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格尼尼的作品为器乐音乐和研究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方向奠定了基础

帕格尼尼的作品为器乐音乐和研究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方向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随想曲》是一首具有高难度技巧的曲子，其主题简洁而明朗，奏出活泼而轻快的曲调。接下来的八段变奏，以多种变化的形式，如跳跃的琶音、有力的和弦、复杂的音程、连续的仿音阶与半音阶等，有机地结合小提琴多种高难度技巧，如迅疾的右手拉奏配合左手快速拨弦，畅快而富有弹性的自然泛音与人工泛音，超八度的音程以及高把位的快速演奏等。

　　对于贝多芬的艺术造诣评价不能仅用简单的流派进行区分

　　对于贝多芬（1770－1827），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辞世一百八十周年以来，贝多芬早已被公认是整个（西方）音乐史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伟人巨匠。汉语世界中对贝多芬的认识，可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颇富文采的话语来作概括——所谓“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另一句解释贝多芬作品内涵的口号式箴言是——“从痛苦走向欢乐”，同样极富感召力。一般而论，我们好像满足于这样的界定，不再作深究。

　　众所周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人们最熟悉、上演频率最高的贝多芬作品是他的中期创作。音乐界已经达成共识，1802年之前可被看作是贝多芬的早期。此时的贝多芬虽已在维也纳显露才华，站稳脚跟，但创作内涵和风格尚显稚嫩。1802年至1803年间，贝多芬因患耳疾而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几近崩溃，并写下一份《海立根施塔特遗嘱》。令后人感佩不已的是，凭借艺术力量贝多芬战胜了自我，并由此步入创作成熟期：也即贝多芬的中期。而标志这场精神胜利的一个物质性结晶，就是那部极为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自此至1812年，贝多芬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创作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作。目前在音乐会中频繁亮相的贝多芬曲目，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包括《“华尔斯坦”钢琴奏鸣曲》、《“热情”钢琴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三首》作品59、《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上演率极高，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断，鉴于贝多芬的高度艺术成就，即便他在42岁中年时辍笔，他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整个音乐史中处于最高等级的大师之一。

　　为此就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中期风格的角度领会和认识贝多芬。总括而论，中期的贝多芬，典型体现了“英雄”风格。在音乐技术上，贝多芬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扩展”：他全方位开掘了当时音乐语言的各种潜能，具体做法如曲体上的大规模扩张，篇幅和长度的超常规扩充，主题/动机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声张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节奏冲力的高强度处理，等等。在精神内涵上，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创作，不妨用“人定胜天”来定位。这里的“人”，不仅指集体的人，更是特指个体的人。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明确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从而对人的积极力量作出了全面肯定。这种带有强烈现代感的个人意识，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贝多芬经由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平和艺术）体验，通过声音的特别方式抓住了时代脉搏，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也就是后人每每听到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乃至热血沸腾的原因。

　　1812年之后，贝多芬的创作陷入低潮。随后，其作品风格与表达内涵发生了明显转向。“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中艰难浮现，最终在1817年至1818年间成型，并保持至去世。贝多芬最后十年的创作，由此成为独立的风格单位，标志着崭新的艺术境界。

　　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在贝多芬中期如此壮观的景象之后，如何还能想像更为卓绝的艺术景观？

　　这正是贝多芬晚期创作所要给出的回答。一个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怀有坚定自信并取得全面成功的音乐家，随着暮年来临，重新开启自省之路，通过透彻的再次思索和体察，终于修炼成为洞悉世界、并达至涅盘的智慧哲人。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期的贝多芬就达至“天人合一”的悠远境界。在前者，“人”与“天”对峙，经过硝烟弥漫的抗争，“人”最终胜出；在后者，“人”不再看重外在的胜负得失，而是与“天”求得和解，并最终与“天”达成一致，从而获得内心宁静。20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贝多芬的晚年创作是该作曲家最伟大的艺术结晶，其晚期风格是他最伟大的艺术创造。

　　针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特殊性，倒是一位深谙音乐理路的文学家道出了其中的一丝真谛。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帷幕》一书中写道：“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

　　这段话精确规定了贝多芬晚期创作及其风格的历史地位。然而，在国内音乐界文化界，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理解深度仍嫌不足。这自然造成对贝多芬整体认识的扭曲。回过头再仔细检视“通过痛苦走向欢乐”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不免会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通过痛苦走向欢乐”这个说法实际上无法涵盖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精神实质。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则基本没有考虑贝多芬晚期的艺术追求。我们将看到，针对古典主义的音乐语言和艺术理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创造性转型，而且没有任何后人跟进，因而决不是“集大成”。针对浪漫主义的音乐理念和手法，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其实是一次彻底背离，因而也决不是“开先河”。贝多芬在其晚年，似乎悄然站到了历史之外，进入了似乎难以让后人理解的“孤岛”。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何发生？让我们将镜头切回到历史的原境中。二、外部生活：时代状况与个人境遇

　　1812年的贝多芬，已是“人到中年”。因为创作了众多杰作，他在当时就已被公认是最伟大的在世作曲家。他受到维也纳所有政要和贵族的尊重，事业如日中天。

　　正因为如此，他的下一步艺术方向反而成为问题。贝多芬不时感到困惑不安。

　　似乎是巧合。欧洲的政治局势与精神气候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贝多芬的内心困惑相呼应；贝多芬的内心困惑正是欧洲精神氛围的真实写照。就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失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开始走向末路。这一事件中暗含某种象征意味——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开始遭到怀疑乃至抵制。反启蒙的保守思潮开始萌动并逐渐弥漫。此时，理性主义的乐观信念开始动摇。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与启蒙时代相比，色调开始趋于暗淡。

　　与此相对应，在音乐艺术中，浪漫主义的观念正在聚集力量，古典主义的理想则面临瓦解。与古典主义讲求比例、平衡的大型结构思维不同，浪漫主义的抒情旋律开始走向前台，局部的色彩成为音乐主旨。韦伯、舒伯特等浪漫主义新人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局面，贝多芬有些无所适从。总体上说，他不喜欢年轻一代的创作。例如，他看不起罗西尼（认为他写得太快，创作不严肃），对施波尔、韦伯等评价也不高（觉得他们过于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尽管他这时越来越出名，但在音乐趣味上他自觉越来越不为人理解。音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贝多芬正处在重要的风格转折十字路口。这一阶段中，他的创作数量急剧下降。某些作品中还隐约透露出了准浪漫主义的情怀。如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1816年）、以及《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1（1816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到某种舒曼式的流动性和抒情趣味。他在投石问路，但还没有决断。

　　就在艺术风格转折的关口，个人生活中的三个重大事件，对以后的贝多芬具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他改变艺术走向乃至人生态度。

　　第一个事件是写给神秘的“永恒爱人”的一封著名情书。此事刚巧也发生在1812年。这一年6月，贝多芬给一位神秘的女性写了一封极为热烈真挚的情书，在信中称其为心目中的“永恒爱人”。贝多芬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位女性是谁，曾有各种猜测。这也成为贝多芬传记研究的著名课题。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美国的贝多芬权威学者梅纳德•所罗门在1977年撰文证明，这位女性是安东尼•布伦塔诺。她比贝多芬小十岁，出身于维也纳的贵族世家，丈夫是法兰克福商人。她和贝多芬都曾认真地考虑过婚娶成家的可能。但后来的事实是，出于各种原因，贝多芬未能如愿与她终成眷属。从此，贝多芬再也没有与任何女性产生恋情。不难想像贝多芬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尽管他非常渴望人间的美好爱情，他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现实：他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爱情生活。

　　第二个事件是贝多芬的耳疾越来越严重，到1818年，他终于完全听不到外界声音，所以只能启用“谈话簿”来保持与外界的交往（别人问贝多芬的问题，需要写在“谈话簿”上，贝多芬在看到文字后，再作出口头回答）。由于完全失聪，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内心孤独和与世隔绝。可以想像，这必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取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生平事件是那场著名的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的一个弟弟在1815年因病去世，身后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卡尔。贝多芬对弟弟遗孀的品格和能力心存疑虑，非常希望亲自抚养侄子。但是，弟媳妇并不认同贝多芬的意愿。贝多芬与弟媳妇为争夺卡尔的监护权对簿公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场官司对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精神折磨。贝多芬对弟媳妇无端猜疑，弟媳妇也反过来恶意诽谤。更糟的是，由于贝多芬对卡尔管教过严又拙于沟通，导致卡尔产生抵触和反感，最终卡尔在1826年夏因绝望而开枪自杀（未遂）。此事对晚年体弱多病的贝多芬不啻是极为沉重的精神打击。虽然弟媳妇和卡尔在整个过程中有诸多不是，但不可否认，贝多芬也暴露出性格缺陷，以及他与常人很难正常沟通的行为缺憾。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生活境遇中，贝多芬走向了他的“晚期”。 三、艺术发现：风格路线与精神境界

　　1817－1818年，贝多芬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如他自己在给出版商的信中所说）中，艰难完成了《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这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宣言——他终于作出了抉择。这首作品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或许是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困难、最艰涩、最庞大、最深奥和最险峻的巨作。在音乐风格上，它断然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散乱放任，不仅坚决回复到古典主义大型曲式的刚正严谨，而且在对音响材料的深刻挖掘和抽象提炼上，甚至体现出某种义无反顾和一意孤行的极端性格。堪称“天籁之音”的慢乐章特别值得一提，在此，贝多芬平生第一次升腾到人迹罕至的璀璨星空，用纯粹音响营造出真正“天人合一”的悠远意境。或许，唯一勉强可与此曲相匹配的人类语言描述，只能是康德的那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通过作品106，贝多芬确定了今后的艺术方向，从而进入晚期创作高峰。至1827年去世约十年时间，他写出了最后的十多部杰作[大致按创作年代顺序，包括晚期钢琴奏鸣曲四部（作品106、109、110、111），《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庄严弥撒曲》作品123，《第九交响曲》作品125，晚期弦乐四重奏五部（作品127、130、131、132、135），以及《大赋格》作品133]，几乎每一部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艺术质量之高妙和音乐创意之独特，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已知天命”的贝多芬留给世界的声音密令和精神遗嘱。这里面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诉说的？

　　从技术风格看，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那是因为贝多芬对音乐语言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带有强烈“德国式”的透彻反思性处理，并以此在很多方面干脆越过19世纪，直接预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理念和精神。例如，针对音乐的主题－动机发展手法，贝多芬一改传统的完整旋律性思维模式，往往将中心的动机构思为一种“细胞式”的、乃至是“基因式”的抽象结构，从而使音乐的运行高度集中，并使音乐的结构极端严密。像《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的第一乐章和末乐章，或者《大赋格》作品133这样的音乐，由于结构的高密度压缩，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这种音乐如果事先没有仔细阅读乐谱并作精致分析，就不可能仅凭听觉真正完全理解其中的艺术匠心。又如，聆听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很快就会察觉作曲家对复调手法的大面积运用。如果说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复调手法仅仅是一种特别手法，用于特殊效果，那么在晚期创作中，复调就成为全方位渗透的常态。尤其是，赋格——这个复调音乐的代表性象征，这个从巴赫那里传承下来的前辈衣钵，在贝多芬手中一变为既有巴洛克遗风、又有古典式创意的音响建筑。几乎每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都有作为结构重心的赋格曲，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但在属性和写法上又彼此呼应。站在当下立场，对前人的艺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融入当下语境，贝多芬在此所呈现的理念和做法，几乎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但又是不可模仿的）示范。再如，在《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中，我们看到了对奏鸣曲式最为大胆但又最为老成的运用：外在的架构似乎被抛弃，但内在的精髓却全部保留；而在《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中，当那首俗不可耐的圆舞曲主题响起时，听者可能难以想像，贝多芬会针对这个主题将进行怎样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加工和讽刺性嘲弄：这首全部音乐史中性格变奏曲的皇冠明珠，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最佳范例。

　　虽然应该对音乐进行上述技术和风格层面的解释，但我以为，对于任何音乐，这都是不够的，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尤其不够。贝多芬晚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探索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音乐性格上的开拓和音乐意境上的创造。

　　在此，需要引入一些有关音乐的根本性美学和哲学思考。贝多芬自己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难道音乐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如何能够像哲学和智慧一样给接受者以人生启示和指引？贝多芬的这句话究竟是随意的戏言，还是认真的思考？笔者以为，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是一份最高质量的例证说明——音乐确乎可以独特的音响方式，显现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在绝对的意义上，直接就“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音响肉身——也就是说，世界某种最深刻的本源和人生某种最深邃的境界，只有通过贝多芬的声音构造，才第一次而且永恒地显现出来并达到存在，我们由此才能够看（听）到并领悟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质和人生况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途径和方式。

　　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究竟给出了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世界哲学？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与贝多芬中期相比，贝多芬晚期是从“人定胜天”转变为“天人合一”。在这里，“小我”让位于“大我”。或者说，从“有我之境”转变为“无我之境”。中期的“从痛苦走向欢乐”深化为晚期的“通过磨砺抵达星辰”。怒不可遏的成分明显减少，超然达观的态度占据上风。内省式的深思和超越性的宁静成为基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冲力依然存在（如《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谐谑曲），但在很多时候却平添了几分犹豫和退让（如《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末乐章）。有意思的是，与莫扎特（晚期）境界的宽容、明净、祥和与甘美不太相同，贝多芬晚期的意境更多是深沉、苍劲、敬畏、升腾、欣喜、幽默与和解。考虑到贝多芬当时与侄子和弟媳妇的困难关系，以及耳聋失聪、体弱多病、年老孤独等外在不利因素，他必定对常态的凡俗生活感到深深的无助乃至失望。但同时，他又竭力挣脱尘世俗务的干扰，沉浸在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升华的世界中，通过音乐写作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和确定世界意义和人生价值。

　　他仍然有力量发出最宏大的升腾性号角和民众性颂歌（《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但他此时最深切的感受来自真正个人化的内心，这特别令人感动并且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在最深刻的底部实际上是超越一切藩篱而息息相通的。通过私密性的宗教情怀（《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第三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通过对人声“抽泣”的原真性展示（《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0中的“Cavatina”咏唱曲乐章），贝多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提升到了人类生存体验的高度。对民间生活（作品130中的德国舞曲乐章）的乡土性回忆和对18世纪贵族世界的温馨怀旧（《迪亚贝利变奏曲》最后一个变奏），为音乐平添了多维的历史文化向度，使贝多芬晚期的音乐具有更为宽厚的人性温暖。在诸如作品106末乐章引子这样的奇妙音乐中，贝多芬将人的思索状态和过程直接写入音乐之中，从而突破了音乐的常规范畴。虽然很多晚期作品因为乐思的奇特而造成表演上的特殊困难，但贝多芬在最后一首四重奏（F大调，作品135）中，却以举重若轻的幽默方式来处理看似沉重的命题……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不仅达到了个人的艺术顶峰，而且也标志着整个音乐发展史的一个制高点。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通过早中期三个时期的发展，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进步过程，其中不仅揭示出人是什么，而且展示出人应该是什么——尽管贝多芬作为普通人，身上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点，但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用无可替代的音响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并认识到，人性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以及人在理想中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

2009年1月第25卷 第1

期

Journalof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

Jan,2009Vol25 No1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神性自然观的生态伦理价值

鲁春芳

(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提 要:虽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形象的选取和艺术表达的方式各异,但自然的意识都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诗篇,也深刻地渗入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理念。他们的诗歌反映着一种与现代生态批评理念相契合的诗学主张,主张以艺术的形式真实再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重新给自然以神性的尊严,由此构画出人类与诗意自然和谐共生感人画卷。

关键词:英国浪漫主义;神性自然;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I561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9)01-0035-05

TheEcologicalEthicsintheNatureofEnglishRomanticPoets

LUChun-fang

Abstract:NatureconcernisdeeplyrootedinthepoetryofnearlyalltheEnglishromanticpoetsandprofoundlyexpressedintheirpoeticideadespiteoftheirdifferentnatureimagesanddifferentartisticformsTheyemphasizethenon-instrumentalvalueofnature,

affirmtheinherentpurposeofbiologicalcommunityandadvocaterespectforlifeandnatureThese

thoughtsjustaccordwithmodernecologicalethics

Keywords:TheEnglishromanticism;divineNature;ecologicalethics

拜0[2]。

英国浪漫主义的神性自然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理性的拒斥,但它既不等同于基督教观念中的自然,也不是简单回归古代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自然,而是一种新型的自然思想,它在大自然的形象里渗透着朴素的美德,使之与人的心灵形成共震和感应,启迪着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所异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HelmutJSchneider在其5论自然6一文中写到:浪漫派作家都想减轻人从自然中的

[3]

异化。事实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从自然中发现了理性

一、神性自然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共同的自然观 神性自然(divineNature¹)一词是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自然观的概括,与华兹华斯/崇高景物0(highobjects)同义:华兹华斯称大自然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0,其中蕴含着/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wisdomandspiritoftheun-iverse)0(5自然景物的影响6)。神性自然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念最富有魅力的特征。英国浪漫主义诗学有其明确的诗歌主张,但在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还蕴含着更丰富的诗歌主张,我们或可以称之为/隐性的诗学思想0,它的内容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最重要特征是从泛神论的出发点体察大自然的神性(thedivinityofnature),正如国内学者在评论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时指出的那样:/华兹华斯的泛神信念则是将上帝引入到所有存在物,将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世俗世界中,使世俗世界充满神性的辉映,获得神性的终极依靠与终极关怀,因而改变了生存的有限性与世界的无目的性。自然或卑微之物就在神光的普照中而拥有神性。0[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许多诗歌中都热烈表达了神性自然的意识:科勒律治在其诗歌中也表达了/上帝与自然合一(divineu-nity)0的观点,在5致自然6中,宣称上帝蕴涵于自然之中,自然是唯一上帝。对自然的敬畏便是对神的虔诚。雪莱也曾把上帝看成/一个温文尔雅、高贵威严的人,他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有着自然、朴素的思想习惯,深受其信徒的爱戴与崇

主义所摒弃的、整个社会却视而不见的最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自然之灵性。因为自然万物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0,那么这些/博大的灵魂0当中所蕴含的灵性则是相通的,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平等的一员理应分享这一灵性,从而真正和自然融为一体,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神性自然赋予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自然观以完美的色调,使理性时代人类灰色的精神世界再次变得五彩斑斓。神性自然首先表现为诗人对自然所引发的诗情的强调,乃如华兹华斯的/自然

/Nature0一词是华兹华斯或自始至终的中心词:/ONature!Thouhastfed/Myloftyspecu-lations;0(BookSecond,Line463-462)/For,I,pedupinNatureslap,waseven/AsaspoildChild;(BookThird,Line358-359)0等充分证明了华氏的神性自然观,所有的自然景物在诗人心中永远都是大写的、神圣的、崇高的、更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

¹

流露说(spontaneousoverflow)0。

华兹华斯在5序言6中曾两次提到/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0,这种/强烈情感0便是英国乡村劳动人民的典型情感,它纯朴、自然,祛除了文明社会中一切虚饰与矫揉造作,因此,华兹华斯更倾向于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为诗歌创作题材:

/我们一般都选择微贱的乡村田园生活作为题材,因为在这里人们心中的基本情感找着了更好的土壤,以便能够达到成熟的境地,少受束缚,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条件下,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存于一种更加单纯的状态中,因此,可供更准确的思考,更有力度的交流;由于乡村生活方式产生于那些基本情感,产生于乡村职业的基本特征,所以更容易理解;也更加持久;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感总是和美好而永恒的自然形式联系在一起的。0[4]

这里人与/自然0的交流之间并非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情感交融的,用布莱尔的话说,/人类的普遍情感必定是自然的情感,惟其自然,才是恰当的0[5]104。这正是浪漫主义诗歌超越古典主义局限的核心观点,因为古典主义作家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艺术/工于优美和高雅0[5]104,而浪漫主义诗人则强调/自然0地表达情感,力求展示自然状态的个人情感,揭示自然状态的人性的创作主张在一个人性日渐异化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华兹华斯权衡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则有着三重原始主义涵义:自然是人性的最小公分母;它最可信地表现在-按照自然生活即处于原始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乡野环境;它主要包括质朴的思想感情以及用言语表达情感时那种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0[5]105

华兹华斯的诗歌主张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广泛的认同和发展。柯勒律治认同华兹华斯/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0的主张,但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提炼和增补。他认为,情感不仅来源于自然状态的人和生活,而且来源于/作诗这一活动本身,,一种不寻常的兴奋状态0[6],具体说,就是诗人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是由诗人的心灵迸发出来的,因而也属于自然的流露。拜伦则更加直白地说:/它(诗歌)不时以一种狂怒侵袭着我,,如果我不动笔倾诉我的内心,我就会发疯。0而雪莱也认为:/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若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势力,像变化无常的风,煽起它一瞬间的火焰;这种势力是内发的,,0[7]538可见,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诗歌中情感既来源于最贴近大自然的纯朴民众,又直接来源于诗人心灵中孕育创作激情,这两种情感都绝非外在强加的,而是最贴近自然和人性的真情实感。

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与人情感的互渗关系做出诗歌理论提升的是柯勒律治,他认为那就是诗歌的想象:

/理想中的完美诗人能将人的全部身心都调动起来,,他身上散发出统一性的色调和精神,能借助于那种善

于综合的神奇力量,使它们彼此混合或(仿佛是)融化为一体。这种力量我们专门用了-想象这个名字来称呼,它,,能使对立的、不调和的性质达到平衡或变得和谐,,0[8]

柯勒律治把想像看作诗歌的本质,这与拜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拜伦说,/诗歌是想象的岩浆,喷发出来可以避免地震0。而雪莱则把想像这一诗歌的本质赋以更伟大的蕴含,他从哲学的高度谈论诗歌的想像,认为正是想像所具有的超强的创造和整合能力,诗人才浑然忘我于永恒、无限、太一之中。/在他的概念中,无所谓时间,空间和数量。表示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等的语法形式,应用于最高级的诗中,都可以灵活应用,而丝毫无损于诗本身;,,0[7]539

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先驱的布莱克实际上在哲学的高度上成为雪莱诗论的先声,他提出关于自然与想像或灵视的理论早在5没有自然宗教6、5一切宗教皆为一体6中就有清楚的表达:/诗的或曰创造的才赋(poeticgenius))))想象)))是创世前永恒世界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生命的源泉和内在动力,因此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滥觞和生命力。0他在5书信集6(1799年8月23日)中这样写到:/,,一个富有想象力人的眼里,自然就是想象力本身。0[9]在5天堂与地狱的婚姻6等作品中,他把/诗性才思0称作/第一原理0,其他一切道理/不过是衍生而来0。他把想像这一激情的、自然的力量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人类生活的原动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布莱克的观点实际上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本质论表述,它整合了主体与客体、情感与具象、流动与固定等多种要素完成了这一具象化;/布莱克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没有凭空建筑海市蜃楼,而是在一种理性的深邃思考中面对一切。0[10]在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呼喊、预言、警告之间,我们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诉说着经验和经验的代价。正是在布莱克的这一创作理念的基础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才冲破了物质世界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想像力的解放,从而使回归诗意自然成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浪漫主义诗人视自然为人性的自然、神性的自然。诗人的目光超越一切湖光山色而直接探入大自然所蕴涵的/宇宙精神0,并将人的思想感情与它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自然景物既渗透着神性又体现着鲜明的人性色彩。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0的境界里找到了终极归宿,其深层不但蕴涵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而且蕴涵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而这种关于人与自然伦理标准的思考又恰恰吻合了当今生态危机时代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价值标准,也由此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二、和谐共生的意识辉映着现代生态伦理思想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在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理性主

义主导地位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英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急剧膨胀,人类以机械论而非有机论来认识世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完全沦为人类用来满足无限膨胀的私欲的工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机械论和理性主义的强大氛围中,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自然的有机整体论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复归人类精神家园的崭新/自然观0。这不仅是对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思想阵地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反驳,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力挽狂澜,试图维系自然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生存方式和/诗意的栖息0环境为己任,用诗的语言描绘自然的图景,书写大地的心声,倡导和谐共生,关注人类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解为一般山水诗人的消极避世、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之作是完全错误的,而仅仅从传统意义上将其理解为描绘自然风景借以抒发个人情感,展示内心灵魂之举也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必须认真探索这些诗歌对大自然的深刻思考,而这又使我们发现这些产生于人类工业革命之初的自然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之间存在着某些契合,使我们发现浪漫主义诗歌理念本身包含了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诗歌的韵律在书写着他们对大地和生物圈/共同体0的敬畏与责任,用朴素的语言描述着生态家园当中的成员:路旁摇曳的水仙,林中高歌的云雀,汹涌澎湃的大海,低沉蜿蜒的溪流,加上纯洁可爱的孩童,朴实无华的乡民,这一切都诗意地栖息于大自然的怀抱,构成了最富生命力的和谐乐章。同时,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严肃的、理性的,他们的诗中蕴含的不仅是自然风光与个人情怀,更重要的是诗人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是诗人对时代伦理强音的回应。浪漫主义诗人强调个人情感,但这种个人情感绝非狭隘的个人主义情感,而是与普遍情感相一致的情感。他们勇挑重担,试图运用诗歌载体呈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与和谐,`唤起人们内心对这种美与和谐的共鸣,警醒他们沉睡的、被压抑的审美意识和普遍情感,挖掘出埋藏在功利与污浊背后的人类美好天性。

从同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利奥波德于1940年代提出的/大地伦理0便表达了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自然观相近的观点。他认为伦理学演化的一个必然趋势就是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协调人与土地以及生存在土地上的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因此伦理所涉及到道德/共同体0的范围也由人群的集合体扩大到/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1]204。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不断加重着人的贪婪与狂妄,他总是以自然的掌控者和征服者自居,把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和全部自然资源当作为自身谋利益的工具。/大地伦理0恰恰是对这一理念的直接反驳,它/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

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0

[11]205

。它把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价值判断

的最高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0

[11]224-225

/大地伦理0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去掉人类

中心主义,它认为人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具有任何特权,只有当他的利益和要求与生态共同体的最高价值相吻合时,它的自身利益才能得到尊重。

著名环境伦理学专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也表达了相同的观察与思考,他把对自然价值的评价视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他对自然价值的类型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但又从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工具性价值和非工具性价值。所谓/工具性0和/非工具性0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非工具性价值是指自然在与人无涉的情况下具有自身的意义和功能,这些意义和功能是客观的,由自然万物和生态系统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独立于人的参与和评价而存在。它集中体现在生命支撑价值上,也就是自然界对生态系统内所有的生命都具有支撑和承载的价值。罗尔斯顿用理论化的语言表达了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类似的自然观:/大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早已各就其位。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承载者,,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出现也许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件,但如果以为是我们的出现才使得其他事物变得有价值,那就未免对生态学太无知且太狭隘了。0

[12]4-5

显然作为/后来加入者0的人类,与英国浪

漫主义诗学所谓/自然界中平等的一员0是完全相同的。

罗尔斯顿对于自然的工具价值的考察,表达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他的模式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理念是完全相同的。罗尔斯顿把工具性价值分为三种:11通过人化自然形成的自然价值;21通过自然化人形成的自然价值;31通过体验和感受自然形成的自然价值。第一种指人/对自然界的资源性利用,即我们对自然物的有目的性开发利用,创造了价值0[12]38;第二种主要指自然对人的供给、培育、塑造和教化作用;第三种指人通过融入自然,在切身感受、体味自然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对自然的价值认识,包括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宗教价值等。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它不否认自然对人的功用,但绝不把这种有限范围内的工具价值夸大为自然的全部价值,因为那是人类自欺欺人的错误观念。同时,它强调自然的非工具价值才是其他一切价值的依托,是客观的终极价值,并不因人的认识、干预和评价而受损伤或发生改变。人类所能认识到的自然的价值是限定在人的认识视野范围内的那部分价值,或者说是经人的体验和经验筛选过的价值,远非自然价值的全部。自然价值的存在并不因这种认识上的限制受到影响。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观反驳和批判了人本主义的自然价值观,他象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试图唤起人们

对大自然的敬畏,唤醒人们的神性自然意识,督促人们自觉承担起对大自然的道德义务。

三、神性自然观蕴含了/深层生态学0理论潜质

/深层生态学0(deepecology)是当今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一个较新但极具影响力的概念,它由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于1973年在5浅层与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6一文中首先提出。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观点在于它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一方面,它认同许多生态伦理学派所持有的观点,即从有机整体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作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它对/人的存在0有更深入的认识,强调以生态学原则全面指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大大拓宽了

[13]156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视野。深层生态学提出了/自我实

独立的风光,增添了/更为深远的遗世独立的意味。0

[16]

足

见其心灵与自然景物的贴近。在诗人眼里,这里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是生命的载体,都充满了灵性,享有同人类平等的尊严。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自身已经融入周围的一切,达到了物我交融,与大自然和谐一致,自身已成为这生态圈中的普通一员,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认同。

济慈在他的5秋赋6、5夜莺颂6、5蝈蝈和蟋蟀6等诗篇中对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既展示了自然之美,也蕴含了诗人在自然中放大了的/自我实现0和/自我认同0。

从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观恰恰契合了这种深层生态意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0作为自身的主题,把申述浪漫主义/自然观0当作诗歌创作的灵魂,就在于诗人认识到了自然存在自身的价值。浪漫主义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然最本质的价值,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约翰#拉斯金在他的5现代画家6这样写到:/华兹华斯在洞察自然方面是楷模0/在认识自然的深度和本质上他是所有现代诗人中最具敏锐目光的0;

[17]

现0和/生态中心平等0两条最高准则。/自我0绝非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自我,强调个人需求和利益的满足的自我,而是指/形而上的自我0,也可以称为/生态自我0,它不是指具体某一个人,而是囊括整个人类,还包括自然生态圈内的万物:动植物、山川、河流、土壤、大海等。这个/自我实现0要求人类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以致扩大到整个生态共同体,这样,人与自然万物的疏离感也会因此逐渐缩小,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生态中心平等0准则强调的是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员而存在,没有特殊身份,也没有特殊权利。两条准则紧密相关,/生态中心平等0就是要不断扩大与自然的认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深层生态学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并谋求实现/生物圈的核心民主0[14]。它所坚持的两条最高准则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均能找到原型,诗人把大自然中栖息的万物看作与自身平等的成员,把大自然看作万物共生共存的理想家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断压缩个体的/小我0,放大生态的/大我0,并亲身实践着他们对自然的认同。

柯勒律治无疑最热心于从神性自然的角度表现自然,这使他的诗歌实际上具有对/生态自我实现0和/生态中心平等0的喻蕴。即使在某些抒发政治情怀的诗中,也能自然流露出/一切自然亲情的联系0,它随着这些流畅的诗句缓缓溢出:,,这里是大海,/朦胧晦冥,那边庄严的山坡/像巨大的剧场,它肥沃的土地/滋养着英国榆树,它像是朋友)))

/与心智神交,并赋予我的心智/更强的脉搏和欢快活

[15]

然而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在他

们生活的时代,更多的人表现出对这一终极价值惊人的无知,并沉浸在这种无知的沾沾自喜中,肆意破坏着自然的生态和谐。他们的伤痛是世间浑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伤痛。这种伤痛来自于他们的先知先觉,来源于诗人的敏感与真诚,来源于诗人最珍贵的良心。但正是这种伤痛成就了18~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那些不朽的诗篇,因为只有拥有基本良知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如果说罗尔斯顿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自然的终极价值,那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是用诗歌的语言把自然的终极价值娓娓道来,渗透到读者最真挚的情感中,并将这种情感扩散开来,形成人类普遍情感。用这种情感去引领道德,则必然让自然主义的自然价值观遍地开花,也必然让基督教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寿终正寝。这是浪漫主义诗人进行自然诗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倘使今日他们的诗作能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生态圈的敬重和对它无私馈赠的感激,那么诗人的良苦用心也许会得到莫大的安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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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0、/茅屋0,这一切在柯勒律治眼里,多么亲切,/像是朋友0。这种情感本身就反映了诗人从内心已经把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当成与自身平等成员了,这些成员平等地分享着自然的博爱与神圣,并对自然赋予的这份和谐美心存感激。

华兹华斯5丁登寺6中的诗句:/这里的清流,以内河的喁喁低语/从山泉奔注而下。我再次看到/两岸高峻峥嵘的伟崖峭壁,

/把地面景物连接于静穆的天穹,

/给这片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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