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的主要事迹介绍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 辩论 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 留学 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 经验 ，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 其它 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 ，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 总结 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 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 麻将 。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 国画 ，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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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行》此诗描绘了秋天景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

《山行》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诗。作者以情驭景，敏捷、准确地捕捉足以体现自然美的形象，并把自己的情感融汇其中，使情感美与自然美水乳交融，情景互为一体。全诗构思新颖，布局精巧，于萧瑟秋风中摄取绚丽秋色，与春光争胜，令人赏心悦目，精神发越。

原文如下：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译文如下：

深秋中沿着弯曲的小路登上远山，在那白云生成的地方居然还有人家。

停下车来是因为喜爱深秋枫林的晚景，染过秋霜的枫叶胜于二月红花。

词句注释如下：

⑴山行：在山中行走。

⑵远上：登上远处的。寒山：深秋季节的山。石径：石子铺成的小路。

⑶生：明万历赵宦光刊本《万首唐人绝句》、明高棅编《唐诗品汇》、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和康熙《御定全唐诗》作“深”。

扩展资料：

这首诗记述了一次远山旅行，其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证。作者秋登寒山，有了充满诗意的发现，于是创作此诗以记之。

“远上寒山石径斜”，写山，写山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蜓伸向山头。“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斜”字与“上”字呼应，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

“白云深处有人家”，写云，写人家。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在白云飘浮的地方，有几处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这里的“人家”照应了上句的“石径”，——这一条山间小路，就是那几户人家上上下下的通道。

这样就把两种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有白云缭绕，说明山很高。诗人用横云断岭的手法，让这片片白云遮住读者的视线，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那白云之上，云外有山，一定会有另一种景色。

——山行

杜牧·山行①

　　标题

　　《山行》

　　作者

　　(唐)杜牧

　　体裁

　　七言绝句

　　原文

　　yuǎn shàng hán shān shí jìng xiá

　　远上寒山石径斜,

　　bái yún shēng chù yǒu rén jiā

　　白云生处有人家

　　tíng chē zuò ài fēng lín wǎn

　　停车坐爱枫林晚,

　　shuāng yè hóng yú èr yuè huā

　　霜叶红于二月花。

　　 译文

　　石路蜿蜒远远地伸向山崖，白云升腾处依稀有些人家。停车只是因为喜爱傍晚的枫林，经霜枫叶竟红过二月的鲜花。

　　注释：

　　1．山行：在山中行走。

　　2．寒山：指深秋时候的山。

　　3．径：小路。

　　4．斜：此字读xiá

　　5．白云生处：白云缭绕而生的地方。

　　6．坐：因为；由于。

　　赏析

　　诗歌通过诗人的感情倾向，以枫林为主景，绘出了一幅色彩热烈、艳丽的山林秋色图。远上秋山的石头小路，首先给读者一个远视。山路的顶端是白云缭绕的地方。路是人走出来的，因此白云缭绕而不虚无缥缈，寒山蕴含着生气，“白云生处有人家”一句就自然成章。然而这只是在为后两句蓄势，接下来诗人明确地告诉读者，那么晚了，我还在山前停车，只是因为眼前这满山如火如荼，胜于春花的枫叶。与远处的白云和并不一定看得见的人家相比，枫林更充满了生命的纯美和活力。

　　简析

　　这是一首描写和赞美深秋山林景色的小诗。

　　首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由下而上，写一条石头小路蜿蜒曲折地伸向充满秋意的山峦。“寒”字点明深秋季节；“远”字写出山路的绵长；“斜”字照应句首的“远”字，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由于坡度不大，故可乘车游山。

　　次句“白云生处有人家”，描写诗人山行时所看到的远处风光。一个“生”字，形象地表现了白云升腾、缭绕和飘浮种种动态，也说明山很高。“有人家”三字会使人联想到炊烟袅袅，鸡鸣犬吠，从而感到深山充满生气，没有一点儿死寂的恐怖。“有人家”三字还照应了上句中的“石径”，因为这“石径”便是山里居民的通道。

　　第三句“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坐”字解释为“因为”。因为夕照枫林的晚景实在太迷人了，所以诗人特地停车观赏。这句中的“晚”字用得无比精妙，它蕴含多层意思：（1）点明前两句是白天所见，后两句则是傍晚之景。（2）因为傍晚才有夕照，绚丽的晚霞和红艳的枫叶互相辉映，枫林才格外美丽。（3）诗人流连忘返，到了傍晚，还舍不得登车离去，足见他对红叶喜爱之极。（4）因为停车甚久，观察入微，才能悟出第四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样富有理趣的警句。

　　“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全诗的中心句。前三句的描写都是在为这句铺垫和烘托。诗人为什么用“红于”而不用“红如”？因为“红如”不过和春花一样，无非是装点自然美景而已；而“红于”则是春花所不能比拟的，不仅仅是色彩更鲜艳，而且更能耐寒，经得起风霜考验。

　　这首小诗不只是即兴咏景，而且进而咏物言志，是诗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表露，志趣的寄托，因而能给读者启迪和鼓舞。

　　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诗里写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这些景物不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主有从，有的处于画面的中心，有的则处于陪衬地位。简单来说，前三句是宾，第四句是主，前三句是为第四句描绘背景、创造气氛，起铺垫和烘托作用的。

　　“远上寒山石径斜”，写山，写山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蜓伸向山头。“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斜”字与“上”字呼应，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

　　“白云生处有人家”，写云，写人家。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在白云飘浮的地方，有几处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这里的“人家”照应了上句的“石径”，—这一条山间小路，就是那几户人家上上下下的通道吧？这就把两种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有白云缭绕，说明山很高。诗人用横云断岭的手法，让这片片白云遮住读者的视线，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在那白云之上，云外有山，定会有另一种景色吧？

　　对这些景物，诗人只是在作客观的描述。虽然用了一个“寒”字，也只是为了逗出下文的“晚”字和“霜”字，并不表现诗人的感情倾向。它毕竟还只是在为后面的描写蓄势—勾勒枫林所在的环境。

　　“停车坐爱枫林晚”便不同了，倾向性已经很鲜明，很强烈了。那山路、白云、人家都没有使诗人动心，这枫林晚景却使得他惊喜之情难以抑制。为了要停下来领略这山林风光，竟然顾不得驱车赶路。前两句所写的景物已经很美，但诗人爱的却是枫林。通过前后映衬，已经为描写枫林铺平垫稳，蓄势已足，于是水到渠成，引出了第四句，点明喜爱枫林的原因。

　　“霜叶红于二月花”，把第三句补足，一片深秋枫林美景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诗人惊喜地发现在夕晖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真是满山云锦，如烁彩霞，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还要艳丽呢！难能可贵的是，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诗人没有象一般封建文人那样，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哀伤叹息，他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秋色美，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有一种英爽俊拔之气拂拂笔端，表现了诗人的才气，也表现了诗人的见地。这是一首秋色的赞歌。

　　第四句是全诗的中心，是诗人浓墨重彩、凝聚笔力写出来的。不仅前两句疏淡的景致成了这艳丽秋色的衬托，即使“停车坐爱枫林晚”一句，看似抒情叙事，实际上也起着写景衬托的作用：那停车而望、陶然而醉的诗人，也成了景色的一部分，有了这种景象，才更显出秋色的迷人。而一笔重写之后，戛然便止，又显得情韵悠扬，余味无穷。

　　作者简介

　　杜牧(803～852) 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生平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后。 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著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生性耿介，不屑逢迎权贵，仕宦不很得意，从而对社会政治持清醒的批判态度。但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又造成他纵情声色、颓废放任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流艳事"流传。 文学创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长篇如《郡斋独酌》，着重表现诗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拯物济世的抱负,直抒胸臆,感激淋漓。《感怀诗》反映唐王朝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历史，画面宏伟，意气纵横，可与其《罪言》并读（翁方纲《石洲诗话》）。余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等，都能用质朴的口语、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历来传诵人口。而象《赤壁》、《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类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警拔精悍，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一新耳目。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放浪不羁、流于颓唐轻薄的作品如《遣怀》、《赠别》，属于消极的部分。 杜牧的诗歌具有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把他的诗风和李商隐加以比较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指明了两人的区别。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情致婉约，前人用"俊爽"二字来概括这一基本风貌（胡应麟《诗薮》），是比较中肯的。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象《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尊前集》中录有题杜牧撰的《八六子》词，全首长达90字。有人据此认为杜牧是文人中第一个采用民间曲子里的长调作词的人。但据后人考证，其风格不类唐人所作，此事尚无定论。 本集和校注本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20卷，其甥裴延翰所编次,共收诗文450篇。后经人增补外集1卷，北宋田概补编别集1卷,共收辑诗歌170余首,附于书末,但其中混入一些他人作品。《樊川集》的通行刊本有清光绪年间杨寿昌景苏园据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刻本印摹的影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年间的翻宋刊本以及1978年出版的新校本。注释本中最通行的，当推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此外，杜牧曾为《孙子》13篇作注，收入《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的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今人缪钺著有《杜牧传》和《杜牧年谱》，足资参考。

　　意思

　　这首诗描写了晚秋时节美丽的山林景色。

　　[编辑本段]项斯·山行

　　项斯

　　青枥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数家分。

　　山当日午回峰影，草带泥痕过鹿群。

　　蒸茗气从茅舍出，缲丝声隔竹篱闻。

　　行逢卖药归来客，不惜相随入岛云。

　　项斯除做过小官丹徒县尉外，长期身居草野，很熟悉山野风光。这首《山行》，便是写山村野景。由于诗人观察入微，体验深刻，诗写得清新，细腻，贴切，逼真。读来如闻如见，引人入胜。

　　“青枥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数家分。”起笔展示山间佳境——有景，有人，有村落。“亦”、“分”二字下得活脱。“亦”字表明此处枥木虽已蔚成深林，但并非杳无人烟，而是“亦有人”。有人必有村，可诗人并不正面说“亦有村”，却说一条溪水被几户人家分享着，这就显得出语不凡。这里一片枥林，一条溪水，几户人家，一幅恬美的山村图都从十四字绘出。

　　次联写景更细。诗人用“点染法”，选取“山当日午”、“草带泥痕”两种寻常事物，写出极不寻常的诗境来。乍看“山当日午”，似乎平淡无奇，可一经“回峰影”渲染，那一渠流水，奇峰倒影，婆娑荡漾的美姿，立刻呈现目前。同样，“草带泥痕”，也是平常得很，可一经“过鹿群”渲染，那群鹿竞奔、蹄落草掩的喜人景象，立刻如映眼帘。“点染”本为中国画的技法，一点一染，淡浓、远近、深浅不同，景象更活现纸上。诗中“点染法”的妙用，效果亦然。它在平凡中见奇特，奇特又出于平凡，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试想，单说“山当日午”、“草带泥痕”当然是索然无味，即使单说“回峰影”、“过鹿群”也未免平淡少兴。只有前用四字先“点”，而后用三字加“染”，于是这一联的两幅画面顿时为读者展示出富有动态的美的境界。

　　在第三联里，诗人准确地捕捉暮春山村最具特色的物事——烘茶与抽茧来开拓诗的意境。巧妙的是，诗人并未直说山村农民如何忙碌于捡茶、分茶、炒茶和煮茧、退蛹、抽丝，而只是说从茅舍升出袅袅炊烟中闻到了蒸茗的香味；隔着竹篱听到了缲丝声音，从而使读者自己去领略农事丰收的盛景。这里，诗人创造的意境因借助于通感作用，使读者倍感亲切。

　　按照诗意发展，尾联似应写诗人走进山村了。但是不然，“行逢卖药归来客，不惜相随入岛云。”当诗人走着走着，邂逅卖药材回来的老者，便随同这位年老的药农一道进入那烟霭茫茫的深山岛云中去。这一收笔，意味深长，是诗旨所在。诗人为什么不投身热气腾腾的制茶抽丝的山村，而遁迹空寂的云山？“不惜”二字隐隐透露了他的苦衷。项斯生当唐末乱世，自觉怀才不遇，壮志莫酬，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献赋才何拙，经时不耻归”（《归家山行》），这里说的“不耻归”，同样表现了诗人不惜谢绝仕途而甘隐山林的心情。“不惜相随入岛云”，作为末句似收而未收，余韵绕梁。

　　这首诗的特点是构思奇巧，移步换形，环绕山中之行，层次分明地写出作者在村里村外的见闻。写景，景物明丽；抒情，情味隽永；造境，境界深邃，委实是一首佳作。

　　作者简介

　　〔唐〕（约公元八三六年前后在世）字子迁，江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文宗开成初前后在世。初隐朝阳峰，枕石饮泉，长哦细酌，凡三十余年。开成之际，声价藉甚，特为张籍所赏。杨敬之曾赠以诗云：“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其名益彰。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始获一第。仕为润州丹阳县尉，卒于任所。斯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

　　项斯，字子迁,仙居县城东朝阳山下(今杨府乡项斯坑村)人,和卒年代不详。项斯是台州第一位进士，也是台州第一位进一位进士，也是台州第一位走向全国的诗人。他的诗在《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一卷计88首,被列为唐朝百家之一。从《唐诗纪事》及项斯诗作等零星史料看，我们推测他生活于唐宝历至会昌年间，属唐朝中晚期。项期年轻时曾筑草庐于朝阳峰前，终日读书吟诗，研讨格律，与寺僧再阳私交甚好（在其《忆朝阳峰前居》、《落第后归鄞喜逢僧再阳》中均有提及）。“献赋才何拙”、“期在振儒衣”，项斯胸怀壮志却不得志。《落第后寄江南亲家》、《落第后归觐喜逢僧再阳》两首诗写出了他科举落第，功名不就的愁闷之情。会昌三年（843）项斯听说国子祭酒杨敬之“性爱士类”，最喜提携后辈，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去谒见。杨敬之阅后，果然大加赞赏，赠诗云：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从杨敬之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项诗及人品道德都甚为赞赏，欣喜之余，逢人便说，四处推荐。项斯“由是显名”，“诗达长安”，并于第二年登进士第，授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尉。“说项”成为文坛千古流的一段佳话。近人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首联“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就引用了这个典故。

　　项斯的名气虽不及李白、杜甫等唐代名家，但他也是在当时诗坛十分活跃的人物。项斯“诗达长安”，作为台州第一位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他在仙居县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