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女解放小故事

　　"搭车"解放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性交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和卖*，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和卖*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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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