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刺绣发展史
刺绣起源很早。黼黻絺绣对凤对龙纹绣浅绢面衾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刺绣。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刺绣。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刺绣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刺绣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刺绣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在原始社会,人们用纹身、纹面来进行装饰。自从有了麻布、毛纺织品、丝织品,有了衣服,人们就开始在衣服上刺绣图腾等各式纹样。据《尚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在先秦文献中有用朱砂涂染丝线,在素白的衣服上刺绣朱红的花纹的记载及所谓"素衣朱绣"、"衮衣绣裳"、"黻衣绣裳"之说。在当时既有绣画并用,也有先绣纹形后填彩做法。
战国时期的刺绣已很精美,这时期的刺绣用的都是辫子绣针法,也称辫子绣,锁绣。湖北江陵马山硅厂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绣品,有对凤、对龙纹绣、飞凤纹绣、龙凤虎纹绣禅衣等,都是用辫子股施绣而成,并且不加画填彩,这标志此时的刺绣工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这些绣品在图案的结构上非常严谨,有明确的几何布局,大量运用了花草纹、鸟纹、龙纹、兽纹,并且浪漫地将动植物形象结合在一起,手法上写实与抽象并用,穿插蟠叠,刺绣形象细长清晰,留白较多,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刺绣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刺绣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刺绣佛像供养人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与唐代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为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意境,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乃趋于精巧。构图必须简单化,纹样的取舍留白非常重要,与唐代无论有无图案之满地施绣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元代绣品传世极少,台湾雇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观之,仍承继宋代遗风。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之精工。 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绣除了作一般的服饰点缀外,更多的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被用于制作佛像,经卷,幡幢,僧帽,以西藏布达拉宫保存的元代《刺绣密集金刚像》为其代表,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山东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刺绣,除各种针法外,还发现了贴绫的作法。它是在一条裙带上绣出梅花,花瓣是采用加贴绸料并加以缀绣的做法,富有立体感。
明代刺绣以洒线绣最为新颖突出。洒线绣用双股捻线计数,按方孔纱的纱孔绣制,以几何纹为主,或配以铺绒主花。洒线绣是纳线的前身,属北方绣种,以定陵出土明孝靖皇后洒线绣蹙金龙百子戏女夹衣为例,它用三股线、绒线、捻线、包梗线、孔雀羽线、花夹线6种线、12种针法制成,是明代刺绣的精品。属北方绣系的还有山东鲁绣、衣线绣和辑线绣。
明代刺绣始于嘉靖年间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至顾名世次孙顾寿潜及其妻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世称露香园顾氏绣,盖所谓画绣也。此即传世闻名之顾绣。
顾绣针法,最主要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又视图案所需,可以随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罗斗鸡尾毛,薄金、头发均可入绣别创新意,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制作,于世界染织史上从未一见,即此可知顾绣有极其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
清代刺绣,多为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鲁绣、粤绣、湘绣等、京绣、苏绣、蜀绣等,各具地方特色。苏、蜀、粤、湘四种地方绣,后又称为“四大名绣”,其中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绣线配色更具巧思。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享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而出,如丁佩、沈寿等。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苏绣出现了创新作品。光绪年间,余觉之妻沈云芝绣技精湛,闻名苏州绣坛。沈氏30岁时,逢慈嬉太后70寿辰,沈氏绣了“八仙庆寿”的八帧作品祝寿,获赐赠“福”“寿”两字,因而改名沈寿。沈绣以新意运旧法,显光弄色,参用写实,将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表现于刺绣之中,新创“仿真绣”,或称“艺术绣”,针法多变,富立体感。
近代刺绣艺术家沈寿,不但绣艺高超,还分类整理历代刺绣针法,继承顾绣、苏绣传统技艺,并引用西方素描、油画、摄影的表现方法,创造散针、旋针、以表现物体的明暗虚实。她绣制的意大利帝王肖像,在意大利都朗世界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会展出,获世界荣誉最高级之卓越奖。
1911她在年天津开设自立女工传习所,传授绣艺,组办女子师范学校传习所,培养专业人才,晚年病中写成《雪宧绣谱》,总结中国自唐宋画绣、明代顾绣以及她的美术绣所刺绣针法,为我国刺绣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苏绣的发达与创新,延至今日,又形成许多新的刺绣,如乱针绣、束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精微绣、彩锦绣等。另外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织绣,亦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乃成为艺术珍赏之用。故宫所藏之刺绣,多属此类。时代最早者为五代,而用品最多者为清代。经历代的创新发展,各具特色,皆有高度的成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法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欣赏珍藏艺术价值极高。
登幽州台歌作者陈子昂(公元659~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人,唐代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
两次落第: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
得到重用:文明元年(684)进士及第。
陈子昂生性耿直,关怀天下,直言敢谏,一度遭到当权者的排斥和打击。三十八岁辞职还乡,后为奸人所害。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乾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垂拱二年(686),万岁通天元年(696)两次从军北征。
受谗被诬:陈子昂北征,积极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的分裂战争,多次直言进谏,不但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一度遭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击,壮志难酬的陈子昂三十八岁辞职还乡,后被奸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一岁。
轶事典故
伯玉毁琴:陈子昂第二次落第,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古代一种计量单位)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
狱中卜命: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慌惧,使家人纳钱20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殆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
评价: 在初唐到盛唐诗风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陈子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时人和后人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金元好问《论诗绝句》:“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杜甫:“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白居易《初授拾遗》:“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韩愈《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
萧颖士:“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
陈子昂进一步发展了“初唐四杰”所追求的充实,刚健的诗风,彻底肃清了齐梁诗歌中绮靡纤弱的习气,对盛唐诗人张九龄,李白,杜甫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歌特色: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晚次乐乡县》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 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歌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
陈子昂的诗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
子昂遗迹:
陈子昂读书台
陈子昂读书台位于射洪县城北23公里处的金华山上,是初唐诗人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原名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
发展历史:
①旧址在金华山古观之后,今祖师殿一带。唐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陈子昂立旌德碑于读书堂前。
②中唐后政局混乱,战争频仍,学堂因之衰废。
③宋嘉裕年间,邑令庞子明在其遗址建拾遗亭。
④ 明初,拾遗亭已毁,廉承务逍于旧基建屋塑像,并立明远亭于其侧,成化时,县令郭镗立感遇亭。
⑤清初,上述建筑全坍坏。
⑥康熙五十一年,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建方厅一大间,置匾额为古读书台。
⑦道光八至十一年,邑令钱秉德,汪澍移读书台于岭后梧岗山。
⑧光绪六年(1880),知县文芳等捐资劝募,拆去短垣,芟除荆莽,于亭前新建厅三间,翼以回廊曲槛,外置甬道门阁;亭右立精舍三间,亭后辟地增葺大厅三间,额拟留云山馆,游廊环绕,外蔽缭垣;最后砌台竖荷叶亭一大间,额拟涵波临江,建船房三间,小榭一间,已初具规模。此后基本保持原状,略有增修。文革期间被毁。
⑨2006年05月25日,陈子昂读书台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陈子昂墓:
陈子昂墓在今四川省射洪县龙宝乡龙宝山东麓,龙宝山唐时名独龙 山。陈子昂墓面对梓水,右傍涪江,四周青山蔚起,层峦叠翠,平川广陆,流水映带。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之立旌德之碑于墓前,后因字迹磨灭,宋开宝年间郭延谓重建此碑。明成化时,郭堂及扬澄曾先后立诗碑于墓前。清嘉庆时,墓侧有祠,康熙四十八年知县李瑞建,旁有古柏五十八株,犹蔚然翠。文革中,墓被毁,1999年恢复维修陵园,现址为后来砌石恢复土冢原貌。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解职归乡后受人所害,忧愤而死。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轶事典故
伯玉毁琴
陈子昂第二次落第,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古代一种计量单位)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
人物生平少年时期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
两次落第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
得到重用
文明元年(684)进士及第。
陈子昂生性耿直,关怀天下,直言敢谏,一度遭到当权者的排斥和打击。三十八岁辞职还乡,后为奸人所害。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乾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镟迁右拾遗。垂拱二年(686),万岁通天元年(696)两次从军北征。
相关事件
(一)
陈子昂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画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着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二)
父亲的去世,给陈子昂以莫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是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听说陈家钱财富足,就心生歹意,图谋勒索。陈子昂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尚不能满足段简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段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
据说,陈子昂在狱中曾经自己给自己卜过一卦,卦相大凶,陈子昂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不久,他果然死在狱中,时年42岁。
这是《唐书》上的记载,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一直到死,陈子昂都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不知当地县令的“勇气”何来,居然敢敲诈“国家工作人员”,以至于让陈子昂冤死狱中,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陈子昂在朝做官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所以武三思才指示当地的县令如此折磨陈子昂。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陈子昂,根本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
不论怎样,陈子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盖棺论定,新、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所谓“褊”,意即狭小、狭隘;所谓“躁”,意即性急。“褊躁”用在陈子昂身上,也许比较合适。
陈子昂的一生其实就是褊躁的一生,从自我炒作,到大拍武则天马屁,其实都是陈子昂褊躁的表现。但是,陈子昂却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此事载于《唐书》之中。
某日,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家驿站。凶手是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当时徐的身份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刁民杀高官,这显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服务员要杀害朝廷要员呢?标准答案是徐元庆为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我们知道,县尉在古代是县令的属官,专司当地的治安工作。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赵师韫为公事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会,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此事将要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在文章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陈子昂的意思很清楚,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因此,陈子昂建议在对徐元庆处以极刑之后还应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他的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
历史评价<晚次乐乡县>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著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钟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著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
“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 ,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 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文学成就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岑仲勉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载《辅仁学志》第14卷第一、二合期)。 子昂遗迹陈子昂读书台
陈子昂读书台位于射洪县城北23公里处的金华山上,是初唐诗人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原名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
发展历史:
①旧址在金华山古观之后,今祖师殿一带。唐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陈子昂立旌德碑于读书堂前。
②中唐后政局混乱,战争频仍,学堂因之衰废。
③宋嘉裕年间,邑令庞子明在其遗址建拾遗亭。
④ 明初,拾遗亭已毁,廉承务逍于旧基建屋塑像,并立明远亭于其侧,成化时,县令郭镗立感遇亭。
⑤清初,上述建筑全坍坏。
⑥康熙五十一年,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建方厅一大间,置匾额为古读书台。
⑦道光八至十一年,邑令钱秉德,汪澍移读书台于岭后梧岗山。
⑧光绪六年(1880),知县文芳等捐资劝募,拆去短垣,芟除荆莽,于亭前新建厅三间,翼以回廊曲槛,外置甬道门阁;亭右立精舍三间,亭后辟地增葺大厅三间,额拟留云山馆,游廊环绕,外蔽缭垣;最后砌台竖荷叶亭一大间,额拟涵波临江,建船房三间,小榭一间,已初具规模。此后基本保持原状,略有增修。
文革期间被毁。
⑨2006年05月25日,陈子昂读书台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陈子昂的诗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诗三百首 , 国中古诗伤怀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唐代·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
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离别 , 宴饮相思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唐代·陈子昂《晚次乐乡县》
晚次乐乡县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 寓情于景思乡查看更多陈子昂的诗文>>
荆楚文化的介绍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楚文化的五个核心特点? 东周时期,在中国的南方有一支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的区域文化――楚文化,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识。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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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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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功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荆楚文化起源在哪 湖北西部丹江口!
泛指湖北西北荆山之南 襄樊 南漳境内!!!
历史上襄樊南漳有一县城三叮之称:楚 罗 卢戎皆立国于南漳!
楚文化的介绍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河南新郑),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向前发展楚文化。现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河南省东南部、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北部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区;贵州、云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楚文化影响。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
荆楚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异同? 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楚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鄢维新内容提要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鄢维新,男,1958年生,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对于楚文化和巴文化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巴楚文化”人们会觉得既眼熟却又十分陌生。因为就文化现象而言,它已存在了数千年,而就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个刚刚问世不久、蹒跚而行的“稚童”。所以,对巴文化、楚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乍一看会产生十分熟稔的感觉,可细一端详又眼生得很:“巴楚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涵义?!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是两个紧邻却异同互见而互相渗透、吸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文化圈,这两种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渗透、覆盖、吸收与混融,便形成了一种既非纯粹的巴文化,亦非纯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当然是以巴文化为主调)、楚中有巴(以楚文化为主调)的混融性边缘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说,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简单迭加,“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①如果非要给“巴楚文化”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张正明先生的一段话是不能不参照的:“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秦汉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②虽然巴楚文化源于巴、楚文化的交融,但它与巴、楚文化(包括其它一些文化圈)仍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1.从时态上来看,巴、楚文化均可细分为先巴、先楚和后巴、后楚文化,而巴楚文化却没有划分出先巴楚文化时段的必要。因为所谓“先巴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而后巴楚文化则应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先秦巴楚文化的承绪;二是秦汉以后巴、楚文化余绪的相互影响、渗融。这种文化的融合凭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羁縻政策得以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保存下来。2.不论是中原文化,还是巴、楚文化都可以划分为公室(官方、统治者)文化和民俗文化两大块(当然这“二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巴楚文化而言却不能这样划分。因为它没有政治实体可以附丽,故其不存在“公室文化”。如果说,二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的主体成分是该时期的“公室文化”的话,那么,巴楚文化的“公室文化”只能通过巴、楚公室文化来表现,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看来,巴楚文化的主体应在民俗文化之中,就在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交错、交缠、互渗、互补,难分难解”③而产生的巴楚民俗文化之中。3.从空间来看,巴楚文化所生存的地域似应与巴、楚国界相对应。其实不然,巴、楚之间几无定界,无法以此为据。倒是独特的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起到了莫大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④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4.从巴楚文化的形成及其流变来看,它具有独特的过程,它是巴、楚文化反复覆盖、浸润、融>>
湖北省楚文化剧种的特点(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其中的一个,要简洁!) 湖北楚剧 特点:
楚剧具有题材广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厚的特点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旦角表演朴实细腻,唱腔亲切动人,生角讲究从生活出发,注重传统表演程式的运用;丑角则善于运用诙谐的念白和逼真的表演刻画不同形象,对丑恶事物进行辛辣的嘲讽。
楚剧要求演员熟悉本地方言俚语,生活习俗和人情世故,因而保持了浓厚的场方特色和生活情趣。
资料参考:楚剧、湖北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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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号文化,既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在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主要体现在图形、色彩、纹饰、文字方面。首先,图形。图形在符号文化中源于图腾崇拜。东夷部族崇拜蛇图腾,后演变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形。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说:“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以后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形屡见不鲜。当黄帝打败蚩尤后,蚩尤部族的一部分归黄帝。蛇与黄帝部族雷电图腾融合,由简化到复杂,龙图腾产生。从汉朝以后,龙就成为汉族的图腾符号。楚国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后裔。古人认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传说日中有三足乌,后逐渐演变成凤,郭沫若先生认为凤是火中生的,因而作《凤凰涅盘》。楚汉文化融合后,“龙凤”图形出现。因而“龙凤”成为汉文化中吉祥图形,实为徐州地区楚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现先是道教崇尚,后为社会认可的“四神”“四灵”图形符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楚汉文化符号中图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当、汉画像石、玉器,有绘画如帛画、漆画,有铸造如各种青铜器等。其次,色彩。色彩是符号文化的表现载体。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绛、金黄、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红色为主要色彩,所以,刘邦本楚人,自称“赤帝子”建立汉朝后以红色为主要色彩。从徐州汉墓出土漆器多为朱、绛、青三色。尤其是朱、青两色又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到“龙”“凤”两图形都体现了楚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再次,纹饰。在器物上装饰花纹的总称,也称纹样,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隅饰纹样(即角隅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纹饰的主要形式有凤鸟纹、龙纹、云纹、几何纹、花瓣纹、菱形纹、变形龙凤纹、兽面纹、蟠螭纹等等。楚汉符号文化中纹饰体现的器物主要有青铜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等;兵器“戈”、“钺”、“剑”;食器“鼎”、“豆”、“盂”;乐器“钟”;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铜镜、带勾等,尤其是铜镜。楚铜矿丰富冶铜、铸铜业非常发达,青铜器制造非常精美。特别是铜镜,仅长沙楚墓中出土铜镜达500余块,楚汉文化融合后铸铜业向徐州转移。据不完全统计,徐州地区汉墓出土铜镜已近一千块。主要是两汉时期。楚汉铜镜其纹饰有惊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连弧纹、夔凤纹、四神纹、禽兽纹。漆器,如生活用具几、案、盒。葬器,棺椁。乐器有琴、瑟等。纹饰多为龙凤纹、云纹、几何纹、变形凤纹等。最后,文字。中国文字始发甲骨文。“汉字”的出现却是楚汉以后,字在秦时为篆书,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隶)佐书,曰隶书”。程邈加以整理为隶书,汉时才成为通行文字,汉隶汉字。除楚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龙”、“凤”。姓氏中如“熊”、“芈”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6原本楚国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区尚有“熊”姓、“芈”姓“楚”姓、“荆”姓,当然,徐州地区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见之,可见楚汉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符号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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