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章《我与鲁迅》

真实的鲁迅是沉默的鲁迅。

　　我们接触到的鲁迅其实是很有限的

“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次的周氏兄弟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他那么感情投入的。 太激动了，眼镜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 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 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 聊天，一边一件一件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特别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泪光。每当这个时刻，上百 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学生昵称的这位“老钱”，正是钱理群。

　　“你看我像不像这尊弥勒佛？”鹤发秃顶的钱理群，正笑嘻嘻、小心翼翼地托起他家供奉的“四神”之一，对着镜头 摆起了pose。

　　接着，老顽童般要求摄影记者拍下他与其他三神的合影，“喏，左边墙上是钟馗，还有，还有，那件大衣柜侧面挂的 关老爷，再就是——”

　　再就是——他的眼神定格在了书屋的正壁上，那是一幅鲁迅的肖像，“这是我家珍贵的神。”

　　“神”凝视远方，任重道远；钱理群凝视着“神”，近在咫尺。

　　适才，他还在电话里申明：“对不起，我个人不接受采访，关于鲁迅实无可说……”喉咙沙哑，声音低沉，听不出半 点浙江乡音。

　　良久，他嗫嚅道：“我现在每天时间排得好满……实在抽不出空来。”

　　“可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还是有的？”记者紧追不舍。

　　电话那边爆发出一阵突兀的爽朗笑声，爆笑过后，慨然应允。

　　时值鲁迅逝世70周年，各家媒体都在试图重新打量鲁迅。对于曾在北大讲堂上讲了17年鲁迅，而且“不管讲多少 回，每次都有新鲜感，每次都冲动地期待与鲁迅相遇”的钱理群而言，岂能无话可说？

　　也许正因满腹话语不胜负荷，故而，他在枫丹丽舍的家对记者敞开了，心里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倒并不那么“畅” 所欲言了。

　　嗬嗬，过去每次纪念鲁迅逝世，都好像在做政治活动。我原想，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少不得又要“热闹”一番 了，我就不要凑这个热闹吧。可没想到，这次纪念活动，没有官方主导，民间自发，媒体仍然热闹非常，这让我产生兴趣了。

　　我曾说过，当一个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他与鲁迅是无缘的。当一个人对生命充满了困惑，在生命中去苦苦寻求 ……去寻求一种精神支援时，就是他读鲁迅，与鲁迅产生心灵碰撞的最佳时刻。这是一种意识上的流动，也是他与鲁迅的结缘 。我将这种缘分，这种流动，形容为“相遇”。

　　我与鲁迅的初次相遇，始于他的杂文《腊叶》。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一次，我很偶然地在哥哥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文集，书皮上赫然印着：鲁迅。

　　鲁迅是谁？我懵懂无知。我翻开书，读到了《腊叶》里的一段话，“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 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哎呀，我的心倏地一阵发紧，暗暗地还有点恐惧，就觉得那双眼睛正盯着我，但又感觉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之 美。就是这瞬间的感觉，直逼我的心坎，日后成为记忆深处不可随意触摸的一部分，乃至直到1985年，已经在北大开独立 课，为学生讲鲁迅作品了，我都很少讲到《腊叶》。

　　我是生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充满了民族、国家、家庭与个人的苦难，正是 这“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而在我的苦难记忆里， 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在外在的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背叛，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 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压我在心上，像一座座“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咬噬着我的灵魂，只 有倾诉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

　　故而，我与鲁迅的相遇，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历程，也包含了我的圆梦，以及我的还债，一种精神上自赎的历程 。

　　圆什么梦呢？我虽然生在战火纷飞的1939年，但我很幸运地拥有过一个金色童年，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怀着 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断发现新大陆的梦想。

　　我想当老师，我喜欢话剧，喜欢诗歌，日后都一一得以实现：在北大教书，除了研究周氏兄弟的文章，还研究艾青、 曹禺。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回到北大去，给青年人谈谈我的鲁迅观。

　　在北大，我最得意的事，就是我讲了17年的鲁迅，我成了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

　　谈到“还债”。我不得不说起至今都痛悔不已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我在“文革”时期烧掉了家父留给我的惟一的纪 念物：他的照片；第二件就是在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扛不过一次次批斗的冲击，违心地说过假话，以致让我的朋友 受到牵连和伤害。最让我痛心不已的是，“文革”初期，我的一名学生为了维护我，为我说了一句话，被打成反动分子，丧失 了年轻的生命。

　　40多年来，往事如同磐石，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我从不曾向外人道，这是我应背负 起的红字。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自己的真 心的话发表出来。”

　　可他深知说真话何其之难，于是他主张“说比较真的话”。但什么是比较真的话？我确立了我的三个原则：第一必须 认识说假话是错的；第二如果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第三绝对不能伤害他人。

　　鲁迅先生说过他只为三种人写作：一是“孤独而疾驰的斗士”，二是“还在做美梦的青年”，三是他的敌人。回首往 事，敌人，我是没有的；可是为青年而写，那个死去的女生的影子总是萦绕在眼前，使得我一方面渴望与青年人靠近，同时又 害怕与青年人靠近。

　　我曾就读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生平最大爱好就是读书。就因为太爱了，所以在学校里，我成了典型的“白专人物”。 为此，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无人理睬，日后更是给我贯上“企图混入党内，被我党警觉其险恶动机”的罪名；我申请过继续 读研的志向，校方依然严辞拒绝。理由嘛，现在说来颇为可笑，那个年代可是义正辞严：全国一片“读书越多越愚蠢”的呼声 中，你这个书呆子，还想继续求学？还是早点改造思想吧。

　　就这样我被分至贵州地区任中学教师。我在那里一呆就是18年，青葱岁月，而立之年……在那里，我曾因为家父是 国民党高官，1949年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而被打成反动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亲的照片就在那 里被他们抄走了；在那里，我刚刚摘下“走反动路线”的帽子，父亲的照片被送回来了，而我却不敢留下来，在夜里，我哆哆 嗦嗦烧掉了它；在那里，我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时，我深爱过的学生，我关心备至的学生也在疏离我，他们甚至在 一个黑夜将一件我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在上面狠狠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

　　假面具？鲁迅先生说过，人在白天都是要戴着假面具的，惟有当夜深人静，闭门独处时，他才能卸下伪装，赤裸裸面 对自己。

　　也就在那时，我曾一度与他夜谈，并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与鲁迅》。以后，我每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后面，都会 写下一篇长长的后记，它们，就是我的墓志铭。

　　1978年，我像个老童生一样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而“还债”远未结束。我记得“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声中，王瑶先生找我去，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问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 讲殖民地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为什么不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 思……

　　父亲离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了，哥哥又逝于美国，母亲最终葬在了南京。生不团圆，死各一方。一个大家族，十多个 人，居然没有一张全家福！

　　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百感交集。我在寻问，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未名湖畔，我常常独自徘徊深思；深夜，我 伏案向鲁迅先生裸裎心迹，寻求解答。

　　我痛苦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如此多的错，我们长时间放弃了独立思考，长时间陷入了一种盲目崇拜。

　　不断对自己提倡的东西进行质疑，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思考方式，也必然导致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和不那么讨人喜欢 。

　　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就在那一年，为北大学生讲鲁迅时，我选的第一课正是记忆中不可触及的《腊叶》。

　　腊叶，原是指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起点，我邂逅了《腊叶》，与鲁迅初次相会；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我再次翻 开了《腊叶》，再次站在了鲁迅面前。

在我“和鲁迅一起过日子”的这些日子里——读《鲁迅日记》的日子中，让我尤为惊叹的是一个群体，即“绍兴人才”。

通过鲁迅先生1912年5—7月三个月的《日记》，我发现经常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有16人（其中，书信交流2人），他们是蔡元培、董恂士、许铭伯、许寿裳、蔡元康、张协和、杨莘士、谢西园、钱稻孙、胡孟乐、杜海生、俞英厓、陈公猛、王叔眉、陈子英、刘楫先。

鲁迅先生交往的这16个人，有三个显著点，首先是均为“浙江籍同乡”，其次是“绍兴籍居多”，再就是多有“留学背景”。

下面，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1912年时的他们是怎样的人。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清末翰林，曾参加反清革命，光复会会长，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留学德国。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聘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教育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后不久即辞职。当时是鲁迅先生的最高上司。

董恂士（1877-1916），浙江杭州人。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从事反清活动，光复会主要成员。1912年任教育部秘书长、次长。是为鲁迅先生的又一上司。

许铭伯（1866-1921），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时任财政部佥事、盐务署会办等职。当时与鲁迅先生为同乡好友交往。

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先生在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1909年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曾邀鲁迅前往教书。民国成立后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入教育部。教育部迁京后受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当时是为鲁迅先生的老同学、老同事和现同事而密切交往。

蔡元康（1879-1921），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从弟，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授法科举人。1912年5月与鲁迅等自绍兴至北京。当时是为鲁迅同乡、留日同好而密切交往。

张协和（1873-1957），浙江海宁人。鲁迅先生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1909年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2年后为教育部佥事、科长等职。是为鲁迅先生老同学、现同事而密切交往。

杨莘士（1883-1973），浙江吴兴人。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与鲁迅同事。1912年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员、科长、视学等职。当时为老同事、现同事而与鲁迅先生密切往来。

谢西园，浙江绍兴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曾留学日本。民国后在北京陆军部任职。是为鲁迅同乡和共同陆师、留日背景而交往。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钱玄同之侄。曾留学日本和意大利。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是为鲁迅先生同乡同事而密切交往。

胡孟乐（1879-？），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同期留学日本，后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事，1912年间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是为同乡、老同事和现同事而密切往来。

杜海生（1876-1955），浙江绍兴人。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曾聘鲁迅往该校任教。1912年参加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是为鲁迅先生同乡、老同事而往来交互。

俞英厓（1876-1955），浙江绍兴人。1912年为吉林延吉知事。因事到北京时认识鲁迅而交往。

陈公猛（1880-1950），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与鲁迅相识。民国初年在北京财政部任司长、参事。当时与鲁迅先生为同乡交往。

王叔眉（1875-1941），浙江绍兴人。民国初年任福建闽侯知事。与鲁迅先生为同乡交往。

陈子英（1882-1950），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日本与鲁迅、许寿裳等从孔特夫人学俄文。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事。与鲁迅先生为老同学、老同事而书信交往。

刘楫先，浙江上虞人，数学教师。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同事，因此而书信交往。

由以上列述不难见出，“绍兴籍”人士即为11人，让我非常慨叹：绍兴多出人才，真是文化宝地啊！

我想，有一天，一定要去绍兴，在那里住上三、五月，仔细地挖掘一下其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和原理。

1912年，鲁迅先生32岁，正值青年时代的黄金智力期，与文化同根、学问相当的青年才俊共同切磋、往来交流，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

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切地认识到：与什么样的人保持密切交往，是非常能够影响和塑形一个人的思想饱有与精神气质的！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生样式、涉及人生命运的大事项。

人这一生，无论伟大与庸常，不都是取决于社会关系吗？而这社会关系中，不是最在于和什么样的人紧密交往吗？

在我的周围，少有鲁迅先生那样思想与文化的杰出才俊，所以，我选择了细读深交《鲁迅全集》。如此，该是一种最为上乘的“人际交往”吧？

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决定个人的历史印迹、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这个人生规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真切作为！

鲁迅和范爱农第一次是在日本留学时候相识的。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

官吏检查范爱农等人的行李时翻出给师母带的绣花的弓鞋，鲁迅看到后嗤之以鼻，摇了摇头，被范爱农看到了，范爱农从此对鲁迅不满。

范爱农的事迹：

后来范爱农由于没钱上学，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只得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后来再次遇到鲁迅，两人熟识了，范爱农解释了为何当年与鲁迅作对，鲁迅表示歉意，两人冰释前嫌成为好友。

绍兴光复后范爱农十分高兴，来找鲁迅去绍兴，鲁迅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范爱农当监学，工作认真勤奋。报馆案风波后鲁迅去了南京，范爱农失去了工作，失业后陷于穷困之中。

一次跟朋友去看戏，坐船回来，在大风雨中不幸落水致命。范爱农的一生正代表着那时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际遇和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