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陈舜臣写的《敦煌之旅》,并不是专业书籍,只是一本写于1977年的游记而已,然而足以带我们领略洞中天地。作者何其有幸,得到樊锦诗女士和其他专家的亲自陪同,参观了许多现已关闭的洞窟。
作者熟知 历史 典故和背景,不光介绍洞窟,更是对史料和诗词信手拈来,是洞窟之旅,更是文化之旅。他又有日本人的细致和思索,文风亲切,给我这样的非专业爱好者以莫大的满足。
从陈先生的书中,我才知道了莫高窟是何等地辉煌过又是遭遇了怎样地磨难,他驱使我去查阅更多的莫高窟资料,我对艺术的鉴赏力有限,但我对背后的故事久久不能释怀。
莫高窟建造的石窟寺总数恐有上千,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四百九十二个,有一半的洞窟不见了。既有埋在沙里的,也应该有出于结构的不合理而造成崩塌的。经过风沙的侵蚀、日光的暴晒,已存的塑像和壁画也纷纷老化,裂缝、空鼓、划痕、泥渍屡见不鲜 。这些自然的毁坏之外,人类的活动也不甘落后,虽然现如今敦煌研究院花大力气保护与修复,然而终归这些瑰宝要消失的。
莫高窟最早的开凿时间,一说是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也有一种说法是永和九年353年(这一年,王羲之在东南写了兰亭集序,西北开始开凿莫高窟,显得更有戏剧性),不管怎样,历经五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归义军、吐蕃、宋、回鹘、西夏、元等时代1000多年的连续修凿,显示中原之外的文明一点都不逊色。
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逐渐湮没于大漠荒芜中。直到清代之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清代对很多佛像进行了修复,然而,这些修复之后的塑像,脸上涂着惨白的粉,俗不可耐。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最近“毁容式”修复的新闻,这看来一直都有 历史 渊源的,想想乾隆的迷之审美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1年,被苏联红军赶走的白俄残余几百人流亡到新疆,在甘新两省政府的安排下,白俄人住进了洞窟,生火做饭的烟熏黑了壁画,而且白俄人也乐于享受,专捡大的、精美的洞窟居住,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伤。
这一切都令人遗憾,另外还有一些人的行径令人痛恨。
美国人华尔纳,时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16年来华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敦煌,剥离莫高窟二十六幅壁画和几尊塑像。据说他原本还计划大批量地剥离壁画,不料遭到闻讯从二十公里外的敦煌城匆匆赶来的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美国考察团无法再对壁画下手,只好作罢。
华尔纳的行为臭名昭著,然而另外有人有类似的行为,却成了英雄,即便是在国内的文化圈也对这些盗窃者赞誉有加,我实在不能理解。
王圆箓是个道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住在16号洞窟里,清末乱世,儒教、道教、佛教却无可救药地混杂在一起。一天,他偶然在16号洞窟的墙上发现了一扇通往一个小洞窟的已经被封死的门。
17号洞窟——藏经洞被发现了。
这个洞窟里面没有塑像,在从地板到天井的空间里,摞满了各种古代文本。王道士向官府做了汇报,官府作出了具有鲜明官府特色的指示:暂且封存保管!
然而由于官府的有眼无珠,外国人闻风赶到,先有英国人斯坦因,后有法国人伯希和,另外还有俄国人和日本人。
斯坦因只用区区四块马蹄银,就换走了大批文物。古文献、古美术品装了满满二十九大箱。由于将敦煌文物献给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的功绩,他后来被英国王室授予“爵士”的称号。
斯坦因究竟拿走了多少敦煌文物?几乎数不胜数。其中既有长达十八米的经卷,又有一页纸的残缺件,总数超过一万件。七十多年过去,大英博物馆对这些文物的整理仍未完成。
第二年,一位更可怕的人物来到。他就是法国人伯希和。斯坦因不懂汉语,伯希和则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的学者,他说动了王道士,进入藏经洞,夜以继日地逐一翻阅,花了三个星期,精选出藏经洞中学术价值与考古价值最高的文物。
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下”了大约五千件文物。虽然从数量上看比斯坦因的少,却全部是精品,其品质远高于斯坦因所得的玉石混淆的经卷和图画。伯希和拿走的这些精品,大部分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在藏经洞发现敦煌遗书之前,中国古典研究的文本最早只能上溯到宋代。而藏经洞的敦煌文书几乎都是宋以前的文物。文献类文物便达5万余件,涉及多领域和多语种,可谓“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为什么会有这个藏经洞?据猜测是为了防止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可能带来的破坏,便进行了砌墙封存, 但文物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立即引发了一场文化的掠夺与瓜分。
许多文化圈内的人包括国内学术圈都认为应当客观地看待伯希和,他是中亚文化的发现和保护者,正是伯希和带回法国的那部分文献和资料,经整理后成立了敦煌学,使敦煌莫高窟艺术名扬天下。
这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哀伤的事实,无法轻言到底是幸还是不幸,首先不论再怎样高的学术成就,也终归否定不了窃贼和强盗的事实。然而他的确让许多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就像一个孩子,在贫穷的家里得不到好的教育,富人抢走了这个孩子,说,我把你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抢走孩子的富人吗?
另外,傲慢的欧洲人,凭什么以为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斯坦因还剥走了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他在书中写道,“如果壁画留在柏孜克里克,恐怕会被破坏,因此我们就把壁画带到’文明’之地保存”。完全是一副以恩人自居的口吻。
事实是柏孜克里克的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中,由于疏散不及,约有半数化为灰烬。
陈舜臣说,“‘文明’啊,请不要自大”!
还有一部分人说,如果留在中国,也不会逃过一场场浩劫。
这批文物安眠近千年时间不受惊扰;而文革期间,由于中央的保护指令和敦煌人的悉心守护,莫高窟得以完整地存留下来未受破坏。
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女士,既努力恢复传统又有创新。在修复方面,她和她的团队给洞窟安装窟檐,清理发掘被埋没的洞窟、堵上不合理的通道以防崩塌,改善鸣沙山的岩质、栽种防风林,制作艺术品的复本……
在创新方面,她主持建设了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利用设施,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会循环播放一部时长20分钟的主题**《千年莫高》,用现代化的影像替代洞窟的真面目,减少游客在莫高窟的滞留,这是她为莫高窟和普通游客做出权衡之举。这对大多数的外行游人来说,足以满足他们的观光兴趣了。
这些佛像、壁画和洞窟,终归都要如同佛家的灰身灭智一样,化为灰尘,樊女士这些敦煌人,才是真正想尽各种办法保护莫高窟的人。其实很好理解,自己的孩子自己才会疼惜,欧美学者的研究心态,和我们自己人的心态,肯定不会一样。
时代在变化,祝愿我们的国家,再不要做任人欺辱的贫穷的母亲,尽快成为人人望而生敬生畏的富爸爸,不用起征战之喧嚣,也无需示威之傲慢,就像敦煌的名字,敦,大也,煌,盛也。度过了令人沮丧的沉沦,重回盛大的优雅。
道士下山:曝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事件
什么叫敦煌遗书学术界的定义是敦煌出土的公元四至十一世纪古写本及印本,系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道士,名王圆箓
然而,王道士这次发现,并没有人为之欢呼,也没有人表扬,文化名人余雨先生甚至曾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未成功臣,反当罪人。为什么笔者想来原因很多,说到底就一句话:发现的不是时候!
●一个小道士的大发现
人们记得王圆禄,只因他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正由于他不经意间的发现,使他一下子成为名人。
历 史定格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湖北麻城籍道士王圆禄偶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 5-11世纪的珍贵写本得以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而今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 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被称 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遗书发现者道士王圆箓
王 圆禄(1850-1931年)又作圆箓,多被称为“王道士”。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迫 于生计,王圆箓逃离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大约在光绪 23年(1897年),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禄而言,这 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 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编号为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 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 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
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唐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王道士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们来换取一些功德 钱。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不料廷栋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 趣。但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以至于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 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士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 般,并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 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 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仅给 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 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虽然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持。尤以英斯坦因和法伯希和为最。
斯 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圆箓沟通时,王圆禄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木书卷的请 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 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 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圆禄的信任。显然,王圆禄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禄仍然坚持不让斯 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 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 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 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禄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禄专门收集的,均为 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伯希和不仅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而且极富语言天才,至少会讲13种语言。对汉语犹为精通,古汉语中的文言文他都能看懂。
1908 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 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 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 希和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换得了藏经洞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 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 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 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 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 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 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
9 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 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 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 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甘 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1910 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 员抽取挑选,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 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 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1931年,王圆禄80岁高龄死去。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禄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编辑本段莫高之窟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一个有1600余年汗青的旷世奇葩。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还有唐宋木构修建五座。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南边和北边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莫高窟的艺术是融修建、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现存洞窟49二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修建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修建、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湛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无缺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引起国表里学者极大的注意,形成为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类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类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体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佛教史迹画,体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汗青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糊口场景、衣冠衣饰制度、古代修建造型以及音乐、跳舞、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汗青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供参观的洞窟较有影响的是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等。西方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藏书楼"。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据记录,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囫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1500年,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没有办法分辨患上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剥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修建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这篇文章献及各类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跨越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莫高窟的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盘事迹的造像。由于莫高窟的岩质疏松,没有办法进行雕刻,工匠们用的是泥塑。唐朝以前的泥塑在其它地方很少保存下来,因此莫高窟的大量彩塑更为贵重难患上。
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及各类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类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泼醅、婚丧嫁娶、商旅来往、使者交会、弹琴吹打、歌舞百戏…社会上万象,林林总总。
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璨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丰富多彩。那雄伟浑厚高达十几米的伟大佛像;灵巧精致仅有十余厘米的小菩萨;场面宏大、人物繁密的巨幅经变;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单幅人物画无都使人印象深刻。
飞天,是佛教中称为喷鼻音之神的能吹打、善飞舞,满身异喷鼻而美丽的菩萨。唐代飞天更为丰富多彩,气韵生动,她既不像希腊插翅的天使,也不象古代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艺术家用绵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捷的女性身躯漫天飞舞。飞天是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在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当时的一些社会糊口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跳舞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衣饰资料。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修建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汗青。美术史上记录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往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90七、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藏书楼收藏。1年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地制造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偷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
中国从四十年代起建立了莫高窟的学术研究和保护机构;六十年代对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进入了现代科学保护时期。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是中国唯一的石窟类文物保护研究陈列机构。该中心陈列部设有录相演播厅和三个展区,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发展过程的概况在此患上以展现,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敦煌石窟和敦煌佛教艺术,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莫高窟(英文名称:Mogao Caves)于1987年12月按照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编号:200-004)。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莫高窟地处亚欧大陆桥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二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节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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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878年5月28日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开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1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 Vivantes),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
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后期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但其《元朝秘史》研究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二书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单行本极少。大多数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中,如《河内远东学报》、《通报》、《亚洲学报》等。考古学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 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笔记》(1981—1984)。
1932 年底,伯希和为调查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
1935 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 二是以1936 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1945年10月29日伯希和去世。
伯希和本人曾写过一批敦煌学论文。他一生中始终注重于其著作中徵引敦煌文书。但他生前未出版过一部专著。自从他1945年逝世,到2000年的五十多年间,其弟子和其他学者们,共出版其遗作十卷。
莫高窟 Dunhuang Caves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仅存的部分经卷,现在陈列于北京故宫等处。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 上下排列五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形如蜂房鸽舍,壮观异常。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号为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
莫高窟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保留有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492 个,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两千身,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若把壁画排列,能伸展3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画廊。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着对敦煌艺术极感兴趣,不断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敦煌壁画容量和内容之丰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媲美的。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都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神怪画和供养人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这里有高达33米的坐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绝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是一座大型雕塑馆。
莫高窟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是一部形象的百科全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于1991年授于"世界文化遗产"证书。
外国的旅游者的评价对莫高窟的评价是:
"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
"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画廊。"
"它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一直到清代的一千五百年间,在三华里长的鸣沙山上壁上,密密层层地建造了四百八十多个洞窟,布满了彩塑佛像和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彩色佛像共有两千多身,最大的一个高达三十三米。壁画的技巧高超,数量惊人,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可排成五十多华里长的画廊。此外,在一个封闭的石室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价值极高的古代经卷,文书,画卷等。
从市区至莫高窟约有25公里,汽车行驶约25分钟左右。莫高窟谷称千佛洞,这里并不是指有一个千个佛或一千个洞窟,佛语泛指有许许多多的佛和洞窟。在我国有四大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的莫高窟,之所以莫高窟的声誉远远超越其他石窟。其原因一是敦煌莫高窟开凿年代较早,迄今已有1643年的历史;二是规模宏大,现保存完好的洞窟492个,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排列着,错落有致,绵延1600多米;三是雕塑,壁画十分精美,现存彩塑2499身,壁画45000平方米,有人称敦煌莫高窟既是一大雕塑馆,又是一个佛教艺术画廊。
据莫高窟的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又好像香音神在金光中飘舞,一心修行的乐尊被这奇妙的佛光影景象感动了,他认为这就是佛光显现,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乐尊顶礼膜拜,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佛门弟子、达宫贵人、商贾百姓,善男信女都来这里捐资开窟,从4世纪至14世纪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经久不衰。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注意。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概 况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千”意为多。它位于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石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五层,最高处达50米。现存洞窟492个,可供参观洞窟10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1900年在莫高窟偶然发现了“藏经洞”,洞里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文物五、六万件。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之美、文化内蕴之丰富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珍贵资料,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建筑艺术 现存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的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我国民族形式。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
彩塑艺术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 17窟唐代河西都憎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我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壁画艺术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 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敦煌艺术 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佉卢文、回骨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 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编辑本段]主要建筑
洞窟:现存洞窟735座,内有壁画、彩塑等文物
九层楼:洞窟编号第九十六号,始建时仅有四层楼,后五层是后来修建的,内有一尊大佛,是世界“室内第一大佛”
藏经洞陈列馆:陈列着跟藏经洞有关的文物
莫高窟陈列馆:位于售票处对面,陈列着莫高窟出口文物及由专家以1:1比例重现的几座洞窟。
藏经洞: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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