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1和2 大家喜欢看吗谈下经典之处

　　郑桐：被忽略的真心英雄！

　　看了大家对《血色浪漫》的感想，钟跃民、张海洋、宁伟这些人似乎帅呆了，可戏份不少的郑桐却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提到他的，只言片语间也似乎都是一股不屑的口气，好象郑桐顶多只是一个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小丑！

　　孔庆东先生写过这么一句话：给别人带来欢笑的人，往往最不被人关心，甚至被人认为浅薄无聊，顶多说你一句“开朗幽默”。很少有人去想，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开朗幽默”的人。我觉得用在郑桐身上再合适不过。我承认钟跃民、张海洋、宁伟几位人物确实很有魅力，有本事，讲义气，有男人汉气概，我同样也很喜欢他们，但我认为他们的如此的人气是与外貌有很大关系的。 品位一个男人，不应该只关注其“形”，而应该也挖掘其“神”，而对一个男人来说，魅力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在的方面。我个人认为，郑桐在“神”方面是完全合格的。诸位看官且听我仔细道来。

　　我承认，郑桐比不上其他几位帅哥那么酷，他戴着一副眼镜，身材瘦削，一脸坏笑像个小毛贼，永远都只能跟在钟跃民他们身后瞎起哄。但大家想过没有，没有绿叶的衬托如何显出鲜花的娇媚，没有郑桐这样的小毛贼跟在身后，钟跃民们的领袖风范恐怕要大打折扣吧？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郑桐不爱出风头，不在乎名分，能够很好的摆正自己的位置的人生智慧。郑桐有一口单口相声的绝活，在和几个哥们一起的时候，他那张总是能带给别人很多快乐，他那张嘴跟钟跃民一样毒，但他也能开得起自己的玩笑，经常是在逗乐别人的同时让自己吃一点小亏，可郑桐却毫不在乎，要论性格的随和，郑桐绝对要比钟跃民、张海洋、宁伟几个火脾气好得多。

　　在郑桐表面嘻嘻哈哈外表下，包藏着他对义气的执著坚守：从最初与张海洋一伙打架到在陕北和当地青年拼木棍，再到后来在钟跃民饭店里栏住肇事的流氓，郑桐都是挺身而出，而在这些事件当中，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而起，但他没有一次临阵退缩。虽然打架功夫不怎么样，但态度决定一切嘛，郑桐还是很尽力的，在他的心中，哥们之间的友情还是摆得很重的，而他更可贵的地方还在于心中的无私，我注意到在他和钟跃民将去陕北插队，临走送别时那几个哥们都只是和钟跃民依依不舌，惟独把郑桐晾在一边，好像他去哪无所谓似的，而这个时候的郑桐却没有一点不悦。在几个哥们中间，郑桐是最瘦小的一个，但他的胸襟风度却是很不赖的。而在钟跃民追求秦岭时，对他完全是当小兵使唤，又是让郑桐挑水又是半开玩笑的叫他一边去，不要打扰自己和美女谈文艺界的事。可郑桐还是不生气，安心当自己的配角。其实以他的智力学识和口才，要和秦岭扯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但郑桐没有这样的野心，他拥有了解并接受自己和世界局限性的大智慧，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郑桐总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一个以乐观搞笑形象示人的人。在别人眼里，似乎他没有什么烦恼和心事，永远都是那副天塌下来都还要开玩笑的样子。直到他最好的朋友钟跃民离开之后，他似乎才发现，过去自己一直都是在为了别人而活着，总是在给别人带去开心，总是把内心深处的孤独迷茫深深隐藏。郑桐其实是一个特别害怕孤单、特别重感情的人，在知道插队当地那个小孩抢救无效死亡后，去医院的一行人中只有他一下子伤心痛哭。也许是郑桐平日里的嬉皮笑脸给大家印象太深了，这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到。而在钟跃民离开陕北之后，我相信郑桐是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从那段时间他给钟写三封信对方才勉强回一封上可以体现出来。还好，后来他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习和思考，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也得到了一个真心喜欢他，抚慰他寂寞孤独的蒋碧云。

　　我一直觉得，郑桐的幽默是《血》剧最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幽默和滑稽并不是一回事，幽默是需要文化内涵的，但这几样郑桐都不缺。如果在该剧前半部分郑桐还只算是有点小幽默的话，那么在后面他成熟了他则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境界，正如他自己引述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看到，在剧中后半部分郑桐开始有了灵魂上的追求，他能够安贫乐道，能够开心演绎恬淡的生活。后来在为官与为学上的选择就很能体现郑桐不俗的人生操守。而可喜的是，知识多了的郑桐并没有一般文化人的迂腐酸气，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命本色：想与老婆亲热时的候急样，在给钟跃民谈心时的言简意赅和语重心长，当这些细节都生动统一在郑桐身上时，就更显出这个人物的丰满可爱了。

　　郑桐，一个善良，乐观而且聪明幽默的人；一个有文化有内涵，一个与世无争而又重情重义的男人；一个活得平凡但却有趣自在的真人！能交到一位郑桐一样的朋友，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一个处在成长之中的人，最优秀的品格莫过于谦虚好学。好学使人进步，谦虚让人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加之必要的因缘际会，成功的果实也就触手可及了。但这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

《景德传灯录》里说，佛家证道时，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哑谜中人的认知能力发生的变化，却往往忽略了其中微妙的内在纹路。第一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看似不同，实则一也。人生于世间，通过学习理解了什么叫山，在诗学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命名；懂得一些道理之后，对我们的存在本身发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见山不是山”；怀疑让我们的存在无所适从，在寻找中得到了精神寄寓的所在，这就有了“见山还是山”，实际上是“信（仰）——怀疑——信（仰）”的一个过程。

这个看似徒劳的过程，其实包含了一个隐秘的变化：由最初无知的山到后来有知的山——最初的山是被他人命名的，而后来的山是被自我所重构。然而问题的重点仍然不在于认知，是通过后来相对稳固的认知，达到进入存在的真实世界的可能。

艺术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我常听到某某的文章风格是学习某某大家的，写得干净漂亮，受到很多人的称许和好评，这似乎也就不错了，于是这些人就渐渐满足于现状，在原来的领域和文字风格上精益求精。这些当然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设想一种拥有短暂生命的动物，栖居在大地之上，有什么比认识他们自身更重要呢？“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对手都能一下子战胜他，但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卡夫卡《他》）”如果一个决定从事艺术的人，终其一生也不能真切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不能尽量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此生，有什么还会比这更悲哀呢？

当你理解到艺术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认知世界、更重要的是认知你自身，那么你就不会去轻易地去相信一件事物，不会莽撞地去学习一门技艺，也不会草率的认为被世界所认可的价值是值得嘉许的了。在你的身上，怀疑、自嘲和反抗与日俱增，而在这一切之中，你会发现最不可信赖的，是你自己的意识、是你的判断能力。你看到这个扭曲的世界，看到自己陷入自身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你感到自身的可笑徒劳，甚至连可笑本身也变得可笑、连徒劳本身也变得徒劳。

总而言之，你感到认知是不可能的——当然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广大的不可能中，你开始反抗，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或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你去追求善，你的追求往往欺骗了善，这和庄子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在第三种情况下，你开始反抗，远远地避开善，这时你当然离善越来越远了；唯一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既不去主动追求，也不积极反抗，听从你自己的经验的需求和身体的自然力。

这就回到了佛家所说的第三重境界了，那就是顺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艺术和佛家究竟是不同的，在佛家的第三重境界里，作为主体的人，是以一种忘我的静谧进入真实世界的，他们的我已经交给了他们内心的信仰；艺术家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忘我，虽然也听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证明自身的存在总是他们的心头大患，而存在总是迷雾重重，因此他们的反讽始终无法摆脱。当他们懂得一切之后进入世界，虽然面带笑容其实心如刀绞，虽然浪荡不羁实际却比谁都放不开，他们追求安静但是最终会自己放弃，他们热爱幸福但是最终无法摆脱自己……他们一生都无法得到平静和幸福，这几乎是可以断言的，但是也可以说他们在这样悲伤的平衡里，得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平衡和众人生活的平衡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相同吗？

当你真正明白自身尴尬而无法摆脱的处境，当你的生活已经已经逼得你走投无路，那么就可以取舍了。只要保持内心的仁恕和爱，价值的判断就不要在乎对错。在理想中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艺术家，对于短暂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迫切的了，但是在强大的时代和生活压力之下，真正成为的几乎没有一个。我们该说什么吗？我们不该说什么吗？

学习这个词展开来说，就是学而习之的意思。包含了认知和模仿两个过程。所有和艺术和存在有关的知识，当你不能以良好的方式进入存在的世界之前，你的认知既然不可能，那么你对它们的模仿难道值得称赞吗？我经常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都很难真正进入自己的生活。

两年来我经常为自己的状态感到忧虑，也感到自卑。孙文波回答白夜时说：“如果我到现在还不能以一种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写作，那么肯定就是失败的了。”但他果真做到了吗？我想也未必是这样，存在本身是不确定的，自欺欺人是难免的，我们所能做的是自欺欺人的相对性、以及我们面对存在证明自身的决心，当然，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一个艺术家总是处在在路上的状态里。他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放弃。他顺从自己的自然力，但不能过于顺从；他对一切事物抱有反讽，但前提是对他们的热爱；他要抱有九分的怀疑，一分的肯定。九分的怀疑让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一分的肯定至少让他不至于崩溃，得以成为一个人。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

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