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主要有4个:
①强烈的主观色彩,偏爱表现主观思想,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重主观,轻客观和重自我 表现,轻客观模仿
②喜欢描写和歌颂大自然(尤为突出)作者们喜欢将自己的理解人物置身于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及自身理解的美好
③重视民间文学想象比较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朴素自然
④注重艺术效果:异国情调、对比、夸张、人物形象的超凡性
如 李白是我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古典诗歌发展史达到了漫主义的顶。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逐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漫主义风格令其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酒,所以唐代社会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形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了一种群体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的时代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的轻狂之。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的特有个;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的狂傲个,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大显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的天真与不熟。李白因其特殊的质、出、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安史之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结果,落得个流放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的思考,而只是凭感的认识作出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先生传》,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了当时的思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先生传》的典型就在于此。所谓“大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时代的相似,“大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将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形象与阮籍之“大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已渐趋式微,济世活的儒家思想又一次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在新的高度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为李白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漫与痛苦的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泽畔,憔悴几时回”。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之志,因个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天入地、放无羁的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明云澈的圣质,其实这又是孟子。庄子与孟子在李白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格的完。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之时诸子以为本论对传统的天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所以事天也”。他从维养平旦之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秋战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的相似。他们都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在盛唐才俊之士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的不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平治天下也,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长安宫阙九天,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为道,并不起”。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不安,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 后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自我完。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禀赋、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的李太白 李白出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磨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中有豪杰之。赵蕤带侠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露锋芒便一鸣惊,令许多文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由是称誉光赫。”[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金龟换酒,却忆泪沾巾。”《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铿。”《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泣鬼神。”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诸多文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妻、劳动女、宫廷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物,是盛唐时代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观、出的作品。诸如《携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赴会稽戏有此赠》、《在军宴韦司马楼船观》、《邯郸南亭观》、《秋猎孟诸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出金陵子呈卢四首》等等,或以助兴、或观赏艺、或以追怀、或载随。宋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女,别无物与形容”。李白一生有四位夫:许夫、宗夫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所写。 对于李白的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开朗的盛唐时代,则为抒达英逸之的媒介,生活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为盛唐诗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女的歌,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女命运的同”。李白诗的清雅之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肠与侠形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的基本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他把一生著作全部给李冰,李冰把它们编《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祖、同民的炽感,他望自己的才能为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世。诗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漫主义这一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了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来自百度)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起源于屈原的楚辞,浪漫主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在诗歌和戏剧中取得较多的发展,它们感情强烈,善于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夸张。
浪漫主义作品 中还多用夸张、生动的修辞手法,如《楚辞·国殇》是屈原对战士勇敢作战的赞歌,全诗用大量文学手法渲染战斗的惨烈,突出浓重的赞美、歌颂之情。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注重引入飘渺的事物,以大胆、自由的手法着重描写理想中的世界,通过直接抒情表达强烈情感。
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这是极度的夸张;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
1、丰富的想象——超现实的情节。
浪漫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一种创作方法,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话将浪漫主义定义为“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强调其“理想”与人的主观因素。可以说,丰富的想象是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
2、大胆的夸张——无法考究的细节。
夸张指文艺创作中突出描写对象某些特点的手法。作为修辞方式,它是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应该说,大胆的夸张是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
3、强烈的抒情——极端鲜明的爱憎。
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都特别重视对于自己的理想的描绘,并把它和现实对立起来,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由于在描绘理想的过程中,必须从作者的内心感受出发,抒发出自身强烈的主观愿望,所以感情色彩特别浓烈。重理想的表达,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是浪漫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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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浪漫主义文学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浪漫主义文学的含义是“为艺术而艺术”。其特征是强调主观精神、个性解放和情感的自由表现,反对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原则的束缚。在创作方法上,主张运用夸张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以表达强烈的情绪或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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