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鹤庆县的银制品的总述

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南诏古国，佛道圣地，这就是“风花雪月”的大理。

当您徜徉在这童话般的世界，巡海而游，只见烟波浩淼，水天一色，白帆点点，鱼跃鸥飞。岛屿，亭阁，村舍，绿树点缀其间，如诗如画。每到农历十五，空中月朗星稀，海中星月浮动；苍洱相依，刚柔并济，天工巧合，其妙无穷，真是“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大理古城为历代军事要塞，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这里商贾云集，更以众多的名胜古迹和颇具韵味的民族工艺品吸引着广大的海内外游客。当您来到美丽的大理，可别忘了带上几件大理最有特色的工艺品：扎染、大理石工艺品和鹤庆县新华乡的银制品。如果您不能亲自来大理，也没关系，您可通过邮购，给您的亲友送上一份浓浓的情意。

云南大理寸氏的银是真的。

寸氏雪花银是云南加工银器知名品牌，质量优良，寸氏雪花银采用的原料为原银，纯度接近纯银，颜色为白色，表面如雪花状晶莹剔透，因此被称为“雪花银”，一般用作饰品或器皿材料。

此外，寸氏雪花银还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能够释放出银离子，具有杀菌作用，同时还能吸收人体内的毒素，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

因此，云南大理寸氏的银是真的。购买时可以要求商家出示相应的检测报告和证书，以确保购买到的是正品。

这是法国的贸易银元。有面值的，是1皮埃斯特，就在另一面。 是1909年发行的。那个女神是自由女神。这个银币俗名叫坐洋、七角、坐人等。真品4、5百元。你的太模糊，看不出是真的假的。这个币假的很多。请重新上清晰大图，先鉴定是真是假。

中国现代重彩画是传统工笔重彩在现代文化和审美条件下变革和发展下产生的一个新画种。始于70年代初，延续至今 ，已有三十多年的历程。它重新高举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中国民间重彩的旗帜，力求重振汉唐雄风，恢复色彩特有的表现力；它充分利用了现代色彩、材质运用方面的特长，大胆把西方抽象、及构成与装饰美感引进绘画中来 ，以特有的造型、色彩、肌理交织而成的视觉美感，极大的强化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力。

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出现不仅在中国画坛形成了强有的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轰动了西方世界，广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称赞，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今天看来，中国现代重彩画兼容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它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与情趣和明快华丽的色彩，为中国绘画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空间。在当代中国画坛形成了一股以融合中西创新国画的潮流，并产生一批具有民族探索精神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重彩画大师及著名画家，如：林风眠、黄永玉、张光宇、丁韶光、蒋铁峰、周菱、刘秉江、胡永凯、张宏宾、张一民等。

放眼中国整个美术历史长河，中国现代重彩画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于：

一、中国现代重彩画是对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中国民间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敦煌是世界最大的美术博物馆，壁画绘制全部采用纯天然颜料，而它产生的色彩之绚丽斑斓及艺术水平之高，是世人注目的。古代杰出的民间画家采用了朴素的表现技法，同样用色彩的力度震撼了人们的灵魂，同时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文明及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特别是唐代，由于唐高宗推行佛教，并实行开放策，大量绘制绚斓多彩的壁画，使我国纯天然颜料的开发及以工笔重彩为重要表现的绘画形式在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最高峰。如胡伟教授所说：“古典美术研究是为当代艺术表现服务的。” 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是中国现代重彩画研究的发展平台，并为其输送营养和能量。而中国现代重彩画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启发和引导对中国古典美术的研究和挖掘，并更加深入、更大宽度的拓展传统。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对中国现代重彩画和对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的研究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如果孤立的研究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只会重复古人的办法与技法。中国现代重彩画首先明白要从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中继承哪些东西，对自身的艺术创造发展又将产生什麽样作用，对传统的继承与挖掘会有极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中国现代重彩画恢复并发展了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民间美术的特有色彩表现力，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的色彩魅力在中国现代重彩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中国现代重彩画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材料技法与西方材料技法的合壁与发展中国现代重彩画是在壁画及民间美术长期受到冷遇、特别是壁画颜料失传的情况下，对当时现有绘画颜料进行探索的。运用中国传统高丽纸、水墨、毛笔及西方的水粉颜料、及现代的马克笔等现代材质、色彩进行创作的。水粉色弥补了当时中国画色彩没有不透明色、和有很强的覆盖能力，并重现了昔日中国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的色彩魅力和色彩表现力。现在的今天，又有了以中央美术学院蒋雪萍、胡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岩彩派。

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岩彩派是从日本学习中国已经失传的矿物质颜料与技法，回国形成的中国现代重彩画的新流派，注重把材料与技法的认识和对传统艺术中文化内涵的认识结合起来，贴近传统绘画的内奥，在宽阔的文化视野中关照隐藏在古代艺术经典深处的材料与技法；把对古代绘画现状的分析和对材料与技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技法中找到贴切而不浮躁的形式语言。

所以说，中国现代重彩画派是在全面的研究和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为前提的，也是借鉴西方当代艺术为前提的。并形成了强有力的视觉美感与冲击力、创造性和独特的审美形象。

三、中国现代重彩画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审美的合壁与发展中国现代重彩画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也为自己建立起了一座坐标，它可以指向过去与未来，融通东方与西方。在对我们的传统和国际文化艺术比较的同时，了解并发现人类文化艺术的很多共同点。中国现代重彩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抛弃为我独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独有的铁线描的基础上，大胆融入了西方的装饰色彩、色彩构成理论，并与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形成了一个大的有机体系。这种宽容心，在学习阶段，不急于去否定什麽的态度，并且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艺术现象和形态都有其道理。宽容的国度会不断有新生事物的产生，即使你不喜欢，不去理睬就是了。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分个高低，你对我错。事实上，艺术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真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也没有必要有意把东方与西方、把古典与现代分离开来。心态宽容、态度放宽，才能使艺术更加繁荣与发展，才会给艺术提供一个创造的最佳的环境与空间。

没有创造力的艺术行为是没有活力的，当然也不会有生命力，也不会打动人、去感染人。创造不是凭空的，需要有传统和其他艺术门类作为养料与基石。如果把一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比做一个转动的轮盘，那麽传统应该是它的轴心，这个轮盘不停的转动与轮回，每一圈转动又回到了原点与起点，不同的是，再次回到原点与起点时，已经不是原来的形式结构了。如果转动下去，会产生继续的变化。肯定的说，这个原点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民族审美意识的根源。中国现代重彩画没有仅仅站在那些已经形成的固有形态上看待历史的和国际的文化遗产，而是把历史的轮盘重新转动起来，在转动中保持与更生艺术的活力。

中国自古就有“大象无形”、“大乐无形”之说，这样一个理念说明，“容天下万物”包含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之中。这种抽象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思想的伟大亦在于此。它包眼了很多的内容，可以说博大精深，我们只能体会它的精神。五千年中国灿烂的文化积淀出来的精神财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决不是仅仅靠课堂上的几节课就可以弄懂的，无论古典与当代、民族与国际、东方与西方，我们都应该广泛的接触与借鉴，知识多了，才不会少见多怪，才不会盲目否定与照搬照抄。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重彩画体验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又宽容的大胆借鉴西方的文化艺术，立足当代，所以会厚积薄发，并震惊世界。

中国现代重彩画从历史与客观角度看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充分认识到东方与西方造型观念之间早就存在的契合和相互影响，实现了与国粹主义不同方向上，架起一座新的桥梁。实现了与西方绘画、审美的合壁与发展。

四、中国现代重彩画拓展其表现领域，跳出了“唯笔墨”的羁绊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丁韶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重彩画派（美国称云南画派）在世界上的成功，预示着中国现代重彩画实现了中国绘画在世界艺术之林的一席之地，它给长期以显扬民族性为前提、为核心的关于“民族性”与“国际性”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给了一个响亮的答案。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古代希腊、埃及、美索不达尼亚两河流域文化回合进入西域时候，在那片沙漠的绿洲里的文化融合，自然而然包含了“民族”与“国际”。同样，在当今世界，中国重彩画在国际上的成功，也是把中国传统材料技法与西方材料技法、文化及审美巧妙融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及魄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借鉴外来文化艺术便失去“民族性”的问题。绘画本身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民族性”应包含在“国际性”之中。

但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给中国画作品规定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笔墨“，如果谁违背了这个标准而介入其他材料与技法，便是”犯规“，并遭到否定，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这种程式化表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始终贯穿中国绘画艺术中的主线。于是，才会有各种描法和皴法。应该看到，它既是财富，也可能成为负担。传统技法应该是当代艺术表现的动力和资源，而不应成为阻碍艺术发展的条条框框，更不能成为僵化的公式与教条。中国现代重彩画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和时代精神。

打破国界的概念，中国绘画本来就是在不断融合外来艺术的同时，自身得到发展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是不是中国画“的问题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它原有的定义。因此，多借鉴吸收国外一些能”为我所用“的材料、技法内容，中中国绘画的发展是十分有意的。

南诏国与大理国---大理的历史

南诏的由来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族和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武则天时，其子逻盛亲自入朝。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西北），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扶持下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738年,唐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封云南王。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之统一六诏,本由唐朝促成。统一后,南诏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背唐而附吐蕃,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调全国各地兵十万征讨，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与吐蕃并力攻袭剑南西川。吐蕃以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沿袭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六睑。“睑”犹如唐之“州”。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凤迦异、异牟寻、异梦凑 (寻阁劝)祖孙三代并以被俘的唐西泸县令郑回为师，后又任郑回为清平官。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内。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不少工农业生产技术。被俘的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纺织技艺，“自是南诏工巧埒（相等）于蜀中”。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蒙氏王族不仅提倡佛教，而且信奉三宝。丰佑母还出家,法名惠海。大理崇圣寺及三塔即为南诏时所建,至今仍矗立于苍山之麓。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

大理国的兴起

大理国是宋代以白族为主体在今云南建立的民族政权。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亦即段氏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

段思平传十二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四个月之后，善阐（昆明）侯高智廉命其子高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升泰在位二年去世。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据《元史·地理志》，"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前期在此广大区域内设首府(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也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大理后期曾设置八府、四郡、四镇。八府是大理首府以外的善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即弄栋（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腾越（今腾冲）、谋统（今鹤庆）、永昌（今保山）；四郡是东川(今会泽)、石城(今曲靖)、河阳(今澄江)、秀山（今通海）；四镇是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后理国时，分封高氏子孙于八府，世袭驻守；四郡的统治者有高氏，亦有他姓。

大理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其中彦赞为大理所增设。清平官下有"九爽"。

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桂海虞衡志》说："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峨眉进士杨佐到大理买马路过姚州时，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云南（今祥云）青湖的"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白崖（今称渡红崖）地区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川甸（大理凤仪）有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畜牧业亦颇为发达，大理产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经贵州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颇有名。冶铁业水平甚高，云南刀 "吹毛透风"，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视。冶铜技术纯熟，工艺精巧。今存大理的铜佛像显示了冶铜规模的宏大和造型艺术的高超。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大理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东至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至交趾（今越南北方），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与中原贸易有四川、邕州（今广西南宁）两条道路。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族人民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善阐、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阐成为与祖国内外密切联系的枢纽。元代统一云南并建为行省后，即以之为省会。

大理王族自认是汉人的遗裔,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白文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的。南诏时已用于写作,但广泛使用则是大理时期。这时产生了用白文写作的《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和诗歌、曲本、传说等文艺作品。转韵体的白文诗较著名，其结构是每章十联，每联两段，每段四句，前三句七字，后一句五字，每段最后一字押韵。

大理描工张胜温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绘的《大理画卷》(亦称《张胜温画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清高宗跋）。 "笔笔工细生动,金碧灿烂,光彩夺目,天南瑰宝也"。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的仅存硕果。其《造幢说》是研究大理历史的宝贵资料。石雕共有大小神佛二百多尊，最大的天王像高达一米多，最小的座像仅十多厘米，神情姿态各不相同，面部表情严肃而不呆滞，衣冠服饰细致逼真，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刀痕遒劲，极备精巧，为滇中艺术之极品。此外，壁画和木刻艺术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大理统治者好佛，对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深远影响。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据《南诏野史》载，大理段氏二十二传，竟有八人避位为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亦称 "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其政权和宗教虽不能说完全合一，但界限几乎泯灭了。

大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北宋初年,王全斌平蜀,大理奉牒庆贺。宋太宗赵徽时，大理首领百万(王)乞内附，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之朝贡者"。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赵佶赐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大理国王。"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置市马场，交易盛极一时。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得等到邕州议马匹交易，换回大量汉文书籍。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表达了大理各族与内地人民亲如一家的心情。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

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