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8月经济活动反弹超预期，未来有望继续回暖

汪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8 月经济活动反弹超预期

随着南方洪灾的影响逐渐消退、全球需求回暖、国内经济活动正常化，以及信贷增速继续反弹，8月经济活动继续回暖，多数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于市场预期。具体来看，虽然近期部分房地产政策有所收紧，但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依然稳健，低基数推动制造业投资反弹，加之出口表现超预期，8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改善，而 社会 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也自疫情以来首次转正。另一方面，虽然财政和专项债资金支持较强，但8月基建投资小幅放缓。餐饮销售同比跌幅收窄，但依然同比下跌7%。房地产新开工同比增速也有所走弱，可能表明未来建设活动或将放缓。

经济有望进一步回暖，但环比增速放缓

朝前看，如果疫情继续得到控制，我们预计年内经济有望继续回暖。年内出口可能会保持温和正增长，基建投资保持稳健， 社会 消费品零售也有望继续反弹。近期房地产活动强劲、出口反弹幅度超预期，意味着我们的房地产和GDP增速预测可能面临一定上行风险。不过，近期房地产相关政策有所收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活动的反弹幅度，而随着其他经济体逐步复产，中国出口所面临的竞争也可能加剧。整体而言，我们维持三四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55-6%、全年增长25%的预测不变。

政策保持宽松基调，但短期内不会进一步加码

鉴于8月经济活动和新增信贷超预期，我们认为政府进一步加码政策宽松的意愿可能继续降低。不过，鉴于疫情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犹存，我们认为宏观政策也不会很快收紧。财政政策应会更注重资金的快速下达和使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现在预计年内央行不会再次降准或者下调MLF利率，不过LPR利率仍有可能进一步小幅下调。我们预计9-10月整体信贷增速还可能会进一步小幅上行，到年末可能会小幅放缓。随着国内经济活动进一步复苏、外需逐渐改善，政府可能会在四季度重新评估其政策组合。中国经济增长强于预期、货币宽松的势头基本结束，这些因素应能支撑未来几个月的人民币汇率，不过我们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很难大幅强于68。

房地产活动表现超预期，给全年房地产预测带来一定上行风险。 虽然近期部分出现过热迹象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已有所收紧，但8月房地产销售同比增速仍由此前的95%进一步反弹至137%，而低基数也推动3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日均销售同比增速回升至14%。8月新开工同比增速由113%放缓至24%，可能表明未来建设活动或有所减速。虽然近期房地产开放商的融资条件有所收紧，但其影响尚未显现，8月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了118%的强劲增长。此外，受高基数拖累，8月土地交易量同比下跌76%。整体而言，瑞银建设活动指数从7月的35%小幅下行至25%（3个月移动平均）。鉴于过去几个月房地产投资较为强劲，我们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长3-5%的预测可能面临一定上行风险。

房地产投资强劲、制造业投资反弹，拉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 7 月的 61% 进一步加快至 76% 。 即便年初至今财政和专项债资金支持较强，8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从7月的77%微降至71%，不及我们的预期，部分由于去年同期基数略高。其中，受高基数拖累，交通运输投资同比增速从117%下滑至64%，而公共事业投资，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增速则有所走强。官方窄口径基建投资（剔除公共事业投资）同比增速也从79%放缓至4%。另一方面，由于近期企业利润修复、去年同期基数较低，8月制造业投资从此前的同比下跌31%转为同比增长5%。此外，采矿业投资同比增速在低基数支持下反弹至35%，而教育、医疗、文体 娱乐 等部分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速较此前的高位有所回落。

8 月 社会 消费品零售转为同比正增长 05% （此前为同比下跌 11% ），但餐饮销售仍同比下跌 7% 。 整体 社会 消费零售同比增速在2月以来首次转正，小幅强于市场预期。其中，商品销售同比增速从02%升至15%，而餐饮销售仍同比下跌7%（此前为同比下跌11%）。在主要产品中（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部分受益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 汽车 销售保持稳健、同比增长118%（7月为123%）。房地产相关产品销售表现不一，其中家具和建筑材料销售有所走弱，但家电销售由此前的同比下跌22%转为同比增长43%。此外，服装（由同比下跌25%转为同比增长42%）、日用品（同比增速由69%升至114%）、化妆品（同比增速由92%升至19%）、通讯器材销售（同比增速由113%升至251%）均大幅走强。8月线上商品销售同比增速从242%放缓至172%，占整体 社会 消费品零售的比重小幅下滑至227%。

8 月出口同比增速再次超预期反弹至 95% （此前为 72% ）。 整体出口较为稳健（4-8月同比增长35%）主要得益于防护和医疗用品，以及电子产品出口较为强劲。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拖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中国最早走出疫情影响也支撑了出口活动。8月防疫物资出口保持稳健（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47%、医疗器械出口同比增长39%），电子产品出口较为强劲，而外需好转带动服装和鞋靴等出口也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二季度的强劲增长之后，大宗商品进口有所回落，整体进口同比进一步下跌21%（此前为下跌14%）。根据最新的US Census数据测算，年初至今（1-7月）中国自美进口的第一阶段协议涉及商品金额为400亿美元，仅达到全年目标的28%。不过，我们认为尽管近期中美关系恶化，但中美双方都倾向于维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变，不过11月大选前相关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参见《为何中国出口如此强劲？》）。

内外需的好转推动 8 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速加快至 56% （此前为 48% ），小幅超出市场预期。 工业生产同比增速的反弹主要来自于采矿业和公共事业，二者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反弹了4个百分点以上。具体来看，电力和热力行业、非金属采矿业、钢铁和化工行业增加值均有所提速。手机产量同比增速也有所反弹，对应强劲的手机出口。另一方面， 汽车 （同比增速由216%降至148%）、通讯器材（由118%降至87%）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则有所放缓，但依然较为稳健。

整体信贷增速进一步上行。 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28亿，其中新增居民贷款（8420亿，同比多增1880亿）和企业中长期贷款（7250亿，同比多增2970亿）均较为强劲。8月新增 社会 融资规模358万亿，大幅强于市场预期、同比多增138万亿。政府债券发行走强推动8月新增社融同比大幅多增；社融口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强劲，未贴现承兑汇票反弹，两者也是新增社融超预期的重要原因。8月政府债券新发行量（净发行138万亿，同比多增8740亿）大幅反弹，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再次提速、8月净发行6000亿元以上，这也有望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支持基建融资。我们估算8月整体信贷（社融剔除股票融资）同比增速再次上行04个百分点至134%（官方 社会 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速也提高了04个百分点至133%），我们估算的信贷脉冲也进一步反弹至GDP的78%左右（参见《8月新增信贷超预期，进一步宽松可能性降低》）。

8 月 CPI 同比增速微降、 PPI 同比跌幅收窄，均符合预期。 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猪价同比增速从86%大幅回落至53%，这也抵消了高温及降雨天气导致的蔬菜价格走强（同比增速由79%升至117%）。因此，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从132%降至112%，拉动CPI同比增速小幅下行03个百分点至24%，尽管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小幅升至01%。另一方面，受益于建设活动较为稳健、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以及去年同期基数较低，8月PPI同比跌幅从24%收窄至2%，其中上游投资品价格同比跌幅继续从35%收窄至3%，而下游消费品价格也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至06%。

经济增长和政策展望

整体经济继续回暖 假设疫情继续得到控制，我们预计年内整体经济有望继续回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好转，年内出口应能保持温和正增长，财政融资支持会继续支撑基建投资，同时在9月南方地区洪灾影响消退之后， 社会 消费品零售有望在8月实现05%的同比正增长后进一步改善。

…不过环比增速可能大幅放缓。 4月以来经济活动的强劲反弹主要得益于国内生产、建设和消费活动的正常化。随着经济活动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活动的环比反弹势头会不可避免地大幅放缓。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预计三四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可以达到55-6%。近期部分出现过热迹象城市的房地产政策边际收紧，开发商融资条件也更为严格，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未来房地产活动，但年初至今房地产投资的稳健增长意味着我们全年3-5%的预测面临一定上行风险。另一方面，我们预计外需的持续改善应会继续支撑出口，不过随着其他经济体逐步复产，中国所面临的竞争也可能加剧。整体而言，我们预计中国出口在今年余下几个月中保持中低个位数的同比增长。此外，我们预计年内余下几个月消费也应能实现低个位数的同比增长。

政策保持宽松基调，但短期内不会进一步加码。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仍会保持宽松基调，但鉴于整体经济活动持续回暖、最近出口和新增信贷超预期，短期内政策宽松应不会进一步加码。财政政策应会更注重资金的快速下达和使用，以支持新基建和重大项目融资。货币政策方面，我们现在预计年内央行不会再次降准或者下调MLF利率，不过LPR利率仍有可能进一步小幅下调。另一方面，鉴于疫情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犹存，我们认为央行并不会很快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考虑到未来的政府债券计划发行规模较大，我们预计9-10月整体信贷增速还可能会进一步上行（至瑞银预测的138%），到年末可能会小幅放缓。中国经济增长强于预期、国内货币宽松势头基本结束，这些因素应能支撑未来几个月的人民币汇率，不过我们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很难大幅强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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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在建交后的三十年里，得到的发展有目共睹。而在奥巴马继任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打背景下，双方关系被历史性、第一次推上历史的前台。可以说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球的神经，在国际政治这个诡计多变的环境中，这一问题更显的扑朔迷离。也正是如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可谓人言言殊。我认为中美关系在历经三十年的风雨后，在各方面关系发展日益成熟时，互相间的不信任也在增大。换句话说，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变得不成熟时，双方对对方长期意图的更本性不信任却在增大。

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回顾

1971年双方以乒乓外交拉开了两国建交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1986年十一月，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青岛，中美双边关系有政治、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延伸。2005年八月，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边关系向战略高度发展。2009年美国信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不久，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以密切同中国的联系。此举本外界普遍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发展阶段到来的前奏。

从以上发展历程来看，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双方的合作还会更加密切。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会不可避免的被美方认为侵害美国利益或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威胁。这显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有直接关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将更加凸显。美国对中国是“既爱又恨”，这似乎听起来很矛盾，可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后，就不会再感到惊讶了。事实上，美国对华的大政策没变，可中国却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变得日益强大了，而中国的强大无论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都会不可避免的“侵害”美国利益。但另一个方面，美国和中国的依存度，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让美国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由于这种“萝卜加大棒”的情况的存在，在暂时的时期内萝卜被时局推到最前沿，但也应注意的是大棒也在悄然的逐渐强硬起来。这一切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在前进与曲折的二重奏里前行。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及原因

一、经济方面：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不仅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更是在2006年实现对世界经济贡献额度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火车头。并成功的坐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与世界经济高度影响力。也正是这些才使西方经济学家称：我们害怕中国失败远胜于害怕中国成功！特别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上佳表现更让许多美国经济人士呼吁应给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更大话语权。更有人批评美国和西方说：“如果你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你们最终会明白你们开出的药方远比问题本身更严重。”于是乎又出现了让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G2"理论。这些都读不免有恭维之嫌，毕竟中国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家底”，毕竟现在中国正处在时代的岔路口，更需要冷静，最忌飘飘然。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对中国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重视。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合作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程度。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清楚的知道巨额外汇对中国所意味的风险，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而这一切的“元凶”就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但无奈的是中国必须和全世界一起为美国买单——不得不继续买入美国国债，特别是中国！因为美国国债是现在相对最好的避风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容下2万亿美元这个近乎可以成为“巨无霸”的外汇储备。尽管美元贬值的话，外汇会巨额缩水，可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买进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会很快崩盘，这样对外汇以美元为主的中国来说损失会更大。也许有人会说，抛售美国国债或用美元资产到国外并购来减少外汇不就行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卖出美国国债谁能买、谁敢买？再者说你这个最大债权国都急着抛售美国国债，那其他的国家不就更急着抛售出去吗？这只会更快的加速经济的衰退！还有，买入别国资产，可对于如此大块的外汇涌入，别的不说，单就国家经济安全考虑也没有国家敢接啊。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更多是一个无奈之举，中不想美经济崩盘，以减少损失，美国更不想了。所以美中形成了一个“金融恐怖平衡”，把双方结实的困在了一起。

二、政治方面：

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关系，而美国一直把台湾问题视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在太湾问题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海之间的局势，这也是三十年来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一问题也成为中美最易出现摩擦的敏感问题。美制定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亚太安全部署，更是吧“围剿中国”视为第一要务。中国毫无争议的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随着“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形成，美国对中国新一轮海上封锁实际上已经形成，这难免给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应用，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所作的安全战略布署很大程度上成为徒劳。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后种种想缓和两岸关系的举动，又使台湾问题暂时性的缓和下来。中国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更是让美国“完全封杀”战略化为了泡影。因此从这些层面看，中美发生大摩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美关系近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

三、战略角度方面

美国是全球霸主这一现状是美国制定自己战略政策的基点，也就是全球霸权政策。其他的不说，就看看大家熟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还有近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会知道什么叫嚣张，什么叫霸权！因而中国的崛起，让多年没有对手的”山姆大叔”很不习惯。毕竟欧盟、日本虽然很强，但是美国对他们还是自己感觉可以控制的，至少美国自己认为还是可以琢磨透他们的意图的。可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却不是这样的，尽管她的实力还远不如欧盟和日本，但她的很多举动确实有些让美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一点美国心里很清楚：虽然很多事务上美国和中国有密切的合作，但更多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北京绝不会按美国的意图走，即使华盛顿向北京施加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时。这一切让习惯了“我是老大，听我的”的美国很不适应，却也有些奈何不得。毕竟美国自己明白，中国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不是自己能一口气吃得消的。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的必然性。

总之，中美双边关系的不断想前发展是必然的，争端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的大背景，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冲突。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自认为可以控制、可以容忍中国的前提下。当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事实上中国也就是在这个层次没发展着，这也就成了现在中美关系合理的一个状况原因。所以说，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总趋势是好的。也就是说，在短期的可见对方意图的时段内在更为广泛和深入的问题上双边关系会变得愈发成熟。

　　美国不管是谁当总统都不会改变对中国的限制政策！

　　一是经济掏空：28个产业，控制了21个。这是最根本最省事的釜底抽薪。多少年来，当中国沉迷于GDP数字和外贸进出口额的时候，美国却一直在隐秘地实施着针对中国的经济掏空战略。美国借中国的钱，再投到中国，消灭中国的名牌，控制中国的矿产，入股中国的银行，炒中国的股市、楼市，但是，美国却不许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不出售给中国高技术和武器，只许中国大量的金钱买美国的国债－－其实就是“借”钱给美国，供美国循环用于掏空中国。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是美元陷阱

　　美国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在暴露美国金融体系混乱的同时，也突然暴露出中国手中握有一万多亿美元债券的惊天事实。我想要说的是，这些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现在大部分被美国拿去了，只要跳出纯粹的经济和金融视角就可以一目了然：美国已经通过债券绑架了中国！中国无法抛售这些债券，否则只能让这些债券早日贬值和更大幅度贬值，美国还在威胁利诱中国必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因为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经济不能早日复苏，这些债券仍然是一文不值，而且人民币还要升值，影响到以出口为主的工业体系。美国就用这样的话吓唬中国把钱送到美国的口袋。中国的钱被美国拿走，中国不再有钱购买技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发展军备。事实上等于断送了现代化的前景。谁都知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没有钱怎么工业化呢？中国因此也没有基本的国家安全，因为一万多亿美元，没有转化成任何一点国防能力！美国不卖给中国军火和高技术，欧洲也不卖，只卖给中国债券。美国拿着中国的钱，等待机会，等中国破产时，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然后再高价盘剥中国！美国为什么不购买中国的债券？为什么不抛售黄金救美元？为什么不出售波音公司救它的金融机构？谁都清楚，美国同时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必然要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手上的美国国债最后还是一文不值。只要有工业在，有资源在，美国就一直会在军事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别人就得继续给它钱。它什么也不在乎。但它牢牢抓着工业、高技术和资源。

　　三是政治迷魂药。

　　为了害怕中国人明白上述的一切，美国的经济学家发明了GDP概念麻醉中国人，就像当年给俄罗斯开出休克疗法的药方一样。很多中国学者津津乐道GDP，客观上麻痹着国人的理智。1840年中国的GDP是世界1／3，英国日不落帝国的GDP才占1／20；全部欧洲加起来，也比中国差得多，为什么中国不瓜分欧洲，而被欧洲瓜分了？就是衰落到1894年的时候，中国GDP还是日本的9倍多，为什么中国不打败日本，收回琉球，反而被日本打败，丢了台湾？历史上GDP数量并不等于大国地位，为什么到了现在，反而成了大国的标志？有人会问，美国和日本今天的GDP比中国大，为什么是大国？那是因为人家的GDP构成，是高科技，是信息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航海产业，大型机械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现代农业！这些产业，平时都具有世界扩张性，都可以以暴利赚取世界的钱；战时，全部都可以转为国家的军事实力，消灭敌国，掠夺财富。中国呢？清朝时的GDP是茶叶、蚕丝、瓷器，现在的GDP主要是房地产，根本不能到世界上扩张赚人家的钱，只能盘剥自己的民众，还帮着国家资本打劫自己人民的财富。其他如纺织品、玩具、烟酒，统统都是低技术的东西，到国外赚的也是血汗钱，根本不能在战争时期转化为国防实力。看看我们满大街跑的汽车，有哪一种是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的大军舰，中国的主力战斗机，有哪种发动机是自己造的？战争打的是武器库里的硬家伙，而不是国库里的软金条和货币！中国现在构成GDP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现代网络战和太空战、空中战争能力的东西，只能供国民小享受和某些贪官污吏大享受的东西，最后还要被外国人拿去。这样的没有自我保卫能力的GDP是什么？

　　所以 奥巴马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美国的智库相当厉害！

1、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防止苏联的入侵。美国需要中国牵制苏联。

2、从美国方面说，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失败。

3、美国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国力衰退，在于苏联争霸中处于防御低位，需要拉中国牵制苏联。

4、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需要改善中美关系，以便抗衡苏联。

5、中国国力逐步强大，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

6、中国的两弹一星发射成功，能以平等的姿态和西方国家交往。

尼克松访华

尼克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艘大船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各自转个180度大弯来之不易。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意义重大，这使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联系加强，关系得到改善，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时，使中国不再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不利局面，在实际上结束了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决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影响。

1、明确个人和集体、个人跟国家的关系；

西方人喜欢讲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城邦国家时期，如果一个人离开城邦，在外面独自生存的话，那么就两种情况，他要么是个圣人，要么是个野兽，也就是说个人是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生存的。

在不少人的认识中，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是一直是比较“风调雨顺、和谐共处”的，甚至还度过“蜜月期”。直到2018年，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给两国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损害。

2、 实现个人的价值，并和集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市场经济体系从西方发端，然后扩散到全球。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整个社会趋向于多元，但是从实践上来看，各种各样多元的价值观，并没有突破传统上个人跟集体的那种一般的关系。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非常出名的肯尼迪总统做过一次演说，他里面讲到一条就是“不要去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去问这个你能够为国家做些什么”，也就是说你即使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你首先要实现这样一种个人的价值，并和集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3、 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关系，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从大的方面来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时代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获得了一个比前人更高的平台，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影响力，在国内所接受的这种公共的产品和成长的环境，对于之前的很多人来说是他毕生的梦想。那么倒过来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你的学习也好，你的生活也好，你的发展也好，也需要反哺这个集体，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辩证的关系，才可以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

明辨当下，远见未来，未来越不确定，我们越需要理性的声音。

整理：新爱播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加加剧，中国和世界经济与 科技 发展都处在重要十字路口。未来会怎么样？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在参加“东软解决方案大会”做主题发言时认为：中国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转型；二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

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到工业化时代的10%那样的增长。展望未来，由于政府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6%~ 7%都很难实现。

过去企业是做增量市场，现在我们逐渐的转变为存量市场，存量市场要获得发展，必须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存量市场上的竞争比增量市场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雪上加霜。 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挑战，使我们国家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又平添了几分困难。

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与发达世界脱钩，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更大的伤害是 科技 脱钩。

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家要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定力，及时地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越是这样不确定性的时刻，世界越需要理性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明辨当下，远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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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挑战：后工业化与中美贸易战

202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所面临的挑战重新凸显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来研究来应对。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着转型的任务。

第二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中美关系的恶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应该说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局势，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经摩擦不断。特朗普政府使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加速了。

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和中国的工业化有一定的关系，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面临着后工业化时代的诸多的挑战，那么理解这些挑战的性质，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后工业化？为什么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到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1978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起飞的阶段，起飞的阶段的特征就是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80年代开始，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基本上是在农业改革这个阶段上，在农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的阶段。

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生产它的主要投入是劳动力，它不需要太多的资本，而工业生产必须先行的进行大量的投资，建厂房、购置设备、雇佣人员，资本积累的阶段，农业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从统计数字上看，78年到2008年，基本上到08年，固定资产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强有力的拉动力量。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到两倍。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平均能够达到15%~20%。这是因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中，我们没有进行大机器生产的这些资本积累，所以要进行投资，投资一直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工业化的阶段，我们的企业面对的是卖方市场，遍地的商机，卖方市场就是供不应求的市场，在卖方市场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企业家，我们称之为交易型企业家，而在后工业化时代，交易型企业家仍然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但是更需要的是创新型企业家，交易型企业家是在市场上捕捉机会，发现供给的短缺，及时的组织资源，进行生产，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愁卖。

在工业化阶段，在一个卖方市场上，对企业来说，你找到市场的机会，发现人们的需求，并且能够尽快的资源整合，这对企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仍然很重要，但是它已经不是事关企业生死的头等大事了。

在后工业化时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头等重要的因素是研发和创新。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的企业家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在工业化阶段，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的增长，不仅因为我们有着大量的企业家的资源，有着廉价的劳动力，并且我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

我们通过购入设备，通过中外合作，我们可以获得传统的工业技术，传统工业技术就是这些重型的机器制造、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等这些技术，我们都可以低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那么在后工业化阶段，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我把它称为中国的工业化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国都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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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更残酷：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

我们后面会简单的提一下，1868年日本进行了爆发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 历史 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它的经济从一个农业种植为主的经济转向现代的工商经济。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推行工业化，使得它的国力迅速的增强，它的经济增长率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超过了另外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正是凭借着它迅速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它在东亚地区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同样在19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在欧洲崛起，这就是德意志帝国。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形成了全德意志的统一市场，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通过工业化德国经济的增长也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法国和英国。它的经济和经济实力使得它成为欧洲的第一号强国。同样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德国也对欧洲的秩序提出了挑战。

回到中国的工业化来，中国的工业化从78年开始，大致在2008年前后，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从统计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除了在2009年政府执行4万亿的刺激计划，那一年之外，投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下降，一直到今天到去年的5%~6%，投资的增长速度和GDP在过去几年中基本上保持了同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能再靠投资来拉动了，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是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国。

换句话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完成，资本积累不再需要了。它在宏观的层面上表现为投资增长速度和GDP基本保持同步。在微观层面上，我们过去的卖方市场现在已经转化为买方市场，普遍的供大于求，普遍的产能过剩。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一大水泥生产国、第一大发电国，发电量最高的国家，第一大 汽车 、家电、手机生产国，就生产能力而论，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当然我们的制造业水平还赶不上日本、德国甚至瑞士、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从生产能力上来讲，我们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无论今后国际的供应链发生如何的变化，有多少中国的企业到东南亚去建厂，我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这把交椅会长期由中国来占据。

那么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观察到了很多在工业化时代没有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在普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展开了同质化的竞争，展开同质化的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不断的受到挤压，因为企业之间的产品、技术、服务不能差异化，在市场上普遍没有定价能力，竞争唯一的手段几乎就是价格，就是靠价格竞争。但是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经营发生困难。

我们的一些企业把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有不少都认为这个困难是周期性的，暂时的这一波低谷过去以后还会迎来一波高潮。我觉得这是传统思维，这样的思维在工业化阶段它是成立的，但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它是不成立的，这种价格竞争，如果继续下去，企业会越来越困难，人们久久盼望的新的经济景气不会到来。

从08年到现在为止，在这10年间，政府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勉强维持了6%、7%的经济增长。所以过去的这10年，我认为主要是靠政府投入资源维持的6%~7%，但是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到工业化时代的10%那样的增长。展望未来，由于政府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甚至6%~ 7%都很难实现。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中国的经济现在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经济了，不能再用过去那种眼光来看待今天的经济，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来继续企业的经营和操作。

随着经济增长性质的改变，我们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必须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必须改变，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靠需求拉动，靠投资拉动，靠消费拉动，这样的思路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从企业的层面来讲，机会驱动加资源整合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过去企业是做增量市场，现在我们逐渐的转变为存量市场，我们习惯了 汽车 销售量每个月增长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甚至出现排队买车的这个情况，手机出货量过去增长百分之二三十，百分之四五十，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手机的出货量负增长，两位数的负增长，所以这些数字清楚的告诉我们，增量市场正在逐渐消失。

我们今后企业面临的是存量市场。存量市场是什么意思？存量市场就是你要获得发展，必须从你的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存量市场上的竞争比增量市场更加激烈，更加残酷。

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换的挑战，我们企业经营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挑战。

3

科技 脱钩比经济脱钩的负面影响更大

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恶化毫无疑问雪上加霜。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挑战，使我们国家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又平添了几分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这些挑战，来度过难关。

下面我们看一下数字，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运行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 科技 ，是 科技 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 科技 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 科技 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4

自主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不能搞群众运动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传统的工业技术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 汽车 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太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 科技 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能搞群众运动。 科技 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 科技 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的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公司，是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PayPal。

电商不是中国的发明，淘宝、天猫、京东做的都很好，我们依托一个巨大的市场，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发明而言，这不是我们发明的，eBay首先做了电商，然后又由亚马逊把它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做得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四大发明，不是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 科技 上的落后，是我们提高水平的前提。

5

拥抱变化：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

大家这几天都非常关心美国的大选，我在一个学者群里，这些学者为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老友反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敌视中国。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从目前的情况下，拜登已经赢得了这一届大选。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只可能改变它的手法，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协调盟友，共同遏制中国。

从目前很有限的信息的情况来看，因为他还没有正式上任，他还没有发过他的正式白皮书。从他过去所做和民主党的传统来看，他不会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基调。因为美国的政策取决于民意，实际上取决于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民意。美国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认为过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基本上是改变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

过去为什么美国的民间和政府认为他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呢？过去美国人希望通过开放美国的市场，希望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是希望中国加入到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来。

今天他们经过反省之后，他是怎么反省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目前从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我们所看到反映出来的民意，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失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得到了美国民间、美国政府相当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变，拜登政府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

所讲的这一些似乎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处心积虑的要和中国过不去？我们可以看一下 历史 。在 历史 上，凡是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试图通过工业化来提高国力，来对国家的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破坏原有的军事，使得国际的格局像一个新的均衡移动，在 历史 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并不是命运特别的不照顾中国。

中国崛起之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 历史 上来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德国，在它们工业化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期，都引起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动荡和重新组合毫无疑问增加了各个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些 历史 的事实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它，而不能够心存幻想。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远东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日本崛起以后，在亚洲国际冲突就接连不断，这就反映了原来的均势被打破了。整个的远东和亚洲摸索着要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之前，有着很多的冲突，有了很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后，打了第一场战争，击败了满清，击败了清王朝。接着又打了日俄战争，击败了俄罗斯帝国，1930年代入侵中国的东北，很快深入到华北，全面抗战爆发，全面的抗战，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在欧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紧张和摩擦，最终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哈佛这位教授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原有秩序的维护者，他要想方设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现为冲突，甚至是以战争收场。

我们希望避免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动荡，这样的动荡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命定论者，我们认为这种最糟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们要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定力，及时的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潜力，特别是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的新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足够的韧性、坚韧的韧，不是任意胡为的任。有足够的韧性，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略，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严峻的挑战下能够取得新的成就。

2010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如今的中美关系发展越来越曲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出现了鲜见的裂痕。那么究竟中美关系会随着美国的“蓄意破坏”而走下坡路吗？这里面需要回答几个十分核心的问题。

军备竞赛问题：中国不会谋求被动的参与美国人发起的多头军备竞赛，来拖垮自身的经济建设，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希望实现均衡发展，不做经济的巨人，军事的矮子，因此按照既定的国防发展规划，跨越式地发展“陆海空天电磁”五位一体的军事装备是完全符合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家需要，并且会在一些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于美国来说，扼杀中国军事发展手段和渠道将是既定路线，包括劝说欧盟维持对华武器出口限令也是美国长期谋求的战略之一。

对台军售问题：中美两军交往是中美关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美国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武装力量会让美国惊恐不已，美国希望通过接触实现了解解放军的目的，因此隔断中美两军的交往对于美国来讲是得不偿失。但对台军售长期必将是美国反华制华的战略考量，美国也不会终止此步骤，另外中美817公报对对台军售没有量化和时间表可遵循，因此中美围绕台湾问题依旧会矛盾不断。

新疆、西藏问题：奥巴马会见西藏和新疆流亡人士一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显而易见的政治危机。西藏问题是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中国针对核心利益问题是不会让步的。当然美国打西藏牌和打台湾牌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布置扼杀中国的大棋局战略之一。一个崛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围绕中国核心利益打牌将长期是美国奉行的国家战略。

美国国债问题：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是中国的杀手锏，反而是中国的掣肘和束缚，因此，中国抛售国债是双败，甚至是中国一家的失败，毕竟对于一个不讲诚信的国家，买国债实在是花冤枉钱；另外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毕竟也仅仅是美国的一小部分，无法有效撼动美国的巨大经济体。

中美贸易问题：中美贸易战会继续爆发甚至扩大化，因此贸易战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这个出口类型的国家，尽管中国希望转型，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人民币升值问题：至于人民币而言，中国绝不能被威胁而升值，因为一旦升值，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必将荡然无存，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国家战略目标和目的已就会实现。

伊朗问题：中国必须打伊朗牌对付美国的不断挑衅。中国能抓住制约美国的牌不多，伊朗算是一个，另外，伊朗本身也是涉及到中国中东核心利益的一步棋，中国绝不能轻易放弃，中国扶持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中国”也是十分符合中国的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这本身也是符合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朝鲜问题：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极其配合美国，并希望促成六方会谈，但事与愿违，美国人不会领情，毕竟在美国眼里，朝鲜仅仅是一个幌子，扼杀中国才是其真实战略目标。因此今后的朝鲜问题会更加的“太极”，各方均会引而不发。

反恐问题（阿富汗问题）：凡是美国人反对的其实也就是中国人应该支持的，在家门口反恐，尤其是在阿富汗反恐（实际上塔利班不不是恐怖分子），不符合中国西部战略，只能让中国更加的被动，因此在反恐问题上如何缠住美国一直是中国期望看到的结果，可以说正是反恐战争让中国争取到了近十年的发展黄金时间。

1、战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完全自由贸易政策，一方面加强本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交流，另外也可以对冷战对立国实行经济渗透。

2、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普遍衰退，美国双赤字严重，导致国内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更多的重视经济政策，政治凝聚力减弱，贸易争端和摩擦日益突出。

这一背景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1）由全球的多边主义单轨战略逐步转移到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并行的双轨战略上；

（2）由力主自由贸易的立场转移到强调平等开放，对等竞争，双边互惠市场的公平贸易立场。

3、中美贸易存在其相关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互补性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自己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中国的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投资场所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农产品、飞机、电站及石油设备，电子产品等;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鞋类、服装、玩具、家电、五金产品等；

（2）加工贸易占主导。1997年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22%，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04%。随着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大公司纷纷在中国登陆，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不断扩大，这些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返销的美国市场的也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国对美国贸易出口额保持刚性增长的原因之一。

（3）虽然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和相容性作为基础，但中美贸易争端却的确呈升级之势。2005年3月30日，美国政府于公布了所谓“贸易黑名单”报告，指出全球有58个国家和地区及3个经济贸易共同体对美商品、服务等设置贸易障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生产商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美方将会据此与“黑名单”国家逐一解决，解决不了将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在这份“黑名单”中，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为主控对象，中国则名列榜首，这预示今后一年内中美贸易摩擦交锋将会更加激烈。仅仅在纺织品行业，去年一年，美国就连续10次设限调查中国纺织品。在贸易争端的表象下，经济问题政治化成为了中美贸易关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美国认定中国是其谋求世界霸权和推行美国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都曾与双边贸易机制挂钩，严重阻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对外贸易政策日渐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与贸易有关的决策者面临着重大的利益和风险，对进出口的限制或者鼓励措施动辄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也会关系到美国内数百万工人生活和生存问题。另外受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通常结成组织严密的特殊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捐款、游说对参选的政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参选的官员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在贸易政策中实践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要求。

4、中美贸易问题的产生是由美国国内单边贸易主义和非平等贸易政策为根源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美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但中美贸易顺差绝非是引起美国国内问题和贸易问题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国内较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和失业问题，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节。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根本途径是使美国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达到平衡。如果仅靠贸易保护，即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赤字，也不能解决其国内的产业与就业问题，不利于稳定美国国内消费水平的稳定和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中美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对于双边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应通过政策协调，互相沟通，本着双赢的原则妥善解决。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