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诗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
A、初唐时期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
B、盛唐时期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代表作品《过故人庄》《春晓》。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代表作品《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瞬”的抱负,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
C、中唐时期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韩愈、孟郊、李贺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D、晚唐时期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1)宋诗的发展
北宋初期的诗歌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北宋中期诗歌的全面繁荣
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欧阳修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
梅尧臣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2800多首。他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揭露,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传统。梅尧臣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 “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
苏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坎坷的人生遭遇,“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丰富阅历,使苏轼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反映现实时,苏轼直接把诗歌作为向政治反对派作斗争的工具,“讥讽朝廷政事阙失”(《乌台诗案》引苏轼语)。苏轼歌咏自然的作品非常多,内容也十分丰富,还带有深厚的自我感情,美学情趣也显得更为高雅。苏轼一些写景诗以及由此生发的哲理诗,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情理交融,意在言外,情、景、理三者有机统一,义蕴无穷。苏轼在继承前人,特别是韩愈、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基础上,于诗中发表议论,且表现得更自觉、更成熟。
北宋后期的诗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苏北宋后期,苏门弟子相继崛起。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庭坚论诗,强调推陈出新,要求诗人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势。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象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南宋诗的发展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宋诗创作继北宋后期之后,出现第二个繁荣发展时期。
南宋前期的诗人,大多出入江西诗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轼、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南宋后期,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中兴四大诗人”虽以卓越的诗歌成就力矫江西诗派末流之弊病,成为南宋诗歌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
宋亡前夕,国难当头,民族忧患意识使一批爱国诗人崛起于宋末诗坛,文天祥、汪元量、等爱国志士,奔赴国难,抒坚贞不屈之志,发“黍离”、“麦秀”之思。宋诗至四灵、江湖,本已出现“衰气”,而宋末爱国诗人却以时代的悲歌为宋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最后一页。这是历代诗坛所罕见的景象。
杨万里、范成大的诗歌
杨万里思想可称述者,大致有三:一是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力主抗敌御辱;二是有较强的爱民思想,主张轻徭薄赋;三是有较强的理学思想,终身服膺正心诚意之说。从内容和题材来看,杨万里最擅长的乃在描写山川风光、自然景色,其次在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片刻感受,他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少表现尖锐、深重的人生感受,即使有一些表现国事、表现民生的作品,也不如陆游、范成大等人的作品表现的那样直率。
范成大是一位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他的诗歌从多方面生动而深入地反映爱国思想,虽不像陆游那样慷慨激昂,但表现得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使金时所作的七十二首绝句,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抒发了收复河山的豪情,批判了宋王朝丧权辱国的罪行,反映了中原人民眷恋故国的感情,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残暴行径。而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代表作品《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陆游的诗歌
陆游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紧密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
陆游诗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吟咏。陆游的爱国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陆游还有不少诗歌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另一种旋律。这类诗歌往往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诗人的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
文天祥与宋末遗民诗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终于摧毁了南宋政权。这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宋亡前后,爱国诗人们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这一类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其二是眷念故国、宁为遗民,不肯降附新朝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都能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用血泪凝结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的诗歌以元人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为界,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目的在于“使来者读之,悲予志也”(《指南录后序》),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
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于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爱国遗民诗,抒亡国之痛,发故国之思,沉痛悲哀,泣血吞声,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句号。
词的发展
词,起源于唐代民间,称“曲子词”,后被文人接受,改造成一种抒情诗样式,经五代时期,这种诗歌体裁渐趋成熟。晚唐五代最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已、李煜等。到两宋时代大发展,名家辈出,蔚为大观。宋代以词名家的人很多,如张先、柳永、晏殊、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陈亮、姜夔、等等。
词,还有“诗余”、“乐府”、“琴趣”等别称。它是一种格律诗的样式,特点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还叫“长短句”。习惯上又把词分为三类:58字以内的称“小令”,59字至90字的称“中调”,91字以上的称“长调”。不分段的叫单调,分两段的叫双调,分三段的叫三叠,分四段的叫四叠,后两种不多见。每首词都有词牌,如《如梦令》、《蝶恋花》、《木兰花慢》、《贺新郎》之类,原来是曲调名称,后来词和音乐脱离,这些词牌便只成了填词的格式。按其格式,作者可以填进任何内容,所以词牌不是标题,和内容无必然联系。
词这种诗歌体裁,在晚唐和五代多是写男女之情和闲愁离恨的,并认为这是词的本色。北宋初期的词仍是这样,多写花月闲愁之类的有闲阶级情感。其中也有写得很精致的,如晏殊的《浣溪沙》。
柳永是北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位词人。他官当得很不顺利,失意无聊,就和歌儿妓女混在一起,过着颓废放荡的生活。柳永一生致力于词的写作,善写羁旅别情,发展了“长调”词,语言通俗流畅,雅俗共赏,受到普遍欢迎。他的名作《雨霖铃》、《望海潮》等至今仍为大家所熟悉。
周邦彦在北宋词人中修养很高,名气很大,学习他的人很多。他属于婉约一派,多写男女情思。他的写景的词,清新淡雅,富有美感
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是跨北、南宋两个时代的人。她与丈夫赵明诚(学者)年轻时有过一段极为幸福的生活。北宋灭亡后,夫妇南渡,不久丈夫病故,李清照在悲苦无聊中度过后半生。她的词语丽意新,通俗流畅,独标一格。国破家亡流落南方后,词中多写身世飘零之感,凄苦动人。
对宋词,人们习惯上把其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早期的词,内容单调,细腻柔弱,情绪婉约,属婉约派。到苏轼出现在词坛,词风为之一变,他学博才大,拓宽了词的境界,凭吊古代人物,抒发爱国怀抱,描绘农村风光,笔力纵横,气势粗豪,成为豪放派的开山祖。
南宋词
由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派,到南宋时代才大发展起来。被金人赶到江南的文人们,看到山河破碎,体验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再也无心留连光景、嘲风弄月,而把一腔爱国衷情倾注在词作中,写出大量慷慨悲歌、激烈沉雄的作品。
在豪放派词人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辛弃疾。在词人中他与北宋苏轼齐名,并称为“苏辛”。 最能代表他词作风格的要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南宋时代仍有部分词人沿婉约派的路子走下来,雕章琢句,追求典雅,写了许多哀婉缠绵、情感低回的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姜夔。代表作品《暗香》、《疏影》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赞同13| 评论(1)
古诗的发展历程是:诗经、楚辞、乐府、赋、辞、唐诗、宋词、元曲。
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305篇,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从音乐角度上分的。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因此前人把“风、雅、颂”和“赋、比、兴”称作《诗》的六义。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后来,汉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叫《楚辞》。《楚辞》发展为五言句,七言句。
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所谓古体诗,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
二是近体诗,也叫今体诗,即格律诗。近体诗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都分五言和七言,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
在唐代中期,由诗派生出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到了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由于词是由诗派生出来的,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由于词的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古人也称为“长短句”。
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诗歌按题材内容可分为:
1、山水田园诗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了一个重要诗派——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们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生机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2、别塞战争诗
边塞诗派指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一个以反映唐朝边疆战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等,这些诗多以描写边塞山川景物、风土人情。
3、咏史怀古诗
诗人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咏叹,一般融进了诗人独到的见识,以史咏怀,以史颂人,以史治史,以史喻今。
4、咏物言志诗
古人很喜欢咏物,自然界中的万物,大至山川河岳,小至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诗人描摹歌咏的对象。他们在细致描摹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感情。
5、赠友送别诗
这类诗歌主要抒写离别之情,借对送别情景的描写,表达达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或留恋、或安慰、或嘱咐、或祝愿;有伤心、有惆怅、有期望等。
6、闺怨诗
闺怨诗以女性心态为描写对象,有浓重的感伤色调,细腻的心理描写。从创作特色上说,闺怨诗从整体而言,都呈现出一种婉约缠绵幽怨感伤之美,悠长含蓄,有无尽之味。闺怨诗都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怨”是这类诗的基调。
--中国古代诗歌
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八个阶段。一、上古神话传诗,中国最早的灵魂诗词。中西方文化有所差异,但是历史几乎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在没有具体的记载历史之前,历史永远是个迷,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恐龙时期,人类形成初期,再大一点延伸到地球的形成,这些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且无从考究,目前人类正在探索和研究中……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诗歌随着沧桑巨变留在了万古历史桑田中……上古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就这样有了人类,也就就有了语言,语言就是最早的诗,每一声称呼,每一句语言,都是最古老的诗,所以诗歌的发展最初是从语言到文字演变而来。二、历史记载《诗经》和《楚辞》时期。《诗经》作为中国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虽然作者不详细,但是内容总体反映了西周到春秋时期近几百年的历史面貌和生活现状,在我国诗歌历史上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后世诗歌的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诗经》以后的诗人大多都受《诗经》的影响。风雅颂各有千秋,现实主义韵味贯穿诗歌,其艺术魅力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状,不愧是中国诗歌的里程碑和源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楚辞》虽然为方言体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恰似神话之飘渺,又具洒脱和豪放,由屈原创作,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楚辞具有地方特色文学,但其抒情方式和豪迈情怀,很大程度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又有南北文化的结合,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独领风骚。三、汉代乐府诗及魏晋南北朝民歌时期。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诗歌可以形象地说是把诗和音乐相结合,是《诗经》和《楚辞》之后的一种新体裁,源于民间而走向官府,汉代是历史大发展时期,也是乐符最辉煌岁月,宫廷有专门的官职和从事创作诗歌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乐符机构。其诗歌表现形式为,要不表现富贵奢华的生活,要么就是贫穷人的悲惨景象,阶级思想特别明显,同时爱恨分明,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乐符语言朴素自然,抒情融入在叙事之中,文字简练,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乐府是像五言诗过度的一个阶段,对盛唐时期的五言绝路起到了铺垫作用。四、大唐盛世下的唐诗,诗歌演变中的王朝。唐诗是中国文化灿烂的明珠,是政治面貌和民情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光有文学艺术的光环,还有很大的考古和研究价值,六种风格(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丰富多彩,传承古代乐符风格,又在基础上发到创新,融入了诗韵,平仄等。唐诗以初唐四杰为开始,以田园诗人王维、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边塞诗人张九龄、王昌龄为代表,涌现出了无数的田园派诗,边疆军旅、浪漫和现实多派诗人,留下了愦不绝口的唐诗无数,为后世传颂,经久不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烟花三月下扬州……飞流直下三千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低头思故乡……五、音乐文学艺术时期――宋词。可以说宋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继承古诗词以后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宋词的特点就是又长又短,便于歌唱,神韵和意韵相结合,是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玫瑰,热累众人对他的喜欢和褒奖,并且留有余香的把它赠送给所有的诗词爱好者,与唐诗形成了中国诗歌历史上的绝代双雄。要不婉约凄凉,要不豪放不羁,纵情演绎经典传奇,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几句相思醉心扉,多少词语惹人泪。……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大江东去浪淘尽……云中谁寄锦书来……六、具有舞台艺术效果的元曲。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散曲和杂剧的戏曲艺术,不仅有唱词动作,还有旁白,但是总体体裁还是沿用宋词,又融入了诗赋之精华,形成了独有的文学特色,元曲对于思想的表达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文人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元曲比宋词写的大胆明了。元曲语言通俗,描写生动风格清新,对民生的描写更加鲜明,生动,对于曲牌、韵、对仗、平仄、衬字等都有讲究和要求,神情结合极具表演艺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七、戏曲和小说压制下的明清诗歌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在于小说,尤其是清朝,民族交融思想和文化更迭,所出现的小说和戏曲,有时曲折复杂的思想斗争和生活向往,诗歌的发展相当坎坷,就没有前几朝那么有名气的诗人和诗歌。大兴文字狱让人之文淡,淡之文少,就算有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敢面世,孤芳自赏以至于很难留存,就四大名著的红楼梦,差一点就失传了,何况是几首诗词,那就不值得一提,明清时期社会对诗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阻碍和影响了诗词的发展。但是到了清朝末期,新思想开始萌芽,新文化也开始觉醒,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文化人,也写下了了一部分充满理想抱负和对未来生活向往的美好诗词……八、不拘一格,自由发挥的现代诗。前面说了现代诗在清朝后期就有了萌芽,与古诗相比,更加的触景生情,因物而感,随时随地即兴发挥,更加自由,对韵律等不加追求,是心灵最直白的邂逅……要说自由诗的发展,还要从五四运动开以后说起,可以说自由诗是五是运动文化新的产物,反映新生活,表达新事物,传递新感情,给人理想抱负和希望,以叙事抒情为主,更加自然,有诗的意境,读起来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应该是以建国未划分时间,有20年代的象征派,50年代的现实派,70年代的朦胧派,90年代的网络派,和现在的新文化媒体写作派。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王小妮、海子……伟大领袖也是现代诗的杰出代表,主席诗词“湖海荡波澜,全无斧凿痕”。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古典诗词发展史
似乎有点多 嘻嘻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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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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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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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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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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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几乎没有诗歌留下来。继秦以后的两汉(西汉、东汉)存在约400年,留下了价值很高的诗歌遗产,首先是乐府民歌。“乐府”本来是汉武帝时建立的音乐机关,为宫廷制作乐章和训练演员,同时也采集民间歌曲供宫廷和贵族娱乐。《汉书·艺文志》里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其实当时采诗的地区不止代、赵、秦、楚四个地区,范围还要大得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等话,是说这些歌谣是百姓苦乐的真实表现,都有针对性,统治者可以从中观察民情和了解政教的得失。这些民歌因乐府机关搜集整理得以保存,统称“乐府诗”。以后各代常常把入乐能唱的诗词称为“乐府”,已不是汉代音乐机关的涵义了。
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感情真挚,句式长短不一,表现手法灵活,富有艺术感染力,是古代诗歌中值得珍贵的一部分。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叙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一对年青的恩爱夫妻被迫离异和双双殉情的故事,控诉了礼教杀人的罪恶,全诗充满悲剧气氛,是乐府诗中难得的杰作。
2南北朝乐府民歌
曹魏和西晋时的民歌流传下来的较少,最有特色的是东晋以后的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为情歌。江南地区山清水秀,风光明媚,政治局面稳定时生活条件较优越,所以爱情诗较多。这些诗歌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柔美,构思新巧,多用谐音双关修辞手法,是其特色。
北朝民歌特色鲜明,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首《敕勒歌》,一千多年来一直在广泛流传,证明了它的魅力。有名的《木兰诗》也诞生于这时,热情歌颂了木兰这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木兰不一定实有其人,但同类的事在战争频繁的北方是可能有的。由于人们热爱她的品德和行为,后来又为她加个姓,叫“花木兰”,希望真有其人。木兰这位英雄形象的出现,完全是这首《木兰诗》的功劳。
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
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到汉代才出现五言体的民歌。五言比四言音节增加,更富表现力和音乐性,一些文人便开始学习民歌作五言诗。最成熟的五言诗是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这19首诗,作者已不可考,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都是抒发失意落魄情绪和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的传统,干预现实,感情炽烈,诗风质朴劲健,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学习的对象。
建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过众多诗人,著名者如曹魏时代的阮籍、嵇康;晋代的左思、陆机、陶潜;刘宋的谢灵运、鲍照;南齐的谢朓、沈约;梁代的吴均、何逊;陈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陶潜。
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据说他是东晋大臣陶侃的曾孙,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做过彭泽县令一类小官。因其性情孤傲,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俸禄),辞官归隐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以隐士终其生。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生活,其诗多写田园生活和隐居情趣。
陶潜之后影响较大的诗人是刘宋时的谢灵运和鲍照。谢灵运出身官僚世家,一生政治失意,寄情山水,开创了山水诗派。他善于雕琢字句,刻画入微,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写秋景,“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写夏景,都是好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一句更为有名。他有好句,但缺完整的好诗,成就不如鲍照。
鲍照出身寒门,在重视门阀出身的南朝,他仕途很不得意,其诗反映了民间疾苦,对现实进行了抨击。诗中充满抑塞不平之气,表现了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慷慨奔放,形式富于变化,成就较高。尤其他常写七言诗,为后来七言诗的成长开拓了道路。
南朝的齐、梁时代,产生了音韵学,作诗讲求四声(平、上、去、入)和对偶,形成了格律较严的新体诗。这种诗诞生于南齐武帝永明年间,被称为“永明体”,代表作家为沈约和谢朓。永明体诗为唐代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形成做了准备。
南朝后期的梁、陈时代,统治者日益奢侈*靡,诗风也随之衰颓,出现所谓“宫体诗”,专门写帝王贵族的腐朽生活和色情内容,使诗歌趋向末路。
唐帝国建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取得空前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形势,为诗歌写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的科举考试重视诗赋,知识分子要中进士当官,就要会作诗,这也是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就诗歌本身说,唐代的五、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进一步成熟,讲求声调韵律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最后形成,诗歌形式也百花齐放。到盛唐时代,众多的诗人把诗歌创作推向高峰,壮阔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特别是李白的充满狂放激情、猛力抨击现实的浪漫主义诗篇和杜甫关注国家命运、悲悯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宗瑰宝。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作者的48900多首诗(佚失的不知其数)。在不到300年的时间,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中相当多的优秀诗篇,以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历代读者,代代相传,历久不衰。
唐代诗歌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几个阶段,下面分别作些简介。
1初唐诗歌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2盛唐诗歌
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所说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其中田园山水诗和描写边塞战争的诗占相当比重,李白、杜甫也出现在这时。下面分别作扼要介绍。
(1)田园山水诗
这类诗歌最有名的作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辆〔wǎng网〕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
(2)边塞战争诗
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3)李白的诗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今甘肃),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正是李白诗独具的特色。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4)杜甫的诗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他青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游历过南起吴、越,北至齐、赵等地。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贼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安史之乱是杜甫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写进诗歌的重要内容。
杜甫的律诗成就最高,历来被承认是律诗的楷模。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3中晚唐诗歌
唐代中后期,王朝的鼎盛期已过,但诗歌创作仍未衰歇,先后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杜荀鹤等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韩愈是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他最崇拜李、杜,但并未亦步亦趋地去摹拟他们,而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创出独特的风格。韩诗的特点是求奇避俗,与他的好友孟郊一道被称为“韩孟诗派”。
李贺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受韩愈影响,但风格又不同于韩愈。其诗想象丰富,形象怪特,辞语瑰丽,常把鬼魅题材写得阴森可怖,被称为“鬼才”
中唐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半生为官,与好友元稹齐名,被称为“元白”。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即诗文要为时代服务,为现实服务。这种明确的理论是相当进步的。他熟悉和同情百姓疾苦,他的政治讽谕诗《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都是为民请命的好作品。
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杜牧的清新明丽的抒情小诗,广为人知。李商隐擅长律绝诗,常以歌咏历史题材来讽谕现实
唐代诗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题材之广泛,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空前的。我们要继承和研究这份宝贵的遗产,吸收其精华,期望有一天再创造出一个中国诗歌的新高峰。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诗歌艺术最发达的朝代,就留存到今天的宋诗总量说,要远远超过唐诗。
宋代诗人很懂得唐诗的价值,很注意向唐代诗人学习,如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商隐以及晚唐一些诗人都曾是宋代一些诗人学习的对象。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又另辟蹊径,有了自己的创造,因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关于唐诗和宋诗孰优孰劣,几百年来一直争论未休,很难下一个精确的论断。从两代诗歌的总体成就来看,唐代诗歌的成就要更高一些,对后世和世界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一位专家说:“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缪钺《论宋诗》)这是比较允当的评价。
明代的文学取得过很高的成就,但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出现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不朽的作品,而在诗歌领域却始终没有出现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一流的作品。在270多年间,诗歌创作总是在“复古”、“反复古”上兜圈子,缺乏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写出的作品大部都比较平庸,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清代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个创作繁荣的朝代,虽然其影响不及唐诗、宋词之大,但名家辈出,成绩不小。清代诗人有的偏向继承唐诗传统,有的偏向继承宋诗传统,也有不分唐宋凡历代诗歌都学习继承者,其中许多诗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清初诗歌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如龚自珍所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这三位学者也是名诗人。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也是横跨明清两代的人。他的诗内容宽泛,成就很高,诗名很大。
2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
3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
中国新诗发展的轨迹,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裘廷梁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让诗歌“通行于今,适用于俗”的诗界革命,主张突破诗歌的文言形式,推动诗歌的口语化与大众化。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以胡适作为开端,不断进行诗歌语言与形式方面的探索。并且,在初步探索阶段,以周作人的《小河》作为相对成熟的作品出世。随后,越来越多的诗人以及诗歌流派对现代文学中诗歌的创作做出了诸多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中,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以及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诗歌的形式和主题方面学习和借鉴,既有对于传统的继承发展,同时也不乏对于传统诗歌创作的回归。
扩展资料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白话自由体新诗集,在思想上,它表现出一种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反叛意识,充溢着一种热情的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还竭力歌颂了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
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艺术上,《女神》显示出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气概,整个诗集贯穿着一种蔑视一切与创造一切的磅礴气势和力度,特别是在外在形式上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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