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起点。《经典常谈》谈了诗经中的源头、发展历程、诗序的教化功能等。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司马迁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三百一十一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

诗经的起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

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诗经、楚辞分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的源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面貌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可以说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

　　《离骚》发展了上古口头文学——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

　　（1）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诗人以自我为原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凸现了自我形象的纯洁高大。《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出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构成了屈原浪漫主义人格及其《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

　　（2）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

　　屈原的浪漫主义理想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在诗的第一部分，诗人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楚王的昏庸，党人的偷乐，群小的贪婪，展示了楚国政治舞台的黑暗现实，说明了屈原浪漫主义性格产生的典型环境。但由于屈原浪漫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所以诗人在诗的第二、三部分“另辟神境”，以一系列神幻的情节进一步展示了他对理想的上下求索。这种纵横宇宙的丰富想象，把现实、历史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诡奇境界，使诗篇抹上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综上所述，《离骚》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是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

　　（3）比兴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又有了新的创造。《诗经》的比兴大多比较单纯，只是就某一具体事物用比兴；而《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创造出了一种文彩斑烂、寄托幽远的意境，开拓了中国诗词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传统。

　　（4）创造出新的诗体形式和绚烂华美的语言。

　　《离骚》在诗体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采用了一种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散文化句法，扩大了诗的容量。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重章叠句扩大为长篇巨制。在语言运用上，大量运用了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此外，还大量使用了“焉”、“乎”、“哉”特别是“兮”的语气词，这样就大大增强了诗的抒情意味和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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