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

社会和历史因素

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也给整个欧洲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潮。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对旧的封建文化秩序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在法国，执政府时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主张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到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描写个人失望与忧郁的“世纪病”，并颂扬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反抗。

此外，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势必导致不同阶层的人们心态的变化。城市中的资产者追逐自由竞争，幻想在这种“平等”的社会氛围中达到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另一方面，大革命使贵族阶层逐渐落魄，于是悲观颓唐、人生虚幻的情绪滋生，对神秘彼岸的向往也成为流行的思想。这种种社会图景和人生境遇都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行提供的土壤。

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德国的图宾根，为了庆祝攻陷巴士底狱，歌德等作家在城郊种下自由树，德国的文化刊物也纷纷追随法国革命思想，开始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的讨论。英国湖畔派诗人无一例外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按照自然的一般进行产生的，只不过它的好处推迟到来”，骚塞则公然自称自己是共和派。过去的批评家曾依照作家们对革命的态度而强分“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派，这是一种偏颇的做法，已经很少提及。

哲学和文化因素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大理论来源。康德的形而上学区分了本体和现象，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人是自然法则的制订者，由此制定了世界的理想性质和神秘性质。其追随者费希特认为现实只是人的一种创造，强调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谢林认为世界中搬演着悲剧，整体中存在不和谐，人们必须从自然出发，超越这种不和谐，寻求自我。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社会的真理在于其历史中，而人的精神是历史。人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具有显著的唯心色彩的德国古典哲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为浪漫主义提供了视角。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揭露资本主义的贫困现象、民主自由的虚伪、婚姻制度的腐朽和殖民掠夺的残酷，并提出建立未来理想国度的前景。在理想国度里，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英国的欧文则更具改良意识，寄希望于仁慈的统治者身上，强调阶级调和、阶级互爱，以此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很多浪漫主义作家身上都能看到显著的乌托邦意识，就是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结果。

文学与艺术因素

尽管浪漫主义文学直到19世纪才蔚为大观，但实际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声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与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对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手法的概括。《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都大量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至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则与浪漫主义有直接渊源。18世纪英国的伤感文学实际就是浪漫主义的雏形，法国启蒙文学家卢梭主张回归自然也是浪漫主义在近代的滥觞。横向上看，浪漫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思潮，而是涵盖了艺术的其他门类。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和籍里柯就曾创作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浪漫主义绘画，表达自己对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的理解；肖邦、李斯特等音乐家风格幽婉深邃，比才的歌剧热情奔放，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典范。文学和艺术各门类之间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声势浩大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风潮。

因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要求文学承载宗教内容和政治意识形态。于中世纪末期，全球文学界刮起了一股反对并唾弃三伪文学的风暴。英国文学便是这场反三伪文学的始作俑者。因为这场反三伪文学的风暴，文学才作为与美术音乐等相当的艺术形式独立出来。至今，反三伪文学仍是世界文学的主流。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浪漫主义内部思想精神复杂，有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司各特的对以往时代的缅怀，等等。但英国的浪漫主义还是有着鲜明的英国气质，即“自然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连那些对这种情感方式抱反感的人对它也不得不考虑,而且他们受它的影响常常超过自知的程度以上｡浪漫主义观点乃是我们眼下要涉及的一段时期中大部分哲学思想的文化背景｡

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到卢梭时代,许多人对安全已经厌倦,已经开始向往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让他们把刺激足足尝个饱｡当1815年政治界回归平静的时候，这又是那么死气沉沉､那么僵硬刻板､与一切蓬勃生活那么敌对的一种平静,只有丧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因此,像太阳王治下的法国与法国大革命时代前的英国特有的那种在思想上默认现状不存在了｡

十九世纪时对神圣同盟体制的反抗分两种｡一方面,有既是资本家的又是无产阶级的工业主义对君主制和贵族政治的反抗;这种反抗几乎完全没沾到浪漫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又返回十八世纪｡这种运动以哲学上的急进派､自由贸易运动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为代表｡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浪漫主义的反抗,它有的地方是反动的,有的地方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不追求和平与安静,但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他们对工业主义毫无好感,因为它是丑恶的,因为苦心敛财这件事他们觉得与不朽人物是不相称的,因为近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妨害了个人自由｡在革命后的时代,他们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觉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

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取代了理性主义史学而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简而言之，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时又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法国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开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

最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像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由此可见，进入19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凶猛、迅速席卷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文化角度来说，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末)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古典主义时期的结束。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激进运动相对应的是文化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于18世纪 50年代，于19世纪初达到高峰，对欧洲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