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一位文坛巨匠,也是史学家、书法,著名作家。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于湘西的一个山洼小镇里,由于家境贫困,他高小刚毕业就当了补充兵,过着流浪式的生活。1922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试图继续升学,便报考燕京大学,但未考取,于是他选择了自学写作的道路。那时,沈从文住在一间霉味刺鼻的小房子里,不仅常常要忍受饥寒的袭击,而且写起文章来,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珍惜时间了。在下着大雪的冬天,没有火炉,没有棉衣,沈从文就拿旧棉絮裹住双腿,用冻得发肿的手抓紧时间写作。他在忍受饥寒煎熬的同时,还要忍受社会的冷落。一次,一个编辑把他写成的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当众挖苦说:“这就是沈从文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把它揉成一团,掷于废纸篓。然而,沈从文终于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引来了文坛的注目。1924年,他开始发表作品,没几年时间,这个从山沟里来的高小生,竟然名噪文坛了。他曾经报考而没有被录取的燕京大学,3年后就来聘请他当教师。 1928年以后,沈从文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并编辑多种报纸的文艺副刊。紧张的教学和编辑工作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反而促成了他写作为数可观的作品。他先后发表了《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名作。由于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都是以清丽的文笔反映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因此他被称为有风格、有艺术个性的作家。 沈从文一生撰文六、七百篇,有100多种文集出版,是在中外都享有盛名的乡土作家。60年代,年近花甲的沈从文转入文物考古、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引起了世界文坛的瞩目。在世界各国,有几十位汉学专家在从事“沈从文研究”。在日本的一所大学里,开设了“沈从文讲座”;在香港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陈列着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资料目录;在法国,沈从文著作被列为学习中文的必读书。国外的文学界人士在评论沈从文的著作时曾说过:要想了解中国,就要读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像一幅幅水墨画,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处处散发着乡土气息,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爱。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北京逝世。 查来的,但是我本人很喜欢他的边城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刘文典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应该是刘文典的性格吧,太自负了,虽然很有才华 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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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
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
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
《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
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
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
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
1、边缘与中心
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
"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
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
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
2、倒退与进步
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
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
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
3、浪漫与写实
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
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
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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