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陶器。红山文化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1954年命名,分布范围从赤峰英金河流域开始,北起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的朝阳、凌源及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锦州地区,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陶器种类比较多,均为手制,器壁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底单独做出后与器壁衔接。陶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都比较粗糙。夹砂陶底部留有编织物痕迹,是陶坯制成后,在湿润状态下放在编织物铺垫上印上的。陶坯成型后要经过拍打、压磨,外表作出装饰纹样,器物内壁也要压磨。泥质陶的敞口容器如钵内壁也要压磨。罐、瓮等大型器物口部较小,压磨不方便、就采用修刮法整形,可以清楚地看到修刮痕迹。有的器物表面还留有湿手抹平的痕迹。泥质陶作容器,夹砂陶作炊煮器。在水泉遗址还发现一些陶器表面有烟炱。红山文化的泥质陶为红色,夹砂陶为褐色,粗糙,色深。夹砂陶主要器物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造型特点是大口,小平底,腹壁呈弧形,器壁底部表面部有编织物痕迹。泥质陶有盆、钵、罐、瓮等。钵有深腹、浅腹之分,还有折口、折腹的造型。钵的口沿一圈涂酱红色,被称为红顶式。罐有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等。瓮的形体很大,造型特征是口部很小,腹体深而大,红山文化陶器的装饰很有特色,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绘。用尖锐工具压出的花纹多为横“之”字形线纹,少量为竖“之”字形纹,以及用篦点组成的“之”字形纹和刻划成组的直线纹。纹饰主要饰于夹砂陶器上,少数见于泥质陶。附加堆纹有的成条状,有的成瘤状,多在夹砂陶的口部或腹部出现。彩绘主要饰于质地较细的泥质陶上,先绘图,再加以磨压,然后烧成。有黑彩和紫彩两类,花纹主要是长短线条组成的图案、如三角纹、菱形纹、鳞形纹、涡纹等。在敖汉旗四棱山遗址发现6座窑址。陶窑由火膛、火道和窑室3部分组成,有的是单窑室,有的是双窑室。前者室内有2~4个窑柱。有的单窑室为马蹄形,南北长14、东西宽138米,窑室和窑柱用石块砌成,表面抹草拌泥,火膛长12、宽06~08米,呈斜坡状。双窑室是双火膛,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东西宽27米,有8个窑柱,都是土石结构,表面抹草拌泥,双火膛分置两边。连窑室是单窑室的扩大和发展。
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中较重要的文化,它被发现于1935年,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54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为:北起赤峰市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通辽市、锦州地区。
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字纹陶器、细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为基本特征。红山文化的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均为手制,泥制陶略多于夹砂陶。
泥质陶多为红色,器形较常见的有钵、盆、瓮、罐等,多是容器,都是小平底。其中钵都为“红顶碗式”,有深腹、浅腹两种。罐有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等。泥制陶器的主要花纹是黑色和紫色的彩纹,其中以平行线、三角形纹、鳞形纹最具特点,也偶有少量“之”字形压纹。
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主要器形是大口深腹罐(大口,深腹、小平底)。器表多饰有横压的之字纹和直线划纹。
红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型石器中富有特征的器物是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桂叶形石刀通体磨光,刃、背部弧形相对称,这些表明红山文化中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
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比较少。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牛、羊、猪应是家畜,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过着以定居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生活。
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总数已达20余件,勾云形玉器包含两个基本主题—勾角和小凸。利用勾角和小凸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各种形态,其中尤以1971年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龙为代表。它高约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若勾。接着在巴林右旗和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分析这些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装饰类(如环、珠、玦等);二为工具类(如斧、棒、纺瓜等);三为动物类(如猪形、鸟形等);四为特殊类(如璧、箍形器等)。其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典型器类之一。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和工具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这种勾形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这对后来的商周文化是具有影响的。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龙与赵宝沟猪龙尊形器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玉龙的发现说明内蒙古地区是探索中华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
八十年代以来,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牛河梁,又发现了红山文化宗教遗址“女神庙”和积石冢。东山嘴遗址中心为一座大型方形石砌建筑基址。基址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这种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还是首次发现。多处基址都有陶塑人像群出土,说明这是一处当时人们从事祭礼等活动的场所。
从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既是北方具有自身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首先,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三者在宗教传统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尚未发现专门的祭祀场所。而70年代后牛梁河遗址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这不仅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而且对探求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红山文化在建筑、制陶、玉雕、陶塑等发面都有显著成就,技术水平都高于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陶制合范,尚属国内迄今为止最早的金属铸范,表明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
再次,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当中狩猎活动占较主要地位;而在红山文化中,农业生产已成为主导经济。
从红山文化在古代北方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来看,红山文化是当时中国南北各地古文化序列中最为先进的古文化之一。当时社会上已出现冶铜现象,以围沟圈护的早期方城也已出现,城乡分化已经发生。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特征的宗教礼仪活动极为盛行,各社会群团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统一宗教神权之争已成为社会基本问题,这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时代。
因此红山文化为中华国家五千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规定和影响了中华礼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就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
牛河梁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女神庙处于整个遗址中心,面积75平方米,现被圈起,并用8道房梁搭了个篷。篷内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凹凸起伏,坚硬的黄土地残留着发掘的痕迹。远近松涛在篷外阵阵呼哨,使之显得空旷而又苍凉。
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至于何时才能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没有人说得清。
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后人一片喧哗,祖先雍容自若。
环女神庙而建于各山头的,是诸多积石冢和祭坛。所谓积石冢,即以石板搭建的坟墓,其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祭坛则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与国内华北、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土坑为主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古人,无疑已经学会了区别,以及区别对待,从而形成阶级的雏形,文明的原胎。
红山文化的墓葬另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亦迥然不同。其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比较打眼的有玉龟、玉凤、玉人。而其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猪龙。
牛河梁第4号墓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不多,只三件,但除了一只枕于头下的玉箍形器,另两件均为珍贵的玉猪龙。两只玉龙安卧于人体胸腔,一大一小,大的10厘米多一点,小的充其量6、7厘米;一绿一白,绿的莹澈闪亮,白的泛着微黄;头朝下,背靠背而眠。通体胖嘟嘟,头部肥大,支楞着饱满的双耳,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人。其神其态,酷似女神庙对面的猪首山。
龙是炎黄子孙的原始情节,其究竟起于何时成于何物,现已难溯其源。历来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内里没有猪的影儿。
事实上从发现第一块玉雕龙时起,其命名就已被考古界吵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其形像鹿,有人认为像熊、像金龟子的幼虫蛴螬,甚至像胎儿、像道家的阴阳鱼儿,不一而足。直到2003年10月21日,在距今8000余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灰坑里,活脱脱一只巨龙,其龙头部,安放着一只野猪头骨。
——“玉猪龙”由此叫响全世界,并认为其不仅仅是一种饰品,而更应是一种图腾物。
玉猪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红山文化另一处遗址——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形象似猪,称“玉猪龙”。牛河梁出土的玉雕龙均属此列。
红山文化北从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科左中旗、开鲁县,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三星他拉,再到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阜新、赤峰、喀左、建平等地,其文化行程陆续南移,一直到辽河入海口的盘锦。
盘锦于1982年在市郊发现七处红山文化遗址,并于地表采集到彩陶器残片、细石器、玉石斧、磨制石斧、网坠等,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以至再无收获——辉煌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据此在长城以北消失了踪影。
然而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文化特征就迅速被世人捕捉。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红山文化外,还有距今3、4千年前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两者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其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均有一定相似性,尤其是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大目兽的面纹,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
遂有学者以此为据,推测后期红山先民迁至盘锦后,曾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陆续南移,不断向中原迁徙,从而使长江下游文化面貌剧变,融入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进而推出一个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非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韵文化,而恰恰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除长江、黄河之外,辽河,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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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
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象。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象的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马蹄形管状玉器” 熟悉古玩玉器的朋友都知道,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存在于我国辽西的辽西河、西拉木论河一带
的一个“文化类型”,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它与存在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一样,都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还有一类非常典型的器物,它们成中空的“管状马蹄形”,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一类玉器大多出自红山文化的墓葬之中,其中在辽宁省建平县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附近的墓葬中多有发现。但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被发现之后,它的含义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由于从出土资料来看,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于遗骸的头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口端”开有两侧对称的用于穿挂的小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其应该为古人的“束发器”。但从多数马蹄形玉器的体积来看(小口口径多在8cm左右),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的头发不可能有这么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玉器与当时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关,由于它成管状,有“通灵之意”,它应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通神之器。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比较被认可的,但这种观点却又显得太笼统,笔者一直认为这种观点尤其不能解释马蹄形玉器的形状特征,因此“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仿佛显得更神秘了。那么,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究竟代表什么呢?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并摆放在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马蹄形管状玉器”含义 笔者认为要搞清马蹄形玉器的真正含义,就应当对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及其墓葬作一个全面的分
析,尤其要对女神庙附近墓葬中的另一类红山文化玉器进行研究,这类玉器就是“兽形玉饰”(见《国宝大观》),这类玉器通常被叫做“玉猪龙”。红山文化“玉猪龙”头部似兽,身体同前面所讲的“中华第一龙”一样,也卷曲成“c”型,在头部后方钻有用于悬挂的圆孔。“玉猪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更具代表性,在几乎所有介绍红山文化的资料中都有它的身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以前学术界另一种说法是,“玉猪龙”是古代先民们用于辟邪和祈求吉祥的护身符,是随身佩带的饰物(见《国宝大观》)。但从部分“玉猪龙”的体积和重量来看(大件高达15cm),显然作为生者的饰物是很不合适的。笔者因为爱好,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华古文物的书籍,尤其是对中国著名文物专家梁白泉先生主编的《国宝大观》一书更是爱不释手,而红山文化“玉猪龙”正是此书玉器部分的开篇之作。《国宝大观》在论述玉猪龙作用的时候认为:“玉猪龙”是古人墓葬中用于死者辟邪的护身符。但那时笔者却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笔者觉得“玉猪龙”的形象与《生物学》教科书上描绘的动物的早期胚胎很相似,但由于文物知识有限,没有将这样的想法深入下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物知识的提高,当笔者认识到过去“发现”的意义,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探讨的时候,笔者在网上发现有一位南京大学叫做“王小盾”的先生,已于2002年以红山文化“玉猪龙”为依据,提出了龙起源的“胚胎说”。笔者在欣喜和感叹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愚钝感到一丝惋惜。王小盾先生认为,“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造的动物早期胚胎的模型,实际上象征中华民族的龙的早期形式是隐藏在母体中的生命的雏形。对于王小盾先生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笔者认为“胚胎说”能够完美地解释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使用“玉猪龙”的真正用意,。“玉猪龙”在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墓葬中被摆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死者的胸前),笔者认为古代先民们将代表生命“起点”的“玉猪龙”和逝去的躯体放在一起,其真正用意是要表现“生命的轮回”,也就是说这样做是为了祝愿死者能够尽快转化为生命的“起点”得到重生。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之所以对动物胚胎的模型加以崇拜,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当发现不同种类的动物(也许包括人)的早期胚胎很近似的时候,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先民们很自然地将其当作了一种神物,认为这就是创造一切生命的物质。而“牛河梁女神庙”之所以被命名,是因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巨型女神塑像的残块,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在这里供奉的是一位女神,这一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我们将“胚胎”和“女神”这两件事物联系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实际上供奉的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因为母性才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正确的,由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于生命的渴望才应该是先民们朴素的最高向往!因此笔者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先民们要表现的主题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转世重生”!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女神庙墓葬中“马蹄形玉器”与“玉猪龙”大多是同时存在的(摆放位置如前所述),我们根据“转世重生”这一主题,再回过头来分析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笔者认为某些学者说它是“通灵之物”的观点应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它不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应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转化为生命的起点——“玉猪龙”之后,通向能够重新孕育生命的“母性之神”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的形状实际上并不神秘,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它应该是女性部分生殖器官的“概念模型”,因为那是人类生命的必经之路!过去,由于“马蹄形玉器”上多有用于穿挂的小孔,但其作为随身佩带之物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对此许多人感到迷茫。其实这一点是很好解释的,笔者认为有穿孔的“马蹄形玉器”与部分红山文化随葬玉器(如玉猪龙)一样,它们在入葬之前,并不是古人随身佩带的饰物,它们都曾被悬挂在“女神的祭坛”之上,甚至悬挂在“女神的塑像上”,这与今天的人们将“护身符”拿到寺庙里去开光是一个道理,当它们的主人或有资格享用它们的人死后,它们才被派上用场。 从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呈现的现象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他们对动
物的早期胚胎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对动物早期胚胎的变化规律开始研究的民族。另外从“中华第一龙”和“玉猪龙”的比较来看,由于他们都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且外型又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成c形,且都有用于悬挂的小孔),因此它们应该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来分析,“中华第一龙”应该是在“玉猪龙”的基础上经艺术加工演化而来,玉猪龙才是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玉猪龙”出现的时期也许要更早些。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虽然揭示的是龙的起源,但笔者认为这还对解释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通过“胚胎说”我们可以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两极”的概念,先民们将“生”与“死”同时表现在墓葬之中,这充分说明他们对事物相互转化的辨证关系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而根据红山先民们的理解,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之间不正是我们活着的人吗?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庸哲学”最早的思想起源吧?一直以来,红山文化被世人誉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通过我们以上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红山文化的这种赞誉应该是毫不过分的。说起中国的红山文化,您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说起中华第一玉雕龙,熟悉和喜爱文物收藏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可您知道吗,如此珍贵稀有的国宝,还曾经有一段被人冷落的日子。故事就先从内蒙古赤峰讲起……被称为“塞外明珠”的赤峰市东北隅,矗立着一座海拔高746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红色,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岩似火,山岚如霞,故得名红山,蒙古语叫乌兰哈达,赤峰市的名子也由此而来。美丽的红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者,他们纷至沓来。日本人鸟巨龙藏来了,瑞典人安特生来了,他们挖掘山洞,寻找石器、陶器。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使红山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根据这里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特点分析,把分布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山地区并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随着满城汉墓、曾侯乙墓和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些苍凉和冷落。直到31年后,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五千年前玉雕龙的。这条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赤峰发现了中国第一玉龙的消息由此传遍了全世界。关于玉龙出土的故事,还要从1971年说起……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冒着酷暑高温,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修梯田。一锹下去,一件硬邦邦的东西,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来是一个人工砌成的石洞。张凤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黑乎乎、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收工的时候,张凤祥把它带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让弟弟拖着玩耍了起来。七、八天之后,张凤祥惊奇地发现,原本难看的钩子,竟然被弟弟拖成了墨绿色的玉器。形状有点像蛇,又有点像龙。并且在太阳底下一晒,还能散发出诱人的碧绿光泽。这一发现让张凤祥激动不已,随后,他带着这件奇怪的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到了箱子里。就这样,玉雕龙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984年,情况出现了转机……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1971年在三星它拉(与后面的他拉不统一)发现的玉龙,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极其珍贵!玉雕龙通体为墨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作为一种图腾象征,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从这件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 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此,这件形状像 “C”字的玉龙,成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也许是龙的神灵,也许是巧合,“C”形龙闻世之后,红山文化玉器陆续出土。红山地区还出土有哪些有意思的玉器呢?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就从牛河梁开始讲起……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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