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的起源与发展

玉文化的起源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由无知到具有朦胧的美感，从使用粗糙的旧石器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从衣不蔽体到装饰饰物，这些都孕育了中华古代玉器的出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玉器产生所具备的三个条件逐渐满足，直接导致了玉器的出现。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人类美感的出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距今28000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石器装饰品，及至今18000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经成为当时先民的日常用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 第二，美石的发现。随着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玉石在其自然色调或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光，玉的温润泽天然特性使其更晶莹而被发现，可能作为稀有的宝物被珍藏起来。辽宁海城仙人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2—3万年)就有出土了岫岩玉质的砍斫器，虽然不能称为典型的玉器，但却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意识的开始收集这些美丽的与众不同的石头一一玉石。 第三，制作工艺的成熟。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加工石器从运用简单的锤击法、碰砧法逐渐过渡到采用间接打击、钻孔、琢磨等制造技术。在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制饰品中已能看出制作者的高超的技术；而在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饰品制作技术更是熟练。距今8200—80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一对玉块，这对玉块工艺先进，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原始玉器。当这三个条件成立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祖就进入了“玉器时代”，大量玉器开始出现。 2、玉文化形成时期在人类形成的最初阶段，山崩洪水、雷电山火、毒蛇猛兽、疾病灾害等天灾人祸无时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认为这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这些天地间的神灵，便想办法取悦他们，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形成了巫文化，并由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巫。 巫除了掌管祭祀神权外，还充当医生的职能，在给人治病的过程中，巫极有可能用玉充当治疗工具，无意中显示出玉的神奇功能，玉便被视为神物。由于玉的稀缺性、艺术性和神奇性，巫也有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把玉作为献给神的礼物。因而玉文化开始在巫文化中形成。反过来，原始宗教一一巫术的盛行加大了对玉的需求，因此在巫的周围培养了一批专业的采玉、琢玉的工匠，而“巫”也有可能是最杰出的设计、琢磨玉器的大师。他们提倡并参与玉器的制造、使用，推动了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考古发现制造年代最早的玉器距今约6000年。

　　玉所代表的阶级制度

　　而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瑞”字，在古代指的是天瑞之气，是一种吉祥，祥瑞的象征，另外也表示它是天命所归。这个在《礼记·礼器疏》就有详细的记载：“子得天之物谓之瑞”，寓意就是只能有天子一个人得道，其他人虽然也可以得到，但是必须服从于天子。“以圭为瑞者，圭兼五等玉也，诸侯之于天子如天子之于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谓之瑞，故诸侯受封于天子，天子与之玉，亦谓为瑞也，书云辑五瑞，又云班瑞于群后是也”。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瑞玉是多么彰显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且瑞玉所代表的含义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仅在玉器的称呼和形式上，也在乎得到他的途径。

　　玉所代表的美好寓意

　　在古时，玉器不仅代表了瑞气，据说他还有通灵的功能。儒学之中治学主要是以现实为本，所以不信鬼神之论，但是在《礼记》之中作者虽然对于鬼神之论是抱着谨慎的态度，但在言论中却也不排除玉有通灵的效果。“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王也。”注：“灌，谓以圭瓒酌鬯始献神也。”《礼记·礼器》：“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单席。”所以将玉作为祭祀神灵的神器，是因为认为玉能够表达的祝愿给神灵，而这也代表着对神灵的无限崇敬。

　　在《礼记·曾子问》也记载到了天子或者皇族在出行之时，也会用玉对祖先进行祷告：“孔子日：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 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是指在出行之前，用币帛皮圭向祖祷告，然后在将这些物品拿出，放置于乘坐的车内，回朝之时也在进行一次祷告，再将玉器埋掉。

　　在《礼记·明堂位》说道：祭祀的天地的玉器一定要非常方正，而对于其他的祭祀活动也有它特有的祭祀玉器“季夏六月，以稀礼祀周公于大庙，……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甚，爵用玉戎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而且每个都形状不一。

中华玉器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例如《山海经》记述的东北地区医巫闾山产质仡峋，千百年后，这个地名依旧未变，现在辽宁营口，出产滑石。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古代的丝绸之路最早就是玉石之路，后又向西延伸而成的。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

　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所以说最初是以“美石为玉”。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一部分“美石”的具有特殊的性质，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为“玉”。玉的雕琢也有独特的性质，在金属精工发明之前，玉是用间接的磨制方法来雕琢的，即使用器物带动解玉砂来磨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只有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这种耗费人工的物品，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一般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幕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中国玉器的发展大概经过了几个时期？

根据历史的演变过程，大体可把玉器分为高古玉、古玉和明清玉器三个时期，它们各自具有独特而鲜明的风格，又各自承前启后，和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

高古玉是指战汉以前的玉器。最早的玉器作为工具和装饰品的出现，是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没有玉石的概念，他们只是觉得这种石头比一般的石头更坚硬，可以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物品。加之玉石的色泽温润、形态美丽、与众不同、戴在身上很是好看，所以逐渐地人们把它们从石头中捡出来做装饰品，这是玉器最早的雏形。由于人们发现玉器实用又美观，从而推动了玉器快速发展。进入奴隶社会后玉器逐步走上神坛，统治者用玉器象征自己手中的权力。它被赋予了一种神的力量，人们用玉器祭奠天地，和神灵进行沟通，那时玉器有着很重的神秘色彩，又集王权富贵于一身。所以在当时玉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高高在上，一度成为统治者用以震慑四方的工具。这些年，高古玉因它久远的年代，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受到海内外很多收藏家的追捧。

晚于高古玉的古玉现在都认为是从汉以后到明代以前的玉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玉料大量被开采，琢玉技术不断提高，玉器便不再是少数人拥有的财富。它渐渐走向了社会更广的层面。人们不断认识到玉器的价值，继而玉器便成了普通人家中摆饰和手中把玩的上乘之选。古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古人还认为玉有人的德行。在某种程度上，玉器的价值也表现了主人的身份地位，人们都以拥有一件精美的玉器为荣。

明清玉器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类玉器，因为它离我们最近，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最多。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们生活富足，进而更多的人要求提高生活品质。所以此时的玉器制作工艺更加精巧细腻，构思更加巧妙，用材方面也颇为讲究，出现了很多巧夺天工的旷世奇作，使玉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也就是为何如今许多人更加偏爱明清玉的原因。

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其实是以时间年代为划分线的，比如高古玉器，红山玉器，良渚玉器，春秋玉器，秦汉玉器等等，也远不止八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划分为八个时期，个人认为，可以按照功能用途划分，这个纯属个人原创（不成熟）见解，教科书，百度，是无法给你这样的答案的。1 ，神器时期，高古时代，原始人认为玉器通灵，可以使人与神沟通，一般为巫师，祭司所用。2，圣器时期，红山时期，人认为玉可保人精神不灭，灵魂不朽，为葬器使用。3，礼器时期，春秋时期玉器作为祭天地的礼器所使用。4 ，贵器时期，秦汉时期玉器为贵族专用，不到一定身份地位，无法使用。5，德器时期，唐宋时期，人们承袭了君子以玉比德的传统，以玉为品德的象征，高贵脱俗。6，量器时期，以明代为代表，玉器被大量制作鱼龙混杂，作为商品进行贸易。7，精器时期，以清代乾隆为代表，精工细作，巧夺天工，成就了不少经典，影响至今。8，杂器时期，就是现代，真的，假的，美的，丑的，充满炒作和潜规则，让人莫衷一是。

　　原始社会就有了

　　古玉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遗物之一，而且是体现中华民族美德和精神的文化载体。2005年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百年来出土的近4000件珍贵玉器，可以说，每一件玉器都是一段历史，都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有学者云，没有对玉的知晓，就不可能有对中华文明的真正了解。那么，古玉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历史，专家们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对此做了不同解读。

　　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耳饰。无疑，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此为基点探寻中国是否存在近万年的用玉史成为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那么，玉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对那段遥远过去的了解将主要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资料。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的发现举世瞩目，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在选材方面，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确是毋庸质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特别是以玉玦示目习俗的出现，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东亚古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兴隆洼的玉玦确定为世界最古老的玉耳饰。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玉器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进程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

　　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尽管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直至今天学术界仍未达成较高层次的共识，但我们相信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总体特征的认识。

　　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记者：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

　　古方（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总主编）：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对两者价值的认识，认为陶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很大的进步。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将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人”服务。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是古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古人将玉视为中庸思想的化身，它刚柔并济，表里如一，温润雅致。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即所谓“天下大同“，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玉器本身是天然矿物，而为君子所用，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完美而有序的用玉制度又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学派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大大加强了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记者：中华古玉的礼仪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用于神器，二是用于礼器。怎样理解玉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特有的礼制传统，而最早的礼仪活动和最初的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又都源于以玉为中介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源于祭祀的道理。

　　人们所以祭神是因为有求于神，祭神的实质在于贿神，即向神送礼。送礼的目的在于用礼物来与神灵的魔力交换，求得神的保护。在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渔猎时代，最好的礼物一是玉器，二是肉食。在上古文字中，“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就是说，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据考，考古发现的史前玉玦和玉环，都是蛇的象征。兴隆洼文化常见的用于耳饰的玉玦应称玉珥，珥玉的象征意义在于珥蛇，即两耳之际环绕龙蛇。墓葬中发现的少数佩戴玉珥的墓主，生前就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通天降神本领、并以珥蛇为显著标识的巫觋，这种人在当时即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部族首领。据古书记载，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就是一个耳上有蛇、手上操蛇的神秘人物。所以，以往一直被认为是日常生活装饰品的兴隆洼文化玉玦，事实上却是一种神圣庄严的神器和礼器。

　　此外，数量仅次于玉玦的玉匕形器，其原型明显是金属刀具出现之前的渔猎社会用于宰割动物的骨匕。在远古渔猎时代，氏族或部落组织在分配猎物时，通常是由族群的首领掌刀肢解所获猎物，并按族群成员的长幼贵贱来实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原则也通行于祭祀礼仪之中。上古时代，每当族人祭祖结束，便举行最后一个仪式，即分食礼。首先由主祭者掌刀把祭祖的牺牲分解成若干块，保证每一个参加祭祀的成员都可以分得一块，然后按尊卑贵贱的次序依次分食，最尊贵者首先吃到一块最好部位的肉，位居末尾者也能相应地吃到一块最差的肉。这种古老的习俗直到汉代还在延续，《史记》中说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当年在一次社祭活动中担任主持仪式的宰，由于他分肉分得公平合理，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心存大志的陈平当即发感慨说，如果让他来管理天下，也一定能像分肉一样做得得心应手！从此中国便有了“宰割天下”这个成语。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用玉来礼神的时候，就把自己同时降到了神的附庸地位，人与神的根本分界是“礼”，这就是“礼尚等级”的由来。最初的礼神，纯属个人行为，人人皆可通过送礼来与神对话。后来由于传说中颛顼时代的宗教改革，才“绝地天通”，中国的早期宗教信仰始由个人宗教阶段进步到部族宗教阶段。部族宗教的本质在于宗教神权的垄断，在上者通过垄断神权来垄断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权。这时人们的礼神，是公益性的、集体主义式的，是在族长也同时是最高社群管理者率领下的统一而有序的行为，这就是古代中国以崇玉、尚德、祀天、祭祖与尊王为主线的传统礼制文明模式的由来。

　　因此可以说，玉器的产生，就等于礼的出现，是文明之光的显现。中华古玉在中国礼制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一，从生产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的冶铸集中代表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话，玉器的碾琢则集中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科技和生产发展的总体指标；第二，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礼器是三代礼乐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的话，中华史前古玉则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礼发生、积聚和扩展、承传的基本载体；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来，玉器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辨别等级身份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成为通行不变的礼仪规则。所以说，玉器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华礼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互表里，共同始终。

　　乾隆进士毕沅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一时间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超过和阗玉器。“痕都斯坦玉”的输入影响了乾隆的玉器审美观。

　　记者：中国玉器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与周邻地区进行的玉文化交流，两千年的中外宝玉交流史如何丰富了中国玉文化宝库？

　　殷志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玉器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先是华夏诸族之间的交融。至公元前121年以后，随着汉朝打通通往西域的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张骞出使西域，尤其是“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后，和阗玉获得大量采掘，出现了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交流，中原玉器不断输往塞外，中亚、西亚的宝玉、琉璃以及黄金工艺不断输入中原，丰富了中国的玉文化。

　　中国古代不仅贵玉贱石，而且还贵玉贱宝，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爱好宝石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按古代礼制规定，凡是礼仪、祭祀用玉，必须用真玉，而不能用美石替代，否则被视为对神的亵渎；王一级可以佩服全玉，而王以下的贵族，即使非常富有，也不能用全玉，必须间以美石；明代万历皇帝大量使用进口宝石，但大多宝石没有被单独做成饰品，而是作为新疆和阗白玉的装饰品，将色泽斑斓的宝石镶嵌在玉的表面，主体还是中国玉。距今600年前，外来珠宝开始入席中国玉。1520年成书的《西洋朝贡典录》多处论及“宝石”，说明明代从西洋带回的宝石数量是很多的。江西、湖北、南京、北京等地帝王、贵族墓中均出土外来宝石，并与中国玉和谐共处。

　　考古出土证实，翡翠在明末首先使用于云南西部地区，至清初，翡翠经云南、两广地区传入江南地区。至清代中晚期，由于江南地方官吏、富商将上等缅甸翡翠器进贡，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如乾隆时期的进士毕沅，曾在陕西、湖广地区身居要职，熟悉古物奇器之道，大量收藏古玉，并对缅甸翠玉情有独钟，将上等翠玉琢磨成朝珠，与夫人共同享用，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要知道，当时朝廷还没有使用翠玉朝珠。在毕沅等人的影响下，朝中人士开始使用翠玉，并蔚然成风。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供不应求，顶级缅甸翡翠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成为重要的玉器，一度超过和阗玉器，丰富了中国玉宝库。

　　距今250-200年前，中国玉器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乾隆雕”的形成，另一件是“痕都斯坦玉”的输入。中国玉器艺术经过四、五千年的发展，至清初已是过于成熟，缺乏创新，无法突破，走入死胡同。乾隆对此十分不满，革古鼎新，从造型、工艺以及玉器主题上力求突破，在形态上从商周青铜器、汉代玉器中汲取艺术营养，丰富造型；在琢磨工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主题表现上以再现中华远古文化神韵为时尚。同时千方百计表现和阗玉的材质之美，铸成了流芳千古的“乾隆雕”。

　　“乾隆雕”不惜耗材，作品过于敦厚、精细，缺乏玉的灵巧，而“痕都斯坦玉”（主要是伊斯兰式玉器，产于印度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却以灵巧见长，强调一器一色，不用杂色、巧色；器具形态取于自然法则，果、花、叶、茎，纷纷入玉；器壁外面或装饰花卉纹，或镶嵌玻璃珠、金属丝。乾隆对此推崇备至，将其应用到清代玉器生产中去，出现了仿制的“西藩作”。

　　中国玉文化蕴涵丰富，博大精深，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的许多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中国人的认知与理智。玉是民族文化，也是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玉文化一直连绵不断，贯穿始终，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来源：中华读书报）

不是。

就目前来说，中国考古找到的最原始玉器出自辽东半岛的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而且此时的“玉”实际上并非中古、现代意义上的玉，而是蛇纹石。

真正具有意义的玉器是发于商代。此时的玉石材料已经是后来所公认的“软玉”而非蛇纹石之类的“美石”，而且玉器也开始象征财富，分担政治器皿的职能。此后进入汉代，和田玉开始成为上品；明代，硬玉（翡翠）也开始流行，今时今日的“玉”的概念于此才算定下来。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作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玉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玉具有了无比的神秘宗教意义。而由于玉的外表及色泽，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