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的七十二变

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在中国人心中，玉是集结一切美好的象征。它可以在仪式典礼上显露磅礴威严的气势，也可以在美人发鬓衣衫处托衬花颜靡丽，还是君子奋斗终生的人格化身，玉，跨越了生死和时代的鸿沟，寄托了国人对一切美好的想象。

中国人使用玉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石器时代的玉在先民眼里不是凡物，是巫师上达天听的媒介。而封建王朝中，玉又成为贵族的心头好，以不同形式附庸于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等级和身份的象征。

观察玉器时，我们还常常会看到一些带玉字部首的字，譬如琮、玦，从造字就可以看出它们和玉密切相关。其实一个字，就代表着玉的一种形态；不同的形态，亦有着不同的含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近中国的玉文化，认清玉的七十二变。

玉璧

据《尔雅·释器》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好”就是中孔的直径，“肉”是由内廓到外廓的尺寸。根据肉和好的大小关系，可以把玉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三种。

它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是六器中出现最早的玉器。据《周礼·春秋·大宗伯》记载：“以苍璧礼天。”可知玉璧是礼天之器，意义非凡。《荀子·大略》中又称：“问士以璧。”可见玉璧还是天子虚心请教的凭证。

它在良渚文化中最为多见，在墓葬中玉璧和玉琮多环绕或垫压在尸骨下，可知其也用于殓尸。因为汉代葬玉风尚大盛，玉璧还出现在棺椁、玉衣、墓室等地，但比起礼器中使用的玉璧，这种玉璧材质差，工艺糙，不可相提并论。

提起玉璧，我们还能想到一件传说中的宝贝—— 和氏璧 。《韩非子·和氏》中记载，楚人卞和在山中得到了一块璞玉，将其献给楚厉王。玉人却说这只是一块石头，于是厉王生气地砍掉了卞和的左脚。武王即位后卞和再次献玉，却又被砍去右脚。

文王即位后，卞和抱着璞玉在山下哭了三天三夜，泪水流尽后眼里流出了鲜血，文王遣人问询，卞和说并不是因为遭受两次酷刑而悲伤，而是悲伤美玉无人赏识，文王让人打开璞玉，发现里边正是一块稀世美玉，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的故事并未在此终结，楚王以和氏璧向赵国求婚，赵王便拥有了这块美玉。秦昭襄王听说了这件事，提出用15座城池交换。秦强赵弱，秦国的许诺赵王不敢答应，也不敢不答应，于是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去谈判，蔺相如一面谈判一面派人将宝玉运送回国，这便是 完璧归赵 的典故。

这样看来，和氏璧虽美，却屡屡招致祸患，就像《泰坦尼克号》中的“海洋之心”，越是如此，越使得它声名大噪成为一个传奇。结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典故，似乎拥有绝世珍宝是一种不幸。

但其实，海洋之心最后的主人大珠宝商温斯顿屡屡带着它飞越大西洋，最终都平安无事，后来温斯顿将其捐献给国家，海洋之心最终被珍藏在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可见珍宝上并无诅咒，天灾是一种巧合，人祸则是因人欲作祟，珍宝无罪。

玉瑗

依前言，孔小于边的是玉璧，孔大于边的就是玉瑗，《说文》中则称其为“大孔璧”。

瑗在先秦文献中屡被提及，《荀子·大略》中称：“召人以瑗。”可见瑗是天子召见臣子所用之物。

在璧、瑗、环三种工艺类似的玉器中，用料越多的地位越高，故而孔小的玉璧在其中最为尊崇，玉瑗次之。

玉环

孔等于边的则是玉环，但现在玉环已经成为了大孔圆形玉器的统称。

玉环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延至明清仍然受到人们追捧。《荀子·大略》中称“反绝以环”，这是因为“环”与“还”同音，所以玉环在当时被用作召回被贬在外的臣属。

而到了后代，玉环则成为了一种配饰。《宋史·舆服志》中有明确记载：“衮冕之制……小授三，结玉环三。”又：“后妃之服，小授三，间施玉环三。”玉环的数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玉玦

《说文》中称玦是一种佩玉，《左传》中注解玦:如环而缺不连。也就是说，满者为环，缺者为玦。

玉玦多发现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的墓葬中，常在死者耳部，可知其为耳饰。亦可作王侯配饰，一则因为玦遇满则缺，王侯佩戴玦可自戒不可自满；而则玦谐音“绝”，送之于人则表绝交；三则玦还谐音“决”，表示其有决断不犹豫。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鸿门宴的故事，昔年范增说服项羽设鸿门宴除掉刘邦，便在席间“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意在催促项羽早下杀手。

除了这些说法，也有人认为玦是一种刑罚的标志，是一种符节器，表示刑罚未满；或者是射箭时的一个辅助，戴在右拇指上帮助钩弦。

玉珏与玉玦同音，也是形如环而带缺口，区别在于珏是成对的耳饰，玦则是独立存在的。

玉琮

《周礼》中记载“琮之言宗也，八寸所宗故。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可知琮的形状和它的功用是紧密联系的。

琮，外方内圆中空，外方是八方，内圆中空代表无穷，用来祭祀大地，其重要性不亚于玉璧。

琮与璧一样，既是礼器，又可做葬器，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就有发现摆放在手指或头发上的玉琮。良渚文化中的玉琮最为精美，它们高低不等，上面还有鲜明的微雕纹饰，在石器并不精细的当时能将玉雕琢到这般模样，其工艺可称是精湛绝伦。

乾隆帝素有爱玉赏玉之名，留下了八百多首咏玉诗文，其中歌颂玉琮的颇多，不过他不识玉琮，将其误认为汉代时车前装饰的辋头，将宫中收藏的玉琮改造成笔筒、香熏，花插等物，还把自己的诗文刻在上面。

玉圭

玉圭亦称“玉珪”，《说文解字》中解释圭：“剡上为圭” ，意思是上部尖锐而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就是圭。但实际上圭并不只是这一种，上端平直的称“平首圭”，上端尖锐呈三角形的叫“尖首圭”。

圭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多为长条形，顶端平首且穿带。上端尖锐的这种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圭始见于商代，盛行于春秋。

《荀子·大略》中称：“聘人以圭。”可见圭可以作为天子访问臣属的一种礼器。而《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载“以青珪礼东方”，可见圭还是一种祭祀东方的礼器。

又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何为镇圭、桓圭，信圭，躬圭？《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载：“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天子命诸侯等持圭朝觐，圭的尺寸不同，就代表着他们不同的身份等级。

同时，不同的圭还代表着不同的权力。 珍圭 相当于周天子所派出使臣的身份凭证，用来“恤凶荒”； 谷圭 即谷纹圭，它是用来求和或嫁娶的； 琬圭 是指上端浑圆没有锋芒的圭，用来行使嘉奖的权力； 琰圭 与琬圭相对应，它代表着处罚的职能。

玉璋

《说文解字》中释璋：半圭为璋，也就是说璋实际上就是一半的圭。其实璋与圭虽相似，也有很明显的不同之处：璋是扁平的长方体，一端斜刃，另一端带有穿孔。

《礼记·祭统》中记载：”大宗执璋”，大宗实际上就是春官。《周礼》中又记载，璋分为五种，分别是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

赤璋 用来“礼南方”。 大璋、中璋、边璋 则用于天子巡狩时祭山川，根据大小对应关系使用，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边璋。若祭山，礼毕就埋玉璋于地下；若祭川，礼毕就将玉璋投到河里。

牙璋 即底部两侧有牙的璋，在原始社会是礼器，但后来常被当成一种兵符用，《周礼·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后世也用其指代将领，譬如杨炯的《从军行》中便有“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

璋主要盛行于夏商，西周时已经非常少见。但璋并未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诗经·小雅·斯干》中还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这也是生男孩儿被称为弄璋之喜的由来。

玉琥

玉琥实际上是后来才加进“六瑞”的，它最初到底指何种玉器众说纷纭，现在通常认为是一种刻有虎纹或雕成伏虎形的玉器。

《周礼》中记载“以白琥礼西方”，而在古代神话中，天之四灵中的白虎就代表着西方，玉琥的形状或来源于此。但《说文解字》中称其为“发兵瑞玉”，作兵符用。

玉琥的存在从商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商周的玉琥多呈片状，装饰线条相对简省。

而在历代的玉琥或虎纹玉器中，金代“秋山玉”中的玉琥尤多。秋山玉即反映辽金皇帝秋季到山林中狩猎动物题材的玉雕作品，这种玉雕情景交融，就像在玉上作画，有浓厚的生活意趣和山林野趣。延至明清时，玉琥的工艺不断精进，已经可以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玉璜

璜，《说文解字》中的定义是“半壁”，对释“环，壁也”，可知其造型近似一半的玉璧或玉环。

实际上据学者考证，璜的造型最大可能来自于“虹”，《太平御览》中曾记载“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若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

目前出土的璜中，除了壁型和环型，还有鱼型、龙型、鸟型，这些形态迥异的璜在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玄璜礼北方。”可见在周代璜是专门用于祭祀北方的器具。

而在良渚文化中，璜常和玉管等一起被发现，它是良渚人胸前配饰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能拥有这种配饰的，一定是当时的贵族。可见璜具有祭祀、丧葬和装饰的功能。

玉珩

《说文》中解珩：佩上玉也。珩是一种弧形片状的玉器，在成组的配饰中起平衡作用，通常位于上部横放。

珩最早出现于西周，它的样子和玉璜极为相似，区别主要在于两点。

一个是摆放方式，玉璜通常两端翘起，凹面向上、凸面朝下；玉珩则形似磬，凸面朝上、凹面向下。

另一点则是穿孔，玉璜要么不穿孔用于祭祀，要么两端穿孔，用于佩戴。而玉璜作为配饰组件，形制较小，且中部和两端都穿孔。

孔子论玉有“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故以君子比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色泽静美、质地莹润，历史悠久、沁色柔长，数千年来华夏民族都钟情于此，从巫到礼，从生到死，从幼童到君子，生命的历程无不在玉的伴随下逐渐圆满完整。

玉质独一品，与日月兮同光。

没有对玉的知晓，就不可能有对中华文明的真正了解；解开世界文化发展之谜的金钥匙就是和阗玉。

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

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65度，比重2 55－26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675－7度，比重32－33。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

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55度至64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

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好的玉器，钟林先生归纳为四要素：材质、造型、工艺、主题，这四要素使玉超越了其“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而包蕴了人的精神：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

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雕琢美和主题内容，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一>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

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用玉敛葬，是祈求永生的手段。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二>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

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三>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

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

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

“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二、和阗玉相关文化背景和历史沿革 山料又名山玉，指产于山上的原生矿。山料的特点是块度的大小不一，呈棱角状，质量常不如籽玉。山流水是指原生矿石经风化崩落，并由河水搬运至河流中上游的玉石。其特点是距原生矿近，块度较大，棱角稍有磨圆，表面较光滑。籽玉是指原生矿经剥蚀被流水搬运至河流中的玉石。其特点是块度较小，常为卵形，表面光滑。因为长期搬运、冲刷、分选，所以籽玉一般质量较好。现已发现的用和田玉制作的时代最早的玉器，出自殷墟妇好墓。春秋战国以后，和田玉逐渐成为主要玉才，均为采集材料，至清代始开采山料。清代乾隆时期琢制的大禹治水玉山，青玉才重一万零七百余斤，即采自密勒塔山中。

　　特等的羊脂白玉籽玉就是，仅出产在玉龙喀什河（白玉河）和喀拉喀什河（墨玉河）。以前每年可产羊脂玉毛料数百公斤，近年虽引入大型机械采挖，但仅年产数百公斤，已濒临绝产。因为羊脂白玉首先是经过风化、搬运再历经千百年的水流冲刷，糟粕杂质被荡涤，内核精华被凝聚，实际上保留下来的是非常精华的东西所以它在颜色上就白如羊脂在光泽上就像月亮一样皎洁，而且结构成分都非常的纯净。

　　现在我国并无白玉的质量分级标准（因为玉的成分、白度和结构细腻程度可以测量，而油润度和温润度都没有量化指标可以界定），所以造成市场的混luan，有些人就乘机混水mo鱼。

　　‘羊脂玉’只是旧时对新疆和阗优质白玉的一种称呼（晶莹油润，质若凝脂）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和阗软白玉中的较高等级！无论什么料种只要够白就称为羊脂白玉，这是不负责任的。按现今的等级区分（以透闪石为主要生成物质的和阗籽料）其密度，色度，油润度，纯净度均达到一级的才可以称为‘羊脂’白玉。此外，羊脂级白玉可不是特别特别白的，而是略微有一点隐隐发黄！羊脂白玉子玉属玉中极品，时价20几w一公斤，远胜黄金，佩带价值也远胜钻石！ 中国古籍中称和阗玉的出产地昆仑山为"群玉之山"、"万山之祖"。

《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之说。新疆和阗玉有7000余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的先民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秦代以后成为中国玉雕业的主要玉材，并逐渐成为伴随中国历史进程的皇室玉。历朝历代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们均以和阗玉为尊、为正宗。

　　1、和阗玉——玉材中的精英。2、加工性能良好。

　　和阗玉的加工主要根据玉质和玉色等进行精心设计，一般分为选料、设计、琢磨、抛光四个阶段。由于和阗玉所独有的质地特性，尤其是其韧性大的特点，使其在制作产品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地施以细工工艺，使其形准，规矩、利落、流畅。因而，和阗玉加工性能良好，和阗玉的细部精加工是精美玉器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和阗玉制作薄胎，更能反映出玉器的天地造化之美。 3、声名远播，享誉海内外。

　　在宝玉石界，和阗玉被公认为世界软玉之首，从古至今，几千年来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数量众多的艺术珍品。殷商的玉饰，周朝的礼器、秦朝的玉玺、汉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莲花、宋朝的玉观音、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明朝的子冈牌、清代大禹治水图山子……这些稀世珍宝，无一不是大量采用和阗玉雕琢的艺术珍品，闪耀着动人的光芒。用和阗玉琢制的中国玉器被誉为"东方艺术"，因具有浓厚的中国气魄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被视为最为耀眼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和阗玉的输出，早在6000多年前便形成一条"玉石之路"，而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仅有1600多年历史，作为这两条文化通衢上的重要驿站－－玉门关，究其命名本源应是因和阗玉的缘故而命名的。

"玉石之路"的文化、z治、经济和历史意义远远胜于所谓的"丝绸之路"，"玉石之路"的重要载体和阗玉比所谓"丝绸之路"上的载体丝绸更为重要，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商品和文化媒介物，跨越着时空及地域的局限，联结着西域与中原、东方古国与西方世界，为中国内部自身、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历史和人文贡献。 三、和阗玉是中国玉文化精神财富的杰出代表

　　1、儒家文化对和阗玉的精神升华和文化创造。

　　和阗玉之所以历久不衰，历久弥笃，除了其自身具备其它玉种不具备的物质属性和优势外，还有一个深刻原因，这就是附加于和阗玉之上的文化及精神价值。和阗玉是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的重要物质载体。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故而儒家文化对玉文化的影响力最为深远和巨大。

　　在殷商时期，玉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过程业已初步完成，和阗玉成为道德、习俗、神灵、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在道德方面，儒家学派为进一步宣传他们的学说，需要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故而总结了殷商时代开始使用和阗玉的经验，尤其注意到统治阶层喜爱和阗玉的感性经验，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比附于和阗玉物理性质的各种特征，进行从物质到精神、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创造，赋予玉以德行，即所谓玉"十一德"、"五德"之说。

　　《礼记》中孔子赋予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此十一德，实乃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其相对应的是和阗玉的物质属性，如温润而泽、缜密而粟、清越以长等。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应“比德于玉”，玉佩光洁温润，可谓之“仁”；不易折断，且断后不会割伤肌肤，可谓之“义”；佩挂起来整齐有序，可谓之“礼”；击其声音清越优美，可谓之“乐”；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谓之“忠”，人人皆珍之爱之，可谓之“道”，等等，这些美德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因而佩玉以洁身明志，“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守身如玉”亦是必然。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玉有五德，"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实际上指的是玉的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特性。

　　因此，有关玉德的儒家学说，均以和阗玉为依据，并始终以和阗玉为尊，为正宗。和阗玉因此成为君子德行操守的化身和社会道德的象征物，君子比德于玉"。"言念君子，温润如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同时，在宗教方面用玉制作礼仪祭祀之器，成为沟通世俗人间与祖先神灵的法物。在政治方面严格规定从天子到各级官吏的用玉要求，《周礼》中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壁。"这一切，为人们尊玉、崇玉、爱玉、敬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并直接影响到民间的广大基层群众视玉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最高标准，以及美的参照物，这可从成语中窥见一斑，如，锦衣玉食、金玉满堂、琼楼玉宇、亭亭玉立、玉洁冰清等120个与玉有关的成语。

　　2、其他文化意识形态对和阗玉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及历史的进程中，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儒教以外，其它两种宗教中的文化因素也加入了玉文化的建设和营造过程中。道教以玉为灵物，视为神药，葛洪《抱朴子仙药篇》中，"玉亦仙药，但难求耳"，《玉经》日："服玉者，寿如玉也"，期望"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佛教对玉文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华经》更将玉列为"七宝"之一。从传统玉器中的观音、佛摆件、小而精的挂件、如意等手把件到数量众多的博物馆馆藏珍品，佛教文化和佛教题材成为玉器产品系列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中国佛教文化不但在玉器作品上与和阗玉发生着物质联系，更从历史沿革上与和阗玉的产地和阗地区发生着一定的精神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于阗一度曾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中原地区传播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而是通过西域主要是于阗为中介。汉语中"和尚"一词借自于阗语，"沙门"一词则借自龟兹语。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与和阗玉通过物质产品和精神渊源的结缘，达成了一种冥冥中天赐的文化姻缘。 四、更多有关和阗玉文化的知识

“玉”字的起源：

　　“玉”字始于我国最古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

　　汉字曾造出从玉的字近500个，而用玉组词更是无计其数，汉字中的珍宝等都与玉有关，后世流传的“宝”字，是“玉”和“家”的合字，这是以“玉”被私有而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玉”字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有金玉良缘、金科玉律、珠圆玉润、抛砖引玉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如《和氏之壁》、《鸿门宴》、《弄玉吹箫》、《女娲补天》等，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如贾宝玉、林黛玉，还有多少年读不厌一部感人至深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把人生的理想寄托在这块玩石美玉里了，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这一注解从物质上（石）和艺术上（美）两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还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是丰型，也喻意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参通。

　　形容玉的种类丰富多彩，可谓之“千样玛瑙万样玉”。

　　说明玉的天然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谓之“美玉可遇而不可求，可一不可再”。

玉文化的起源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由无知到具有朦胧的美感，从使用粗糙的旧石器到制作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从衣不蔽体到装饰饰物，这些都孕育了中华古代玉器的出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玉器产生所具备的三个条件逐渐满足，直接导致了玉器的出现。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人类美感的出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距今28000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石器装饰品，及至今18000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经成为当时先民的日常用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 第二，美石的发现。随着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玉石在其自然色调或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光，玉的温润泽天然特性使其更晶莹而被发现，可能作为稀有的宝物被珍藏起来。辽宁海城仙人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2—3万年)就有出土了岫岩玉质的砍斫器，虽然不能称为典型的玉器，但却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意识的开始收集这些美丽的与众不同的石头一一玉石。 第三，制作工艺的成熟。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加工石器从运用简单的锤击法、碰砧法逐渐过渡到采用间接打击、钻孔、琢磨等制造技术。在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制饰品中已能看出制作者的高超的技术；而在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饰品制作技术更是熟练。距今8200—80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一对玉块，这对玉块工艺先进，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原始玉器。当这三个条件成立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祖就进入了“玉器时代”，大量玉器开始出现。 2、玉文化形成时期在人类形成的最初阶段，山崩洪水、雷电山火、毒蛇猛兽、疾病灾害等天灾人祸无时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认为这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这些天地间的神灵，便想办法取悦他们，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形成了巫文化，并由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巫。 巫除了掌管祭祀神权外，还充当医生的职能，在给人治病的过程中，巫极有可能用玉充当治疗工具，无意中显示出玉的神奇功能，玉便被视为神物。由于玉的稀缺性、艺术性和神奇性，巫也有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把玉作为献给神的礼物。因而玉文化开始在巫文化中形成。反过来，原始宗教一一巫术的盛行加大了对玉的需求，因此在巫的周围培养了一批专业的采玉、琢玉的工匠，而“巫”也有可能是最杰出的设计、琢磨玉器的大师。他们提倡并参与玉器的制造、使用，推动了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以巫文化为基础的玉文化中，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文解字·玉部》解释“墓”(灵)字下部的“巫”时，说“巫以玉通神”，因此我们认为，巫是人神之间的交往者，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意思体现者；玉是巫奉献给神的礼物；巫通过神而成为玉的占有者。在古代农业为主的农耕时期，谁掌握了天文，谁就掌握了神权，也就有了权力，这只能是巫。巫通过玉与神沟通，表现出玉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玉的通神功能可以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来反映。在红山文化晚期，也出土了相当一部分既可佩戴装饰又具备神器性质的玉器。如玉璧，既是装饰品，也是祭天的神器；玉钺在祭祀活动中就是巫师手中的法器。距今约50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是以琮、钺等玉神器为代表，其上镌刻有巫头戴傩面骑兽事神的图案，使其充溢着神灵色彩，衬托了巫权的无比强大。 而到距今约4500—3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或稍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等五支玉文化所出玉器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新兴玉器只是圭、璋、刀等工具或兵器性玉器。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情况是，除了齐家文化区仍然盛行琮、璧之外，这两种玉神器在另外4个玉文化区内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形制也变化了，加工上粗糙了。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反映出玉器的主体占有者发生了变化。琮、璧的减少和退化标志着玉神器的衰落和消亡，间接地反映了巫权的削弱和旁落。圭、璋、刀等器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和载体，掌握这些玉器的人物都是部落的政治首脑和军事指挥者，他们获取了统治权力，取巫而代之，并将巫变为专门的神职人员，神权也随之落入他们手中并加以改造，巫事神的玉神器也就随之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由史前社会巫统治的神权时代已转入由“帝”统治的王权时代。祝你好运

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

中国人爱玉，爱到骨子里，融入到血脉中；

中国人好玉，好到性情中，揉搓进文化里。

其爱之浓，其好之烈，令人叹为观止。泱泱世界，玄黄天地，无一民族可比，堪称世界一绝。换言之，玉已经浸染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泡透了我们所有的文化。它的出现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且进一步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一些看法。若以文字而言，便可做窥豹之论。

一

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的国家，故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

中国玉器自产生以后，历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主要经历以下阶段：

1、孕育期——新旧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2000年);

2、成长期——夏商周(公元前2100——公元前770年);

3、檀变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4、发展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年）；

5、繁荣期——隋唐五代宋辽金（公元581——1279年）；

6、鼎盛期——元、明、清（公元1279——1911年）；

中国的玉先于中国的文字出现，它一经出现便催生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形意文字的诞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石的国家，20世纪中后期几大考古发现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河南装李岗文化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层、内蒙古兴隆洼文化层、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等等，都曾经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玉石残片或玉石器皿，他们基本都属于旧石器晚期或新石器初期。这些出土的玉器将中华文明至少推至距今8000年前，比最早的文字记载足足早了3000年！

从公元前6000年前到公元前2000前，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中国玉石经历了它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字的孕育阶段。玉石的演化发展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字的孕育与形成。根据考古发掘，我们发现旧石器中晚期至新石器初期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许多影响后世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很多起源这一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先民培育出了中国最早的农作物——粟，学会了建造房屋，成功地烧制出精美的陶器，产生了对爱情的执著，开始了固定婚姻生活——普那路亚婚姻……更重要的是开始了思维。

1953年的春天，西安市东郊庭河东岸半坡村北，灞桥火力发电厂工地上，工人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只“鱼面网纹盆”。经专家鉴定，这是距今大约近7000年的遗物，尤其是它上面的图案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最早雏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没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粗陋不堪的陶罐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后的发掘更让人震撼，在大量散落闪耀着精致色彩的石片上也刻满了类似的图案，最常见的是鱼形和人面。根据专家们考证这些石头就是远古的玉器，鱼有可能是半坡人崇拜的图腾，人面大概则是半坡人对自己形象的关注和赞美。根据出土玉石数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先人对这些美丽石头的喜爱程度，同样我们也能想象到这些特殊的艳丽石头承载了他们多少灿烂的想象，而这些精彩的鱼形和人面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就这样，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热爱、赞美和对器物的想象、爱好巧妙融合起来。玉石这种特殊的石头在其中担当起最主要的角色。半坡遗址的出土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逻辑：玉出现了，文字的酝酿也提上了日程。

从半坡一直到黄帝，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玉缓慢发展，文字也缓慢地酝酿，但遗憾的是除了传说没有实物证明。在所有的传说中关于“玉字”的传说是最富有传奇色彩。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那时，当官的可并不显威风，和平常人一样，只是分工不同。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仓颉这人挺聪明，做事又尽力尽心，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差错。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每个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悉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在造字的过程中，表示具体东西的字好说，只要把它的形状画下来就可以了。难的是那些抽象的，尤其是跟自己非常崇拜的黄帝有关的字。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想起了黄帝非常喜欢玉石，干脆把黄帝腰中玉石饰物描述出来不就结了吗？一根绳子串了三根石片代表大王的“王”字，“王”字加一点就变成了玉字，其所示是王者怀中的物品。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这么，形成了文字。

总之，玉石承载了我们中国先人最浪漫的想象，它的出现也直接推动了文字的产生，让我们中国人在美丽的想象中去开拓自己的文明。

二

在绵绵的历史长河里，玉石在改变着我们先人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尤其是给我们的文字，打上了更深刻的烙印，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痕迹。

三皇五帝时候，玉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在玉石的美丽启发下，以玉石做依托，我们先人创造了许多跟权利有关的字词。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帝王本纪》记载：舜把一块天然墨玉制成圭，送给禹，禹非常喜爱，他不但划分了九州，还规定了各州的贡项。“圭”是权仗，其字本意为黑色的玉，只有王才有资格佩带，否则就是僭越。

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也有大量的关于玉石的记录。其“青州篇”记载：“岱畎（音同犬，指田中间的沟）丝、枲（音同洗，指大麻的雄株，只开花不结果）、铅、松、怪石。”意思是泰山一带要进贡丝、大麻、锡、松以及奇异的石头等贡品；这些奇异石头根据专家们考证就是玉石。在那时，玉石是被作为朝拜帝王的供品。而三皇五帝时候，很多部落联盟首领的器皿和用具也是玉制成的。例如“碗”字，根据专家们考证，它最早是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那时候的碗，是在一块小石头上凿一个坑。所以我们的古人在他们原始的壁画上留下了碗的画像，越早的壁画上其越精致，越象一只碗的样子，越象形；越晚的画像上越粗糙，越不象，越会意。经专家们考证这可能是碗字演化的历史缩影。更令人惊异的是，在碗的四周，我们很明显地看到穿着华贵衣服的人，同时还有标志着光芒的斜线。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古代部落首领们的碗是在一块合适的玉石上开凿一个坑。所以，今天我们看碗字，就有点碗的形状。

《尚书》“徐州篇”又云：“泗滨浮磐”。意思是泗水边上出产的可以制謦的石料；“雍州篇”则明确区分了珠宝、美石与美玉：“厥贡惟球、琳、琅玕。”

查《新华大词典》你会发现，“琅（音同廊）玕（音同甘）”只有唯一一个解释，“象珠子的美石”；“琳”则是指“美玉”。这句话的意思是，贡品要算珠宝、美石和美玉。这些都是我们先祖佩带的饰品。

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玉石及其制品在古代是作为尊贵的供品出现的，拥有玉石制品体现了一个人高贵的身份。

夏商周三代之时，玉石的这种尊贵地位继续被强化，几乎成了高贵的专有品。

查阅甲骨文，你会发现，商朝的“王”字，其实就是用一根绳子把三片玉石串连起来。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不妨大胆地下一个结论：王原本就是戴着玉石的人。“玉”字在我们先人的眼睛里则变成王腰间佩带的那一点饰品。王佩带的东西肯定是最尊贵的东西，而当时最尊贵的东西只有玉石了。

《周礼》“周公植壁于座”的记载，可说是奇石赏玩在具体行为上的发端。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玩赏美玉已经成为王公贵族的时髦。

至于说到奇石文化的发端，莫过于《易经》。南怀谨先生说，“我们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一切中国的文化，都是从周文王著作了这本《易经》以后，开始发展下来的。”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字是人字下面两竖，意思是象一个人顶天立地站在那里，象块大石头一样安稳、清白、巍然。其石亦主要指玉石。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礼制初创和形成时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王公贵族们为确保自己高贵地位而制定的行为规范。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垄断了玉石的使用。但是这种垄断丝毫也不能扼杀人们对美丽的热爱，因为玉石美丽的颜色总是唤醒人们对生活的向往。既然不能拥有实物，那就拥有幻想与渴望。于是玉石慢慢走向文学，走向民间。从这个时期开始，玉石由实化的实物开始往幻化的意想过渡。人们也因此赋予了玉石以美丽的想象。

首先，出现周末年关于玉石的传说。苍穹漏洞之年，女娲补天之际，为能让接缝吻合，将五色石进行磨擦。顿时，漫漫石粉弥洒大地，历亘万载，受天地之灵气，纳百川之行神，沐花草之仙蜜，有意者便先蕴精华之质，待天机运熟，便显露珠光异彩。晶莹剔透，玲珑巧致，美仑美奂，真是奇宝。于是人间出现了玉石。 周人认为，“玉”字其实表明了一种含义，三横加一竖指的是大地，那一点就是女娲娘娘抛洒到大地上最闪亮最珍贵那点东西。

再后来，人们借助玉石的美丽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传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风和云，他的肌肉化成土地，而骨髓就变成玉石和珍珠，因此玉器被视为吉祥物，具有驱邪避凶的魔力。

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折射。在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生活的艰苦和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先民们把硬度高的石头用石打石的方法制造成工具，后又把色泽三角玉的美石，经过打磨穿孔，系上自捻的小绳，套在劲项上以辟鬼魔，护身求安，这是最为原始的信仰与寄托。同时也显示了我们的先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对强权的畏惧，改变不了磨难，就要去适应它，于是玉石的情感寄托和图腾崇拜由此而生。

在这个层面上，玉石成了权利和地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1、以色辩玉

玉石被中国古代称为“美石”，美与不美主要表现在颜色上。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古人不可能从物理学和化学的角度对玉作出本质的定义，只能以直觉为基础，以多数人的喜好和公认为依据，因此以色辨玉必然是古人识玉的一大法则。例如章鸿钊所著《石雅》中清楚写到：“古人辨石，所重在色而不在质。其色相似者，其名恒相袭”。其它描述玉的古籍，如《渊鉴类涵》、《潜确类书》、《玉纪》等均将颜色作为辨别玉和进行等级划分的主要依据。

2、玉与器同称

中国的文字，往往一字多义，古文尤甚。一个“玉”字，按传统习惯的用法，是包含了玉石和玉器两方面的涵义。玉石是未经雕琢的原料，玉器则是已经琢磨而成的器物。这两个概念照理说是不可混用的，但在古籍之中，却大多是用一个“玉”字概括之，说玉石是它，说玉器也是它。玉与器同称这种现象跟古人对玉崇拜的起因和心理有关，玉为人所爱，首先就在于它的优良品质，无论琢磨也好，不琢磨也好，发挥作用的是其美质，所突出的也是其美质。《礼记·效特性》曰：“大圭不琢，美其质也”；“玉之美，在其质，由其质”。正因为古代人们较看重玉石和玉器的质，故琢磨与未琢磨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3、玉的认识与政治、文化意识或道德标准密切联系

根据中国古代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并根据见之于史册各种神话故事和流传于民间的大量传说，中国古代关于玉的概念归纳起来有五种说法：万物主宰说：这种说法将玉的地位推崇为万物的主宰；天地之精说：这种说法将玉形成归纳为天地之精华；道德楷模说：玉在礼仪上被标榜为道德的楷模；辟邪除崇和延年益寿说：这种说法相信玉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因而玉被用作巫术活动的主要器具。玉还具有治病以及延年益寿的功能。这一认识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应具有相当的科学基础。这些说法就其实质来讲，是表明当时玉的认识与政治、文化意识或道德标准密切相关，这一整套玉的理论完全是以玉论人，讲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形象。

　　华夏祖先选择美石磨制玉器，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的萌芽与建立。

　　在我国，玉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记录了人类生活，社会的变迁，比金、银、铜、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开创了图文并茂、构图新颖、做工精湛的玉佩饰物之先河，至今仍被推崇备至，俗称“子冈佩”。它为玉的文化添增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美玉得到我们东方人的万般垂爱。东方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等。

　　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我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做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755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7类。用做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1件玉龙、2件玉虎、1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我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祟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我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我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我国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玉器工艺领域中独树一帜，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作为我国古代玉器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世古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像一颗明珠那样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玉器工艺的宽广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