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苏式的评论（非介绍）

　　恃才傲物 狂妄自大——从《石钟山记》看苏轼的性格特征
　　《石钟山记》是苏轼散文中的名篇。在此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富于哲理的著名论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后来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对苏轼的注重实地考察、不轻信盲从古人的精神大为称道。

　　文章中，苏轼先驳难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说法，用“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的实验与郦说相比较，表明这种说法不能服人；然后又对李渤“扣石”得声的说法进行驳斥，指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而此独以钟名，何哉”说明李渤的论点与论据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苏轼认为他们俩都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并以“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结束全文。作者在文中所要阐明的主旨是：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不可凭主观臆断。

　　然而，我认为，苏轼大不必“叹鄙元、笑李渤”，因为，他同样犯了臆断的毛病，并且比郦道元、李渤有过之而无不及。

　　郦道元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他酷爱自然，有意探寻祖国的山川美，通过实际的观察、体验，写出了富有生命力的《水经注》。郦道元对自己踏足的每一景点(包括石钟山)都作了认真、细致的考察。李渤为写《辩石钟山记》也前来石钟山进行考察。他们俩人考察的结果不管正确与否，其注重实地考察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后人学习。而且，他们不会为了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而贬低讥笑他人。相比之下，苏轼在这些方面就逊色多了，尤其是为人方面更不可取。

　　苏轼自以为自己是注重实地考察的，其实他到石钟山的缘由是非常明显的。文中说道：“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可见，他是送儿于苏迈赴任德兴尉时路过石钟山的，既然顺路，酷爱游山玩水的他当然不会错过到石钟山一游。也就是说，他此行并没带考察这一动机的。当他在游览中碰巧得知石钟山命名的缘由时，竟得意忘形，在官场上失意的他仿佛找到了可发泄一番的机会，在自己的观点还未得到人们公认，只有自己与儿子知道，就对郦道元，李渤大加讥笑，由此可见，苏轼的臆断、狂妄更令人接受不了。

　　苏轼是在没作任何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发现了石钟山的命名之因的。他到石钟山后，既没有找当地人探问，也没要求山上的和尚介绍地形结构，就在黑夜贸然。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面对阴森可怖、悚人毛骨的环境，苏轼因无心理准备，心惊欲返。可见，苏轼并无心去考察，否则，就不会只听到一些怪异的叫声就脚发抖，忙着要回去，尽管一无所获。若不是这时恰好“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恐怕他早巳回到山庙里与和尚论经了。

　　对于这偶拾之物，苏轼也缺乏客现的、正确的态度来待之。既然是偶尔拾到，不是费尽心思、付出辛勤劳动得来的，就没必要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大肆宣扬经验所得。而苏拭却不然。在文中，苏轼的得意忘形充分体现出来了，并大谈经验之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但苏轼这一结论并不能从他在前面的所作所为中总结而来。苏轼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之因了，但后来有人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山的形状像覆钟，故名石钟山。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更科学的道理：探究事物真相单靠目见耳闻还不够，还要善于分辨真伪，分清表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后人也未就此讥笑苏轼，因为在学术上和科学上有不同观点可以争论，而不必攻击。

　　苏轼是一个大文豪，他本人也常为自己的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而自豪。他曾对自己的创作自夸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水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恃才傲物，性格中自然有了“狂”宇。另外，苏轼倾慕屈原、诸葛亮，认为(“大丈夫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政治家。于是，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将“狂妄”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致书》中，对王安石进行公开的全面攻击，甚至不惜恫吓宋神宗；在与司马光就“免役法”争辩时，竟气愤地痛骂：“司马牛，司马牛!”这种狂妄性格往往给他带来无穷的灾祸，在政治斗争中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同情与支持，悲剧的命运，便成为不可避免了。

　　苏轼到了晚年性格变得多重性，时而狂妄时而落寞；时而旷达，时而惆帐，这是他经常不得不面临个人进退的抉择中形成的。但表露最多的仍是狂妄，狂妄的性格伴随他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将此思想性格表露出来。《石钟山记》正是这种性格作怪，遇到与已见地不同时，便毫不留情地给予讽刺、反击。

　　狂妄自大使苏轼保持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刚正廉明，在文学创作上能摆脱前人的束缚而有所创新，使他的诗、词和散文在北宋文学中都是成就较高的，尤其是对词的题材领域的开拓，更具有突出的革新意义。但是，正如任何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苏轼的矜才炫学给他的诗词创作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如大量采用典故，尤其是佛典，使作品变得滞闷和艰奥。另一现象是和韵，喜欢与朋友们和韵，与古人诗和韵，甚至和自己诗的韵，在诗中穷极技巧，卖弄才学。这种浪费时间、精力而无所成就的事他竟乐此不疲。后人评价他这种行为是作茧自缚。

　　极端的自高自大往往使人无法客观地、冷静地对待不同意见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引以为戒的，《石钟山记》一文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