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和李白同位唐代浪漫主义诗人的还有李贺
中国:李白、屈原、李贺
英国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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