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谢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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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摘 要 徐志摩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具体表现有三大特点：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二、浪漫主义人生观，三、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和彷徨。

关键词 浪漫主义 浪漫情怀 浪漫主义人生观 愤懑彷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但却给后世留下不朽的著作和永恒的思想本文将从其诗歌浪漫主义形成的思想，浪漫主义色彩，极其浪漫主义悲剧的形成几个方面去简单论述。

一、徐志摩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对于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激情的诗人来说，他往往能在幻想的理想世界里找到灵感的源泉，使心灵想象的翅膀得以自由翱翔！徐志摩的浪漫源于英国剑桥留学时的康桥。徐志摩曾经深情的把英国称为他的灵魂再生之地，在那里他不仅迅速成长为西方式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且成为了一名诗人，在因英国剑桥大学的两年留学期间，他深深地被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所吸引成为一名全身心投入的崇拜者。也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剑桥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母校，在这里徐志摩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海洋。剑桥的生活对徐志摩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思想、志向、性格气质都有剑桥的烙印。他曾经满怀深情的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

吴昆在他的《论徐志摩及其诗歌艺术》中提出了徐志摩复杂的人生成就了其诗意的提炼，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徐志摩虽出身于一个封建、买办的富裕商人家庭，但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五四”精神的濡染，使他成为一位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的自然灵气的天性，在剑桥的特殊文化浸染下醇化为追求自由、灵感和艺术的浪漫气质。他的诗作一味追求一种“爱、自由、美”的理想，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虽然也常想到幻灭的痛苦，但在美好的幻境里，诗人无疑可以找到一个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世界，使得他那颗受伤的灵魂得到抚慰和憩息。这是，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了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因此，就其诗歌的艺术渊源而言，徐志摩从19世纪浪漫主义汲取了最多的创作营养和艺术灵感。此后不久写成了诗歌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

二、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造境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

近代美学家王国维说文学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这里所说的“造境”,实际上就是指浪漫主义创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着重表现理想。尽管现实主义创作也表现理想, 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要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绘流露出来,而浪漫主义的理想则是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就象诗人的《去吧》那首诗，它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就是做为描写对象存在。徐志摩的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理想主义”,而他的理想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他要求“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到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徐志摩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希望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①的政治制度,与这一理想相联系着的是他希望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内容。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 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 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落叶》)。这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一是通过对自然情景的描绘来表达诗人的理想追求,二是对追求写诗方式的自由，情感表达上淋漓尽致。在英国康桥学习期间, 徐志摩广泛涉猎了英国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并胚胎发育形成了具有自由气息的“个人意识”。然而,当将其放到20 世纪20 年代黑暗的中国社会里,必然是碰得七零八落。尽管他也诅咒,也愤怒,但最终还是转向了有宗教意味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求得安顿。他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说“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分”,它能给你以“灵性的迷醉”。诗人把对“大自然的精神”的具体体味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般说来,他的早期的写景诗调子比较明朗,透过那静谧而热烈的画面,仍然可以看出一颗争取个性解放的积极向上的心灵。如《石虎胡同七号》,把园景描绘得活泼可爱, 在生机勃勃的画面里跳荡着诗人那颗热爱生活,渴望美满爱情的赤心。大庭园是诗人创造理想主义的乐园。谈理想境界的创造,不能不论及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全诗荡漾着诗人告别康桥的依依不舍之情,一唱三叹,令人心生回肠荡气之快感。从字面看,笙箫与悄悄的意境,夏虫与沉默的空间揉合在一种境界里,有力地表明离情在胸, 纵有笙箫, 也悄然无语,夏虫也仿佛感知人情,停止吟唱。该乐时不乐,该闹时不闹,渲染了寂静的意境,不同寻常的笔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诗人具有单纯的浪漫主义人生观

如果说胡适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小脚放大,郭沫若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增添了气吞寰宇的气势,那么,徐志摩则使中国新诗充满了灵性。徐诗的这种空灵②之美来自于诗人一颗真挚的童心,他的诗是他真性灵的流露。徐志摩对“假诗”是极其讨厌和反对的,认为“假诗仿佛是清明节城隍山上的讨饭专家用红蜡烛油涂腿装烂疮,闭着眼睛装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的作伪,不由你不感觉厌恶” 。他认为“真好诗”应该是“人格”和“诗格”的统一, ,而“假诗”是情感和思想贫乏的表现:“假人和作伪者仿佛偷了他人的衣服来遮盖自己人格之穷乏与丑态;假诗也是剽窃他人的情绪与思想来装缀他自己心灵的穷乏与丑态。”显然,他强调的是诗贵真诚的传统,反对当时有些诗歌无病呻吟的陋习。周作人曾这样评价徐志摩:“他有他的主张,他的派略,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志摩却还保持着天真烂漫的诚实, 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人了。”在周氏看来,在“五四”这样一个“找不到诚实”的浑浊纷乱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忠于自己真实的内心,保有这样一份纯真的性灵,实属难能可贵。试想如果一个诗人满脑是利害打算,心里充满喧嚣和浮躁的世俗欲念,抱着极其功利的态度去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答案恐怕不问自明了罢。中国古代讲“澄怀味象”、③“澄怀观道④”,这是对诗人在进入创作之前的准备阶段的描述。徐志摩的诗是“从胫骨里跳出来,灵性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在他的诗国里,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性灵的自由。他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爱”、“生命”、“美”、“个性”、“光明”、“感情”的信仰以及和平的观念全都是他性灵之所在。可以这样说,徐志摩勇敢地冒险地追求自己爱情的人生实践,也正是他性灵的一种自由表达。在《决断》中,他把爱视为生命线上生与死的纽带,提出先必须争得自由和解脱。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指出需要的是真情和勇气。很明显,他的诗几乎大多是其真实内心的表达和自由个性的张扬,而对性灵的强调和追求,正是诗人闲静、澄明心境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他认为自由和恋爱在人间是极寻常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诗中(《偶然》) 、《恋爱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又流露出佛家的“色空”观念和道家的“逍遥”意味,认为爱本质上是偶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在后期曾一度动摇过他“单纯的信仰”。如写于1929 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活该》等诗作,把同陆小曼美丽爱情的幻灭感比喻为“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梁实秋说:“志摩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这爱永远可望不可及,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 永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然而,诗人自喻为“一条解缰的野马”,他不会就此停止对爱情的苦苦寻觅。“听凭荆棘把我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的头”(《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他仍要通过坚韧的奋斗,去争取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直到1931 年,诗人在可视为绝笔的《爱的灵感》中,他的信仰依旧,他所追求的“爱是不死的”,不怕散作风、散作沙,以至于在最后一次飞行中,用生命实践着对爱、对自由、对性灵的追求。

（三） 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彷徨。

我们所说的徐志摩的浪漫就是他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现状下依然有单纯的理想，这一点当今的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就会明白，正如志摩在《毒药》中描写的那样：“到处是奸*的现象：贪婪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怯懦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在这样一个弱者得不到同情，到处都充斥着暴力，贪婪和欲望的社会，多少青年都沉沦欲海，纵情声色，而徐志摩尽管也在彷徨在无助，但他还是有方向，有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在早年《雪花的快乐》中作者这样写道：“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可见诗人在早期是充满理想和追求的。另一篇《去吧》中，诗人在呐喊，“去吧，青年，去吧！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吧，一切，去吧！当前有无穷的无穷！”诗人的浪漫就在于诗人忽而把自己看作雪花，又忽而将自己比作落叶；诗人时而徜徉在一叶小舟里，独自凭栏思绪万千；时而又静立街头看世事炎凉，人心冷漠，心中满是对弱者的同情，对所谓先生们的讥讽和嘲弄—《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诗人多角度的看问题，在不同的场景都有一个‘我的化身’在那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能不叫人叹服，但是诗人也处在心理的极度孤独恐慌之中。在《朝雾里的小草花》中诗人写道：“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在这迷雾里，在这岩石下，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的鲜露”此时如果说诗人还是乐观的思考人生的话,那么在《残春》中，诗人这样写道：“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作者在此时，已经陷入一片迷茫，面对吃人的世界,诗人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尽管诗人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推崇备至,正如他所说:“德国人太蠢,法国人太*,南欧人太乱,美国人太陋,只有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鱼相望乎江湖,英国人是相望乎政治的;”然而,此时诗人可能已隐隐约约感到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诗人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而面对蒋氏王朝,诗人失望了,尽管他也曾与共产主义对峙过,与陈毅同志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而激烈争论过,然而对蒋氏王朝,他更是彻底绝望,热爱自由面对的是棍棒,追求民主面对的是特务,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人格,尊严正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里回顾说,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矛盾先生也在后来说道,尽管徐志摩的思想、作品、生活方式，“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对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的确，一边是他难以认同***，尤其是在游历了欧洲，路过莫斯科后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的这种既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反对革命文学,也就是反对中国走苏维埃之路,主要反映在《秋虫》、《西窗》两首诗里——“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你别说这日子过得闷/晦气脸的还在后面跟……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种!”这一切客观现实也造成了徐志摩只有把他的美好理想寄托在优美的诗歌之中,以打发时光,在诗歌上追求形式的美,不再卷入思想论争的漩涡之中;然而,一触及到现实,他就感觉到困惑和彷徨

诗人的一生都极其浪漫，他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精神家园，追逐英国式的政体制度，他一生很短暂，到过许多地方，诗人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当时的中国失去了信心，他转而追求内心世界的安详，宁静，梦想着脱离政治生活，然而，在旧中国即使是这一点点要求也不可能实现，诗人的浪漫遭受了现实的巨大冲击，正如诗人说得那样自己早就化成了灰;变成尘。直到触机身亡时，诗人依然感到迷茫和彷徨，并带着迷茫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段路程。

注释

①democracy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与krateiv（支配）两个词联缀而成，原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在英文中译为“名主”的意思

②唐代司空图所定的诗性之一，比喻诗歌应当宁静悠远诗意当发必发“明月未上，美人来迟。柳枝待发，微风未起。

③象指客观物象，审美对象。 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物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

④所谓澄怀就是发掘心灵美的源泉，实现“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胸襟阔然，脱净沉渣，完成那审美的人提供审美的主题条件。 所谓观道是用审美的眼光、感受深深领悟客观具体物象中的灵魂，生命，完成，凸现一个审美客体，你看中国书法，虚空中传动荡，神明里透幽深，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这便是观道：你看中国画，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全幅画总流荡着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这便是“观道”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诗歌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 王锦全徐志摩散文选集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矛盾徐志摩论。《现代》，1933年2月

[4]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新月》，4卷

[5] 强弓选徐志摩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 王迅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丽水学院学报

[7] 吴廷玉 试论空灵世界的构建J 张家口师专学报 ,1994

[8] 胡适追悼志摩[A]生命的信仰—徐志摩文选[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

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谈起卢梭，人们不免想起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卢梭是个启蒙运动中的异类。启蒙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奠定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而卢梭却象个闯入“启蒙”阵地的莽汉，要将启蒙大师们心爱的珍宝夺取打碎。卢梭痛斥“理性”，鼓吹感性与激情；否定文明与进步，高扬人的自然性。清明理性如伏尔泰，狄德罗的这些同时代启蒙大师，纷纷与卢梭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卢梭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仔细考察卢梭的思想，其论述不及洛克，霍布斯精细；在现实制度中的可操作性较后者也大有逊色。卢梭真正影响人类历史是他的灵魂与气质。卢梭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哲人，一生也未摆脱“恋母情节”的纠缠，他也从不掩饰对女性的依恋与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具有一颗“女人心”，细腻而又善感，喜爱审美与自然：厌弃理性与功利，强权与压制。因此，一直不见容于以男性气质为主流的思想界，只有在温情脉脉的，充满女性气质的“沙龙文化”中，卢梭才找到共鸣与寄托。虽然卢梭也有批判与控述，激扬的一面，但他反对的从来都是那些充满男性气质的社会特征。“理性，强权，功利”，这都是卢梭挥舞利刃与之搏斗的东西。具有这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与思想自古有之，但最早只是在文学运动中出现。通过卢梭，这种思想便与政治，社会哲学与法律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浪漫主义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他更象是一种气质，一些具有类似这一气质的人被归为一类。浪漫主义气质的特点主要有○1善感性；○2激进的道德；○3“取消时间”；○4审美特征；○5追求变化；○6强烈破坏性；○7打动人心的特征；○8孤独的情感。从本质上讲，浪漫主义具有阴性特质，与女性主义的许多特征十分相似。同理，法律浪漫主义也并非一个十分确定的流派，而只是具有这种气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思想的统称。他们强调用法律这种制度来改变现实，竟可能地缩短时间；相对忽视法律的统一，确定，理性与逻辑一致，而强调法律的多样性，灵活性，道德性；具有批判性与破坏性的特质。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流派在西方并非很多，流派如批判主义法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运动；著名人物如萨维尼，昂格尔，弗兰克等。法律浪漫主义长期处于主流法学话语之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性法律与法学思想肇始于主流启蒙主义运动，追求形式理性，统一性与确定性，逻辑上的严密自恰，并且相对独立于道德伦理等因素。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法律，与女性主义的法律浪漫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因而，与卢梭的命运一样，法律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是长期放逐于主流法学思想之外的边缘思想。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的命运有了另一种景况。在中国思想界，卢梭获得了远高于其他启蒙导师的地位，其思想被广泛宣传，作品几乎被全部翻译过来，尊荣备至，一时无出其右。这里面当然有用卢梭为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的考虑，但卢梭如此受欢迎，并非完全是政治需要可以解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阴性文化。追求自然和谐，重感情，伦理道德，审美多于理性。这与卢梭的气质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卢梭时毫无排异感，倍感亲切。同样，中国法学界在接受与卢梭气质一脉相传的法律浪漫主义时，也是顺手拈来，毫不排异。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上并非是没有法律，而是“中国传统法律是女性法律传统”。因此，中国法律传统与卢梭，而不是洛克或边沁具有结构同源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我们在接受洛克，边沁时倍感艰难，与实证主义法学始终格格不入；但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时却毫无障碍。因为它们暗合于我们的“本土资源”。但是，就象西方早已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一样，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各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狂飙突进”式运动之后，我们亦应当反思卢梭之类的浪漫主义情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具体在法学界，虽然我们对卢梭以及我们那温情脉脉的传统始终难以忘怀，但我们更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已经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法律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法律，从其核心本质上讲，是一种确定，刚性，理性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律类型。现代性的法律，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式，与现代工商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发展分不开。现代性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对最有效的功能，它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正是对于现代工商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类型，具有最大合理性。既然我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那么现代性法律的进路我们就无法退出。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当下正处于法治秩序建构的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是建立，而不是批判。而法律浪漫主义从本性上讲，在对现行法律秩序进行批判，甚至摧毁时作用不小；但在承载建构功能时却略显不足。当然，法律浪漫主义在批判与反思主流法学话语时自有其功能，但它不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法学话语的主流。考察历史趋势与社会需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并非是卢梭，而是洛克与边沁。

这首诗为诗人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所作。时李白坐永王璘事长流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杜甫因赋诗怀念他。

首句以秋风起兴，给全诗笼罩一片悲愁。时值凉风乍起，景物萧疏，怅望云天，此意如何？只此两句，已觉人海沧茫，世路凶险，无限悲凉，凭空而起。次句不言自己心境，却反问远人：“君子意如何？”看似不经意的寒暄，而于许多话不知应从何说起时，用这不经意语，反表现出最关切的心情。这是返朴归真的高度概括，言浅情深，意象悠远。以杜甫论，自身沦落，本不足虑，而才如远人，罹此凶险，定知其意之难平，远过于自己，含有“与君同命，而君更苦”之意。此无边揣想之辞，更见诗人想念之殷。代人着想，“怀”之深也。挚友遇赦，急盼音讯，故问“鸿雁几时到”；潇湘洞庭，风波险阻，因虑“江湖秋水多”。李慈铭曰：“楚天实多恨之乡，秋水乃怀人之物。”悠悠远隔，望消息而不可得；茫茫江湖，唯寄语以祈珍摄。然而鸿雁不到，江湖多险，觉一种苍茫惆怅之感，袭人心灵。

对友人深沉的怀念，进而发为对其身世的同情。“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此二句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传诵千古的名句。高步瀛引邵长蘅评：“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这二句诗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

个人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生命线。作家个人意志的自在表现、情感的自由表达、自我意识的强烈体现,是浪漫主义经典文本的基本特征。传统儒、道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浪漫主义显现出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但大多数时候个人被集体吞噬,自我遭到放逐;五四之后的浪漫主义则突出地体现为“人的发现”,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仍然使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