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倾向不同:浪漫主义文学崇尚自我,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表达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愿望。而古典主义拥护王权,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2、崇尚不同:浪漫主义强调感情的抒发,偏重理想的追求,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古典主义文学崇尚理性和法则,反对个人感情的自由表达。
3、手法不同:浪漫主义善用夸张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而古典主义则模仿古代。
4、文学不同:浪漫主义重视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而古典主义则排斥民间文学,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追求典雅崇高的艺术风格。
5、产生时间不同:古典主义最早产生在十七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盛行于六七十年代,先后流行了两百年;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
参考资料
-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德国〕 海涅
乘着歌声的翅膀,
心爱的人,我带你飞翔,
向着恒河的原野,
那里有最美的地方。
一座红花盛开的花园,
笼罩着寂静的月光;
莲花在那儿等待
它们亲密的姑娘。
紫萝兰轻笑调情,
抬头向星星仰望;
玫瑰花把芬芳的童话
偷偷地在耳边谈讲。
跳过来暗地里倾听
是善良聪颖的羚羊;
在远的地方喧腾着
圣洁的河水的波浪。
我们要在那里躺下,
在那棕榈树的下边,
吸饮爱情和寂静,
沉入幸福的梦幻。
(冯至 译)
1821年4月,海涅到达柏林,同年八月他的恋人堂妹阿玛莉和别人结婚,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他一方面深深陷入失恋的痛苦,另一方面又难于割舍对阿玛莉的恋情。第二年即1822年,诗人创作了“抒情插曲”中的诗篇,后来收入《诗歌集》中作为第二部分。这些诗篇的大部分都以爱情为主题,表达了诗人在爱情生活中的失意和追求,是诗人爱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乘着歌声的翅膀……》就是其中的一首。
这首爱情诗很有特点:诗人将读者带到东方的印度,描绘了一幅印度恒河畔的旖旎风光画面。在这里,红花盛开,月光笼罩着花园,紫萝兰抬头仰望星星,玫瑰偷偷地把芬芳的童话谈讲,暗地里跳过来听讲的是善良聪颖的羚羊,远处,则是喧腾不息的恒河水的波浪。诗人同他“心爱的人”,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终于在这东方的恒河岸边,找到了这块“最美的地方”,诗人的爱情理想如愿以偿:“我们要在那里躺下,/在那棕榈树的下边,/吸饮爱情和寂静,/沉入幸福的梦幻。”当然,这种爱情理想的实现不是在德国的现实生活,而是在想像中的异国他乡,诗人让自己的思绪飘向异国他乡,徜徉在美丽迷人的东方,这绝非消极地的逃避现实,更非有意假想一座七宝楼台,躲进自己心造的幻影。事实完全相反,诗人描绘这个风光绮丽的东方世界,正是他面对德国现实并且不满这种现实的艺术表现。诗人和他“心爱的人”,只有在印度恒河岸边的棕榈树下,才能尽情吸饮爱情的甘露,享受生活的宁静,沉醉于幸福的梦幻。这不是清楚地表明在当时德国陈腐落后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实现爱情理想和自由幸福的任何土壤吗! 呼唤美,歌颂美,同时也是对丑的贬斥,对丑的暴露;表达理想,描绘理想,实际也是对现实的鞭挞,对现实的宣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充满浪漫主义幻想色彩的爱情诗,也是一首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爱情诗。尽管表面看来它不着现实的边际,通篇都找不到触及现实生活的片言只语。
这首爱情诗在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点。诗人借助丰富的想像,神奇的生花妙笔,将美好的爱情理想描绘成一个风光绮丽,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的大花园,其中各种景物绘形绘色,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散发着诱人的气息,给人留下生动具体的印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人的各种美好感情——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融入诗人所描绘的景物画面,都一一附丽于诗人笔下的花园、月光、星星、紫萝兰、玫瑰、羚羊、河水的喧腾声等的具体景物之中,达到了景由情生,情从景出,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人还运用拟人手法,赋予景物以人的情韵和灵性,“莲花”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在那儿等待/它们亲密的姑娘”,“紫萝兰”又像个活泼佻达的姑娘,“轻笑调情,/抬头向星星仰望”,“玫瑰花”居然有讲故事的本领,能把“芬芳的童话/偷偷地在耳边谈讲”,还有那“善良聪颖的羚羊”,也像变成了一个喜欢听故事的孩子,“跳过来暗地里倾听”。这些人性化、人情化了的花卉动物,令人倍感亲切生动。
全诗总共五个诗节,从思想感情及其发展脉络来看,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诗节即第一个层次,表达诗人对理想的追求;第二、三、四诗节构成第二个层次,是全诗的主体部分,篇幅较多,描绘理想本身的迷人情景;第五诗节结束全诗,表现理想实现后的幸福和愉悦。通篇首尾相应,轻重得体,布局有序,结构合理,圆满地表达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的主题。
海涅在《论浪漫派》(1820)一文里提出,德国浪漫派的文艺女神“不应该是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而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便称得上是这样“一个自由的、开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德国的女孩子”。
海涅1816年开始写诗,1827年出版了诗歌总集《歌集》。他的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海涅像彩和民族气息,给诗人带来世界性声誉。同时,他还写了许多游记。1831年海涅流亡巴黎,为德国写了大量通讯和政治评论,集为《法兰西状况》一书。《论德国宗教和政治的历史》和《论浪漫派》两本哲学著作是他介绍德国文化和宗教的论文汇集。他的第二部诗集是《新诗集》(1844),这本诗集标志着海涅由抒情诗人向政治诗人的转变;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德国,一个年天的神话》也于1844年出版。这是他第一次回国旅行的结果,这部长诗是海涅诗歌创作的顶峰。晚年以口授形式创作了第三部诗集《罗曼采罗》,诗集仍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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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谁能提供钱仲书的“诗可以怨”的全文?
解析:
1 钱钟书《诗可以怨》(节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hner und Dichter gackern)[注:《扎拉图拉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四部十三章,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一九五五)第二册五二七页]。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自古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及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人或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叹息或呼喊了。陈子龙曾引用“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那句话,为它阐明了一下:“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圣王”(《陈忠裕全集》卷二一《诗论》)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
司马迁的那种意见,刘勰曾涉及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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