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词历史

1英德彭家祠的历史

在一座高三十五米左右的山上，整个村落依山而建，共分三层，仅北面有一条石阶路出入，每层均只有一个小门可通往上层，其余三面全是悬崖峭壁，凸现了建筑的防御功能。

它就是英德市黄花镇（原明迳镇）坑坝村的彭家祠，位于清远市着力打造的五条旅游热线之一———英西奇特峰林走廊风景区内。从远处粗略看，有点像布达拉宫，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小 ”。

彭家祠其实是当地彭姓人家的祖祠堂，座南朝北，整个建筑封闭，自成一体。房屋从山脚至山顶共分三层，除了北面一条平均宽约一米半、用石灰石打制成条铺至顶层的石阶路，其余三面均是悬崖峭壁。

这个古村落共分三个层次。首层建有房屋五栋，座南朝北三栋，东西两边各一栋，房屋用不规划的石灰石作基础起砌至三米高，再上用青砖，然后接砌泥砖，顶部均盖普通青瓦。

大门用花岗岩石砌，门楣上楷书阴刻“明义知方”四个大字，其上绘有三星图、花开富贵图、松鹤延年图（1991年重画）；大门两侧各有一个了望窗口。 拾级而上到了二层，二层为书堂。

共有房舍五间，中间为厅，厅内檐壁下有山水人物画和古诗词壁画等。书堂外建筑了一栋矮小的平房。

中间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个金鱼池（已毁），天井侧的三面墙上分别用灰浆雕刻梅花、菊花、人物等图案，浮雕下有一只用泥胚烧制未施釉的大花窗。这一层的左边还设有哨楼和炮楼。

最顶层为彭氏宗祠，建筑风格为硬山顶配火锅耳风火墙，与首层一样，房舍五栋，座南朝北三栋，东西各一栋。首栋大门门楣上有一匾，上写“驰封中宪大夫”，落款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

二栋为祠堂，檐壁部分有壁画或灰浆抹雕花草图案。这一层的围墙用青砖或砖石混砖，上面有多个了望眼。

从建筑结构上看，彭家祠凸现了极强的防御功能。据陶人杰（时为英德县知县）为彭珠光、彭宝光、彭应能立的匾额记载：在甲寅（公元1854年）之秋，明迳（现黄花）一带土匪猖獗，闹得百姓不得安宁。

彭氏兄弟自告奋勇，配合官兵剿匪有功。陶人杰为表彰彭氏兄弟，特授“明义方知”匾额。

有专家认为，目前在英德境内，建在山上凸现防御功能的祠堂绝无仅有。它对研究该市古代建筑和如何防御外来侵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5年12月，彭家祠被列为“英德市文物保护单位”。

2英德彭家祠的历史

在一座高三十五米左右的山上，整个村落依山而建，共分三层，仅北面有一条石阶路出入，每层均只有一个小门可通往上层，其余三面全是悬崖峭壁，凸现了建筑的防御功能。它就是英德市黄花镇（原明迳镇）坑坝村的彭家祠，位于清远市着力打造的五条旅游热线之一———英西奇特峰林走廊风景区内。从远处粗略看，有点像布达拉宫，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小 ”。

彭家祠其实是当地彭姓人家的祖祠堂，座南朝北，整个建筑封闭，自成一体。房屋从山脚至山顶共分三层，除了北面一条平均宽约一米半、用石灰石打制成条铺至顶层的石阶路，其余三面均是悬崖峭壁。

这个古村落共分三个层次。首层建有房屋五栋，座南朝北三栋，东西两边各一栋，房屋用不规划的石灰石作基础起砌至三米高，再上用青砖，然后接砌泥砖，顶部均盖普通青瓦。大门用花岗岩石砌，门楣上楷书阴刻“明义知方”四个大字，其上绘有三星图、花开富贵图、松鹤延年图（1991年重画）；大门两侧各有一个了望窗口。

拾级而上到了二层，二层为书堂。共有房舍五间，中间为厅，厅内檐壁下有山水人物画和古诗词壁画等。书堂外建筑了一栋矮小的平房。中间为天井，天井两旁各有一个金鱼池（已毁），天井侧的三面墙上分别用灰浆雕刻梅花、菊花、人物等图案，浮雕下有一只用泥胚烧制未施釉的大花窗。这一层的左边还设有哨楼和炮楼。

最顶层为彭氏宗祠，建筑风格为硬山顶配火锅耳风火墙，与首层一样，房舍五栋，座南朝北三栋，东西各一栋。首栋大门门楣上有一匾，上写“驰封中宪大夫”，落款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栋为祠堂，檐壁部分有壁画或灰浆抹雕花草图案。这一层的围墙用青砖或砖石混砖，上面有多个了望眼。

从建筑结构上看，彭家祠凸现了极强的防御功能。据陶人杰（时为英德县知县）为彭珠光、彭宝光、彭应能立的匾额记载：在甲寅（公元1854年）之秋，明迳（现黄花）一带土匪猖獗，闹得百姓不得安宁。彭氏兄弟自告奋勇，配合官兵剿匪有功。陶人杰为表彰彭氏兄弟，特授“明义方知”匾额。

有专家认为，目前在英德境内，建在山上凸现防御功能的祠堂绝无仅有。它对研究该市古代建筑和如何防御外来侵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5年12月，彭家祠被列为“英德市文物保护单位”。

3广东英德英西峰林的彭家祠在历史上是如何记载的

它位于明迳镇的螺山之腰，这是我 们英西的一个著名古迹，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它建于明代，据 说是当地彭氏族人为抵御土匪滋扰而建的防御性堡垒，当时人称“寨山古堡”。它面向西南，依山势而起，东北面是险要的峭壁， 山旁是一条河，地理位置险要，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 势。

大家一来到跟前就可以看出它完全属于防御性的军事古堡，四周围在悬崖上筑以高高的围墙，惟前门中央有一条石阶相 通。据说这堡中住的是兄弟两人，做过官，传说还曾中过状元，这 个堡曾受到朝廷的重视。

大家抬头看大门上方，这里悬挂着当时 县令陶人杰于咸丰六年八月的赐匾，上书“明义知方”。 据说，这是因为咸丰初年，明迳一带土匪娼獗，彭家族人利用自己祠堡的 险要地形协助官兵剿灭了土匪，因此受到朝廷的褒奖。

但也有另一种传说，说这堡中的主人其实就是土匪，大家看 这堡的最高处，主屋周围一共有24个相同式样的房间环绕着，每一个房的窗户都有精美的窗花装饰，据说这就是堡主的24个压寨夫人住的地方。 不过如今当年的后花园长满了荒草，许多屋顶也露出了空洞，这古迹给人看的不是什么华丽富贵，而是让人知道，战争做不到的，时间于不动声色之间就做到了，夺什么名与利，争什么恩与宠，到头来终不过是灰飞烟灭。

这里到底住的是谁已无法搞得清楚，因为现在还住在堡中的居民是不会承认后一种说法的。 现在这里还居住着一些遗民，大多是老人，和外界的语言也不是很通，想要与他们聊天问询也是很难的。

不过在这里还是可以看到许多当地居民特殊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出门时可以看到大门的背后上方放着十几个棺材，这是干什么用的？当地有的人说这是村中老人给自己准备的身后事，也有人说是当年和土匪打仗时表达与家共存亡的决心的。

4吕洞滨是什么历史人物

吕洞宾，著名的道教仙人，八仙之一、全真派北五祖之一，全真道祖师，钟、吕内丹派代表人物。原名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一般认为吕洞宾乃唐德宗丙子年（796年，即贞元十二年）农历四月十四生于永乐县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另说是他是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祖辈都做过隋唐官吏，吕洞宾自幼熟读经史，有人说他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

后来，他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他的道号为纯阳子。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死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将“祠”改成了“观”。元朝初年，忽必烈知道吕洞宾信奉的道教在群众中颇为流传，就想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派国师丘处机管领道教，拆毁“吕公观”，大兴土木，修建了“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110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

《同治黄州府志》上有一段“吕岩自叙”是这样说的：“我本系唐朝宗室，姓李名琼，字伯玉，同金氏结婚后，养了四个孩子，生活得很美满。我长得眉棱、目阔、鼻耸，面修阔，鬓茂而疏，我没有多少武士的外貌，倒真象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我的山根有一颗痣，这是克妻的；太阳穴也有一颗痣，这是克子的。我能遇仙得仙，不是凡庸之辈可比。我50岁时能写出好文章，才开始登第做官。不久黄巢兵起，国遭灾难 ，家逢不幸，我只好抛弃四个孩子，携妻金氏，选择一个山洞住了下来。我为什么改姓为吕呢？因为，当时四个孩子都没有了，一家人只剩下我和妻子两口人，所以两口合为吕，改姓此姓。我们住在山上，故名叫岩；我们常在洞中，是石洞中的宾客，故号洞宾；妻子后来死了，只剩下我一个男人，故又称纯阳子。”吕洞宾这些颇带浪漫色彩的“自叙”，我们姑且把它当作了解吕洞宾这个人的一种说法吧。

吕洞宾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而在民间长期流传中，却象雪球的滚动一般，故事愈来愈加丰富，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传说人物。

5历史中是否有彭祖其人

1历史有彭祖这个人。

2彭祖，先秦道家先驱之一。姓籛名铿一作彭铿，陆终第三子 。彭祖者彭城是也，《庄子》成玄英疏：「尧封于彭城，其道可祖，故谓之彭祖。」《楚辞·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铿，彭祖也。”洪兴祖补注引《神仙传》：“彭祖姓籛名铿……尧封於彭城。”旧题汉刘向撰《列仙传》将彭祖列入仙界并称之为“硕仙”。彭祖是大彭氏国（今江苏徐州铜山）人，《通志·氏族略》记载：“彭祖建国于彭，子孙以国为氏。又彭亦为姓。”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彭城县”条引《彭门记》云：殷之贤臣彭祖，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寿七百六十七岁，今墓犹存，故邑号大彭焉。

6王藏海 历史上有这个人吗

汪藏海，明朝地理学家、勘舆家。设计建造了明宫、曲靖城（曲靖市）等明代城市建筑，传说到过澳门。是明初有名的地理家，深得朱元璋信任，参与了明祖陵的修建。

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就因为如此，他被任命直接参与设计了整个明皇宫，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中国的大城市，那个时候，他的一句话，甚至使得几个城市在中国彻底消失。

有过千年古文明辉煌历史的麒麟城，曾经在漫漫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远的不说，就明清时期，我们从志书看到有明确记载的祠就有武侯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祠、节孝祠、昭忠祠等10余座。庙宇有关帝庙、文庙、城隍庙、旗庙、东狱庙、火神庙、财神庙、玄坛庙等20余座。寺有观音寺、天王寺、报恩寺、圆通寺、正法寺、玉泉寺等20余座，宫有文昌宫、关圣宫、川主宫等10余座，阁有斗阁、奎阁、文昌阁等十余座，还有更多的庵、殿。这其中规模最大，建筑宏伟，最负盛名的当数明洪武十七年建的位于今天市彩印厂内的文庙。这座文庙又叫孔庙、夫子庙，意思一样，都是为大儒孔夫子建的。据清咸丰《南宁县志》记载，当时的文庙“坐北面南，天马峙其左右。堂居宽大，气象万千，直圣人居也。”中国的圣人中，孔子算是最富于求实精神的人，他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执着得过分，尽管他一生奔走费尽唇舌去推行的政治主张，最后可以说毫无建树，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后来无可奈何退而著书讲学之后，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主张，迂阔难行的学说，竟在他的身后一下子热起来，终于使他成了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务实家，竟被他的后学们塑成最大的怪神之一，被热热闹闹的供奉了两千多年。在旧时的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有人口聚居的地方就没有不供这位先圣大师的庙宇。曲靖的这座孔庙从落成之后，几乎每一任地方长官都作修葺扩建，使得这座孔庙越来越壮观雅致气派，到了康熙年间，仅仅是天子台下面东西两侧的庑殿就达28间。里面书籍，祭器、乐器、冠服应有尽有，庭院内还植有桂、柏以及各种名花异草，那真是适合圣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古迹大都随风而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座旧城的惟一古迹只有一段明代所筑的古城墙。它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如今还静静地活在康桥旁边国风剧院的一侧。

7郑义门到2016年有多少年历史

郑宅原名“承恩里”，北宋初年郑氏在此始立宅，南宋时易名三郑、仁义里。元代因两次旌表为“孝义门”而改称郑义门，明代被旌为“江南第一家”。宅以郑氏宗祠为中心，宗祠坐东朝西，占地05公顷，建筑面积2463平方米。另有十桥九闸、东明书院遗址、文井、圣谕楼、老佛社、昌七公祠、九世同居碑及孝感泉等建筑与元、明古迹五十余处。祠内另有宋濂手植树龄六百四十八年的龙柏九株。

郑义门位于浙江省浦江县盆地东北，距县城14公里。义门以孝义同居闻名于世，历宋、元、明，事迹载刊三朝正史。同居始于南宋至道年间，衰于明天顺三年（1459年），历十五世三百三十余年，鼎盛期间人口达三千余人。此后，郑氏续立小同居传承家范延及清末，亦越十三世之多。江南第一家——郑义门为融古代建筑、儒学思想与传统民俗于一体的典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伦理史、教育史及民俗研究等方面的价值。

8历史中是否有彭祖其人

在我国传说的寿星中，彭祖活了八百岁，是位最长寿的老人。是否真活了八百岁？实难考证，也难令人置信。不过，根据《国语》和《史记》的记载，彭祖是确有其人的，而且以长寿著称。晋代医学家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中还特别为彭祖立传。书中说彭祖在殷末时已活过七百岁不老，殷王特请他介绍长寿之道。

彭祖的延年益寿养生法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注意锻炼身体。每日凌晨即起、端坐、揉目、 、砥唇咽液、意守丹田、吸气数十遍；然后起身、熊径鸟伸、运气发功等，他是气功的最早创始人，这套健身法，被后人写成《彭祖引导法》。

其二，是思想修养，他从不计较名利得失，不追求物质享受，情绪恬静而达观。殷王赠其万金，他用来接济贫困，自己无所留。不受“慎喜毁誉”所累，经常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其三，是生活习惯，他坚持顺乎自然，不伤害身体，冬天注意保暖，夏季时常纳凉，顺应四时节气，使身体舒适安康，重视劳逸结合，用脑切忌过度，衣着求适不求华髦，男女生活饮食合理调节，，并说：“凡此之类，譬犹之水，用之过当反为害也。”

葛洪(公元284～364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肘后方》等。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序:医有方古也。古以来着方书者，无虑数十百家，其方殆未可以数计，篇帙浩瀚，苟无良医师，安所适从？况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夭折者几希。丹阳葛稚川，夷考古今医家之说，验其方简要易得，针灸分寸易晓，必可以救人于死者，为《肘后备急方》。使有病者得之，虽无韩伯休，家自有药；虽无封君达，人可为医，其以备急固宜。华阳陶弘景曰∶葛之此制，利世实多，但行之既久，不无谬误。乃着《百一方》，疏于《备急》之后，讹者正之，缺者补之，附以炮制服食诸法，纤悉备具，仍区别内外他犯为三条，可不费讨寻，开卷见病，其以备急益宜。葛陶二君，世共知为有道之士，于学无所不贯，于术无所不通，然犹积年仅成此编，盖一方一论，已试而后录之，非徒采其简易而已。人能家置一帙，遇病得方，方必已病。如历卞和之肆举皆美玉，入伯乐之厩无非骏足，可以易而忽之邪。

葛自序云，人能起信，可免夭横，意可见矣。自天地大变，此方湮没几绝，间一存者， 以自宝，是岂制方本意。连帅乌侯，夙多疹疾，宦学之余，留心于医药，前按察河南北道，得此方于平乡郭氏，郭之妇翁得诸汴之掖庭，变乱之际，与身存亡，未尝轻以示人，迨今而出焉，天也，侯命上刻之，以趣其成，唯恐病者见方之晚也。虽然方之显晦，而人之生死休戚系焉。出自有时，而隐痛恻怛，如是其急者，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则侯之仁斯民也，岂直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因以序见命，特书其始末，以告夫未知者。

至元丙子季秋稷亭段成巳题

（亦名《肘后卒救方》，隐居又名《百一方》）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余既穷览坟索，以着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故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尽写，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

是使凫雁挚击，牛羊搏噬，无以异也，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 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

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

太岁庚辰隐居曰∶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虽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时之设，可以传方远裔者，莫过于撰述。见葛氏《肘后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所为大患，莫急于疾，疾而不治，犹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辇掖左右，药师易寻，郊郭之外，已似难值。况穷村迥野，遥山绝浦，其间枉夭，安可胜言？方术之书，滚动条徒烦，拯济殊寡，欲就披览，迷惑多端，抱朴此制，实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于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昔应璩为百一诗，以箴规心行。今余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且《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达众庶，莫不各加缮写，而究括之。余又别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证，徒因药变通，而并是大治，非穷居所资，若华轩鼎室，亦宜修省耳。葛序云，可以施于贫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 绅君子，若常处闲佚，乃可披检方书，或从禄外邑，将命遐征；或宿直禁门，晨宵隔绝；或急速戎陈，城闸极严阻，忽遇疾仓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则可庸竖成医。故备论证候，使晓然不滞，一披条领，无使过差也。寻葛氏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播于海内，因而齐者，其效实多。余今重以该要，庶亦传之千祀，岂止于空卫我躬乎！旧方都有八十六首，检其四蛇两犬不假殊题；喉舌之间，亦非异处；入冢御气，不足专名；杂治一条， 犹是诸病部类，强致殊分，复成失例，今乃配合为七十九首，于本文究具都无忖减，复添二十二首，或因葛一事，增构成篇，或补葛所遗，准文更撰，具如后录。详悉自究，先次比诸病，又不从类，遂具劳复在伤寒前，霍乱置耳目后，阴易之事，乃出杂治中。兼题与篇名不尽相符，卒急之时，难于寻检，今亦复其铨次，庶历然易晓。其解散脚弱、虚劳、渴痢、发背、呕血，多是贵胜之疾，其伤寒中风，诊候最难分别，皆应取之于脉，岂凡庸能究？

今所载诸方，皆灼然可用，但根据法施治，无使违逆。其痈疽，金疮形变甚众，自非具方，未易根尽。其妇女之病、小儿之病，并难治之方法不少，亦载其纲要云，凡此诸方，皆是撮其枢要，或名医垂记，或累世传良，或博闻有验，或自用得力，故复各题秘要之说，以避文繁。又用药有旧法，亦不复假事事诠诏，今通立定格，共为成准。凡服药不言先食者，皆在食前；应食后者，自各言之。凡服汤云三服。再服者，要袍山源涯味，或疏或数，足令势力相及。毒利药，皆须空腹，补泻其间，自可进粥。凡散日三者，当取旦、中、暮进之。四五服，则一日之中，量时而分均也。凡下丸散，不云酒水饮者，本方如此，而别说用酒水饮，则是可通用三物服也。凡云分等，即皆是丸散，随病轻重所须，多少无定，铢两三种五种，皆分均之分两。凡云丸散之若干分两者，是品诸药，宜多宜少之分两，非必止于若干分两，假今日服三方寸匕，须瘥止，是三五两药耳。凡云末之，是捣筛如法。 咀者，皆细切之。凡云汤煮，取三升，分三服，皆绞去滓而后酌量也。字方中用鸟兽屎作矢字，尿作溺字，牡鼠亦作雄字，干作干字。凡云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并用五铢钱也，方寸匕，即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刀圭准如两大豆。炮、熬、炙、洗治诸药，凡用半夏，皆汤洗五六度，去滑；附子、乌头，炮，去皮，有生用者，随方言之；矾石熬令汁尽；椒皆出汗；麦门冬皆去心；丸散用胶皆炙；巴豆皆去心皮，熬，有生用者，随而言之；杏人去尖皮，熬，生用者言之；葶苈皆熬；皂荚去皮子；藜芦、枳壳、甘草皆炙；大枣、栀子擘破；巴豆、桃杏仁之类，皆别研捣如膏，乃和之；诸角皆屑之；麻黄皆去节；凡汤中用芒硝、阿胶、饴糖，皆绞去滓，纳汤中，更微煮令消；红雪、朴硝等，皆状此而入药也；用麻黄即去节，先煮三五沸，掠去沫后，乃入余药。凡如上诸法，皆已具载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今之人有此《肘后百一方》者，未必得见本草，是以复疏方中所用者载之，此事若非留心药术，不可尽知，则安得使之不僻缪也？案病虽千种，大略只有三条而已，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此三条者，今各以类，而分别之，贵图仓卒之时，披寻简易故也。今以内疾为上卷，外发为中卷，他犯为下卷，具列之云。

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

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

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

鹿鸣山续古：观夫古方药品分两，灸穴分寸不类者，盖古今人体大小或异，脏腑血脉亦有差焉。请以意酌量药品分两，古序已明，取所服多少配之，或一分为两，或二铢为两，以盏当升可也。

如中卷末紫丸方，代赭、赤石脂各一两，巴豆四十，杏仁五十枚，小儿服一麻子，百日者一小豆且多矣，若两用二铢四累，巴豆四，杏仁五枚，可疗十数小儿，此其类也。灸之分寸，取其人左右中指中 节可也。其使有毒野狼虎性药，乃急救性命者也。或遇发毒急，掘地作小坑，以水令满，熟搅稍澄，饮水自解，石为地浆，特加是说于品题之后尔。

中文名称：葛洪 英文名称：Ge Hong 定义：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撰《肘后备急方》等。 所属学科：中医药学（一级学科）；医史文献（二级学科）；医家（三级学科）

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生活简历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 古代书画中的葛洪形象

，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1]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论葛洪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采。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原文：

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zhi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

译文：

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也不修理，他常常披着破衣出门，穿着草衣回家。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柴火买纸抄书，点燃柴草读书。

扩展资料：

得益于如此的努力，葛洪在文学上造诣颇深。葛洪的思想兼有儒道两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抱朴子》，分为内外篇，据他在《自叙》中说，外篇以儒为主，内篇以道为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严格的。有关文艺的见解主要见于外篇。

葛洪在许多问题上都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反映了时代文艺发展的要求，表现了儒道结合的明显特征，其中心是提倡繁富奥博之文，讲究华艳雕饰，对曹丕之“丽”、陆机之“艳”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展。葛洪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反对儒家以德行为本，以文章为末的观点，把曹丕的文章价值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