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诗词歌赋类的，还有歌词呀什么的

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阅读决定着他的写作。写作的前提，或者说背景，大体可分为阅读和经历，而阅读必然大于经历，因为经历有限，而阅读无限。作为一个诗写者，必须大量阅读与诗有关以及与诗无关的书籍。最起码也要读诗。这并非虚妄之说。因为我发现好多年轻的诗写者只知自己写自己的，而从不阅读他人的作品。写什么不阅读什么，如同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往往事倍而功半。前人留下来的以及当下一些优秀诗家的作品，可能蕴藏着诗写的全部秘密，这些间接经验可以让你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从而大大缩短诗写的成熟期。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应当是阅读大于他的写作，思考大于他的表达。厚积而薄发。写作拼到底拼的是你的文化底蕴。

懂与不懂之说，历来是困挠诗界的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且至今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叙事性的引入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不担心“读不懂”，因为诗歌文本在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方面较之其它文学样式的特殊性，决定了阅读诗歌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阅读技巧。

臧棣说：“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因此，阅读现代诗歌，就不能像阅读古典诗词那样，“仅仅从诗歌的效果上去阅读它，批评它，阐释它”，必须随着“诗歌的思维过程”的推进而进入。更不能苛求一字一句的解读，要从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整体上去把握。确切点说是“体会”——“它是读者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忘我的浸入，是不带意思预设和解释企图的浸没，‘体会’即浸没、交融、重合。”（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

也有读者不断生发“诗歌就不能雅俗共赏吗”的困惑和疑问。对此，我要说：“诗歌是用来雅俗共赏的吗？”任何艺术都有一定层次的读者群。《红楼梦》雅俗共赏吗？有不少大学生对其前五章的含义都不知其所以然。毛老头子还说过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高山流水》雅俗共赏吗？对于一个乐盲或民族乐器和民乐知识缺乏的人而言，恐怕也如听弹棉花声。杨丽萍的舞蹈雅俗共赏吗？就连一些圈内人士也只能赏析个大概。显然，你无法要求一个正在泥土道上猫腰拾粪的农民和焊接车间几个挥汗如雨的工人，去理解和欣赏你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需要说明的是，这跟菲薄一方则抬高另一方无关，也含有“术业有专攻”之意。

诗歌只能在一定层次的群体中发生和发展。那种希图诗歌的大众化和普及的想法及做法，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一种虚妄的冲动。大众的，只能是流行歌曲。普及的，也只有仅供中学生毕业留言的汪诗，而非真正意义的诗歌。设想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人人都在读诗，即使有几千万在读，那种情形和场面，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下（吓）人。

理想的诗歌阅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诗歌知识，了解掌握诗歌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诗歌内在的全部秘密。这好比车前子所说的欣赏苏州园林，“修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准备，不熟悉一点古典诗词，不了解一点造园时期的画风书风，尽管也可以欣赏，但总有些不得要领。”（《秋天的故事》）作者/东篱

2003-8-29

记忆。常读一些诗人的访谈。问：“最近几年的中国诗歌，您对哪一首（或哪几首）印象最深？”答：“似乎没有什么印象。”或“印象深的不多。”有人于此便断言中国新诗不行，最起码也有问题、大问题。似乎印象深浅也成了衡量诗歌的一个标准。可诗歌从来不是用来印象（深）或者说记忆的。

当你写诗的时候，你脑子里只想如何把诗写好。恐怕没有一个人，一边写诗，一边在思考如何让读者记住这首诗。这正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言：“当我写一首诗，我的眼睛不是落在读者身上，而是在这里（自己）。”

当然，让人记住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作品的好坏并不总与读者的记忆成正比。比如至今仍在一些语文教师、中学生和初学诗写者口头挂着的汪诗、席诗、徐诗。

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肯定不是诗歌，而是一些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广告词以及黄段子。因为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快餐文化。

听说布罗茨基七十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曾要求哈佛的本科生读诗背诗，给美国的文学教育留下了很好的传统，也无疑影响了美国诗歌事业的传播和发展。希尼说布罗茨基“所做的，是坚持记忆的重要性。”

根据记忆的无意和有意分类情况，对现代诗歌应当采取的是有意记忆，也就是强化记忆，即像布罗茨基要求哈佛学生一样的去背诵。因此说，喜欢一个人的诗或某某作品，不妨多读、反复地读，这样自然会印象深刻。有没有耐心、沉静下来读诗，也是对一个诗人对诗歌的态度和诗人真假身份的检验。

当下诗歌区别于古典诗词和二、三年代的诗歌而不易让人记忆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诗歌外在韵律的缺乏，一个是“叙事性”这一诗歌策略的大量涌入。

而影响诗歌阅读和记忆的更大动因，我以为还不在诗歌本身，（除诗歌教育的严重不足或者说缺席）而在于这个不是读书（更遑论诗歌）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的喧嚣。读书（诗）已成为一种内功，是自身的修为，是用身体内部巨大的静去拒绝和排斥世俗的极具诱惑力的声色。

但现代诗歌的不易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会印象不深），并不就等于现代没有好的诗歌，恰恰相反，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发现一些相当优秀的诗歌作品。

王小妮《爱情》、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吕德安《父亲和我》、孙文波《空中乱飞》、韩东《甲乙》等等，都不可能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一样容易记忆，但谁又能说它们不优秀呢？

还是欣赏于坚那句话：“我注重的是让读者入场，在场，而不是记住。”作者/东篱

2003-8-30

优美。说到“优美”，我马上就会想到徐志摩和戴望舒，想到他们那些柔情若水而又多少有点“无故寻愁觅恨”的诗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再别康桥》），“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行着/冷漠，凄清，又惆怅”（《雨巷》）。这是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的。想挡都挡不住。如果把这些诗句，打一日本女影星，谜底就是真由（优）美！是的，优美，美得让人心酥骨软，并一下子陷入席梦思里，窒息而死。

我曾一度为徐、戴式的优美所迷恋，并写下了一些通篇都在追求诗意美的诗。我看到当今仍有一大部分初学诗写者沉浸在徐、戴式的优美中而不能自拔。

优美似乎一直都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周南·蒹葭》）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再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就这么从古而今、从诗经而宋词而现代诗歌地优美着。

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所编选的诗词是优美的，我们的语文老师所教的诗词也是优美的，我们的学生所学的诗词自然还是优美的。每次在书店，我都能发现一些青年男女学生抱着一本徐志摩的诗集翻看。在他们（包括一些语文老师）眼里，中国现代诗人有且只有徐志摩。

优美本无罪。谁不喜欢优美？我至今仍时不时地优美一把。“我看到昔日的佳人，晨起看花/白天熬药，夜晚怀抱沉香罐。梦想/她的少年郎……”（《小城之春》）

但有两种倾向仍须警惕：

一是把所谓的优美和诗意当作诗歌的唯一标准，认为诗歌就应当美，就应当有诗意。“写诗就像跳芭蕾舞，一定要用脚尖跳，这对演员来说很痛苦，但是多么美！”（赵长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为此，他们有的强调“不追求音乐性的诗歌就不是好诗。”（龚刚：澳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要求新诗也要像古诗词一样压韵和平仄。有的则刻意选择一些优美的词句去营造所谓优美的意境，所谓“诗中有画”。殊不知，诗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用来优美的。“应该要求一首诗的是准确、生动、有力，对事物内在隐秘的揭示。”（孙文波《我的诗歌观》）

二是那种一落笔就满纸星星呀、月亮呀、花朵呀、孤独呀、忧愁呀、灵魂呀等不食人间烟火的词语充斥期间的优美——一种失血的、苍白的、乏力的、恹恹一息的优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戴以及后来的席、汪等一些人的一些诗对当下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显然是失效的。那种单一、刻板的话语操作及表达方式，已全然不能表现当下的错综复杂的生活和情感。

诗歌从来不排斥美，但诗歌的美显然不应当只是徐、戴式的柔弱的优美，而更应当有一种开阔之美（如夸西莫多《瞬息间是夜晚》）、宁静之美（如沃伦《世事沧桑话鸣鸟》）、澄明之美（如李商雨《无以歌咏》）、悲悯之美（如张执浩《美声》）等等。即使表现个体孤独、寂寞的小情绪，如赵丽华的《这个夜晚……》：“这个夜晚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样／在黑黑的大地上蹲伏着／他被巨大的委屈笼罩着／找不到出路……／直到天亮的时候／他突然不见了”，也要比徐、戴式的“清愁”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更开阔、更明朗。

需要提及的是，一味的唯美追求，也导致了一些诗人诗歌语言的洁癖症。他们本能而敏感地拒绝和排斥粗话以及有关性的词语，从而无可避免地也失去了一种粗糙、粗俗之美。诗歌中的粗糙和粗俗，只要恰到好处，往往会带来一种比所谓优雅地表达更能直指人心的效果。如黄沙子的《斑马》、李寒的《幸福的人》（主说：那还在做性梦的人／是有福的）等等。作者/东篱

2003-9-3

抒情。可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诗缘情。诗歌自然要抒情。

敬文东说：“抒情是可能的。因为个人语境总是抒情的，或总是倾向于抒情的”。

抒情的好处显而易见，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无需赘言。即使被日常生活经验充斥的今天，“在抵御工具理性、改善指令化生存，她所葆有的感性、湿润、情愫，多少还能为人心提供某些慰藉、舒解与升华。”（陈仲义《漂流瓶里的翅翼——郑单衣简论》）。

所以，我从不一概地“冷落”抒情。我所“冷落”的抒情，一是“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种郭式的情感极度亢奋下的抒情，看似有力量，实则空洞无物；二是“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这种徐式的顾影自怜、手*状的抒情，俨然一副“无人会、凭栏意”的寂寞小文人之相。这两种抒情，说到底都是一种滥情，琼瑶式的大喊大叫、哭哭啼啼的无病之呻吟。

我崇尚一种简朴的抒情。如：“在病倒的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听到了童年的梦语/在乡村，内心温暖的夜晚/我听见萤火虫在暗处的蠕动/仿佛母亲点亮的灯盏，她/等我回来，又这样多少年过去了/如果我的身体之疾惊起了/燕子，我的燕子，流淌在乡村/之夜缓慢的光阴里。我是/一个疾病漫游在城市的/楼宇间，也是一个童年走在/缄默之夜回乡的路上”（马累《乡村之夜》）。又如：“从黄昏我的悲哀渐起。直到午夜/情欲弥漫了我/你不能懂得一种/羽毛一样的黑，匍匐在三两根枝桠中间/不能自由的是我不是夜/体会一下，冰凉的/爪子脱离了我。挂在这里。我第一次/用嘴/和舌头/思考/我没有办法原谅这虚构的夜晚……”（五木《乌鸦》）。这种抒情，更显得简捷、有力。因有本真的细节经验而不空，因情感有所节制而不滥。细节是诗歌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节制则可以说是高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标志，也使诗歌有别于散文的一种可能。

张闳在《抒情的荒年》一文中说：“海子之死使我们看到，抒情的黎明是如此之短暂，它紧接着就是黄昏。过于早熟的麦子迅速倒伏，使抒情的农业歉收。”似有一种悲观及不满情绪在内。我于此倒也坦然。诚然，抒情在当下的确遇到了难处，严重点说是四面楚歌，或者形容为“门前冷落鞍马稀”。但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抒情从来不是诗歌的目的（叙事也不是），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或称诗歌的手段、策略。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你采取哪种诗歌手段，你的目的都是要到达诗歌的罗马。二是实际上好多叙事性很强的诗歌，其骨子里仍是在抒情，这种抒情因抒情主体的冷静、客观、克制的态度而显得隐忍不那么张扬罢了。作者/东篱

2003-9-11

叙事。叙事与抒情不对立，不是对抒情的反动，从来不是。它和抒情一样，都是诗歌的一种方式、手段、策略，而不是目的。

“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张执浩《岁末诗章》）由此是否可以断言，是当下的“生活”（现实）首先出现了问题，而不唯诗歌？因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与背景”（孙文波语）。而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这样，单向度的主观抒情，显然已不足以承载这个现实。要增强诗歌的承载力，就必须扩大诗歌文本的广阔度和包容性，必须由单纯的形而上转而面向形而下，由单纯的抽象的灵魂的东西向形象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方面扩张。叙事的选择或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使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张军《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控制》）

叙事似乎已成为当下诗歌的主导或曰强势（如果存在主导与辅导、强势与弱势的话）。但主导也好，强势也罢，并不能说它流行，只能证明它有效，正因为有效，才被众多的诗写者所采用。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诗歌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略读外国译诗的读者就会知道，像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94）等一些诗歌大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而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诗歌没有叙事性，像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一些诗人的诗篇从不缺乏叙事性。即使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唯美的《春江花月夜》，其叙事的成分也十分明显。比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正因为叙事的引入，才更增加了细节的真实性，一个思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早在二、三年代的胡适、茅盾等一些诗人、作家同样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在理论见解和诗歌文本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新诗不等于分行散文。这是一种担心。而诗歌叙事性的涌入，让这种担心更具有了可能性，或者说加重了程度。但我感到，这种担心有时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优秀的诗人或优秀的诗歌文本面前。比如吕德安的《父亲和我》：“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支细枝条/像过冬的梅花//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干净的语言，直接的叙述，把父与子之间那种日常生活中微妙的关系和本真的情感呈现得非常细致、感人，就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诗歌中那种诗意的强度与张力，远非一篇散文所能达到的。再比如希尼那首句句都在叙事、写实的《期中休假》，看似很散，但诗中弥漫出来的那种生命或人生的恍惚、虚空感，让人读后不禁暗自颤栗。如果把它改为散文，能否达到这种效果，我表示怀疑。

自然，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控制？如何使叙事避免平面化？如何让叙事性诗歌不至于给读者的印象更像散文？这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一个诗写者认知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也就是驾驭诗歌能力的问题。作者/东篱

2003-9-12

声音。诗歌也讲究声音。因为汉语言文字是叮当作响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海燕》）这是一种典型的高音写作，饱含激情，充满着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而在当下，我反对，或者说反感这种高音写作。原因有五：

⑴物欲的社会已经够喧嚣，让人心烦的了。我们的写作更大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意义），应当有别于“社会”，或者说有一种净化功能，“是对周围环境，对社会噪音的消解。”（《吕德安访谈录》）让世俗的心沉静下来。

⑵高音势必情绪化，而文学作品不应当是情绪化的东西。鲁迅不是说过“恐吓和谩骂决不是战斗”吗？

⑶高音容易主观。虽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从自身的真实感受出发，呈现一种主观意愿，但写作者如果过于强调自我，势必会对事物的本来面目形成一种遮蔽，不尊重事物，无法对事物做出判断，那么作品的准确和负责也就落空了。

⑷主观性及情绪化的作品，容易失去控制，泛滥成灾，成为情思、情怀、情志的奴隶。歌德说：“在限制中才显出名手”。文学作品应当是一种“控制”的艺术。

⑸“文学是世界上最慢的历史，是一种最缓慢的精神活动。”“真正伟大的作家，是能够让时间在自己身上停滞的作家，像曹雪芹、沈从文，他们都是留住了时间的作家，时代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一种永恒的时间，缓慢的时间。”（于坚/谢有顺《文学是慢的历史》）这里的“慢”，除了“时间”因素，我以为还应当包括文学作品本身内在的节奏。我喜欢舒缓的诗歌。而高音难免速度要快。这个时代什么都在提速，但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应当“慢”下来。

诗歌的声音，关乎诗歌的语言和诗歌的内在节奏，也关乎诗写者认知事物的方式以及内心的修为。

陈超在《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一书中说：“诗人要避免给人以虚张声势号令般的专横压力，要删除那些突兀的刺耳的声音，为‘音高投限’。”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几乎总是让情感处于“零度”状态，客观、冷静地描摹眼前的物象。而越是冷静的东西，往往越准确、越有力，越能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

“诗是诗人沉静中回忆起来的一种情感。”西方某诗人的这一名句，一直在影响着我。

作者/东篱

2003-9-13

诗到什么为止。“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的诗学主张，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作品就是《甲乙》。从字面理解这句话，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苟同。诗是从语言开始的，怎么可能到语言为止呢？我以为，韩东的这一诗学主张，旨在强调语言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因为诗歌毕竟是个体经验在语言中的瞬间呈现，语言不过关，再独特的生命经验也不可能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那么，何为“语言过关”呢？我以为，总的要求应是少修饰的干净，质朴的，直接的，富有生命力的。当然，语言是个大的诗学概念。我这里强调的可能是词语的选择。

在词语的选择上，我以为孙文波提出的“警惕诗歌写作中的‘俗语’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说得太好了，我愿意大段照抄照搬，供一些初学诗写者借鉴。

“1、被大量写作者频繁使用的一些词汇，如灵魂、命运、风暴……等等，这些被很多人作为‘关键词’用进诗篇的词，由于过量地被使用来当做诗篇的历史感、价值观的支撑物，早已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词义透支’的现象，即它们在诗中不但没有了能够获得真正地揭示主题深度的能力，相反地让人感到其原有的语义载量已不复存在。2、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词汇的象征性含义的滥用，如玫瑰、乌鸦、镜子……等等。意象的构成本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沉积现象，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契机问题，但由于一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简单地将之做了公式化的使用，因而其象征的含义被彻底破坏掉了，失去了其词义中本来包含着的指向性。它导致的结果当然是这些词的象征性含义的消解，并且亦使得它们具有的历史语境载量被减弱，最终使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没有感觉。”（孙文波《笔记一九九八》）

当语言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磨练的过程），诗应当到什么为止呢？换句话说，诗最终抵近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忠实现实、呈现现实，并且要努力做到准确、真实、负责。所以，我提倡诗到“对现实的竭力求近”（吕德安《天下最笨拙的诗》）为止。当然，“求近”现实，不等于“还原”现实，如果那样，写作就失去了意义。而且此“现实”，也绝非彼“现实”。作品呈现的现实，应当是写作者“提升”或“改造”或“过滤”了的现实，融入了个体生命经验，也就是写作者自己的现实。拿吕德安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现实可能是一棵树，一种声音，一片雪的飘落，一次做爱”（《天下最笨拙的诗》）。比如他的《解冻》：“一块石头被认为呆在山上/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春天，我看见它开始真正的移动/而前年夏天它在更高的山项……/我想，这就是石头，不像在天上/也不像在教堂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它们只是滚动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诗人采取平静客观的平面话语直接处理审美对象——“石头”，不动声色，冷静平淡，不做任何附加意义的赋予，石头就是石头，和人类处于对等的地位，人类甚至无法理解它们，而只能最大限度地抵达它们，反映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存在。再比如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韩东的《你见过大海》等等作品，都是事物存在的自然呈现，不夸张，不过度修饰，让事物“回到”事物中去，“还原”它们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这里还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的能力。写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语言抵达一种现实，一种他眼里的现实、心里的现实，或者说是想象的现实。不管效果如何，这毕竟是写作者的一种倾向，一种愿望或追求。写作者用语言把握现实能力的问题，究其实质，正如姜涛所说，“更主要是一个风格层面的问题。对现实的追求或还原的要求暗含的是对朴素的追求，对过度修辞的拒绝。”我深以为然。

二是写作者对等事物的态度。写作者与客观存在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写作者既不应居高临下，“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的姿态”（比如某些革命诗篇），因为“他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只笔。”又不应卑躬屈膝，人为地拔高客观存在，脆在它的脚下，一味忘情地唱颂歌（比如某些爱国诗篇、怀古诗篇）。“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谦卑”、“亲和”、“抚摸”三个词，恰好说明了诗是“对现实的竭力求近”。

参考资料：

浪漫主义

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曾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你既有能力而也愿意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的。好的！反之，我，总觉得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绘它。”乔治·桑的这段话表明她在创作上所遵循的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想主义，就是按照作家认为生活应当有的样式来反映生活，因而总是理想地描写对象或者描写理想化的对象。

由于要反映“人类所应当有的”生活，浪漫义义作家的主观情感就特别强烈，爱憎异常分明；为了表达强烈的感情，浪漫主义作家经常借助于热烈的幻想和大胆的夸张，用奇特的想象和瑰丽的语言描绘色彩斑斓的理想世界。

浪漫主义由于理想性质的不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因而能够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增强人们的斗争意志。高尔基说：应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自尊心。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国这类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反映的是没落阶级对现实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敌视。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总是美化和怀恋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妄想历史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倒退，因而思想悲观，情绪悲哀，作品内容表现为怀旧，逃避现实，或者陷入神秘主义。在艺术上则是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往往蒙上一层迷离恍惚、虚无缥缈的纱幕。十九世纪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却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主张“天赋人权”，要求“个性解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革新创造。雨果的浪漫主义作品《欧那尼》上演时，轰动法国文坛，从此战胜了古典主义，确立了浪漫主义作品的地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肯定与提倡，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P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英语romantic）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s）。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浪漫主义美术 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 ，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 ，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 18世纪60年代～19 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 。 19 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浪漫主义音乐 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不论作曲或演奏，都以个性为重点，注重感情表现。这种变化部分地是由于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所致。17世纪的作曲家是受托为贵族保护人而创作，而18世纪的作曲家则依靠城市音乐会的听众。就这一意义来说，贝多芬上承古典主义时期，下启浪漫主义时期，因为他的音乐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他把自己的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从而为19世纪作曲家树立了重要的典范。一般认为CMvon韦伯是真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开端 。 他以《魔弹射手》建立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随后有舒伯特、柏辽兹 、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瓦格纳等大量作曲家。他们分别在艺术歌曲、标题交响乐、钢琴小品、交响诗、歌剧等浪漫主义新体裁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论在浪漫曲还是在器乐方面，往往从诗歌、童话和民间故事吸取灵感。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更加自由 ，它服从于感情上的需要，有意识地带有片断或即兴的性格 ，对远距离和声和调性关系的探索使和声语言大为扩展。把浪漫主义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世纪的大歌剧，强烈的民族主义，对英雄的崇敬，奇异的布景和服装，描述性音乐 ，以及交响和声乐配曲所显示的精湛技巧，都是构成浪漫主义音乐的因素。

浪漫创作方法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它反映客观现实往往主观出发，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颂自然美，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相对照，鞭打了现实社会的丑陋，重视民间文学，喜用夸张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一、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慨叹：“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似乎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现象。这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给它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因为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这种矛盾性不仅贯穿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而也贯穿于一个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无法解释，是否就不予论定呢？

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例如，沈从文曾自封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他的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显得茫茫然而无法应对。

浪漫主义不像现实主义一样，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它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勃兰兑斯曾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概述：“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概念运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而且还渗入到历史科学、政治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论及“浪漫主义运动”一章时也写道：“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这里，浪漫主义涉及到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笵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纠合在一起的。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文明的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新人文主义宗师白壁德在抨击卢梭的浪漫主义时，曾涉及到浪漫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他指出：“错误的定义大多是由于在多少近似的事实中，把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例如，把向中世纪回归认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然而这一种回归只不过是表征，决非是原本的现象。浪漫主义的混乱与片面的确是起源于此——他们企图把并非处于浪漫主义中心的而是处于边缘的东西说是主要的东西，于是整个论题就不正确了。”我国文艺界历来忽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与质疑，因为类似于“回到中世纪”、“回到自然”，或抗衡科技理性的“情感主体性”等，这些特质仅是由这一中心派生出来次要的、边缘的东西而已。

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只有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中，在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纠合中，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抗衡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宏大的历史性的语境中来审视，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内质。

爱情是一种情感依赖，爱的文化进程就是博弈，它的结果是情，爱与情是一个象物又象魂的物势影像，定义为爱情通常是指人们在恋爱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感情。爱情也是人际之间吸引的最强烈形式，是指心理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个体对异性个体产生有高级情感。爱情是男女间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倾慕，渴求发展亲密关系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性爱、理想和责任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女性通常会爱上健康、平和、有趣、善良和大度的男性。而男性选择短期伴侣的时候则倾向于忽略女性

的智慧，以及教育程度、忠诚度、幽默感和年龄；但男性选择长期伴侣则看重基本的美德。爱情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婚姻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变化。男性容易爱上女性的年轻美貌，而女性容易爱上男性的财富地位。但是，每个人需找的爱情是不同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一个人选择爱人的影响最为重大。

爱情的本质是化学反应，由激素和荷尔蒙所散发出特殊的气味由大脑识别，知其喜好，而产生的一种感觉。有些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有些感情是后天发展的，比如战友情，手足情，爱情，爱国情等。

爱情是一种相互依偎，是付出而不是一种单向索取。

浪漫是什么？就是她哭时，你给她的温柔的肩膀，手足无措的递过去的手帕！！！

浪漫是什么？就是她跟你说她想要星星时，你平静而温柔的告诉她“我就是你的太阳”！！！

浪漫是什么？就是她忙碌一天，回到家里，看着平时不善厨艺的你也系上了围裙，桌上摆着她平时爱吃而你又不会做的菜，当她含着泪慢慢的咀嚼那种幸福时，你脸上那憨憨的笑！！！

浪漫是什么？她病了，而且很重，是那种死亡率极高的脑部疾患，开了刀以后你就不曾离开过她的病床，一直温柔的呼唤着她，希望她能醒过来，三天揪心的守护让你衣衫不整，胡须满面，终于她醒了，而你：一个不曾流过泪的大男人，却象一个孩子般无助的哭出声来，虽然，你在对她微笑！

浪漫是什么？对她来说就是你在教堂里，牧师说：“你愿意一生一世，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都会爱她和保护她吗？”你充满深情的那句：我愿意！！！

浪漫是什么？你要加夜班，回来时已经午夜一点多了，疲倦的你，爬了三层楼，到了你家的门口，这时，门开了。同样略显疲倦的她，接过你手中的东西，微笑的对你说到：“你回来了！”浪漫是什么？听过林忆莲的一首歌，歌名叫《至少还有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歌词：“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还记得在哪里！”

浪漫是什么？古有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有轻舞飞扬的“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可以。所以，是的，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