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号的首航

为了保证首航成功，莫里斯作了精心准备。他聘任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格林为“中国皇后号”船长，邀请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山茂召作为他的商务代理人。

1784年1月25日，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发给“中国皇后号”两份证件：出入港许可证和航海护照。1月30日，有关方面颁发给该船航海证书，证书上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印。

美国官员设想，“中国皇后号”会接触到中国各种官员和重要人物，因此在证书上空前绝后地写上了无数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

为隆重起见，莫里斯甚至连起航日期也精挑细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当时公认的“黄道吉日”：1784年2月22日——总统华盛顿的生日。这一天，“中国皇后号”载着473担人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和43名船员，扬帆起航驶向中国。

1897年6月1日，亨利·温斯特·卢斯和伊丽莎白·卢斯结婚。她是一名青年基督教会的会员。耳朵有点聋。同年9月5日，这对新婚夫妇受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的派遣乘火车从宾州启程。13日到达西海岸城市温哥华，在那儿乘上“中国皇后”号客船前来中国。“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他们下船逗留了两个星期。他们参观了一些佛教圣地，使亨利·温斯特·卢斯对东方的宗教第一次大开眼界。

10月13日，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在神户乘上了“盖尔人”号客船前来中国。第四天上午，“盖尔人”号驶进了扬子江口（长江口），乘客们换乘小型客轮靠上了海关码头。这时，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第一次见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在上海住了几天后，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妇登上一条北上的小汽轮。三天之后，他们绕过了山东半岛，贴着海岸驶向西边的芝罘（即今天的烟台）。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山东东部长老会的***柏尔根。随后，他们来到毓璜顶山下的传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们乘轿子（这种轿子叫“轩子”，前后伸出的两条轿杆由一前一后的两头骡子抬着，一个骡夫照顾于左右）向登州城出发。

两天后，当太阳西沉时，他们远远地望到了目的地登州城用石头垒起来的高大的城墙。一个骑着白马的传教士前来迎接他们。他们穿过拱形的城门洞，走进城里，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

亨利·温斯特·卢斯来到登州时，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学校让他担任物理教师。首先，跟一个中国老师学一年中文。

到登州后转过年来的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刊人亨利·卢斯）。

1897年至1900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到1900年春，这种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与洋人作对，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夏天，亲西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指示所有在山东的外国人到烟台集中，以防不测。文会馆却继续上课，但不久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伊丽莎白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孩。6月底，他们乘上烟台美国领事派来接他们的一条船到达烟台。在烟台住了几天后，他们接到朝鲜汉城教会发来的申报，邀请他们去那里避难。在汉城度过了一个炎热难耐的酷夏后，秋天时分他们返回了登州。此时，八国联军已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开始与洋人谈判讲和。自朝鲜避难回来后，山东西部长老会和东部长老会在烟台开了个会，讨论办校问题（早在1898年，山东西部长老会就提议把文会馆迁到济南去。但这些意见遭到老一辈***的坚决反对）。

1900年秋天的烟台会议决定：尽快将文会馆迁至潍县。亨利·温斯特·卢斯对将学校迁至潍县的决定并不高兴，他的愿望是联合当时山东各教派的力量，在山东省会济南办一所象样的大学。当时，亨利·温斯特·卢斯已与广德书院的***约翰建立了联系。广德书院（Gotch--Robinson Training Institute）是英国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益都）办的教会学校，也是当时山东境内另一处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

1902年6月13日，以约翰和柏尔根为首的英国浸礼教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联合起来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下辖三个学院：在潍县办一所人文科学的学院，在青州办一所神学院，在济南（地址当时还未定）办一所医学院，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狄考文院长此时因年事已高，又要主持当时全国的圣经翻译工作，已经放弃了他对学校的大部分责任。文会馆校长的职务由他的助手赫士（Watsn M Hayes）担任。1901年，赫士被袁世凯请去担任另一个省的学院的领导，柏尔根(Pall D Bergen)继任院长一职。

1902年，柏尔根回美国休假，亨利·温斯特·卢斯和另一个教职人员担负起学校的管理工作。柏尔根休假归来时，随身带回一笔相当可观的从美国募捐来的款子。整个1903年，潍县新学校舍的建筑工程在快速地施工着。这时，青州早先的广德书院改名为神道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19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亨利·温斯特·卢斯为学校的搬迁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截至秋季开学时，学生们已在潍县上学而不再是登州了。学校虽已迁至潍县，并取名广德学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又有一名叫广文大学），但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主要是经费问题。1905秋，柏尔根要求亨利·温斯特·卢斯回国休假并筹募资金。亨利·温斯特·卢斯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他答应了。

1906年春，亨利·温斯特·卢斯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8年过后，美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汽车和摩天大楼，汽车已经成了重要的消费品。中国已成了亨利·温斯特·卢斯熟悉的家，在这种悬殊的对比之下，美国看起来真有点陌生了。到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亨利·温斯特·卢斯的父母双亲此时都已去世。返回故乡斯克兰顿，亨利·温斯特·卢斯深切地感到只是沉重的失去。但他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主要是：一、为学校的校办工厂筹集资金，二、募集25万美金以保证学校的资金来源，三、组织一个美国募捐者理事会。

当时，进教堂的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为传教士捐款，但为一个教会办大学捐款却是从未有过的事。亨利·温斯特·卢斯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筹集捐款，还必须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样，在美国他又成了一个宣传中国的“传教士”。

从1906年春至1907年春，他走遍美国各地，到处募集资金并做宣传中国的工作。1906年，耶鲁大学授与亨利·温斯特·卢斯硕士学位。

“中国皇后号”两次胜利远航广州和运回名贵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美国波士顿、费城、塞勒姆、普鲁维登斯、巴尔的摩等东部沿海城市。于是，这些城市的富商们也纷纷派遣商船到广州贸易。

1685年，清政府下令“开海贸易”，并在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四处设置口岸，置海关和建立关税制度。从此结束了禁海闭关政策。

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循着明末已经开辟的欧亚航线先后来到广州。

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首先进入广州，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分为两队，分年轮流驶来，有些船只经由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到中国，而其他船则是直达船。他们的船是1800吨至2000吨的豪华大船。

1698年，法国“安菲德里蒂号”来到广州，正式开始中法两国的贸易；1715年，奥地利3艘商船驶扺广州；据统计，1714年至1720年，英、法等国到广州贸易的船有68艘；1739年，瑞典“哥德堡号”首次驶入广州。

随着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先后进入广州，而且就在广州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自纽约起航，载着40多吨的洋参，于8月28日到达广州，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这艘360吨的船是一群纽约商人购置和装备的，船长是约翰·格林。该船扺达广州黄埔港时，受到广州海关官员的欢迎。

“中国皇后号”的航行路线，是按照欧洲国家商船航行的传统航线，即从纽约起航之后，向东航行，横越大西洋，到达非洲大陆的最西点塞内加尔的佛得角。又横渡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海峡，然后驶向中国的澳门。扺达澳门后，由中国引水员领入内河，扺达黄埔。

“中国皇后号”两次胜利远航广州和运回名贵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美国波士顿、费城、塞勒姆、普鲁维登斯、巴尔的摩等东部沿海城市。

“中国皇后号”肩负反封锁重任

1783年，莫里斯积极行动起来。莫里斯靠在内战期间独揽华盛顿军队中的所有军火生意发家，组建了北美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顶商人”。精明的莫里斯利用自己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一艘商船及相关的货物。这艘非常精巧的木制帆船，配有各种新式航海设备。由于承载着莫里斯本人和投资商的巨大希望和对中国的无限幻想，这艘360吨的商船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

东方皇后号是中国国家旅游局1997年首批评定的唯一的两艘五星级游船之一；采用西式管理，派有外籍驻船经理；内装修采用欧洲进口防火装修材料；世界著名品牌的主机设备；曾接待过比尔·盖茨和基辛格等国际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