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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革命》（[英] 蒂莫西·C W 布莱宁 （Timothy C W Blanning））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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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革命

作者：[英] 蒂莫西·C W 布莱宁 （Timothy C W Blanning）

译者：袁子奇

豆瓣评分：79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出版年份：2017-4

页数：280

内容简介：

卢梭、歌德、拜伦、贝多芬、李斯特等巨匠领衔的一场文艺狂飙，人类社会、文化、心智走向现代的一次精神洗礼。

一本融汇诗与思的历史书，带你感受文学、音乐、绘画名作背后的时代精神，领会浪漫之真谛。

观察家精选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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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浪漫主义革命》为你带来18、19世纪间的一段别开生面的欧洲历史和艺术史。这是关于“浪漫”的最初的故事。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用理性、科学为人类社会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的社会是冰冷的——用科学公式贬低了人的灵魂，用理性和功利压制了人们挥洒个性、表达情感、纵情想象的本性。

于是，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艺术家和活动家汇集到“浪漫主义”的旗帜之下，发起了一场反抗启蒙主义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文化起义。他们把内心呐喊化作不朽的诗文、画作、音乐、建筑，乃至狂欢庆典和社会风潮，深刻改变了历史和人性的面貌。

思想家卢梭、赫尔德，诗人歌德、华兹华斯、拜伦，音乐家贝多芬、李斯特、瓦格纳，画家德拉克洛瓦、透纳、戈雅……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心灵，我们常常虽有耳闻却不甚了解。《浪漫主义革命》将带我们认识这些最不负“浪漫主义者”之名的思想、艺术巨匠，见证一次冲击世界的人类情感、创造力的大爆发，并且真正领悟诗歌和爱情之中那种令人神往，而又让人困惑的“浪漫”情怀。

编辑推荐

1 为什么说浪漫主义的艺术和文化革命缔造了现代世界呢？浪漫主义时代是文化、艺术、社会乃至人性走向现代的一段重要历史：歌剧、音乐会、画展真正成了大众的享受；艺术家成了比王公贵族更显赫的人物，拥有领导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潮的巨大能量；人们开始为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奔走呐喊；大众开始尊敬天才、重视想象力的创造力……文化和艺术，此时开始得到我们如今的意义。

2 如果你有志于阅读拜伦的诗、歌德的《浮士德》、卢梭的《忏悔录》，或者希望了解贝多芬、李斯特、帕格尼尼、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涵，这本书一定不容错过。本书另附16页全彩插图，配合书中内容展示了浪漫主义时代的代表性绘画和建筑。

3 关于“浪漫”和“浪漫主义”，我们已经听了太多肤浅、庸俗的说法，《浪漫主义革命》将正本清源，讲讲“浪漫”的渊源与真谛。

4 “新思•观察家精选”系列之3。“新思•观察家精选”汇集具有当代回声的历史话题，旨在帮助我们收整见识的碎片，读懂现代世界的由来，反思现代人的生活境况。书的篇幅都在200至300页之间，外形精巧；这些权威作者所讲述的既是各自最擅长的话题，也是同一个大时代的不同投影。希望你通过了解永不止步的时代变迁，增长对未来的远见。

评论

“对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精彩、简要而发人深省的介绍。”

——《星期日泰晤士报》

“蒂莫西•布莱宁非常合适来讲述欧洲舞台上浪漫主义革命的降临。他文字中的热情、广度与权威性，超越了任何的期待。”

——《国家评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蒂莫西•C W 布莱宁 （Timothy C W Blanning）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退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成员。他专注于钻研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代欧洲史，对两个多世纪中的绘画、音乐、文学、思想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历史作品包括：

《追逐荣耀：塑造近代欧洲的五场革命，1648—1815》（“企鹅欧洲史”卷6）

《力量的文化和文化的力量：旧制度的欧洲，1660—1789》

《音乐的胜利：作曲家、音乐家及其艺术的降临》

　　中国人，看李白，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浪漫主义的主题思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热衷用世，追求功名；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复杂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大唐帝国表面的强大昌盛，鼓舞着李白向往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强烈愿望。他常在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谢安自许。他还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钦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他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凭借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李白甚至幻想过一种相互礼让、尊敬平等的君臣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之二）表达了渴望明君的美好愿望。但当这种愿望落空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如《古风》第十首中：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诗中对鲁仲连却秦的功绩深表仰慕，对鲁仲连轻千金、顾笑平原的风度则更倾心折服。

　　天宝元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怀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供奉翰林，实际上只把他当作用以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翰林既非实际的官职，更没有政治实权。他那“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又不肯投靠权贵和奸相李林甫，桀傲不驯，整日纵酒狂歌，遭到当权的官宦外戚对他的暗中诋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写了不少诗篇表达自己的愤懑和痛苦。如著名的《行路难》之一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

　　虽然茫然，虽然徘徊，但李白并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自信。第二首着重揭露黑暗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第三首列举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的遭遇，表示要及早引退：“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又是多么消沉、颓唐。

　　在《梁甫吟》中，他以愤怒控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悲愤声中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诗的结尾，他以宏大的气势，表明了自己胜利的信心。“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当安之！”

　　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理想，时而悲叹个人的不幸；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诗歌，他的感情就是这样激荡着、矛盾着……

　　二、蔑视权贵、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

　　李白的浪漫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反对权贵、轻视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对腐朽的上层贵族势力的蔑视、抨击和反抗，是他的诗歌民主性精华的集中体现。

　　李白常说自己是“野人”、“布衣”，象屈原那样痛恨那些“党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录施满高门。”（《古风》第五十一）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

　　李白意识到自己与那班皇亲国戚豪门势族是具有不同身份的两类人。他“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送烟子元演隐仙城王序》）李白在诗里对于权贵及他们的荣华富贵投以强烈的蔑视，表现出一种傲岸不屈的性格，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里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这种粪土权门、轻视富贵的傲岸性格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与李白相比呢？

　　李白的反权贵精神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在这首长诗里，他对以斗鸡媚上的幸臣，以屠杀邀功的武将，投以憎恶轻蔑的嘲笑，说他们“万言不直一杯水”。接下来对自己和王十二光明磊落却遭受小人诽谤、谗言中伤，被逐出朝，表示了满腹的愤恨：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 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扬》、《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风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用曲高和寡来比喻自己不被重用，用“晋君”、“和氏璧”的故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借前秦宰相王堕骂董龙的话，斥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鸡狗不如，接着抒发了自己的心情及志向。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政治的腐败，为惨死在奸相李林甫之手的李邕、裴敦复鸣冤叫屈，称赞被暗杀的“李邕”“英风豪气”，对封建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颠倒黑白，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面目，作了尽情的揭露，表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结尾表示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丑恶的政治篱笆。

　　李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一方面蔑视权贵，另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于“王公大臣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表现出对荣华富贵的留恋和羡慕：“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候七贵同杯酒。”他不断地干谒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希望得到他们的汲引：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赠崔谘议》）这是何等低颜下气！可见李白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既是清高的，又是庸俗的。李白的反抗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去向整个统治阶级斗争，是脱离人民的，是没有出路的。他的孤傲虽然具有对抗权贵的意义，但也正表现了他的局限性。

　　三、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不仅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蔑视世间的一切；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于是他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急切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脱。

　　他在《赠新平少年》中写道：“摧残槛中虎，羁绁 上鹰，何时腾风云，博击申所能！”感到自己象“槛中虎”、“ 上鹰”，渴望自己能摆脱羁绊腾风凌云，得到个人自由。

　　他屡次自比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在《大鹏赋》中，描写大鹏鸟“上摩苍苍、下覆漫漫”“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博，雄无所争。”向往大鹏的境界，自由翱翔于宇宙之间，颇有道家庄子的气势。

　　因崇尚庄子，所以在诗中不自然地流露出轻视儒家的意思，如《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论。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以精炼生动的笔墨，刻画了鲁儒迂腐可笑的面目，体现了诗人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子都不放在眼里，是何等的狂傲。

　　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策士、酒徒等方面的气质。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稿》）传说他曾经为抱打不平而“手刃数人”，以后又受到那些无名游侠的感染，写了不少歌颂游侠的诗，如著名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 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侠义行动如“十步杀一人”“救赵挥金槌”，还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慷慨无私的精神，都与李白不愿屈己干人的性格，拯物救世的政治理想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品德有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李白能成功地把儒家、道家、游侠三者结合在一起，依赖于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功成身退。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个性在山水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如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送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这一泻千里，咆哮愤怒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都曲折地代表了李白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和决心。

　　李白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优美的，而是雄伟的；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顶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狂放不羁的叛逆性格，他好像要登涉山川和天地星辰同呼吸，和神灵相往来。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其中对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从娴静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幻入仙境，更完全是色彩缤纷的神话世界，诗人尽情驰骋于浪漫想像的空间，展示了一幅现实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朦胧离奇的奇山异景图。令人留恋忘返。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放，难怪他梦醒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李白虽被人号称“诗仙”“谪仙”，但他目睹和经历了唐帝国的繁荣、危机、战乱，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本质决定着他还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

　　李白非常关心国家的强大统一，象盛唐边塞诗人一样，热情讴歌保卫祖国边疆的戍边卫士。《塞下曲》其一写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眼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显示了边防将士不畏艰苦，勇敢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他们忠勇为国的高尚品质，实际上也是诗人渴望以身许国政治豪情的反映。《塞下曲》第六写道：“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诗中描写了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终能得到重新任用的机会，为国家消除边患，最后两句不但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

　　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虽远在江南，却写了一系列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他在《永王东巡歌》里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深感焦急忧虑。后来他因从 的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的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他在《赠张相稿》中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在《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首长诗中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的爱国之心至老不衰。

　　李白还有少数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处处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如《丁督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当时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营造宫室甲第和点缀园林，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盛夏酷热，天旱水涸时拖运巨石的艰辛与劳苦，对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再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致。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 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食。”第三、四句的“苦”和“寒”二字，凝结着农民无限的辛酸，诉说了他们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贫苦，虽然女主人盛情待客，但用来款待客人的只有 胡饭，此情此景，使空有满腔热情、远大抱负的李白产生了对荀媪的感激惭愧之情。

　　五、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作，不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在《江上吟》中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诗圣杜甫也高度称赞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化的形象，强烈的主观色彩

　　李白的生活经历很广，思想很复杂，他那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时不可磨灭地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色彩。

　　2．大胆的夸张、惊人的幻想、瞬息万变的感情

　　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又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恢宏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自己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3．语言质朴、清新、豪放，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字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是李白对自己诗歌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首诗的普通的景物普通的比喻显示了李白与朋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厚友情，语意极其真挚自然。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性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诗人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李白的诗中，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高度成熟

晚明浪漫主义书风代表人物如下：

卢梭（法）：浪漫主义开拓者，主张回归自然，代表作《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爱弥儿》。雨果（法）：浪漫主义作家，不过很快就转换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了，但是作品中仍然部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华兹华斯（英）：消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湖畔派诗人”代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代表作《孤独的收割者》。

海涅：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开始走上创作道路。《论浪漫派》的发表，结束了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学的统治地位。 早期代表作：《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后期代表作：《德国，个冬天的童话》(抒情长诗)抒发了对德国封建制度和停滞的社会现实的仇恨与憎恶。 

雪莱(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 《麦布女王》：(长诗)雪莱的”预言”首先体现。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理解社会”。 自然山水诗：《致云雀》，《西风颂》名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 济慈《夜莺颂》(颂诗)：以精巧著称。 

司各特：(以历史小说著称)”威弗利小说” 代表作《艾凡赫》 司各特的去世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的结束。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爱玛》 。小仲马：《茶花女》通过妓女玛格丽特同阿尔芒斯的爱情悲剧揭露虚伪的社会道德和门第观念。

《浪漫主义》（（美国）迈克尔•费伯）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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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

作者：（美国）迈克尔•费伯

译者：翟红梅

豆瓣评分：80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3

页数：344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浪漫主义和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浪漫”并无多少关联，它是艺术和哲学领域的一场运动，重新定义了西方文化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方式。迈克尔•费伯在书中对“浪漫主义”进行了界定和探讨，探究了谁是浪漫主义者，以及他们在观念、信仰和志向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全书涵盖了文学、 音乐、绘画领域广泛的艺术形式，以及宗教、哲学和科学等主题，考察了浪漫主义在整个欧洲的诞生和发展，并通过举例和引证，对这一纷繁多样的思潮给出了清晰洞见。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本《浪漫主义》视野宽阔，作者不仅将普希金、歌德、席勒、雨果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爱默生、爱伦•坡一并纳入评述的范围，还探讨了“艺术的浪漫主义体系”。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书中关于音乐（包括歌剧、宗教剧、芭蕾舞剧和歌曲）和绘画的内容是特别有帮助的。……我相信，这本《浪漫主义》能让广大文学爱好者感受到新观念的吹拂和阅读的乐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英语文学研究学者 陆建德

作者简介：

迈克尔•费伯　1966年获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学士学位，197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新罕布什尔大学英语教授，研究生教育主管。学术兴趣包括浪漫主义、诗歌、希腊文学、莎士比亚、诗学、象征主义、语言学、翻译以及战争文学等。著有多部关于布莱克和雪莱的作品，另著有《文学象征辞典》（2007）、《欧洲浪漫主义指南》（2005）等。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

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

在理想主义精神的支配下，浪漫主义文学更多地采用了远离现实生活的神话传说、奇异故事等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以富于幻想的方式创造出想象的和虚构的艺术世界。

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了纯洁自由的爱情，可以死而复生；《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具有超凡的能力；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以他的人格、道德，可以感动一切人，可以做到一切事，可以使从不说谎的修女，也为之违反教规，还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歌德他们的诗，像《西风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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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吕梁

豆瓣评分：93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03

页数：183

内容简介：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