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我为何早就不写小说

[摘要]李国文：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看来，写小说是需要浪漫的，你已经木了，你已经乏了，你已经是熬过两回的药碴。

李国文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批判不但屁用不顶，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巩固我的创作信心，而且支撑着我，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

萧军先生反问我：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

李国文转向随笔创作已有二十余年。

在他大量的随笔创作中，《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文人遭遇皇帝》等写的虽多为文人，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写古代文人的命运，偶尔涉及当代，一笔带过。

“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当今，文人遭遇的大环境也没有太大差别。古代学而优则仕，把文人害苦了，攀附权力成为文人基本的情结。文人应该离官场远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李国文说。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的教训》（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李国文试图对一个个中国古人个体命运的历史发掘、哲学思考、文学再现，让读者在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更多地感悟每个人今天的生活方法。

几度疑死恶狗村

上个世纪的50年代，《人民文学》为文学期刊之翘楚，人所共知。李国文的处女作《改选》放在头条位置发表，自然是难得的殊荣。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内形成风气的“干预生活”的文 流也就从此中止，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论著，都把《改选》列入此次文 流的代表作之一。

读书报：曾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这一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李国文：我在剧专的科班训练，开阔眼界，获益良多。但戏剧化却是小说的死敌，这也是我后来文学作品中难以摆脱的胎里带的弊端。

读书报：处女作《改选》的发表是经谁手？

李国文：1957年的夏天，我将一组稿子寄到《人民文学》，随后收到崔道怡先生的一封信，认为可用，并约我到东总布胡同的编辑部一谈，我去了。没想到，来了一屋子人，问这问那，似乎认为我还写过其它作品，于是我写了《改选》寄去，很快得到答复，说，原来的稿子撤下，先发这一篇，放在头条。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步竟决定了我的一生。

读书报：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李国文：老天的作弄有时是很残酷的，成功与失败只是须臾间事。随后，我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开山劈石，实施高强度的劳动改造，还有一言难尽的屈辱和折磨。起初，我以为我活不下去，或者即使活，大概也活不多久，后来，我不但活了下来，似乎还活得可以。

《改选》七八千字，获罪二十多年，所以没趴下，所以没死掉，正是它能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给我带来的创作自信，这成了我必须活下去的动力。相信有一天当我重新执笔，会写出一些东西，而且还是说得过去、成个样子的东西，这是绝对可能的。因此，我特别相信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是深有体会，也是笃信不疑的。1999年，我应已故的丁聪先生之约，为他画我的漫画，打油一首：“学画吟诗两不成，运交华盖皆为空，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幸好留得骂人嘴，管他南北与西东。”其实正是这种内心反抗的写照。

《改选》一出，舆情大哗，最滑稽者，莫过于一位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带头发难，在《文艺报》著文批判《改选》，他认为我的文笔老辣，应该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化名之作，那也太抬举我了。紧跟着，那时还是一个鸦鸦乌的小角色，后来鼎鼎大名的姚文元，也在《中国青年报》长篇累牍对我口诛笔伐，对此我一一笑纳，并以阿Q精神，借此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大概属于“出类拔萃”的一拨，否则干吗那样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呢？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但屁用不顶，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巩固我的创作信心，而且支撑着我，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中国人习惯三十年为一代，而每一世代的更迭，都会随之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在我读过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据可查的。算一算账，试以二十加三十，难道我会熬不到五十多岁吗？

李国文还活着

20世纪70年代，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斯其时也，一方面是《诗经·小旻》里的那句“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弄到如此不堪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隐隐约约的异动，势必要来的转机，正在形成当中。那时，李国文已年过半百，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来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

读书报：《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运用大量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艺术手法,打乱了叙述节奏,穿插写作今昔之事,充满新意。写这部作品时，您是否觉得无论创作经验或积累已比较充足？

李国文：“新意”二字，也是我萌发重新执笔的念头，回到文学以来的始终追求。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手工劳动都是永不停歇、或简单、或复杂的无数次重复，独有文学创作，对同为手工业者的作家而言，最忌重复，重复别人不行，重复自己更不行。所以，我在写作《冬天里的春天》时，抱定主意，尝试变换长篇小说的传统写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长，故事进展的A，B，C，D时序，逐年逐月，一路写来，而是打乱顺序，时空交错，以C，B，A，D，或B，D，C，A的架构，通过主人公两天三夜的故乡之行，来叙述这个延续将近四十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故事。这种写法，至少那时的中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还没有别的同行在做类似的实验。因此我想，这部并无多少过人之处的作品，若不是写法上的这点“新意”，会入评委的法眼吗？

但是，对这种时空错置，前后颠倒，故事打散，多端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东打一枪，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我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很遗憾后来不知被谁借走，遂不知下落），约有十几页，密密麻麻，语重心长，表示认可的同时，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我这才释然于怀。现在看起来，读者的智商，常常为我们作家所低估，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用不着啰嗦再三，喋喋不休，一个词汇足以表达的意思，用不着卖一赠二，重床叠屋。如同中国画的留白一样，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用不着怕读者不能够心领神会。此书问世以后，在这种写法的改变上，始终得到读者的大度宽容。

读书报：70年代末,您的短篇小说《月食》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文坛关注,当年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能回忆下当时的反响吗？

李国文：实际上，《冬天里的春天》完成在先，出版在后，《月食》写作在后，发表在先。所以，80年代初期，《月食》的影响比较大些。我也不知《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先生从哪里打探到李国文还活着，跑来约稿，那时，我一家三代人挤住一间半屋子里，他一来，屋子便满了。盛情难却，唯有应命。那时，我的《冬天里的春天》已经脱稿，循着“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驾轻就熟，写出来《月食》。尽管人物、故事、情节、内容，两者大相迳庭，但《月食》实际上等于《冬天里的春天》的缩微版，因此，很受在解放区生活过的老同志赏识，甚至被问过，“你是晋察冀几分区的？”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北影导演水华先生，有意要将《月食》搬上银幕时，约我与当时还健在的钟惦棐先生对谈。他用车先来拉上我，再去接钟先生。他一上车，水华先生为之介绍，这就是写《月食》的李国文，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侧过身子打量我一番，然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的这篇小说，可让我流了不少眼泪啊！”

茅奖的事全忘了

读书报：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哪里颁奖？谁给您颁的奖？当时是否六位获奖作家都上台领奖了？

李国文：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是1982年12月5日。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的，那天天气不错，晴朗无霾，但遗憾的是，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偶尔碰到一起李国文简介，寒喧几句，姓氏、名声、面孔、职务，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所以，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兖兖诸公，究竟有几位，又是哪几位，失敬得很，真是记不起来。而主持者谁，讲话者谁，授奖者谁，我是从哪一位前辈手中接受这项荣誉，实在有点对不起，三十年后的我，对于这次盛会，在记忆中已成空白。我也努力在网上搜索，能够找到的，仅有一张照片，站在最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就是本人。我很讶异那时的我，一副木然的表情。后来才悟出来，大抵旱得太久的庄稼，即使等到迟来的风调雨顺，成活也许不是问题，但精气神的振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读书报：我又重翻了《冬天里的春天》，这部作品穿越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仍然能够打动我的内心。您会回头去看自己的旧作吗？

李国文：第一我不那么自恋，第二除了编书和校对的必须外，我认为有读旧作的功夫，还不如写新作。所以，《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以后，偶尔翻翻，有，从头到尾地再读一遍，没有。三十年过去，这部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已经逐渐淡化，记忆模糊，也只好无可奈何了。我记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对话，问起他笔下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中国风物的作品，因何而来？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一，我老了；二，我写得太多太多；三，我忘了。那时的莫拉维亚也就七十出头、八十不到的样子，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年纪要更大些，但他最后“我忘了”的答复很精辟，被人遗忘，或者，被自己遗忘，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和绝大多数作品的最好下场。因此，对于某些前辈，某些同辈，也许太过自恋的缘故，忙不迭盖个文学小庙把自己供起来，也只有掩口葫芦而笑了。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您的思想在此前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国文：作家也许是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70年代末已现端倪，随后，新时期文学开始出现旺盛的势头，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时文学书籍的印数，动辄以数十万计，与当下寒酸到不好意思在版权页标出印数有天渊之别。这其中既有文革十年的空窗期后，读者对文学渴求强烈的因素，也有复出作家的努力回归，以及知青作家来势汹涌而产生的影响，于是那几年里，佳作问世，口碑载道，名家名篇，洛阳纸贵。现在回过头去看，大有看自己孩提时的照片那样，对那时写作的幼稚，粗糙，浅显，笨拙，甚至不堪卒读，也只好哑然失笑，撇在一边。当然，学步时蹒跚是行走的最初阶段，谁也回避不掉，所以也无需自卑。那时的作品，完成了那时读者的需求，也就算完成任务。但如果看不到文学在日日新、又日新的前进过程中，如果看不到中国人习惯以三十年为一代，过去完成时，硬要掺和到现在进行时中裹乱，那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

有人高兴，有人跳脚，足矣

熟悉李国文的读者发现，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完成《垃圾的故事》之后，他突然转向了随笔散文。《文学自由谈》、《随笔》《当代》和《人民文学》均开过他的专栏，一发不可收拾。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了？

读书报：为何告别小说创作？

李国文：凡文人，无不具有浪漫气质，古今皆然。不过只是量的不同，质的差别而已，而同是浪漫气质，具体表现到各个年龄段的作家身上，也是在不停变化之中，所以写诗的人，多青年，最浪漫，写小说的人，多成年，浪漫则次之，写散文的人，写随笔的人，年岁要更大一些，浪漫则次而次之了。因此，作家的浪漫气质，在其全部创作史中，就得经历由躁动的气体状态，洋溢满盈，踌躇满志，到激动的液体状态，汪洋恣肆，波澜起伏，再到以静制动的固体状态，凝重沉稳，泰然安详这样三个阶段，然后，大概就该画其人生的句号了。记得多少年前，我随萧军先生访问港澳，闲谈时曾问过他老人家：您在《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以后，为什么就此搁笔了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当一个作家对异性都不产生任何欲望的时候，你还指望此人再写小说吗？看来，写小说是需要浪漫的，你已经木了，你已经乏了，你已经是熬过两回的药碴，你还以为自己是恐龙，你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侏罗纪，你还要把小说进行到底，那就等于拿读者开心了。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我写了我的最后一篇小说《垃圾的故事》，寄给了《上海文学》的厉燕书大姐，就和这种文学题材告别了，从此转向随笔创作，直到今天。

读书报：从一个有才华的小说家转向随笔创作，您认为这种转变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李国文：说实在的，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必然，而是我写不过人家，就识相一点，退出小说领域，不再瘦驴拉硬屎，在那里强撑着了。当然，努努力，也未必写不出来，也未必写得太不好，但太费力气了，没有那么多浪漫，还要挤出浪漫，就是伪浪漫，这些年来，这样的小说实在不少，我就用不着再去凑那份热闹了。因为，此前我一直应《随笔》的杜渐坤先生约，和《文学自由谈》的任芙康先生约，陆陆续续以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存亡为题，发表过若干文章，出版过几本集子，渐渐有点影响。这收获真得感谢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古籍重印，是我那些年里唯一可以精读死啃的书籍，也成为我日后写作文史随笔的基础。

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谋生之道，放弃小说创作以后，作为一个手艺人，总得干些什么，于是改弦更张，另找饭辙。好在我的同行在古籍（特别在史料方面）的阅读和收藏上，并不比我更多，所以笨鸟先飞，积微致著。这些年来，文史随笔写得还算得心应手，正因拥有的都是真材实料。

当有了一把年纪以后，浪漫气质已经接近于零状态的人，钻进故纸堆，也许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作家和作家比的是语言

不可计数的中国文人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庸碌无为者。这些饱读诗书满腹才情的文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是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还是壮志难酬？对于中国文人的观察与剖析，也许只有李国文才能做到如此的深刻幽默，如此的酣畅淋漓。

读书报：《中国人的教训》体现了您一贯老辣的文风，以古知今，以史为鉴，更有您自己独特的见地。写作此类随笔近三十年，是否早已游刃有余？评论家认为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作品之一”。能否谈点经验共享？在语言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李国文：一个作家的文学才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作品自然也就有人说好的同时有人说差，评价各个不一的原因，因为对文学的优劣，很难进行量化比较。我在《小说选刊》工作的时候，一个只是属于我私人的读稿习惯，比较关注语言。作家与作家比，比什么呢？有人说比思想，有人说比真实，有人说比典型化，有人说比技巧，比来比去，人言人殊，很难分出高低。惟有语言具有量化可能。虽然也不甚可靠，第一，不大容易做到统计学上的精确；第二，一篇两篇作品，不足以概括作者的全貌。所以秘而不宣，只是私下的看法。那时，我的职业就是阅读别人的小说，那不是一桩好差使。所以，我从作品的语言入手，一是注意词语的重复出现频率，一开始也许会忽略，老在你眼下跳出来，就要警惕了。如果不是这个作家词穷语拙，囊中羞涩，那就是疏于推敲，仓卒成章了。二是关注作品中，新鲜的，流行的，市面上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词语，有，还是没有？有，说明这位作家活在当代，如果没有，当然不能认定这位作家远离现实，但语言是最能体现出时代感的文字符号，这点文学修养都不具备，大概是需要补课了。三是看这个作家对于古早词语的使用上，是否准确到位？是否恰到好处？既可以看出这位作家的学养，也可以看出这位作家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然我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读书报：今年有哪些书出版？

李国文：这些年来，差不多用了两年功夫，一直在注释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包括原著和释注李国文简介，约50万字。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认可了我的这种尝试，将在今年推出。注释古典著作，向来是专家的事，权威的事，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这部志异体小说，称得上为中国文学空前绝后的奇葩，始终被冷落着，闲置着，遂不揣冒昧，越俎代庖，以作家之见，试着来诠释这位大师的作品。一是希望大家关注这位了不起的文学大师，二是希望大家能从这位大师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中得到启发，三是希望大家写作之余，将目光投射到古典文学方面，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一些事情。

太阳、空气、水和网络

读书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互联网？利用率高吗？

李国文：1997年的春天，三天两头的风沙，是那时北京的典型天气，我拎着《冬天里的春天》的书稿，顶着扑面沙尘，来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试试我的运气。传达室的人指着我的手提袋问：“稿件？”我点点头，“小说？”我又点点头。于是他说：“进门，上三楼，往左，第一个门。”初稿约有60万到70万字的样子，若以400字一页的稿纸计算，起码有两千来页，只好装进跑单帮常用的蛇皮袋里。到底是大出版社的人，有眼力，没把我当作二道贩子给轰出去。

读书报：您用电脑写出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李国文：八十年代末，作家时兴换笔，邓友梅、谌容、张贤亮开始用电脑写作，他们是先行。随后，王蒙、叶楠、梁晓声和我也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分不清N和NG的汉字拼音，我只能死记硬背学五笔，人称四十不学艺，快六十的人还在那儿呀呀学语，难免有人笑话。我用五笔敲出了我的第一篇散文《秋天的感觉》，从这天开始，我不再爬格子，而是从电脑上一键一键地感受到秋天沉甸甸的收获。

进入网络，则是21世纪来临前后的事情了，虽然那时上网速度慢，上网费用贵，然而那是一个崭新的、你从来不曾想过如此靠近你的世界，一个辉煌的让你感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和狭隘的世界，一个推动着你必须跟头把式，跌跌撞撞才能追赶得上的世界。所以绝对值得投入心力，绝对值得花费时间，因为那也是一个绝对会给你丰厚回报的世界。

读书报：您愿意怎样评价网络？

李国文：我在想，网络将会像太阳、空气、水一样，成为当代人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

生活的色彩

生活，自有酸甜苦辣，就好像调色板。生活，多姿多彩，就好像一部连续剧，从中有酸有甜，有苦有辣。总之，生活需要色彩才会精彩！

　　

　　红色，生活中需要你的激情，你一旦有了激情，那就是为以后打好基础，自然，有了激情做什么都简单，激情是生活中丰富的一面，它随时陪伴着你，你若能唤醒它，它就会给你人生上的成功。

　　

　　橙色，它如秋天那么的朴实，也是收获的象征，在一学期过后，自己的劳动就会有了结果，结果有好有坏，你若精心耕耘，结出来的果实自然硕大，你若守株待兔，那结出来的只有腐皮没有果啊！

　　

　　**，它虽然在人们中的第一印象中不是那么的好，但它可是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失败后，不要灰心丧气，要有信心，吸取经验教训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失败往往是为你打开另一个成功的大门。

　　

　　绿色，生活中必要快乐，快乐往往是先苦后甜的，没错，只要经历过风风雨雨，到了最后，总是会遇见彩虹的。

　　

　　青色，它是在人失败后才会出现，又苦又涩的，给人压力，然而，只要事事都往好处想，它就会慢慢消失。

　　

　　蓝色，它是生活中轻松的一面，也是所有人最向往的，因为在生活中谁都想轻轻松松的度过每一天。

　　

　　紫色，它是生活中人们最不想遇到的，跟在蓝色之后，自轻松之后的麻烦，所以人们在生活中不希望遇到它。

　　

　　黑色，它是黑暗的使者，使人感到孤独，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神秘，为生活增添了一份色彩。

　　

　　白色，它与黑色恰恰相反，纯洁，友善，不会使人感到孤独，反而使人感到快乐，它常常是人们所向往的，追求的。

　　在我认为，所有颜色当中彩色是最好的，因为它具备了所有的颜色，也是最完全的。

　　生活如果没有了色彩那么就不再精彩，平平凡凡的生活有什么好呢？不如多几分麻烦和几分快乐，这样能让人受到启发和感悟，也能得到经验和教训，所以生活需要色彩！

　　生活如画，需要色彩来描绘。

生活的色彩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五颜六色的。就像一个调味盘，赤、橙、黄、绿、青、蓝、紫，样样具备。也像一道菜：酸、甜、苦、辣，样样都有。总之滋味是无穷无尽的。

生活之中，开心的事是很多的，也就是甜了。与朋友聊聊，逛逛街都是件快乐的事情，让人非常的开心。多么的想停留在这一刻，永远的不要过去。

但时光总是旋转的，不会停留。开心的事情虽然很多，但不开心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自从上初中以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好，所以我常常为这事情不开心，。觉得自己没给父母争气，又怪谁呢？只怪自己不努力吧！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学习环境，为什么别人的成绩这么优秀，为什么自己的成绩这么不理想呢？这还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苦脑吧！也就是苦。

甜、苦全部经历过后，又会经历什么呢？酸，在吃柠檬时，带点酸味，让人觉得味道还不错。那么生活中带点酸呢？我觉得这让生活中增添了几分色彩，变得更有趣了多了。

想到了酸，一定会想到辣。人们吃酸柠檬还受得了，如果换成了吃酸辣椒呢？我想有的人一定是受不了的。但是生活之中增添了辣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想应该就是红红火火的、热热闹闹的、非凡的。这样就又让我们生活中又增添了一分快乐的气氛呀！

我想生活就是酸、甜、苦、辣组成的吧！让人觉得生活有无限的趣味。

我认为生活中先有酸，才有甜，才有苦，才有辣。样样具备，生活就是像一盘菜，让人回味无穷。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呀！

生活的色彩

　　一个崭新的生命就是一张洁白的画纸。在我们还不具备独立的意识之前，我们就已经操起了画笔，在生活的调色板上调出了一抹令人感动的绿色，因为它象征着希望——新声的希望。

　　“少年不识愁滋味。”童年的生活是甜的，是美的，是值得永远珍藏和回味的。在阳光下追逐着七彩的肥皂泡，在课堂上高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在外婆那老套而精彩的故事里寻找自己梦想的“水晶宫”。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那样真实，那样美好。因此只有纯洁而绚丽的金色才是童年生活的色彩。

　　时间的长河带走了童年那朵最美丽的浪花。在艰辛的求学路上，我们迎来了人生的花季。青年时代的生活像散文诗一样浪漫而不失真实，有如摇滚乐一般杂乱而不失洒脱。瞧啊！生活的调色板上已经五彩缤纷。那如火的红色是我们满腔的激情，那柔和的粉色是我们纯洁的友谊，那空灵的青色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然，我们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失败或挫折已经让我们初尝生活的苦涩。因此，我们生活的调色板上留下了冷冷的墨绿与暗暗的土黄。

　　走过了青年时代，激情与狂热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沉淀下来，人们握着画笔的手也稳重了许多。婚姻需要浪漫的紫色装点；家庭需要温馨的**衬托；事业需要庄重的蓝色鉴证。但生活的压力与责任又不能不带给人烦恼和忧愁。因此，人生的画面上也留下了几道浅浅的灰色。但那丝毫不影响这画面的完美，反而为它增添了供人玩味和深思的空间。

　　“夕阳无限好。”但面对同样的夕阳，人们却有不同的心境，有人为它“近黄昏”而感伤，也有人因它“近黄昏”而倍加珍惜，活得更加有滋有味。懂得品位生活的人当然会选择后者，只要你拥有这份豁达的心胸，即使人到暮年，生活的色彩同样可以是鲜艳明丽的。

　　有人说生活是一杯酒，有人说生活是一本书。在我眼中生活是一块七彩的调色板，而我们都是调色的人。不要贪恋大红大紫，如果生活的色彩仅限于此，岂不太过单调？不要厌恶暗调冷色，人生的画面因为有了它们而更加充实饱满。用一颗乐观平和的心去描绘生活吧！它将是一幅最动人的画卷。

1．人与路〔简评〕作者构思机智－－真亏他想得出来！的确，这些年来高考作文中“一窝蜂”的现象相当严重，许多考生都在走“终南捷径”，殊不知适得其返！此文点击到“穴位”上，有独到的见解。文字表述洒脱自如，知识面也比较开阔。（骆冬青）

高考作文果然是提笔千钧，转而一想：作文之法不正如人行路上。不禁暗暗自得。

曾记否？一篇《赤兔之死》轰动文坛，小生有幸拜读，确是佳作。但此之后，文言之作犹如雨后春草，呈现疯狂态势，人人都走上了返古的老路。于是乎，屈原从汩罗中爬上来又跳下去；项羽自刎更是免费表演，随处可见；韩信干脆赖在胯下讨生活，何其悲哉！想我堂堂五千年历史，都不够后来人习作用例了。

走上了返古的老路，故事新编也到了尽头。一眼望去尽是学子们迷茫的眼神。不明白，真不明白！同一条路，前人走过创造了辉煌，而今再走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可悲！可叹！不知他们是否真不明白：李商隐、杜牧的诗，再好也只是小李杜；即使做了十足十的古人，写出十足十的古文，也不过是“代古人言尔”！

想当年，韩寒半个小时一篇《杯中窥人》何其伟哉！于是又一批学子走上创新之路，通篇文学支离破碎叫有个性，一首诗谁也看不懂叫有深度，看到天空一片羽毛落下便泪流满面这叫有文人情怀。走前人老路固然不妥，但矫枉过正想从中国直接打通地心去美国也是行不通的。

自己的路来源于前人，而又不拘泥于前人，方能走出自己的辉煌。

我们的作文也要走出自己的路，做创新的人。

故而，作文当重创新，做人当有个性，走路当走出一亲属于自己的路。

用《西游记》的一句歌词结尾吧！“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2．人与路〔简评〕此文观点新颖独到，论说分合自如，是一篇情、理、趣、彩天然融合的优秀议论文。作者把悟空、八戒、沙僧作为唐僧性格的三个侧面来写，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取经之路”所凝聚的人类精神光彩，令人抚卷沉吟。即使放置到《西游记》研究领域，此文也颇具个性。全文逻辑谨严，一气呵成，时有闪光妙句。（骆冬青）

大漠长烟，孤泉冷月，萧萧声，长风千年。我背倚着莫高窟颤抖的身躯，前方，是路，玄奘寂寞半生的信仰之路。敦煌百年耻辱，西行路千年风霜。

史载，玄奘西行，大多孤身一人。《西游记》中的三徒弟，在我眼中，是玄奘精神的三个侧面：悟空－－开路者的勇敢；八戒－－行路者的坚持；沙僧－－寂寞者的隐忍。

悟空，这个几乎为所有男孩子崇拜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一路向前，披荆斩棘，敢于与一切挡路者搏杀。开路，总是伴随着牺牲与流血，但是，只要有勇气，只要信念足够坚定，开路者就能如孙悟空那样，有铜臂铁手，有金刚不坏之身。玄奘就是这种意志如铁、心志如钢的开路人。黄沙千年，吹不去他一个个坚实的足印，便是他勇敢勇气的明证。

八戒，他常常是被嘲笑的吧，可在我眼中，他是最懂得坚持的。没有诱惑，无法显示坚持的可贵；没有犹豫，无法彰显坚持的艰难。西行的八戒，动摇的最多，可他坚持到了最后。这份难得的可贵，是许多行路者坚持的动力。玄奘，贵在坚持。韶华数载，寂寂半生，无数次，面临生死绝境。沙漠带给人的恐惧和绝望，在玄奘咬紧的牙关中，消散。

沙僧，他总是默默的。小说中，他不善言谈，不苟言笑，老实本分。沙僧在三师兄弟中，道行最浅，可他的步伐却丝毫不慢。这才是行路的生活，也是玄奘西行一路的生命状态。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独行在浩瀚沙海，无朋无伴。寂寞，对于一个独行者来说，比自然的灾难更可怕。可玄奘的心中，有他至上的佛，在他深沉的目光中，可以看见他不寂寞的心灵。

玄奘，作为师傅，他的生命诠释了信仰的意义。行路难，多歧路，信仰是一切勇气和坚持的来源，是与寂寞抗争的力量。唐三藏，是《西游记》中真正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强者，他是一切力量与伟大的象征。

烈烈的边塞之风，吹得我生疼，更心疼着流落异国的中华宝藏。今年，距王圆X打开敦煌文明宝藏的耻辱之年，恰逢百年。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们，你们也一定常站在这里，西望玄奘之路吧？是不是在这眼前的路上，你们悟得了勇敢和坚持，学会了忍受寂寞？然后，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举步行路，追寻着玄奘，去拯救莫高窟，拯救敦煌文化，拯救中国文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祈祷。如今正在考场上作文奋书的九百五十万考生，明天，也将踏上玄奘的路，踏上敦煌学研究者的路，踏上中国文化复兴的路！3．人与路〔简评〕此文选材独特，直抒己见，议论深刻，有胆有识。对于瞿秋白的评说，已有万语千言，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作者仅用九百余字，就辟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论，极为难得。什么是理论创新？此文做了漂亮的回答。（骆冬青）

在友人印象中，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浪漫的文人。年少的他，在绘画、治印、音乐上颇有造诣，这并非出于他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心性，更适宜在这样的领域挥洒。于是，偶尔他在月夜里吹起洞箫，友人都会产生奇妙的错觉，觉得他跟箫声融合在一起，再难区分。

文人大抵都有“家国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或许就是出于此，秋白选择了投身革命，并一度处在权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诚然需要浪漫和激情，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它素质。秋白无法同时拥有其它，便常常在现实的挫折和磨砺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怀疑自己无能。此时，他已感到无暇自顾。至于月夜下的箫声，那更成了一个无从谈起的梦。

秋白留给后人的印象，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这缘于他在国民党狱中写的名为《多余的话》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现了参与革命以来有过的热情、执着、迷茫、孤独与无奈。正是这份自白，让他的被捕成了“叛变”，就义成了“讨饶不成”。

可是他死时，同所有英雄一样，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国际歌》，指定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直待那声枪声的响起。

按照我们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狱中的瞿秋白，与刑场上的瞿秋白很难重叠起来，或许只能将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人，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经历不了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过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标准，归纳他的历史归宿。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瞿秋白将“身后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却又不愿借死亡来成就本来唾手可得的英名。这是超脱了所有大度与气节的风采，这是对生命的诚恳与真实。

于是，瞿秋白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感觉与启示愈现迷离。他是如此热情地参与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离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诚地向着革命。这样的人生，常人无法解答。它提醒我们：人与路，路与人，这超过“表现”所揭示的含义。其间的深远，要用生命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