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诗圣、诗佛、诗鬼分别是谁？

1、诗仙—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2、诗圣—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3、诗佛—王维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4、诗鬼—李贺

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后裔。

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 。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著有《昌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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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白轶事典故——重访江东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父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父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

当然也少不了在繁华都市会稽流连忘返。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

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2、杜甫轶事典故——愤斥皇亲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

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3、王维——后世纪念

据《蓝田县志》记载，王维墓位于辋川乡白家坪村东60米处，墓地前临飞云山下的辋川河岸，原墓地约133亩。现被压在向阳公司14号厂房下。

《唐右丞王公维墓》碑石被向阳公司14号按石料使用，压在水洞里。墓前遗物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督邮程兆声和陕西巡抚毕沅竖立的碑石两座，“文革”中被毁。王维的母亲也葬在此地，交通部六处修辋川公路时将王维母坟塔平毁。

4、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对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藩镇割据的黑暗现实，多所针砭。

对下层人民的哀怨、痛苦亦多有同情，政治上具有进步倾向。在艺术方面，他的诗调高气峻，或如云崩雪涌，奇峭浪漫；或如明霞秀月，清丽璀璨。在想象的奇特、构思的精巧、语言的精辟等方面，极富独创性，在中唐别树一帜，有开拓之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 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和忧国忧民的怨情投汨罗江自杀的。他忠于楚国，即使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屈原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屈原都流露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强烈的爱憎和战斗的革命风格。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形象。他是楚国人民的理想，是楚国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所以屈原是楚国代表。“虽死犹存”。

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谈起卢梭，人们不免想起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卢梭是个启蒙运动中的异类。启蒙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奠定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而卢梭却象个闯入“启蒙”阵地的莽汉，要将启蒙大师们心爱的珍宝夺取打碎。卢梭痛斥“理性”，鼓吹感性与激情；否定文明与进步，高扬人的自然性。清明理性如伏尔泰，狄德罗的这些同时代启蒙大师，纷纷与卢梭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卢梭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仔细考察卢梭的思想，其论述不及洛克，霍布斯精细；在现实制度中的可操作性较后者也大有逊色。卢梭真正影响人类历史是他的灵魂与气质。卢梭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哲人，一生也未摆脱“恋母情节”的纠缠，他也从不掩饰对女性的依恋与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具有一颗“女人心”，细腻而又善感，喜爱审美与自然：厌弃理性与功利，强权与压制。因此，一直不见容于以男性气质为主流的思想界，只有在温情脉脉的，充满女性气质的“沙龙文化”中，卢梭才找到共鸣与寄托。虽然卢梭也有批判与控述，激扬的一面，但他反对的从来都是那些充满男性气质的社会特征。“理性，强权，功利”，这都是卢梭挥舞利刃与之搏斗的东西。具有这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与思想自古有之，但最早只是在文学运动中出现。通过卢梭，这种思想便与政治，社会哲学与法律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浪漫主义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他更象是一种气质，一些具有类似这一气质的人被归为一类。浪漫主义气质的特点主要有○1善感性；○2激进的道德；○3“取消时间”；○4审美特征；○5追求变化；○6强烈破坏性；○7打动人心的特征；○8孤独的情感。从本质上讲，浪漫主义具有阴性特质，与女性主义的许多特征十分相似。同理，法律浪漫主义也并非一个十分确定的流派，而只是具有这种气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思想的统称。他们强调用法律这种制度来改变现实，竟可能地缩短时间；相对忽视法律的统一，确定，理性与逻辑一致，而强调法律的多样性，灵活性，道德性；具有批判性与破坏性的特质。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流派在西方并非很多，流派如批判主义法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运动；著名人物如萨维尼，昂格尔，弗兰克等。法律浪漫主义长期处于主流法学话语之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性法律与法学思想肇始于主流启蒙主义运动，追求形式理性，统一性与确定性，逻辑上的严密自恰，并且相对独立于道德伦理等因素。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法律，与女性主义的法律浪漫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因而，与卢梭的命运一样，法律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是长期放逐于主流法学思想之外的边缘思想。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的命运有了另一种景况。在中国思想界，卢梭获得了远高于其他启蒙导师的地位，其思想被广泛宣传，作品几乎被全部翻译过来，尊荣备至，一时无出其右。这里面当然有用卢梭为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的考虑，但卢梭如此受欢迎，并非完全是政治需要可以解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阴性文化。追求自然和谐，重感情，伦理道德，审美多于理性。这与卢梭的气质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卢梭时毫无排异感，倍感亲切。同样，中国法学界在接受与卢梭气质一脉相传的法律浪漫主义时，也是顺手拈来，毫不排异。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上并非是没有法律，而是“中国传统法律是女性法律传统”。因此，中国法律传统与卢梭，而不是洛克或边沁具有结构同源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我们在接受洛克，边沁时倍感艰难，与实证主义法学始终格格不入；但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时却毫无障碍。因为它们暗合于我们的“本土资源”。但是，就象西方早已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一样，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各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狂飙突进”式运动之后，我们亦应当反思卢梭之类的浪漫主义情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具体在法学界，虽然我们对卢梭以及我们那温情脉脉的传统始终难以忘怀，但我们更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已经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法律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法律，从其核心本质上讲，是一种确定，刚性，理性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律类型。现代性的法律，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式，与现代工商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发展分不开。现代性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对最有效的功能，它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正是对于现代工商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类型，具有最大合理性。既然我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那么现代性法律的进路我们就无法退出。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当下正处于法治秩序建构的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是建立，而不是批判。而法律浪漫主义从本性上讲，在对现行法律秩序进行批判，甚至摧毁时作用不小；但在承载建构功能时却略显不足。当然，法律浪漫主义在批判与反思主流法学话语时自有其功能，但它不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法学话语的主流。考察历史趋势与社会需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并非是卢梭，而是洛克与边沁。

屈原（前340—前278）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原姓芈（mǐ）,名平，字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 屈原

　　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朝发枉渚”之地(今常德德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也是因此而来的

不同：

1、艺术风格不同

新古典主义是以当时市民的英雄主义为典范来塑造的，提倡采用重大庄严的题材来反映社会的现实。

而当时的浪漫主义则表现出一种自我的个性，反对古典主义的那种崇尚理想的规范，摒弃其僵化的教条和呆板的模式，崇尚的是一种自由，一种解放，一种释怀。

在艺术形式的表达上，新古典主义要求的是完整与严谨，注重造型，强调严谨的造型，忽视情感，忽视气氛，忽视色彩。

2、代表人物不同

浪漫主义绘画的真正奠基人是德拉克罗瓦，代表作有《希阿岛的屠杀》、《自由引导人民》等等，其中最为代表的是《自由引导人民》。

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维安、大卫、安格尔，代表作有《荷拉斯兄弟之誓》、《哈里·亚诺什》、《加兰塔舞曲》、《管弦乐协奏曲》等。

3、组成流派不同

浪漫主义的组成成分有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

而新古典主义主要涉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

相同：

1、都涉及到了思想的解放

古典主义认为人要遵循唯理主义观点，认为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排斥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尤其是在社会和个人利益冲突面前，个人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服从理智和法律，倡导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牺牲自己，为祖国尽责。

浪漫主义强调思想的启蒙，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

-新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楚国辞赋家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屈原简介：

屈原，湖北秭归人，芈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

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

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摘 要：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地域习俗的不同以及诗人自我审美情趣的迥异，中外诗歌中关于春天的描写也是各有特色。本文主要以宋词与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春天意象为例，浅析春天意象在两者之间的异同。

关键词：春天 宋词 浪漫主义

一、引言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春天也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古今中外无数的文人骚客都曾用春天这一季节意象去诠释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情感，中外诗歌都要求诗歌要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语言要求高度集中，富有音乐感和节奏感。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语言文字、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背景有差异，因而在审美情趣上也有差异。因此，在面对同一题材时，中外诗人的表现手法也会不同，如宋词与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对春天的描写。

二、静淡寄意的水墨画与色彩绚丽的油画

春天，是古往今来文人骚客经常描写的对象，翻开《全宋词》，一幅幅春天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句句渗透着春愁、春恨的诗句跳跃在心间。如：“夜雨如倾，满溪添涨桃花水。落红铺地。枝上堆浓翠。去年如今，常伴酴醾醉。今年里。离家千里。独猛东风泪。”（《点绛唇·春雨》赵长卿）（唐圭璋，1999:4）春天的景色在一场春雨过后变得如此的美丽，但这种美丽给人一种憔悴的感觉，枝头的翠绿更惹人喜爱。中国古人用写意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春雨后的景色，而这种环绕着春愁气息的景色犹如一幅淡淡的春景水墨画，诗人在春雨过后的春天把乡愁寄托在了落花流水的意境之中。又如：“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远，苹满汀洲人未归。”（《江南春》寇准）（唐圭璋，1999:31）江水飘渺，柳树依依，诗人在杏花纷飞的春天等待着，或者是被等待着。这恰恰是一幅用几笔淡墨所勾画的静淡的春愁画卷。

宋词中对春天的这种静淡寄意的描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有很大的关联，中国的文化形态是伦理型文化，个人的命运和价值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在文学表现中体现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再则,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要有节制地宣泄情感。因此古代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而且在寄意中又显露出独有的山水画般地静态。

春天，不仅是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诗意宠儿，在西方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笔下，它更是绽放出了亮丽的色彩，表现出了与中国古诗不同的热闹欢腾气氛的特点。如前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中的《春》则把春天的热闹和喜气洋洋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长笛鸣，/长笛暗。/鸟儿们，/齐欢腾；/夜莺啼，/在山里；/在天上，/喜洋洋，/喜洋洋，/欢欢喜喜迎新年。”（布莱克，1999:50）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阳春三月作》用细腻的观察描绘了春天：“雄鸡啼叫，/溪水滔滔,/鸟雀声喧,/湖波闪闪,/绿野上一片阳光；/青壮老弱，/都忙农活；/吃草的群牛，/总不抬头，/四十头姿势一样！/残雪像军队，/节节败退，/退到山顶，/面临绝境；/耕田郎阵阵吆喝；/山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云朵轻飏，/碧空晴朗，/这一场春雨已过！”（华兹华斯，1996:83-84）通过上述两首欧洲浪漫主义诗歌，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一些共同的特征：描写春天都是不遗余力地多方面的展开这个大自然最美丽的季节,色彩斑斓，绚丽多姿。

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特点与西方的文化形态是分不开的。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在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直率。因此,在表达情感时往往热情奔放,重笔浓彩，在描绘景物时总像是在绘制一幅油画。

三、天人合一的抒情言志与自由浪漫的意象描写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志”在胸中激荡着,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古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童庆炳，2000:67）感的是“物”,“动”的是“人心”,是人心中的“志”或“情”,强调的是心与物、物与情之间的相互感应。只有当胸中的“志”被情感所浸透、融会时,才能产生创作激情,才能“发言为诗”。正是抒情性质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写物手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在艺术境界方面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如在一些山水田园诗中诗人往往以抒情手段虚化所见的景象,寥寥几笔,重在神似,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欧洲人侧重作品与宇宙的关系,认为文艺是自然的摹仿、再现、写实。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对人物事件详细描绘,故篇幅较长。难怪布莱克、华兹华斯在描写春天的诗歌里,无不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描写春天,因此逼真、细致,给人一览无余、色彩斑斓之感。

春天意象在宋词和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有着不同的抒情表现，宋词是一种抒情言志的、含蓄的、内敛的情感表达，而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春天往往是直抒胸臆地情感流露。

四、结语

中西诗歌的比较是无穷无尽的，春天意象在宋词与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比较研究也是无限纵深拓展的，最后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总结本文的主旨，即“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朱光潜，1987:76）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著全宋词[M]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

[2]威廉·布莱克．布莱克诗集．张炽恒译．[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50．

[3]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杨德豫译．[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83-84．

[4]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67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76

作者简介：薛朋（1986-），男（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西方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