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达37万件，以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而享有盛誉。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进行评鉴、定级，共有762件（组）文物评定为一级文物。 青铜器。

已登录注册的有3900多件。藏品时代上起商周，下止秦汉。种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其中最为典型的商周青铜器，许多器物（如多友鼎、师献鼎等）上铸有史料价值很高的铭文。造型较为典型的有先周凤柱斝、西周牛尊、它盉、战国鸟盖瓠壶和汉彩绘雁鱼灯等。 唐代墓葬壁画。

馆内收藏400多幅，画面面积1000多平方米。是1952年至1989年先后从陕西关中地区25座唐墓里揭取的。墓主均系唐代三品以上的皇亲国戚和朝廷重臣。画面内容有四神、仪卫、建筑、狩猎、生活及唐与四邻的友好来往等。 历代陶俑。

已注册的有2000多件。藏品时代包括秦、汉、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质地有陶、彩绘陶、釉陶和三彩。艺术形象有文武官员、甲士侍卫、男仆女侍、西域胡人，以及天王、镇墓兽和马、骆驼等各种动物。

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古代陶俑种类多、数量大、等级高，而且产生演变的序列完整，在中国博物馆极为少见，尤其是天真古拙的汉代陶俑和雍容大度的唐代陶俑最为著名。 历代陶瓷器。

已注册的有5000多件。有史前仰韶文化彩陶、西周原始青瓷、汉代釉陶、唐三彩、古玻璃、琉璃、唐秘色瓷和宋耀窑青瓷等。器物种类包括生活用品、文具和殉葬明器等。 历代建材。

已注册的有1000多件。藏品时代上起两周秦汉，下至唐宋明清。器物种类有陶制的瓦、瓦当、砖、昭尾、水道和石刻建材，以及金属建筑构件。 金银玉器。

包括湮金望银的铜器。已注册的有2000多件。其中如西周玉制礼器、春秋秦公大墓出土的金啄木鸟、西汉皇后玉玺、金银竹节铜熏炉和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八棱乐伎金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赤金走龙等，均属举世罕见的精品。 历代货币。

已注册的有10000多件。未清理造册（即不包括在总藏品数之内）的尚有50000多枚和近7000公斤。种类繁多，有西周贝币、战国刀币、秦半两、西汉金、王五株、王莽时的各种货币、唐金银币以及稀有的古代外币。 除上述八大类外，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字画、版本、经卷、织物、骨器、木器、漆器、铁器、石器、印章、封泥，以及近现代文物和民俗民族等文物。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进行评鉴、定级，共有762件（组）文物评定为一级文物，其中十八件（组）被评定为国宝级，居中国博物馆前列。这批国宝文物涵盖了古代壁画、金银器、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各大类别，并以其珍贵而独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而斐声海内外。 镶金兽首玛瑙杯，国之重宝，海内孤品。

唐代酒器，长155厘米，口径59厘米。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更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玛瑙杯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旟鼎，国宝级文物。

西周早期的文物，铸于西周康王时期，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造型敦厚雄伟，纹饰庄重神奇。

旟鼎通高77厘米，口径565厘米。立耳，深腹，平沿方唇，三柱足。口沿下饰浮雕状饕餮纹，地衬细雷纹。三足根部饰大饕餮面。双耳外侧各饰一条曲体上缘的夔龙。腹外壁及底部厚积烟迹，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腹内壁铸有铭文28字。旟鼎承袭商代圆鼎风格，造型厚重庄严，纹饰十分精美，所刻铭文是研究周初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加之铸刻时代明确，被公认为周康王时的标准器，是一尊著名的西周时期的国宝。 五祀卫鼎，国宝级文物。

西周文物，通高365厘米，口径343厘米，腹深195厘米，重115公斤，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出土。

双立耳，三柱足，平沿外折，下腹向外倾垂，鼎外底积结着厚厚的一层烟炱，口沿下饰以细雷纹填地的变形兽体纹腹内壁铸铭文19行207字，记录了一场卫和邦君厉之间因为土地补偿而引起的违约案件。对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有重要作用。鼎内的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上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仍需通过王朝众臣，说明贵族对土地的处分已得到制度上的默认。它是研究西周中期社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对史学界和法学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多友鼎，国宝级文物。

西周晚期文物，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出土。通高515厘米，耳高10厘米、宽116厘米、厚3厘米，腹径50厘米、深31厘米，口沿外折2厘米，重35千克，蹄形足高20厘米，径7厘米。

多友鼎铸于西周厉王时期。腹内壁铸铭文二十二行，二百七十九字，记载了西周历王时期反击猃狁侵犯的一场战争。其铭文是重要的上古文献，对于研究匈奴史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铭文结构凝练，字迹秀丽，又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中的重要篇章。 皇后之玺，国宝级文物。

西汉早期文物，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和田羊脂白玉雕成。1968年陕西咸阳市韩家湾乡狼家沟出土。

玉色纯净无瑕，晶莹润泽。玉质坚硬致密，无任何受沁现象。玺体为正方形，钮为高浮雕的匐伏之螭虎。螭虎形象凶猛，体态矫健，四肢有力，双目圆睁，眼球圆而凸出，隆鼻方唇，张口露齿，双耳后耸，尾部藏于云纹之中，背部阴刻出一条较粗的随体摆动的曲线，6颗上齿也以阴线雕琢。螭虎腹下钻以透孔，以便穿绶系带。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并琢出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4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每个云纹均以双阴竖线与边框相连。阴线槽内残留有部分朱砂。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字体结构严谨大方，笔画粗细均匀，深度一致。《汉旧仪》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印形制与印文正与汉制相合。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皇后合葬的长陵约1公里，推测为吕皇后吕雉之物，是汉代皇后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鎏金银竹节熏炉，国宝级文物。

西汉文物，通高5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33厘米，重257公斤，1981年陕西省兴平县茂陵1号陪葬墓出土。

高柄竹节豆形，盖如博山，通体鎏金鋈银，圈足底盘透雕两蟠龙，均以头承托盘腹，盘腹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雕饰蟠龙纹，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炉口外侧刻铭文一周135字。汉武帝时称“阳信”者惟其姊阳信长公主。阳信家当为汉武帝姐姐阳信长公主家，熏炉原为未央宫之物，后来被赏赐给阳信家。中国古代香炉，以汉晋间流行的博山炉最为精美，而此炉又为所见博山炉中最精美者，是古代罕见的艺术品。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国宝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唐代文物，高143厘米。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壶的造型采用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皮囊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口，上面置有覆莲瓣式的壶盖，壶顶有银链和弓形的壶柄相连，这种形制，既便于外出骑猎携带，又便于日常生活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在设计上的独具匠心。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明皇杂录》载，玄宗曾在宫中驯养舞马400匹，每年8月初玄宗生日时，给这些舞马披上锦绣衣服，按着“倾杯乐”的节拍，跳舞祝寿，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而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马伴奏。亦有诗描写舞马完成表演后的神态：“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棹尾醉如泥。”此壶的舞马形象正好与书中记载相互印证，是十分难得的文物珍品。 阙楼仪仗图，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1971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阙楼图共两幅，内容相同，分别绘于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和西壁，位于仪卫图之前东壁阙楼图高304厘米，宽296厘米；西壁楼图高305厘米，宽298厘米。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大足元年（701年）遭谗言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9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以太子身份陪葬乾陵并号墓为陵。 宫女图，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绘于墓前室东壁南侧。

此画为国宝级文物。画中共9人。为首一人头梳单刀半翻髻，目视前方，双臂交又于腹前，挺胸起步前行，姿容华贵高雅。其后一人头梳螺髻，回头似在向其他人吩咐事情。其余7位宫女头梳半翻髻、螺髻或双螺髻，手中分别持有独台、团扇、如意、方盒、高足杯、拂尘、包袱等物，侧身缓行。其中除2位着男式袍衫外，其它7位皆着窄袖袒胸短襦，肩披丝帛，下穿红、黄、绿等色曳地长裙，脚着如意云头履，画面形象生动，似是侍寝的图景。 马球图，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高229，宽688厘米。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图绘于墓道西壁。

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壁画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与墓道东壁的“出行图”中的古树遥相对应。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狩猎出行图，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高100—200厘米，全长890厘米。1971年陕西乾县李贤墓出土。

原图揭取时分为数幅，画面以青山松林为背景，四十多个骑马狩猎者携弓带箭或持旗或持驯豹鞭，浩浩荡荡地奔驰在长安郊外的大道上，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为两名探路随从，两侧为执旗卫士，最后为两匹辎重骆驼和殿后随从，中间大队人马束腰佩箭，架鹰抱犬、前呼后拥。构图气势磅礴，宏伟壮观，是唐墓壁画中上乘杰作。

画中行走在大队人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着紫袍、雍容端庄的官员，他身无佩箭及箭囊，坐骑是一匹白色“走马”。这种走马只有极少数地位很高的人才可使用。由此分析，骑此白马的人应是章怀太子李贤。 鸳鸯莲瓣纹金碗，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通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67厘米。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碗由锤击成型。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器身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一周，内刻鼓翼云端的飞鸟一只及流云数朵，底沿以小联珠缀成。碗内壁有墨书重量“九两三”（实际称重，为九两半）。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是罕见的艺术作品；而将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这样繁而有序、清淅准确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内，更是唐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出表现。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143厘米，重达1789克。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银罐外观大口短头，罐腹圆鼓，喇叭形圈足，可活动提梁插入焊接在罐肩部的两个葫芦形附耳内，底部为圈足，足与罐体的连接处加焊一圈圆箍，罐体为纯银锤击成型，花纹平錾，鱼子纹地，纹饰鎏金。提梁上饰有菱形图案罐身通体装饰以鹦鹉为主体、周边环绕折枝花，组成两组均衡式圆形图案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栩栩如生，装饰在提梁罐两面，其余空白处以单株折枝点缀。银罐上錾刻的鹦鹉振翅欲飞，鲜活而丰满，恰好与圆浑的外型，饱满的团花相配，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透过这种银罐不仅可以领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同时它那圆浑饱满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题材，也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折射。 三彩载乐驼，国宝级文物。

唐代文物。通高58厘米，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143厘米。1959年西安市西郊牛堡村唐墓出土。

这组乐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舞乐者均穿着汉族衣冠，使用的却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表现的是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这组俑以狭小的驼背作舞台，却承载阵容庞大的乐队来表现当时流行的新舞乐，大胆运用了艺术夸张，充满想象与浪漫。制作工艺精湛，形态逼真传神，使人仿佛耳闻悠扬的乐曲。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釉提梁倒注瓷壶，国宝级文物。

五代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彬县。

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胎质坚细，呈灰白色。釉色淡青而略泛灰，光泽莹润。壶身呈圆球形，虚设的壶盖与壶浑然一体，伏凤式提梁，以花蒂象征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母狮张口为流。球形壶腹刻饰缠枝牡丹。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是耀窑瓷器出类拔萃的绝世珍品。

这件提梁倒灌壶是著名的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铜川市黄堡镇）产品。耀州窑是唐宋时中国北方名窑，时人推崇耀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此壶造型古朴典雅，制作规整精细，纹纹繁褥华丽，尤其是构思奇特，设计巧夺天工，被认为是国内外存世耀州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 黑釉油滴碗，国宝级文物。

北宋文物。出土于陕西渭南。高9厘米、口径302厘米、足径118厘米。

碗大口小足，胎质灰白，通体施黑釉。油层表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称金属光泽的小圆点，这些圆点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滴一样，因此被成为”油滴釉“。油滴釉是黒釉中一个特殊的种类，属于结晶釉。

迄今所见的油滴釉器多出自建窑，胎体较厚，器型较小，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黑釉“油滴”瓷碗，胎体厚重，釉面漆黑。如此之大和如此之美的油滴碗，具有典型的北方窑口的工艺特征，特别是环布碗底的油滴斑点，晶莹透亮，增添迷人的色彩，堪称瓷中珍品。是迄今所见同类器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明清时期金银器的风格义发生了很人变化。金银器造型更加多样化、纹饰更加繁缛、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有的器物所需上序竞达数十甚至上百道，仙是除了珠光宝气，更加富丽堂皇外，既不见唐代金银器那种勃勃生机，也缺乏宋元金银器那种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总之，明清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米或丰满富丽，或清秀典雅的风格，而越来越趋于浓艳、华丽，宫廷气息越来越浓厚。此外，明清两代金银器还再次呈现出与其他器物棚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璧产品，其涉及领域之广，前所未有。如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宅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当然，明清两代的金银器也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大体说来，明代金银器尚未脱堪牛动占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及的。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

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东周时期漆器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不仅使我们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

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

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