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侍坐章分析总结论语的文学色彩

《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节选自《论语•先进篇》。全文虽不长，但可分三个段落。第一段写孔子问志。孔子的问话说得很委婉，态度是平易亲切的，说明了孔子教育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启发，使学生能够各尽其言。下面第二段写学生们的述志。子路首先发言，而且大言其治理国家的能耐，表现得不谦虚，所以“夫子哂之”。“哂”是微笑，“哂之”略带贬义，可以看出孔子对子路骄傲态度的不满。第二个发言的是冉求，他说自己如管理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三年可使民富足，但礼乐教化上自己能力不足，话说得很谦虚。其实，他本人有治理能力，孔子说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第三个发言的是公西华。公西华在孔子弟手中有外交才能，孔子说他“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论语•公冶长》）。他的发言也带有外交家的色彩，他说自己并不是就有能力，但愿在干中学，可以在祭祀和会盟时当个司仪。曾点的发言在四人中最具特色，文章也作为重点加以记写。先写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并不直接回答老师的问话。再写他在孔子的劝诱下，说出了自己的志向，也确与众不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似乎与治国安邦无关，但孔子却大有感慨地表示赞同：“吾与点也。”第三段写孔子评说各人的志向。孔于的评说是在子路、冉有、公西华离开后在曾晰再三请求下才说出来的，这很符合孔子大教育家的身份，对学生的评价是应该慎之又慎的。孔子首先肯定三人所言是各言其志，是可以的，应该的，接着对三人所言都作了评说。对子路有批评，但所批评的仅是他“其言不让”的讲话态度，而对其治国的志向从下面看还是肯定的。《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曾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治其赋，指管理兵役、军政工作）。”可见孔子对子路的军政才能是肯定的，只是治国要以礼，而子路本人“不让”，于“礼”略有欠缺（孔子曾说子路对礼义“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对于冉求、公西华所言，孔子皆予肯定，特别赞扬了他们既治国且重礼义的态度。三人所言都是治国以礼的事，那为什么孔子对曾晰所言又特别地予以慨叹和肯定呢孔子一生忙忙碌碌地周游列国以求实施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这主张就是以礼治国，普施教化，但是，却终于一无所成，于晚年回到鲁国，从事教育学生的工作。四人言志都是对于孔子理想的实施，但其中曾点所言非直言其志，而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礼乐教化大施后万民同乐的美好和平景象。孔子不仅对曾点所言内容，而且对他形象化的语言本身也表示赞赏，以为深得己心，而这种教化大施的景象孔子知道虽追求至今也难以实现，所以在曾点言后，他“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既赞同点的意见，又慨叹其难以实现。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章以问志、言志和评志表现了孔子以礼乐教化治国的政治主张，同时也赞扬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

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有三：一是围绕“言志”的中心进行记述，集中表达孔子治国以礼的主题，结构紧密，中心突出，作为语录体的文章，实难能可贵。二是人物描写生动细致，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孔子与四位弟子的性格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这是语录体的特点），各人所言，如孔子的师道尊严和善于教人，子路的直言不让，冉求的谦逊谨慎，公西华的善于辞令以及曾点的委婉和言之有文都言如其人，但同时也描写了各人的动作行态，也都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各人的不同性格。特别是曾点鼓瑟的几个动作，恰切地表现了人物悠然洒脱和胸有成竹的神态，生动至极。三是人物语言运用生动而灵活。如孔子的话一般都平平道出，体现了与学生坐而论道的长者形象，但文章最后一段“评志”连用几个反诘句，一气连接而发，气势磅礴，极具说服力，反映了孔子也有善于雄辩的一面。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大儒情怀

　　 2004-12-31 14:39:54

　　杜甫的推己及人情怀，从哲学思想看，属于“民胞物与”的思想。

　　“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出宋儒，但其思想却古已有之，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爱物思想是民胞精神的扩展。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尽心上》）这是由己及人、老幼及人思维方式所自然产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有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张岱年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性学说，一是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三是《易传》的天人调谐说。”他认为《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即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见《文化与哲学》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可以认为爱物思想就是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儒家认为，由于人秉“至诚”，所以能与万物相应而感通。《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但爱物思想得到系统阐述是宋代。同是张载，他在汉代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及宋代邵雍“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说法。我们要谈的是，张载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他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他在《正蒙诚明》一文中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为大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他从事物的普遍性引出道德原则，即然万事万物（人与物）都有统一的本性，所以人和物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爱人爱物。

　　张载讲“性者万物之一源”，也含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意思。他在《语录上》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联系其《西铭》的“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说的也是人类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人是万物之一物，这种思想显然在道家思想中早有表述。老子讲道生万物，庄子讲齐物论，鼓吹物化，都是把人看作物的一部分。尽管人是万物之灵，但毕竟是万物之一，在先秦思想家的学说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让中国的诗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庞朴先生指出：

　　“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象》）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二者各有所司，相得益彰。在许多地方，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类，常常被说成是相互包容的，如《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庄子达生》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这种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先说杜甫的民胞精神。民吾同胞，人人皆同胞，皆吾兄弟，其人性的共同基础不言自明。这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化，本来重伦理情感。不过，儒家爱人思想中，是讲究爱有差等的。推己及人，幼吾幼老吾老，是根据血缘亲情来推衍爱的范围的。杜甫对家人--妻子、儿女、兄弟以及亲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挚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怀舍弟》……等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亲情。但民胞精神是超越亲情的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它不带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所以，杜甫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固然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的亲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关心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诗篇更显示出诗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凝结于此。正是这个原因，他批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对征兵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反对暴政，反对统治者奢侈腐化，反对横征暴敛……前面我们从德政的角度指出了杜甫的批判意识，现在从人性的角度反观，亦可把握杜甫的忧患。批判和德治理想核心的内容仍是对“民”（人）的命运的关怀。具体而论，杜甫的民胞情怀，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同胞”生命的关怀，这是属于终极关怀的内容；二是对生活苦难的关切，此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三是对无助的弱者的同情和帮助；四是对上层人物经历由盛而衰的境遇表示宽恕与同情。后一点专节谈论。现分别说说前三者。

　　对生命的关怀，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却的。杜甫自己的忧生不用说，那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在关心他人生命时，表现出深沉的情感和鲜明的态度。杜甫为救房而丢官，但对于房指挥的陈陶之战的大败，却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

　　关于陈陶泽之败，《新唐书房传》称：“初战，北军不利，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廷恩促战，故败。”虽然战败的责任不能由房一人承担，但作为主帅，是无法辞其咎的。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其所以不隐，就是那四万义军的鲜血化为陈陶泽水的惨烈景象，是任何一位具有人道精神的人都无法忘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与自己友善的人，他让四万良家子作了荒魂野鬼，也难以为之回护。这种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认识是根源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以此来品评人物并不为尊者、友者讳，见出杜甫的正直品格。

　　写于同时的《悲青坂》，也表现出对阵亡将士深切的悲悼：“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由于安史叛乱，战争无情地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杜甫为之深恸伤悼，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表示自己的关切。“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复愁十二首》之三）“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战血留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述怀》思念家人安危，也勾勒出当时人命危如丝的惨景：“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他反对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开拓疆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五百字》)。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相和、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他持久不懈地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拥护正义战争，也反对其中的非人道行为，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危。

　　对人民生存权利的关心，是杜甫民胞思想的又一表现。此一内容，与杜甫的仁政理想有关。在本课前几讲所论及的反奢侈，尤其是反诛求的问题，着眼的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利。这里仅作提示，不再具体论述。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又呈吴郎》最能体现这种情怀：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此诗写于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大历二年，767）。诗人此时暂居西一所草堂。生活上靠朋友救济。草堂前有枣树几棵，邻近一寡妇无以谋生，常来扑枣，杜甫从不干涉，借以表示自己的一点帮助。后来杜甫迁居，将西的草堂借给从忠州来此地任司法参军的亲戚吴郎。吴郎住下后，便将枣树围上篱笆。此举是保护杜甫的财产，也显然是针对扑枣老妇的。杜甫知道后，立即以诗代简，劝阻吴郎。理由也很简单，这是一个寡妇，饥寒交迫，扑枣是迫不得已。正因为如此，不但应该让她采摘，还应该提供一个较为亲善的环境，让她感到自然，不致恐惧。想来杜甫以前，显然是当其扑枣时，便尽量回避，不让老妇看见自己，还要让他觉得这是主人弃置的野味。草堂易主之后，老妇对新来的客人本有戒备，而吴郎一插篱笆，便让老妇感到了新主人的防范，同时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的违礼。这不是将老妇的最后一点希望泯灭了吗？以前老妇曾向诗人诉说过官府征求让人一无所有的悲况，每念及此，诗人便热泪涔涔。而今自己连这唯一的可以助人的方式也被吴郎中止了，怎能不让他着急。这首作品的激动人心，在于它反映了诗人仁爱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诗篇充满了温情，充满深厚的仁慈，它超越了孟子推扩仁爱的爱有差等的观念。这个妇人与杜甫素不相识。帮助朋友和相识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帮助不相识的，尤其不同阶层的人就不太容易。帮助别人渡过暂时的困难也容易，要帮助无力摆脱贫困者则很难，一个不饿饭的人任西邻扑枣，本来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希望别人继续这样做。更不容易的是，当别人冷漠此事时，他还要提醒别人注意。实际上，当杜甫第一次任西邻扑枣时，他就自觉地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救助这位寡妇。这种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检验一切社会良知的标准。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大到谏诤皇帝（如为房），推荐人才（推荐岑参）--这是他在朝短短时期内留下的“政绩”，小到“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小则小矣，却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诗写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

　　再看杜甫的爱物思想。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水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爱物即“物与”思想，表现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这种“尔汝群物”的态度展示的是诗人亲近自然的情怀。杜甫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议论，但他的诗篇却明显地表达了天地化育万物，人与物同受造化沾溉的认识。《北征》中对自然的描写就很说明问题。诗人在探亲途中，看到人类社会是“乾坤含疮痍”，“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自然界呢，“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诗人一方面是有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反差，但“雨露之所濡”二句，却又见出诗人对造物主平等待物的认识。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笺》云：“天之育物，无有差等，见造物之伟大。”诗中虽是论物，却可看作是对世间万物的一句总评。至于人类社会自作孽，那是另一码事。

　　杜甫对自然界的吟咏，大约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咏大自然的美，即对美的自然界的玩赏态度。一是对自然中那些被损伤，被遗弄，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三是由仁民爱物思想而产生的人与物的对比，进而对自然界流露出的向往之情。

　　对自然美的吟咏，是唐诗的重要内容。在唐以前已曾有之，在唐以后亦不曾断绝。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尚算不得杜诗独具的特色。尽管杜甫写下了不少优美动人，快炙人口的诗篇，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六）“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其七）以及“风含翠娟娟净，雨江蕖冉冉香。”（《狂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等等优美的句子。

　　杜甫的“物与”思想，表现为一种与物无间的赤子之心。杜甫对自然界那些勇敢矫健的动物，格外喜欢，他常常倾注炽热的感情，视它们为可共生死患难，可寄托豪情壮志的朋友，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峰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又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骐出东壁。一匹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此诗所表现的“物与”，主要是诗人性格与所咏之物的品格的契合，即人格与物性的契合。而能充分表现杜甫的“物与”精神的，还是那些对自然界的“弱者”的予以同情的诗篇。和诗人关心民瘼的情怀相似，他对那些弱小的、病态的、衰微的物体寄与了更多的关注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怜悯。杜甫写有一组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病马、瘦马等一组诗，值得注意。他写《病柏》：

　　有柏生崇岗，童童状车盖。……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志意满，养子穿穴内。

　　写《枯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如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啄雀，侧见寒蓬走。……

　　写《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写《瘦马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兀如堵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写《病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这组“病物”诗，又是咏物诗。咏物诗讲究寄托。这组诗的寄托也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寄托“病物”本身的哀怜，二是寄托了政治见解，颇具讽喻色彩。病柏，病橘等本身亦可哀怜，而天意高难测，人意更难知，如此缺少生意的物体，还要横遭斧斤被剥割，被摧残，直至衰亡。因为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诗人视物与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作是自己的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诗人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出的却是爱民的情怀。而这种出自本性的人道的情怀却又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对制度的批判。

　　写马也是从两处着笔：形体上的对马的刻画，表示对病弱的同情，寓意上却是怀才不遇，英杰沉沦下潦的哀惋。《瘦马行》借一匹被遗弃的官马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病马》则突出“尘中老尽力”的品行，“物微意不浅”的忠诚。寓意十分明显。

　　由于以上几首诗寓意十分明显，以致其“物与”的精神常常被讽喻的色彩所掩盖。杜甫另有一些写病、饥的作品，则是脱去讽喻色彩，显示出移情的特点。杜甫身逢乱世，流离所失，生活上饥寒交迫，精神上孤独寂寞，这种情绪的外射，便使他笔下的动物也带有相类似的特点。“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雨四首》其四），“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一），“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晚行口号》），“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寄杜位》），“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送高十五书记十五韵》），这些动物饥饿状态的描写，无不明显地带着诗人自身的体验，而对这些不幸的小动物的关注，正是杜甫爱心所至与小生灵心息相通的表现。

　　杜甫的物与思想，还深切地表现在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大量描写。物我同一，与庄子的“物化”说有内在联系。杜甫确有“物化”的境界，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但那只是一种瞬间的体验，杜甫并没将这种意绪化为自己的人生境界，否则，一个“物化”的人是难于成为社会良知，为担当道义而苦苦磨砺自己的。杜甫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现为把“物”看作自己的朋友，即所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而不是要化为蝴蝶，逃离天地之间。杜甫笔下的自然界，常常充满温暖的情调，富于人情味，那些小动物更是一些与诗人心息相通的充满灵性之物。《鹦鹉》云：“鹦鹉含秋思，聪明忆别离。翠矜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此诗借咏物念开元旧事，但鹦鹉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懂得喜怒哀乐的形象。《三绝句》之二：“门前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诗人与鸬鹚完全是亲密的朋友。杜甫具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常常在诗中与小动物对话，交流感情。“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赵次公注：“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九家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三）“与物委蛇”即“尔汝群物”。正是物我交流，沟通的意思。

　　杜甫爱物，不仅仅是单向的感情投入，那些可爱的物，尤其是动物，有时还显得比人类更懂得感情，给诗人以温暖和安慰。因而也显得更加可爱，值得友爱。《得舍弟消息》：“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结句十字，把世态炎凉，人情反覆，诗人的孤独寂寞，家犬的通灵与忠诚，写得何等生动形象，又何等沉痛哀伤！杜甫晚年，流落潭州一带，故土尚远，举目非亲，社会的冷漠无情促使他与自然景物及动物更加融洽，亲密无间了。那一时期，杜甫眼中的燕子或许是最富人情味，给诗人许多安慰的生灵。《燕子来舟中作》写道：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曾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燕子与诗人是故交，懂得友情，所以也同病相怜。诗人相识相怜者惟燕而已。燕子呢？娓娓细语于船樯，穿花落水，三匝不去。诗人见此更加伤感。《杜诗镜铨》卷十二引卢德水评语云：“只五十六字，比类连物，茫茫有生世无穷之感，但觉满纸是泪，公诗能动人若此。”此类感受，杜诗颇多。如“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发潭州》），也是表现的人世冷漠，动物有情的倾向。

　　杜甫爱物，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一种独到的感受。尽管杜诗中有不少同情病马、穷猿、饥鸟、病柏、枯棕的作品，相对而言，杜诗笔下的自然界，还是一个和谐、安宁、富有秩序和规律的世界（那些“病物”之不幸，常常与人类的摧残有关）。动植物除了充满爱心，还表现为生活上的有节有序和自得其乐，没有等级差别，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是一个与人间世界迥别的“世外桃源”。这个和谐的世界是诗人的政治理想的“物化”，它明显寄托着杜甫的某种憧憬。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寒暑易节，山川如故。这个“理想国”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独立运行。年复一年，战乱未休，“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伤春五首》其一）春天不因人间的争战杀伐而姗姗来迟，仍然花红柳绿，各得其所：“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花柳更无私”（《后游》），或者“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早花》）在诗人眼中，自然界的代谢节序，自成规律，不为外界干扰，各得其宜，和睦安宁，与人世间的种种喧嚣烦恼形成鲜明对照。“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过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怀》）“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惟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春花之无忧，秋菊之傲然，都反映出诗人对自然界宁静与和谐的境界的赞美，又反衬出诗人不安宁的生活状况。

　　草木如此欣欣向荣，自得起乐，动物更是安详自在，逍遥无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梁燕，水鸥，风蝶何等自在潇洒。这些描写都流露出了诗人对自然界亲近融合的“物与”情怀。

　　纵观杜诗，咏物诗之多，是空前的。除上面讨论过的作品，尚有《苦竹》、《蒹葭》、《胡马》、《》、《孤雁》、《促织》、《萤火》、《归雁》、《白小》、《猿》、《鸡》、《鹿》、《丁香》、《栀子》、《丽春》、《花鸭》、《黄鱼》……明人钟惺评杜甫这些篇什“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赏玩者，有劝戒者，有指点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灵者，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辩。咏物至此，仙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唐诗归》卷二十一）钟惺指出了杜诗那多变的手法，而这也是对杜甫爱物思想的一个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