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人商人跟浙江温州商人的差别在哪？？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嘛。温州人做生意很厉害的，又有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生意在世界各地都做到了，别人没做到，他们也做到了···

我也是温州人哦···我身边的人做生意很有魄力的，都赚大钱的···

当然了，做生意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温州人也是吃苦耐劳的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温州人与欧洲人的“文化冲突” 温州人三次大起大落的经商故事 中国“犹太人”2005炒什么

温州人走在广东人前面 温州人：经济动物 温州人的海外生意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善于推销

温州人最善于推销。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矗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特别灵光。在温州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钱。

温州人很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最早贩销纽扣的购销员是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外出经营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这一点与宁波人非常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

北京是温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营。北京城里有遐迩闻名的“温州村”，他们散布在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和大郊亭，呈星状围着整个北京城。今天有许多大腕级的温州商人在北京城，例如蜚声海外的“101”毛发再生精发明者、人称“红色大亨”的亿万富翁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女老板，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出来的纽扣老板群，还有来自乐清柳市的电器电子大王，来自苍南金乡中国最大商标城的商标大王，也有一批年轻的在京城商海里搏击长空的一代儒商。

大上海也是温州人大显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为豪的商品世界，而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是温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温州人也敢闯。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

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0�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成为“东方起动点”，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

"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还是“违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必须“为主”，市场（还谈不上“市场经济”）只能“为辅”。“温州模式”之所以最终被认同，是因为经过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从“温州模式”的实践中看到，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充满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场经济植根于温州，温州经济的发展便加快了，就业的途径拓宽了，市场供给丰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来了，政府财政的日子也好过了。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八大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著名战将，战功赫赫，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被人们尊为中国的“巴顿将军”，他不仅作战勇敢，对民族的解放事业功勋卓著，而且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为，且终其一生廉洁奉公，得到了后人的景仰。 1946年冬，东北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优势，为推行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集中4个军的兵力，向南满我军仅有的临江、靖宇、抚松、长白四县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歼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独占南满，而后集中兵力进攻北满。

为配合南满我军作战，粉碎敌人“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迫使其南北两面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从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发起3次南渡松花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史称“三下江南”。

靠山屯战斗就是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次下江南作战的一个精彩片段，唱主角的正是钟伟。1947年3月初，部队三渡松花江，南下围歼位于德惠东北的国民党新1军部队。8日晚，5师师长钟伟接到林彪命令：率5师部队进至中长路，配合1纵聚歼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1军。3月9日，钟伟率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突然，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经过侦察，发现是敌军87师262团两个营在此。

在前面的几次渡江作战中，钟伟带着5师没有揽到大仗打，不是破坏铁路，就是配合兄弟部队牵制敌人。路没少跑，苦没少吃，却没消灭多少敌人。三下江南，5师的任务又是配合别人作战，去牵制敌人，钟伟多少有些恼火，此时一听说有敌人可打，钟伟非常开心，立即做出判断：敌人处于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可以打。然而对于打不打？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认为：违抗上级命令是不对，但贻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意见相持不下，战机眼看就要错过，钟伟下了决心：“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钟伟的性格刚烈，虎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从3月10日凌晨5点到下午2点，钟伟连着接到了林彪三个即时东进的电报，他不为所动，因为看见了战局的转变，他围住了88师一个团，而敌87师正在赶过来增援。钟伟军事素养好，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但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一面把战场变化的情况报告林彪，特别强调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那意思很明白：大量歼敌的好时机来了，我就在靠山屯这里打，你赶快调动其他部队配合我吧！一向执着的林彪终于被钟伟的坚持所动。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1纵和2纵都调过来，把林彪都指挥了，钟伟也因此名声大振。

最后，5师全歼了88师的一个整团，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87师，林彪再率一、六纵西进一举在郭家屯全歼国军87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

整个三下江南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歼灭了敌新1军38师1个团，新30师1个团又一个连及一个保安团；歼灭敌71军88师及军直属队之工兵营的2个连，辎重营的5个连，通讯营的1个多连及野战医院一部；击溃了87师并歼灭了其260团的一个营，另外还歼灭了敌新6军新22师66团的两个连。共毙俘伤敌15250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南满我军保卫临江，坚持南满的斗争。我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企图，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战略性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从而扭转了东北整个战局，增强了东北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在林彪的拍板下，“东总”通令全军嘉奖2纵5师。电称：“我5师当敌88师次靠山屯撤退时，该师立即自动投入战斗，当日在靠山屯以南将敌歼灭一部，回头复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都值得称赞与发扬。”

钟伟于1948年初被林彪由五师师长破格提拔为十二纵队司令员，据考证，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军长）的——可见林彪对钟伟的厚爱。 广州军区原副参谋长、钟伟的老战友刘如言曾回忆：每遇攻城，胜券在握。钟伟将军兴之所至，临池挥毫，均为“XX部缴获”封条，并命下发至士兵。敌城陷后，凡有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皆有“XX部缴获”封条。友邻部队不服，状告东野总部，钟伟将军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有一次条子还贴上了东野总部的两辆过路弹药车，双方争执中，钟伟来帮忙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凭这一句话，5师的人就把车给卸了。刘如感慨地说，跟钟伟将军打仗，不会吃亏也。

据记载，在东北战场上，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钟伟率部攻克文家台，俘敌大批。国民党军军官大多化装为士兵，藏匿其中。钟伟命令集合俘虏跑步，掉队的统统抓起来审问。果然灵验，掉队者大多为军官，国民党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亦在其中。

钟伟喜欢吃吃喝喝，能玩会玩。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谷 ”（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就因为这，他没少挨批评。

1955年授衔时，许多将领曾主动要求让衔相反，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军衔相差一级待遇还是相差很多的，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为此，毛泽东戏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事实上，当时闹得最凶的是被评为中将的王必成和王近山，以及被评为少将的钟伟。

钟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据说曾声称要把勋章挂在狗尾巴上），毛泽东知道了此事，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钟伟天生性格刚烈、敢于较真，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钟伟在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中，再次“抗命”和“亮剑”，令众人瞩目，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特殊年代，在这个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他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同巴顿性格相似的他没有巴顿那么幸运，毕竟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1959年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肃清其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在会议第3天，林彪死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

林彪听了喜出望外，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会场顿时死一样寂静，谁也没有想到谎言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笼了。

对于这样的造谣，钟伟坐不住了，他亮开了嗓门，高声说道：“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枪毙那个干部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当时不在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钟伟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时候，部队冲到了半山腰，敌人在山头上猛烈射击，我们前进受阻，那个人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被部队抓住了，如果他是我的部属，我早就把他枪毙了！正因为是一军团的人，我先审了审，还问了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怎么办，他是一军团的嘛！罗瑞卿也说执行战场纪律，那个时候枪管子都打红了，交给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就是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的！我们不杀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钟伟说完这些，又想起了大会批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便亢奋地继续说：“说黄克诚贪污黄金，我不能作证。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务，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想问，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才拉得走，黄克诚往哪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内心的忧愤一股脑地端了出来：“我看，现在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说彭总的‘军事俱乐部’已宣布成立了，真不知道这个俱乐部在哪里？如果有的话，那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了，也拿我去枪毙吧！”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高喊起来；钟伟的发言，得到了在座许多人无声的赞许：在人们湿漉漉的目光中，矮个子钟伟突然变得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起来。

会场乱了套，人声鼎沸……林彪被堵得说不出话来，肖华一声令下，钟伟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以“扰乱会场”的罪名架了出去。

在军界威望很高的“战神钟伟”消失了，钟伟开始了失去自由的生活，而且再也没能回到他钟爱的绿色军营。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这自然使钟伟案有了好的转机，但他没再能回部队，他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钟伟不畏强权的仗义执言，使当时身处困境的彭德怀颇为感动，真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又过了十几年，彭德怀在狱中到了弥留之际，据看管人员记录，彭德怀最后的喃喃念叨中有钟伟的名字。 钟伟是湖南平江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他老家平江县委给已在地方上任职的钟伟一封信，信中说：“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他五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还可以改判。”

钟伟不加考虑，操起电话就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据老家的人后来讲，钟伟将军逝世后，骨灰就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嚎啕大哭——“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抹了黑……”

钟伟长子钟来良8个月的时候，钟伟就离开了老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时隔20年后，即1949年7月，钟伟率部打到了长沙，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父子俩没有说上几句话，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

三天以后，钟伟率部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

钟来良却噘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

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

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

钟伟十分喜欢他的孙女水霞，他恢复待遇后就接她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孙女要回平江，他舍不得，水霞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

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最恨腐败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

孙女离开北京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水霞回到老家平江后，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来信告诉了他。

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小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孩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告诉了爷爷钟伟，孰料，钟伟竟给孙子所在部队领导写信，以命令的口吻说：“让他回家自己努力。”

回到家的钟社生越想越生气，会同哥哥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钟伟虎着脸硬是不松口，钟伟的老搭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得知后，就对他说：“你这两个孙子交给我吧，北京的工作让他们挑。”钟伟说：“老杨，你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成才。”接着，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钟伟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但他却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平反后，钟伟将军向军委报告，要求出山。当时，他的老首长黄克诚曾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将军健康日差，一病不起，于1984年4月24日去世。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钟伟临终前和孩子们纵谈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好将军。

　在红军中，他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一人夺得2挺机枪的战绩，先后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加入中国***。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调中央警卫团1连当战士，他毫无怨言，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中，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多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这个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扩展阅读:

　革命烈士丁麟章的故事

　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国民党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国民党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国民党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国民党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国民党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还在世的开国将军们

开国上将（3人）：

1、吕正操(1905)辽宁海城人

2、肖 克(1908)湖南嘉禾人

3、洪学智(1913)安徽金寨人（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

开国中将（15人）

1、 方 强(1911)湖南平江人

2、 孔庆德(1911)山东曲阜人

3、 刘志坚(1912)湖南平江人

4、 杜义德(1912)湖北黄陂人

5、 李作鹏(1914)江西吉安人

6、 张 震(1914)湖南平江人（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

7、 阿沛．阿旺晋美(1911)西藏拉萨人

8、 范朝利(1914)河南新县人

9 、罗元发(1910)福建龙岩人

10、饶守坤(1915)江西德兴人

11、黄志勇(1914)江西崇义人

12、黄新廷(1913)湖北洪湖人

13、曾思玉(1911)江西信丰人

14、蔡顺礼(1913)江西吉安人

15、廖汉生(1911)湖南桑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