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图腾对上的龙,脸像____,代表着农耕？

中华民族图腾对上的龙,脸像__猪__,代表着农耕

一般从侧面看，这个龙的上嘴唇就翻起来了，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种神兽，我把它叫作翻唇神兽。实际上，它是从猪的形象演变过来的。在红山文化之前，这个地区的人已经非常地喜欢和崇拜猪，他们甚至已经把猪神化了。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

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象的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马蹄形管状玉器”　熟悉古玩玉器的朋友都知道，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存在于我国辽西的辽西河、西拉木论河一带

的一个“文化类型”，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它与存在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一样，都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还有一类非常典型的器物，它们成中空的“管状马蹄形”，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一类玉器大多出自红山文化的墓葬之中，其中在辽宁省建平县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附近的墓葬中多有发现。但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被发现之后，它的含义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由于从出土资料来看，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于遗骸的头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口端”开有两侧对称的用于穿挂的小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其应该为古人的“束发器”。但从多数马蹄形玉器的体积来看（小口口径多在8cm左右），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的头发不可能有这么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玉器与当时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关，由于它成管状，有“通灵之意”，它应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通神之器。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比较被认可的，但这种观点却又显得太笼统，笔者一直认为这种观点尤其不能解释马蹄形玉器的形状特征，因此“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仿佛显得更神秘了。那么，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究竟代表什么呢？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并摆放在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马蹄形管状玉器”含义　笔者认为要搞清马蹄形玉器的真正含义，就应当对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及其墓葬作一个全面的分

析，尤其要对女神庙附近墓葬中的另一类红山文化玉器进行研究，这类玉器就是“兽形玉饰”（见《国宝大观》），这类玉器通常被叫做“玉猪龙”。红山文化“玉猪龙”头部似兽，身体同前面所讲的“中华第一龙”一样，也卷曲成“c”型，在头部后方钻有用于悬挂的圆孔。“玉猪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更具代表性，在几乎所有介绍红山文化的资料中都有它的身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以前学术界另一种说法是,“玉猪龙”是古代先民们用于辟邪和祈求吉祥的护身符，是随身佩带的饰物（见《国宝大观》）。但从部分“玉猪龙”的体积和重量来看（大件高达15cm），显然作为生者的饰物是很不合适的。笔者因为爱好，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华古文物的书籍，尤其是对中国著名文物专家梁白泉先生主编的《国宝大观》一书更是爱不释手，而红山文化“玉猪龙”正是此书玉器部分的开篇之作。《国宝大观》在论述玉猪龙作用的时候认为：“玉猪龙”是古人墓葬中用于死者辟邪的护身符。但那时笔者却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笔者觉得“玉猪龙”的形象与《生物学》教科书上描绘的动物的早期胚胎很相似，但由于文物知识有限，没有将这样的想法深入下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物知识的提高，当笔者认识到过去“发现”的意义，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探讨的时候，笔者在网上发现有一位南京大学叫做“王小盾”的先生，已于2002年以红山文化“玉猪龙”为依据，提出了龙起源的“胚胎说”。笔者在欣喜和感叹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愚钝感到一丝惋惜。王小盾先生认为，“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造的动物早期胚胎的模型，实际上象征中华民族的龙的早期形式是隐藏在母体中的生命的雏形。对于王小盾先生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笔者认为“胚胎说”能够完美地解释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使用“玉猪龙”的真正用意，。“玉猪龙”在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墓葬中被摆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死者的胸前），笔者认为古代先民们将代表生命“起点”的“玉猪龙”和逝去的躯体放在一起，其真正用意是要表现“生命的轮回”，也就是说这样做是为了祝愿死者能够尽快转化为生命的“起点”得到重生。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之所以对动物胚胎的模型加以崇拜，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当发现不同种类的动物（也许包括人）的早期胚胎很近似的时候，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先民们很自然地将其当作了一种神物，认为这就是创造一切生命的物质。而“牛河梁女神庙”之所以被命名，是因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巨型女神塑像的残块，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在这里供奉的是一位女神，这一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我们将“胚胎”和“女神”这两件事物联系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实际上供奉的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因为母性才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正确的，由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于生命的渴望才应该是先民们朴素的最高向往！因此笔者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先民们要表现的主题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转世重生”！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女神庙墓葬中“马蹄形玉器”与“玉猪龙”大多是同时存在的（摆放位置如前所述），我们根据“转世重生”这一主题，再回过头来分析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笔者认为某些学者说它是“通灵之物”的观点应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它不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应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转化为生命的起点——“玉猪龙”之后，通向能够重新孕育生命的“母性之神”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的形状实际上并不神秘，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它应该是女性部分生殖器官的“概念模型”，因为那是人类生命的必经之路！过去，由于“马蹄形玉器”上多有用于穿挂的小孔，但其作为随身佩带之物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对此许多人感到迷茫。其实这一点是很好解释的，笔者认为有穿孔的“马蹄形玉器”与部分红山文化随葬玉器（如玉猪龙）一样，它们在入葬之前，并不是古人随身佩带的饰物，它们都曾被悬挂在“女神的祭坛”之上，甚至悬挂在“女神的塑像上”，这与今天的人们将“护身符”拿到寺庙里去开光是一个道理，当它们的主人或有资格享用它们的人死后，它们才被派上用场。 从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呈现的现象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他们对动

物的早期胚胎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对动物早期胚胎的变化规律开始研究的民族。另外从“中华第一龙”和“玉猪龙”的比较来看，由于他们都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且外型又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成c形，且都有用于悬挂的小孔），因此它们应该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来分析，“中华第一龙”应该是在“玉猪龙”的基础上经艺术加工演化而来，玉猪龙才是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玉猪龙”出现的时期也许要更早些。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虽然揭示的是龙的起源，但笔者认为这还对解释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通过“胚胎说”我们可以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两极”的概念，先民们将“生”与“死”同时表现在墓葬之中，这充分说明他们对事物相互转化的辨证关系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而根据红山先民们的理解，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之间不正是我们活着的人吗？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庸哲学”最早的思想起源吧？一直以来，红山文化被世人誉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通过我们以上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红山文化的这种赞誉应该是毫不过分的。说起中国的红山文化，您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说起中华第一玉雕龙，熟悉和喜爱文物收藏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可您知道吗，如此珍贵稀有的国宝，还曾经有一段被人冷落的日子。故事就先从内蒙古赤峰讲起……被称为“塞外明珠”的赤峰市东北隅，矗立着一座海拔高746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红色，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岩似火，山岚如霞，故得名红山，蒙古语叫乌兰哈达，赤峰市的名子也由此而来。美丽的红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者，他们纷至沓来。日本人鸟巨龙藏来了，瑞典人安特生来了，他们挖掘山洞，寻找石器、陶器。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使红山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根据这里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特点分析，把分布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山地区并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随着满城汉墓、曾侯乙墓和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些苍凉和冷落。直到31年后，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五千年前玉雕龙的。这条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赤峰发现了中国第一玉龙的消息由此传遍了全世界。关于玉龙出土的故事，还要从1971年说起……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冒着酷暑高温，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修梯田。一锹下去，一件硬邦邦的东西，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来是一个人工砌成的石洞。张凤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黑乎乎、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收工的时候，张凤祥把它带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让弟弟拖着玩耍了起来。七、八天之后，张凤祥惊奇地发现，原本难看的钩子，竟然被弟弟拖成了墨绿色的玉器。形状有点像蛇，又有点像龙。并且在太阳底下一晒，还能散发出诱人的碧绿光泽。这一发现让张凤祥激动不已，随后，他带着这件奇怪的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到了箱子里。就这样，玉雕龙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984年，情况出现了转机……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1971年在三星它拉（与后面的他拉不统一）发现的玉龙，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极其珍贵！玉雕龙通体为墨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作为一种图腾象征，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从这件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 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此，这件形状像 “C”字的玉龙，成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也许是龙的神灵，也许是巧合，“C”形龙闻世之后，红山文化玉器陆续出土。红山地区还出土有哪些有意思的玉器呢？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就从牛河梁开始讲起……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由某种动物在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由于被认同为自己的祖先而受到集体的崇拜，成为某种精神凝聚力的形象标的，这样的情况自古有之。中国的龙凤，古印度的神牛和神猴，古埃及的甲虫和鹰蛇，古罗马的母狼，等等，均是如此。19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崇拜中发现大量动物祖先的观念。由于这种动物祖先在当地语言中叫做“图腾”(Totem)，人们就借用该词的发音，移植到西方语言中，并引发出热闹一时的图腾理论浪潮，对于人类学的原始宗教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直到今日，关于宗教起源的各种理论假说中，图腾说依然有不少支持者。在学术界以外，作家艺术家受图腾说的影响，在形象构思中纳入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原型”表现的新传统，相应的在文学批评界引出专门的一派，被称作原型批评、神话批评或图腾批评。

　　图腾说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界，激发出一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热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图腾观念来重新诠释古史传说；岑家悟《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崇拜关照艺术发展历程。这在当时都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著作。80年代，文学美学界的图腾批评引入中国时，也迎来了积极的回应。郑元者的《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都是一时之选。但是这次学界对图腾的热情不久又沉寂下去。因为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终究难以为继。

　　一、狼来了

　　就在中国的图腾批评在学术道路上艰苦跋涉之际，流行歌手齐秦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唱红了大江南北。可以说是第一次的“狼来了”。这首歌对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不陌生。人可以是狼，这样的唱词背后潜伏的远古信仰的迹象，只是被当作艺术语言的比喻修辞，远没有上升到图腾的高度来认识。尽管如此，“北方狼”还是出现在流行话语中。人狼之间隔膜与敌对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多少勾起人们对环境中日渐稀少的狼的记忆。

　　当代创作中的狼主题再现，要数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虽然出自文坛名家，却没有怎么火爆，不过充当了“引子”，预示着“怀念”从个人蔓延到集体：“狼来了”。2004年至2005年的国内图书市场，最响亮的书名是《狼图腾》。首印是5万册，随后不断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个地摊上层出不穷的盗版和改版书，根本无法说清这部小说总共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商们争先恐后跟风推出的《狼道》、《狼性经营法则》一类新书铺天盖地，也昭示着狗年的新动向。据《中华读书报》消息，因《狼图腾》引发的关于“狼族精神”的争论在社会各界展开，该书持续高居各大图书榜单前茅，很多教师、家长希望学生、子女也能一读此书。为消除书中因探讨价值观、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奥问题所造成的阅读障碍，让更多的小读者领略“狼道”精神，出版社与作者又专门为儿童特别打造了《狼图腾》少儿版《小狼小狼》。

　　小说原本是想象的故事，《狼图腾》却自觉承担起了重要的学术论说功能。作者给自己取的笔名“姜戎”，本身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不留心的读者往往会忽略这个名称的文化政治内含。同前些年一位苗族将军写的书名《我的祖先是蚩尤》对照起来看，其用边缘化的立场挑战华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观，用意还是明确的。小说出版的策划人安波舜在“编者荐言”中不惜拿出耸人听闻的一个标题——“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显然这部小说已经把文学写作变成了文化史的专题考据。

　　《狼图腾》考察的结论很明确：中华龙图腾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阶段（《狼图腾》第407页）。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一般读者，显然无法判断其虚实。我们的祖先时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说结尾最后的几行字，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伤：“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这样的悼词性修辞，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最后的莫西干人》或《最后一个匈奴》之类的名目，不由得会引起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再看看书后附加的洋洋数万言的“讲座与对话”，不难体会到作者为中华文明重新寻找文化认同的一片苦心。跟随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认可了书中的观点：龙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压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复狼的精神，民族的腾飞才有保证。

　　这种集体性认同或许就是一大批弘扬“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风出版物能有市场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学界对《狼图腾》的态度似乎是保持沉默为主。一部小说的超级大流行，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小说英文版权的出售，**改编权卖出100万元的高价，以及寻求好莱坞大牌导演的宣传，一场重新认识中华图腾的传媒风暴正在到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从学术上认真对待狼图腾说，以避免由小说虚构而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导。

　　中华文化的图腾祖先真的是狼吗？

　　二、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如果要找出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之中较为普遍的的一种崇拜物，龙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最近在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其中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5500年前牛河梁女神庙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存在的依据，显然要比狼图腾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图腾》一书中引用了不少史书和学术著述，来证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说法都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东西。其年代不会比文字的使用以前更早。要想证明龙图腾源于狼图腾，就必须探索史前文化的情况，诉诸非文字的实物资料：或者来自考古发现，或者来自传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为代表的红山诸文化最为突出，那是8000~4000年前，由兴隆洼文化延续至夏家店文化，持续四千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态下史前人类的图腾究竟为何，则非红山文化的玉器莫属。从现有的红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说狼的形象是罕见的。至少就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红山文化书籍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著录。而玉雕的熊形象则较为普遍。姜戎把内蒙古三星他拉的玉龙解说为狼首龙，缺乏确实的根据。

　　2006年4月，笔者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的陈岗龙教授、赤峰学院院长德力格尔教授、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锋教授等学者，一同考察了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区域，在各地的考古现场和旗县博物馆及文物部门，搜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经初步分析显示：熊作为中华北方史前图腾的一条主线，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熊图腾与史前女神的对应

　　从整个欧亚美大陆看，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鸮等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换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可见。如古希腊阿尔忒弥斯女神节上，一位女祭司身穿黄袍，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在中国的民间舞傩仪式上也有类似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从进化的历程看，熊是数百万年以来猿人狩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人对熊的认识和熟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大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就大量捕食过熊、野猪等物种。将熊当作宗教崇拜的对象，也是迄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人类最初的宗教活动的证据。生活在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在石头摆成的圆圈形祭坛中央，安放着熊的头骨。这一景象给宗教史的起源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

　　北方地区的熊所特有的季节性活动规则，尤其是冬眠的习性，更加容易给初民造成一种能够死而复活的印象，于是就在史前信仰之中成为代表生死相互转化观的一个神奇标本，成为被崇拜的神秘和神圣对象，这也就使它充当了图腾观念首选的物种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熊图腾的分布非常广泛，其传承渊源较为古老而且分布地域相对集中的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熊图腾的流传对于处在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阿伊努人的熊祭仪式；韩国的和我国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的熊祖先神话。中国史前的红山文化玉器出现“熊龙”这样的神话生物，并非偶然。

　　近20年以来的史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的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将人工制成的熊形象作为神来供奉，已经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传统。当时人制作熊神偶像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石头的、玉的、蚌壳的、泥塑的，等等。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000多年前的小河沿文化，熊神偶像似乎都是作为人形的女神形象的象征对应而出现的。下面举出这三种文化遗存的偶像作为例证：

　　例证一：林西县博物馆藏石雕卧兽，距今75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该雕兽红色凝灰岩，质略粗松，外表有一层灰白色土沁。从表面观察，给人的印象似猪又似熊，和红山诸文化所见的同类哺乳动物造型一样，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猪还是熊（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稍仔细地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其更加近似熊的特征，有三点证明：其一，该兽在表现上不突出刻划其四肢，而在背部特意刻划出分明的脊骨节，使人想到北方猎熊民族保留熊骨植的风葬方式。如我国鄂温克人神话《熊风葬仪式的来历》就对这一重视熊骨的现象做出过特有的解释。该神话说，熊对上天提出要求：“人吃我是可以的，但不得乱扔熊的骨头。”上天同意了。所以鄂温克人对熊实行风葬（黄任远：《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这种视骨头为再生之本的观念，是史前人类由来已久的生命观之体现，一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二，石兽身体下方隐约刻划出的是爪，而非蹄。如收录该石兽的《红山玉器》一书的说明：“兽腹底部隐约可见卧爪。”我们知道猪或者野猪都是只有蹄子而没有爪子的，所以这个细部特征也暗示着兽体下熊爪的存在。其三，兽头上耳部造型，明显呈现为熊的小耳，不是猪的大耳。

　　例证二：赤峰博物馆藏蚌雕熊神像。距今4870年，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镇的蛤蟆山，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该地区紧接红山文化之后的原始遗存）。其造型外观明确没有争议，因此被命名为“熊形蚌饰”。雕刻这一熊偶所使用的材料是利于长久保存不易腐朽的蚌壳。与它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蚌雕人形偶像。这就再度呈现出熊神与人形女神像对应存在的关联模式。

　　例证三，便是80年代具有轰动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5500年。庙中除了出土泥塑的女神像之外，还同时发现了真熊的下颚骨，以及泥塑的熊头下部残件。这次考古发现充分表明：熊是作为史前神庙之中的尊神而受到红山先民的特殊礼遇的！而且还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女神崇拜与熊神崇拜的统一性、对应性。

　　综上可知：在赤峰地区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先后三次发现人工塑造的熊神偶像，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熊的形象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这就明确提示出中国北方史前女神崇拜与北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和韩国的动物图腾———熊神崇拜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种联系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石器时代熊女神崇拜形成跨文化的呼应对照，值得考古学、宗教学和民俗、神话学者给予关注。

　　熊女神偶像崇拜在人形与熊形之间的对应，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而内蒙古南部地区又与河北、陕西、山西北部地区相互联系着，那正是传说中曾经发生中华始祖神黄帝与炎帝大战的地区（距离内蒙古东南部不远的河北北部有涿鹿县，该地名即是对那场史前大战的纪念）。从伏羲和黄帝等远古祖先的名号中都有“熊”字的现象来推测，中华成文历史在开篇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女神传统与熊图腾传统，那些圣王、先祖们名号中的“熊”符号只是对那遥远的逝去的远古时代的依稀追忆而已。借助于20世纪后期主要的考古学发现材料，我们可以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汉字书写文明开始以后有关熊图腾、熊崇拜、熊占卜、熊禁忌的种种现象，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文化层。

　　四、熊龙说与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

　　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故事的核心是确认本族人的祖先与熊这种动物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作为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证书，熊祖先神话不只是讲来欣赏的文学故事，它更发挥着实际的社会建构与整合功能。檀君神话与朝鲜人的文化认同，黄帝神话与华夏的认同，背后潜伏着的是同一种熊神祖信仰。

　　华夏第一图腾动物———龙，从发生学意义看，与熊有直接关系。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给龙的起源研究带来新局面。解读女神庙出土的熊与泥塑的蕴涵，提出从熊女神崇拜到熊龙的发生线索，可揭示出在后代父权制的中原文明中失落的女神神话传统。猪龙、熊龙和鹿龙等新的假说，就是建立在出土的玉雕像实物基础上的。这意味着：过去局限在文字训诂和文本窠臼之中的龙起源问题，由于考古学视角的出现而改观。牛河梁女神庙下方的积石冢就出土一对玉龙，起初被当作“猪龙”，后来孙守道、郭大顺等考古学者改变看法，又提出“熊龙”说。理由是：“这类龙的头形、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看，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与双熊龙相对应，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还出土有双熊首三孔玉器。按照考古学家金芭塔斯的说法，双头或者成双的动物是母神再生产功能的象征。这样就使墓冢中作为葬器的玉熊与庙宇中作为神偶的泥塑熊相互照应起来，成为母神职能的不同体现。女神庙中的女神头像已被考古学家指认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苏秉琦语）。结合至今在北方流传的熊祖神话，以及上古时期楚国君王姓熊的事实，熊龙玉像符号背后的意蕴是：“龙的传人”之中当有重要一部分为“熊的传人”。

所谓的三段不可磨灭的玉文化的历史分别是：上游的神玉时期，中游的王玉时期和下游的民玉时期。

神玉时期是指在史前文化期的四千多年这段历史。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里，先民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能力极弱，对自然界各种现象无法解释并充满恐惧，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灵存在。而集宗教、神权于一身的部落酋长们，又极需借助一种实物载体来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从而展示自己的威严，实现统治。于是就找到了凝聚天地山川、日月精华的玉器。

此时的玉器是一种图腾崇拜。史前社会对动物的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北方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这种猪首蛇身，首尾相接，弯成圆形的玉器，便是最具代表性的。红山先民把变形了的猪类动物作为神灵来供奉。一些专家认为“玉猪龙”是龙的雏形，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或许源于此。

此时的玉器还是祭祀天地的一种神器。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琮(近似方形，中间有孔的柱形玉器)和玉璧（圆形且中间有孔的扁平玉器）。觋巫在祭祀作法时，以苍璧礼天，执玉琮与天地沟通，传达神的旨意。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部落的力量因此被聚集，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推动了史前社会的发展。

王玉时期是指从夏王朝开始至唐末的近三千年这段历史。夏是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后成立的第一个国。其沿袭了酋长制的一些统治手段，玉器的作用被沿用并赋予了新的意义。从此开始，玉器走下神坛，充当王权的工具。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出土的玉圭(长条形平首式片状玉器)等代表权力等级的玉器证明，夏开创王权玉器之先河。

周代规范了玉器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以玉作六瑞，以等拜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每逢朝觐，从天子到诸侯，各执不同玉器，以示地位身份。汉承周礼。唐代礼制略有改变，其以玉腰带来区分官职大小。玉腰带只有皇帝、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系带，从七片到十三片不等，片数越多等级越高。最能代表王权的玉器莫过于从秦代开始，上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玉玺代表天命，没有天命是不能当皇帝的，此后二千多年，历代皇朝为争夺和寻找此玉玺，发生了许多血雨腥风和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

民玉时期是指宋代以后的历史。此时用玉出现“双轨制”。帝王宗法用玉依然故我，民间生活用玉闪亮登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玉器终于摆脱皇室贵族的独家垄断，大量融入民间。坊间出现了玉铺，推动了琢玉业的兴旺，玉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流通市场，成为士庶百姓喜庆、佩戴、日用和收藏的重要器物。

民间玉器宋代以文玩著名。明代越加世俗，各种佩饰、缀饰、串饰等小件玉器成为主流。清代以玉为饰更是普遍，还出现大量与金、银、竹、木等材质结合的玉嵌件。明清两代小玉器洋洋洒洒流传至今，市场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