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言文盗牛的字词解释、译文、启示
1、有盗牛而被拘者,其熟人过而问曰:“汝何事?”答云:“晦气撞出来的。”问:“晦气何能自来?”曰:“适在街上信步,见地上草绳一条,以为有用,遂拾之。”问曰:“然则罪何至尔?”复对曰:“绳头还有一小牛。”问者愕然。
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以后将为改过。子既已赦宥,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或问:“此人既为盗,畏君闻之,反与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盗其骏马食之,乃赐之酒。盗者不爱其死,以救穆公之难。今此盗人能悔其过,惧吾闻之,是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劝为善也。”
翻译:有个偷了牛被抓的人,他的朋友探望他并且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抓?”他回答说:“晦气碰出来的。”熟人问:“你的晦气怎么能自己来呢?”他说:“我正好在街上散步,看到地上有一条草绳,认为它有用处,于是把它捡起来了。”熟人问道:“既然这样,那么你有什么罪呢?”他又答道:“绳头上还拴着一只小牛!”于是问的人露出一脸惊讶的神情。
当时,国都中有一个偷牛的人,牛的主人抓到他。偷牛的人说:“我遇到牛一时被利欲迷惑,从今后将改正,您既然宽恕了我,希望不要让国君烈王知道这件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烈王,烈王把一匹布赠给了盗牛者。有人说:“这个人已经做了盗贼,害怕你 知道,你反而给他布,为什么?”烈王说:“以前的秦穆公,有人偷了他的骏马把马吃了,秦穆公却赐给他们酒。偷马的人不吝惜生命,来解救秦穆公的灾难,现在这个偷牛的人能够悔过,害怕我知道,这是有羞耻之心,是善心将要产生了,所以给他布劝他做善事。”
1、者:……的人。
2、拘:拘留。
3、盗:偷。
4、过:探访。
5、何:发生。事情;怎么。
6、适:正巧,恰巧,适逢。与 方 同意。
7、信步:随意走走。信还有书信,真实,守信用的意思。
8、以为:认为。也有和现在以为一样的意思
9、遂:于是,就。
10、然则:既然这样,那么。
11、复:再,又。
12、对:回答。
13、愕然:吃惊的样子。
14、临:将要。
15、云:说。
做了错事,还要强词夺理,死不认账终究会被人所唾弃,只要勇于承认并能及时改正,一定会得到宽容的。
2 初中文言文“借”字的解释借
动词义:
1、形声字。从人昔声。本义:借;借进;借出。
借进:
借,假也。——《说文》。朱骏声曰:“即藉字之转注。古只作藉。”
借,假借也。——《广韵》
借无不给。——《晋书·阮裕传》
借旁近与之。——宋·王安石《伤仲永》
允修借书。—— 清·袁枚《黄生借书说》
书非借不能读也。清·袁枚《黄生借书说》
借出:
有马者,借人乘之。——《论语·卫灵公》
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
2、帮助。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文天祥《念奴娇》
动词义:
1、假托;借口。
若苟有以藉口。——《左传·成公二年》
2、凭借;依靠。
借子杀之。——《墨子·公输》
其可以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韩非子·孤愤》
借天降大雨。——《广东军务记》
借寨墙为蔽。——清· 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
借征入境。——[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
连词义:
1、相当于“假使”“假设”“假如”“即使”。
借第令母斩。——《史记·陈涉世家》
3 文言文启蒙读本盗牛解释原文:有盗牛而被拘者,其熟人过而问曰:“如何事?”答云:“晦气撞出来的。”问:“晦气何能而来?”曰:“适在街上信步,见草地上草绳一条,以为有用,遂拾之。”问曰:“然则罪何至尔?”复对曰:“绳头还有一小牛。”闻着愕然。
翻译:有一偷牛者被抓捕,熟人路过看到他问:“因为什么事呀?”他说:“晦气来了倒霉呀,”又问:“你的晦气从那里来的呀”他说:“刚才在街上走去,看到草地上有一条绳子,觉得有用,就捡起来了,”熟人问道,那你有什么罪呀?”他又答道,绳子上拴着一头牛呀!熟人听到不禁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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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文言文 租牛待赎 的翻译宋·范仲淹《租牛待赎》白话释义:
吴门董个亭的封翁,他们家世世代代积德行善,被乡人称颂。曾经因为年成不好(年成歉收),他见到农夫无力度过年终,把耕牛卖给屠宰场,于是倡议邀请乡绅聚集资金,在城外开辟了一个园地,依照农夫卖耕牛的价格,将牛买下放养。
春天耕作时,任凭本人将牛赎回,每年救活的牛(使牛活下来的)数量无法计算。他的儿子封国华成为进士、入翰林院(任翰林学士),后转任御史,做了郡守监司。二儿子封国琛也乡试中第,人们都说这是封翁应得的善报。
原文:
吴门董个亭封翁,其家世积善,为乡人所称。尝以岁歉,见农夫无力卒岁,以耕牛售诸屠肆,乃倡义邀绅士集赀,于城外辟一园,如所售之价,买牛而牧之。
春作时,听本人取赎,每岁活牛无算。其子(国华)成进士、入翰林、转御史,为郡守监司。次子(国琛)亦登贤书,人皆谓封翁应得此善报也。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
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 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5 文言文《文彦博》翻译出自《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原文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
其先本敬氏,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讳改焉。少与张昪、高若讷从颍昌史炤学,炤母异之,曰:“贵人也。”
待之甚厚。及进士第,知翼城县,通判绛州,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
西方用兵,偏校有监陈先退、望敌不进者,大将守著令皆申覆。彦博言:“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
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峻,将何以济?”仁宗嘉纳之。黄德和之诬刘平降虏也,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说以证。
平家二百口皆械系。诏彦博置狱于河中,鞫治得实。
德和党援盛,谋翻其狱,至遣他御史来。彦博拒不纳,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
今案具矣,宜亟还,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诛。
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
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十日,知有备,解去。
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连进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改益州。尝击球钤辖廨,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
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
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荐张环、韩维、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劝以厉风俗。
与枢密使庞籍议省兵,凡汰为民及给半廪者合八万,论者纷然,谓必聚为盗,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
脱有难,臣请死之。”其策讫行,归兵亦无事。
进昭文馆大学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因之登用。
介既贬,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至和二年,复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为庆,语见《弼传》。
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内侍史志聪问状,对曰:“禁密不敢漏言。”
彦博叱之曰:“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如天子起居,欲何为邪?自今疾势增损必以告,不尔,当行军法。”又与同列刘沆、富弼谋启醮大庆殿,因留宿殿庐。
志聪曰:“无故事。”彦博曰:“此岂论故事时邪?”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上变,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乱。
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问都虞候何如人,怀德称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则卒有怨,诬之耳。
当亟诛之以靖众。”乃请沆判状尾,斩于军门。
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垅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庭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e69da5e6ba90e799bee5baa631333337616634安。
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以其状白执政。
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诘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 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
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无得复然。”
二人退,乃出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僣言,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 彰灼,于中宫不安。”
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复使二人往。
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继隆默不敢对。
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归第。
当是时,京师业业,赖彦博、弼持重,众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
彦博闻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吴中复乞召还唐介。
彦博因言,介顷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时以彦博为厚德。
久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国公,改镇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镇成德,迁尚书左仆射、判太原府。
俄复镇保平、判河南。丁母忧,英宗即位,起复成德军节度使,三上表乞终丧,许之。
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与富弼等乞立储嗣。仁宗许焉,而后宫将有就馆者,故其事缓。
已而彦博去位,其后弼亦以忧去。彦博既服阕,复以故官判河南,有诏入觐。
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闻力之有?兼陛下登储纂极之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与焉。”
帝曰:“备闻始议,卿于朕有恩。”彦博逊避不敢当。
帝曰:“暂烦西行,即召还矣。”寻除侍中,徙镇淮南、判永兴军,入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熙宁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曹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
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著。”固辞乃止。
夏人犯大顺,庆帅李复圭以陈图方略授钤辖李信等,趣使出战。及败,乃妄奏信罪。
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诛信等,秦人冤之。庆州兵乱,彦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
尧(谥号),姓伊祁(伊耆),名放勋,古唐国(今山西临汾翼城)人,五帝之一。尧十三岁辅佐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尧号曰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都于蒲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尧从父亲帝喾那里继承帝位,并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 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秦观一 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苏轼过扬州,亲自看望秦观,正巧孙觉、王巩亦在高邮,乃相约游东岳庙,载酒论文,吟诗作赋,一时传为佳话。秦观生前行踪所至之处,多有遗迹。如浙江杭州的秦少游祠,丽水的秦少游塑像、淮海先生祠、莺花亭;青田的秦学士祠;湖南郴州三绝碑;广西横县的海棠亭、醉乡亭、淮海堂、淮海书院等。秦观墓在无锡惠山之北粲山上,墓碑上书“秦龙图墓”几个大字。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汉族,明末清初辽东锦州人,祖籍江苏高邮市界首镇六安村,身高约合现今173米,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侯最少年”。中文名:吴三桂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612年逝世日期:1678年10月2日庙号:周太祖谥号:开天达道同仁极运通文神武高皇帝政权:周年号:昭武目录坎坷生平 衡州称帝 吴三桂衡阳建都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永历皇帝的绝笔信 吴三桂与《圆圆曲》 相关诗词 喝火令 醉高歌冲冠—怒为红颜 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评价 《鹿鼎记》中的吴三桂坎坷生平衡州称帝 吴三桂衡阳建都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永历皇帝的绝笔信吴三桂与《圆圆曲》相关诗词 喝火令 醉高歌冲冠—怒为红颜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评价《鹿鼎记》中的吴三桂展开编辑本段坎坷生平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 吴三桂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降清,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近北京 ,崇祯帝飞檄加封他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奉旨入援京师,十六日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二十日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煤山),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退保山海关。李自成后曾多次招他归降,吴三桂再三犹豫,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 ,请清兵入关灭贼。李自成闻知此讯,4月13日,亲率大军十万号称二十万,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22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清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关。吴三桂与清军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平西王。 不久,吴三桂又为清军先锋,追击李自成,并平灭陕西等地的流寇余部,并灭四川军阀张献忠,结束了其在四川建立的暴虐政权。清顺治十四年(1657),会同清军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等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引兵入缅,迫缅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清廷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兼辖贵州省,永镇云贵。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 顺治十七年,朝廷以赋税不足,令吴三桂裁减兵员。吴三桂将绿营及投诚兵从六万人减至二万四千人,汰弱存强,留下的全是精锐之师。清廷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联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挥军入桂、川、湘、闽、粤诸省,战乱波及赣、陕、甘等省,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叛乱,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称衡州为“应天府”,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其本人也开始蓄发,改穿明朝皇帝冠袍。同年秋在衡州皇宫病死 。其孙吴世璠继位衡州,退据贵阳、云南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昆明被围,吴世璠自杀,余众出降。吴三桂的子孙后代几乎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其中一些为躲避诛九族,在贵州、云南部分地区隐居数百年。《清史稿》有吴三桂本传。 本是大周皇帝的天子命,却为大清朝打下半壁江山的人,敢为爱情失去江山的人,使一代枭雄李自成命丧其手的人。诸多的悲剧与无奈造就了他色彩鲜明、复杂多变的人生性格: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然而,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却又是最最关键的筹码。曾左右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多是毁誉参半、亦扬亦抑的。很难勾勒出他本身的性格及其演绎出的那些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人生变故。 编辑本段衡州称帝吴三桂衡阳建都 1678年4月22日,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加冕典礼,定国号为“周”[1]。 吴三桂,明崇祯时为辽东总督。李自成攻陷北京,掳去吴三桂爱妾陈园园,“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降清,为建立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康熙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削藩,降旨令吴三桂归老辽东。吴三桂在云南、贵州兵精将广,俨然小王国,不甘失去到手的大权,便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初二日筑坛于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称衡州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加封文武百官。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然而好梦不长,吴三桂忽患重病,于八月十五日深夜在皇宫死去,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皇孙”吴世璠衡州继位。翌年正月初,臣属们抬着吴三桂的棺材,拥吴世璠离开衡阳,经宝庆入贵州,大元帅马宝留守衡阳。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吴三桂称帝古钱漳州诏安首现 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并铸造的「昭武通宝」钱币在漳州诏安发现[2]。这枚古 吴三桂政权古铜钱“昭武通宝”[3]铜钱直径35厘米,孔径08厘米,正反面都是篆体字,正面文字为 「昭武通宝」,背面为「壹分」。 吴三桂称帝后的「大周」政权铸造了一批「昭武通宝」及「利用通宝」钱币,两钱并行,传世的“昭武通宝”有平钱及壹分钱二种,平钱有篆楷二种,人称“小昭武”。壹分钱人称“大昭武”,存世仅见篆书一种。流通范围为湖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区。清政府平乱后,严禁「昭武通宝」下令一律收缴,因而「昭武通宝」绝大多数被付之一炬。当地专家称,该钱币在诏安首次发现,对研究当时的衡制、重量、度衡有一定的价值。 周王吴三桂政权文县守御所印 “文县守御所印”印,印面76×76cm,通高10cm。[4] 文县守御所印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 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府官印基本相同。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个人荣誉
《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在山西有许多有关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
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又如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民谣云:
悔不该嫁给买卖郎,
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清人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如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霄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爱我,眠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50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云:“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杼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榇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二十三岁,子仪二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氏扰之。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如祁县富商乔氏始祖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30多岁。他如果在包头结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选。但是他想:如果在包头结婚后祖宗坟头无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为好。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慧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一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的还报之意。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钱来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结果富商娶了个小寡妇。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虑要门当户对。如祁县乔氏在成为富商大族后,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赵氏为太谷同知赵某女。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某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乔是仪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因为有了钱就美满。如祁县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民国10年2月28日《民国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并未嫁林,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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