的破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基于普选法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女性受教育和参与 社会 活动程度增长等，都促进了现代家庭结构（父、母、子）的产生和定型。一战后日本的工业急速发展，企业数量迅速增长，为了维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产生了所谓“经营家庭主义”的意识，众所周知的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就是在这种意识影响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企业中的职场伦理，是模拟家庭伦理建立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逐渐衍化为非血缘关系的泛 社会 化家庭主义。这种家庭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压抑个性以保全群体的利益，本是同根生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在某些方面产生对立。

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沿着个人主义的脉络进行的，即反思主体性的无限扩张导致的从个人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演变，另一条是沿着家庭主义的脉络进行的，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泛 社会 化的家庭伦理道德同样为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推波助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话语兴起之后，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学揭示出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两种思想裹挟下形成的奇怪张力，表现了现代人难以两全的生存困局。《身毒丸》和《弱法师》都以个人主义作为家庭主义的抵抗线，然而个体的精神自由是以肉体的伤痕累累为代价的。

对于现代日本家庭伦理的质疑这一主题延续到了是枝裕和时代。《小偷家族》中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假似家庭——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只有纱香和老婆婆之间存在道义上的伦理关系。影片最后，纱香意识到老婆婆只是利用自己从父母那里要钱，这一情节与《身毒丸》相似，伦理关系被金钱关系消解。然而另一方面，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却建立起比血缘关系更深厚的感情羁绊——假似父亲、假似母亲、假似奶奶、假似姐姐对捡来的祥太和玲的感情都是真诚的。信代（假似母亲）由于诱拐儿童和杀人嫌疑被拘留后，警察问她孩子们有没有叫过她妈妈，这句话触动了她的心结，让她泪流不止。

奇特的是，把这些假似亲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不是利益关系，更不是共同的价值观。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并不比各自独立谋生更容易，翔太出事后，一家人害怕受到牵连更是准备抛弃翔太逃走。在杂货店老板劝祥太不要教妹妹偷东西之后，祥太对假似父亲灌输给他的理念产生了怀疑。这种凝聚力只能用一个日文汉字来表达：“绊”。

“绊”是一种难以言明的 情感 ，它可能脱胎于血缘关系，但在《小偷家族》中，它完全超越了血缘关系，体现为一种人的 情感 本能。在《海街日记》中，三个姐姐能够接受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样是出于本能性的“绊”。与《身毒丸》相比，《小偷家族》的叙事手法不同，但两者殊途同归。《小偷家族》以略带黑色幽默的方式，塑造了具有正面价值的假似家庭，从而消解了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家庭伦理；通过对“绊”的肯定，嘲讽了“真正”家庭中徒有其表的亲密关系。然而与《身毒丸》强烈的浪漫主义表达不同的是，《小偷家族》的结尾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式表达，假似家庭最终解体的原因是因为“绊”的价值与现代的法律道德相抵触，个人的主体性终归无法与制度相抗衡。

即便没有让“绊”在与制度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小偷家族》也毫无疑问展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体现在以“绊”来对抗虚伪的现代伦理，更体现在对形成这种伦理的深层原因的探讨。片中多处展示了现代经济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塑造力和对聚散离合的控制力。比如十几岁的祥太和五岁的玲对盗窃的不道德意识淡泊，因为假似父亲曾经跟翔太说放在店铺里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言下之意是拿了并不算是违反道德规范或触犯法律。这种想法是与物权意识相违背的，然而它引申出了与分配制度相关的若干问题，在现代 社会 ，谁拿的多谁拿的少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现代 社会 的物权意识有利于穷人还是富人？

信代对假似父亲的言论的反应也很有趣，她说如果店铺不倒闭，那应该是可以随便拿的。——小偷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现代 社会 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零件构建了生产链条，但其自由度也受限于生产链条的正常运转，一旦灾难降临，在这个链条上没有谁能够幸免。

从《身毒丸》到《小偷家庭》，形成了现代家庭制度的解构力量。然而，无论是浪漫狂放的寺山修司、蜷川幸雄，还是温情写实的是枝裕和，在对现代性产生质疑之后，都表现出向某一种日本传统复归的思想倾向。这样的复归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会形成怎样的思潮，尚不明了。或许，这也是现代性的病症之一，我们学会了讽刺、批判和抵抗，却不知道如何构建。

《身毒丸》也好，是枝裕和也好，他们指明的方向上都能够看到影影绰绰的存在主义影响。翔太知道假似家人曾要抛弃他之后，依然把他们当作家人对待——这可能只是出于他多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无论是翔太还是信德，生存都是第一位的，道德、伦理皆在其次。在现代性依然延续的前提下，个人和家庭的出路在哪里，依然没有明确答案。可是既然发现了好望角，死海里就不应该千帆相竞，那么对现代性的反思，也不应该因为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就此止步。

关于**

《解构生活》作为多伦多**节竞赛展出单元的影片，它的故事线错综复杂，包含了从城市复兴时期人的价值取向到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很多主题。巴尔干半岛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家庭、子女、故乡，每一个人都逃避不开它的阴影，它对英国移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观众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很难对威尔·弗兰西斯--影片中重点刻画的核心人物产生什么共鸣。虽然是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只是专注于工作，不苟言笑，也不太喜欢与人交流，却陷入了与塞尔维亚女工之间长期痛苦不堪的关系之中，渐渐把他逼上了波斯尼亚回教族难民的生活道路。

导演并没有把波斯尼亚移民们作为影片的基本着眼点，而是把重点放在威尔和丽芙这对生活富有却关系冷淡的夫妇和她们的女儿上面。在他们生活的如宫殿一样华丽的房子里，他们的女儿并不快乐，夫妻两也总是处在不停的争吵或沉默中。影片的结局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大家各归各位，无论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家庭。移民母子离开伦敦，回到了萨拉热窝。而威尔和丽芙也重新走到一起，过起一家三口的平淡生活。

经常看**的观众会发现这部影片中的每一个主创的名字都是如此令人激动，在这部大牌云集的影片中，场景主要设在英国伦敦，一切都深深打上了英国文化的烙印，但是，当英国热情的媒体大肆宣传的时候，在美国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关于导演

影片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出生于英国曼岛，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便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1986年，他参与的伦敦戏剧社的演出赢得了评论家们的好评。后来，从第一部影片《一屋一鬼一情人》Truly Madly Deeply开始，他的导演事业越走越顺。1996年，他执导的影片《英国病人》获得第九届奥斯卡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

与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在1991年拍摄的影片《一屋一鬼一情人》相比，这部《解构生活》只是描述了发生在伦敦北部某一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令人沮丧的危机事件，故事似乎不特别讨巧。同时，故事与他前期影片《英国病人》等一样，没有脱离导演可以轻松驾驭的浪漫爱情故事的基本故事线。虽然如此，但影评家们却都认为本《解构生活》更加显现了安东尼·明格拉的野心。

在《解构生活》这部影片中，导演力求探索真实的人类情感--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求索爱与背叛这个永恒的主题。真实，是安东尼·明格拉最想追求的东西，不仅是事件的事实，还有片中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情感，都让观众感同身受。

关于演员

影片本谓大牌云集，每一位演员的演出都令无数影迷人期待。罗宾·莱特·潘通过她的外形和动作将丽芙的个性活灵活现的显示出来，使这个性情有些冷淡的女人情感悠远，也唤起了观众对丽芙这个人物的同情。

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朱丽叶·比诺什曾出演过《英国病人》(1996)，并因此赢得了奥斯卡奖。与两位美国女演员--　罗宾·莱特·潘和维拉·法米嘉　Vera Farmiga相比，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更加深入人心，使移民女工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朱丽叶·比诺什的声音十分迷人，人们似乎可以通过朱丽叶·比诺什的声音感受到女工爱米娅的灵魂。

裘德·洛所塑造的威尔是一个沉湎于工作，不苟言笑，没有任何幽默感的人。导演安东尼·明格拉曾担心外形出色的裘德·洛演不出他原本想刻画的威尔。但是，裘德·洛成熟的个性却赋予了威尔这个人物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关于影像

影片摄影伯诺依特·德尔赫姆Benoit Delhomme冷静又不失活泼的灰色影像风格完全不同于他在此前影片中对光明的向往和表现，使活动的画面出现了另类之美。冷静的影像效果更突出了人物内心的苦闷与孤独，与影片整体基调十分契合。

创作掠影

早在很多年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就尝试创作一部名为“Breaking and Entering”的剧本，设想一对夫妻参加过聚会回到家中发现被盗，当他们列出被盗物品的清单时，竟然发现物品不少反多，而多出的东西恰好指明两人婚姻的问题所在。明格拉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尽管他一直在尝试，却始终没能落笔。

两年前，明格拉在伦敦北部为制片公司买下了一座小教堂，他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麦克斯说那是不祥之地。他就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对那相当了解，但我喜欢那个地方。后来我去罗马尼亚拍摄《冷山》，不断接到公司的电话，说那里经常有人非法闯入。我猜想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了焦点，因为在8周时间内共被非法闯入13次。”

明格拉继续说：“这段经历让我想起了15年前的想法，我开始转换思路，想到犯罪也会促成一次补救。在我看来，一旦损害发生，那么对损害的修补会让人更强大，而且偷窃的种类是很多的，有不同种方法。”后来，进入制片公司行窃的人被抓住了，当得知这些人年轻、贫穷且过着复杂的生活时，明格拉一点也没惊讶，他将这真实的经历写进**，而他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要去偷，什么样的人在偷。

明格拉之所以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于伦敦，是因为伦敦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并融合的地方，而且在多等级的社会阶层中，无形中出现了一种底层阶级。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不是英国人，来自不同国家。就如同明格拉所说：“虽然我们对外来移民的问题很敏感，经常将此当作竞选时的政治姿态，说我们依赖于移民，但移民阶层的这种弱势状态是确实存在的。在现今的伦敦，生活着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尼日利亚人、加纳人等等，他们来到这里去做我们不屑去做的事。在福利国家，他们是无形的群体，是无形的文化，也是这座伟大城市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的祖母就是波兰移民，她是个裁缝，你会从她说的法语中很清晰的听到波兰口音，”扮演阿米拉的朱丽叶·比诺什说，“所以对我来说，影片的剧本很迷人，离我很近，我希望将影片献给我的祖母。这是我感谢他们的好机会，因为几代人如此艰难的生活是为了让后代生活得更好、得到更多机会。”为了扮演好阿米拉的角色，比诺什特地到萨拉热窝住了一段时间，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并从经历那场战争的波斯尼亚妇女口中认知角色。

影片的主要场景是在伦敦的王十字(King's Cross)地区拍摄的，此前，《哈利·波特》系列影片和《老妇杀手》都曾在此取景。制片人提姆·布里克奈尔(Tim Bricknell)说：“这是安东尼、裘德和我生活的地区，我们努力尝试描写在伦敦的每日生活。我们很幸运能够接近王十字的建筑，因为它是全片的隐喻。旧伦敦由王十字变成了新伦敦，陈腐的生活也由此受到新鲜潮流的影响。”

但随着伦敦快速的发展，王十字的很多角落已经不复存在了，剧组为了忠于影片设置必须找到另外一个适合的拍摄地点建造片中威尔的Green Effect公司。制作设计师亚力克斯·麦克道尔(Alex McDowell)开始率队沿着运河系统寻找合适的建筑。在看过了3、40栋建筑之后，他们在伦敦东区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铸铁厂，由于破旧不堪，必须从头到脚的重建。剧组应用了货真价实的建筑技术，工厂墙壁被喷沙，铺设了地板，替换了所有窗子，甚至还在内部架设了钢梁。

所谓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当用来分析文学时候，结构主义批评者会分析如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而非故事中的内容。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相似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而言之，结构主义者会说一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将这层结构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有些人觉得结构主义批评帮助我们刺穿了生活中混乱的外表，揭露隐藏在下面的完整结构。有些人则认为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太多的解读，让聪明的学者能够创造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意义。另外还有各种立场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而事实上，许多关于结构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试图厘清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