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工艺美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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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工艺美术

　　Ming-Qing gongyi meishu　arts and craf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艺术上承宋、元，继续发展，不断提高。同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某些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输出的同时，亦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的工艺，加以模仿、吸收、消化，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灌输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前后经历了549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时代面貌。

　　陶瓷工艺官民窑

　　江西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生产均迅速扩展，产量激增，并有重大创造，几乎垄断了全国城镇瓷器消费市场。地方各窑则大都愈加衰落，仅有建窑、广窑和宜兴窑的生产略有进展。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已达顶峰。永乐宝石红、甜白，宣德宝石蓝都是永、宣两朝瓷器获得巨大进步的标志。成化官窑瓷器又有创新，别开生面。青花瓷质细而坚，釉肥腻而色幽雅，斗彩的烧成标志着景德镇窑彩绘瓷进入釉上彩的新时代，但仍离不开釉下青花的配合。

　　彩釉

　　嘉靖时的五彩包括红、黄、绿、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万历时的五彩描金则别出心裁。弘治的黄釉瓷、黄绿彩和正德的孔雀蓝釉也是新兴的瓷器。清代青花、斗彩、五彩及单色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新创的有粉彩和珐琅彩，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鲜艳，类似清代花鸟画家恽寿平所创花鸟画派的工笔画。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此即御窑珐琅彩窑，由皇室独享,而不外溢。康熙时的单色釉瓷,色彩丰富艳美,为前所未有,如豇豆红、胭脂水、珊瑚红、豆绿、翠绿、鹦鹉绿、蟹壳青、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乾隆时的象生瓷、斑斓彩、转心瓶等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乾隆官窑大量生产精美瓷器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危险倾向。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虽然不无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却如大江东去。景德镇民窑在官窑影响下也有了巨大发展，留下了无数件质朴可爱的制品。福建德化窑也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名窑，所产瓷器，胎质致密。其中白釉温润，多仿犀角杯。何朝宗为德化窑最著名的瓷塑艺术家，其代表作为《达摩过海像》。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创，经时大彬加工改进，有着单纯朴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兴仿钧釉瓷也是成功之举，而广东石湾窑仿钧瓷，粗犷朴拙，具有岭南地方的特殊风趣。

　　[清代五彩鹭莲尊]

　　纺织工艺纺织

　　明、清时期的丝、 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故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为苏州、江宁（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物──织锦。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改机为明弘治年间福建机杼工林洪缎织,可能是4层缎机所织双层中空袋状织物。缂丝在明代已有凤尾戗等多种技法，清代以苏州缂丝最为有名，除仿缂名人书画作品外，还缂作服装、围幔、屏风、靠垫、包首等。

　　双面缂

　　双面缂丝难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乾隆时缂丝竟用笔勾勒细部，结果适得其反，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其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印染业在此时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

　　洋毯

　　苏州则以善仿织洋毯著称。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完成于妇女之手，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清代五彩织成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玉器工艺玉材

　　明代玉材来自西域地区的火州、吐鲁番、撒马尔罕、于阗等地首领的进贡。但是堪用者不多，故明代传世玉器中羊脂白玉极少，大多为青白玉。明代制玉中心为北京和苏州,后者尤以技巧取胜,涌现出一批诸如陆子刚等的名玉工。明代玉器的制作，除簪、珠、坠、环等佩外，还有杯、碗、瓶、壶、盆、洗、盂、花插等各种日用器皿。明代前、中期玉器碾琢较精工自然，后期趋向琐碎粗糙，也残留一些铊痕。明代玉器虽用途广泛，品种较多，但仍不外乎仿古玉、时作玉两类。

　　仿古玉

　　仿古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时作玉颇有新意。清代玉器初期近似明代，至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4000余斤，同时由养心殿造办处，苏、扬、宁、淮、长芦和凤阴八处为内廷碾玉，因而使乾隆玉器，玉色尚白，碾琢认真，工艺完善，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乾隆年间特别盛行碾字玉器，最大工作量，一次可碾满文8000字，汉文4000字。《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乾隆玉器的代表性作品，玉重达7吨,耗时10余年,综合应用阴刻、 阳刻、隐起、起突等多种技法于一器，形文并茂，气势壮伟。清廷仿古玉为了追求先秦及秦汉古玉的古朴风韵，采用优质玉材，致残烧古，适可而止，效果颇佳。民间厂肆为追求高值，其仿古玉鱼目混珠，以假冒真。乾隆晚期莫卧儿玉进入宫廷，皇帝命造办处仿制，并影响到京师、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苏州玉器制作精巧，而扬州则以制作大型玉器见长。

　　[清代碧玉仿古觥]

　　漆器工艺

　　明清两代髹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文万华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大展技艺,终于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以螺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点螺最为精巧，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清末北京由修补雕漆发展到仿永乐、宣德和乾隆雕漆。莳绘漆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间漆工杨氏受命赴日学习莳绘漆，回国仿制，其子杨埙从学，所制足以乱真。另有漆工蒋回回也善仿莳绘漆,清代苏州仿莳绘漆极盛,金漆辉映，富丽堂皇。明末清初出现的软螺钿则是螺钿的新品种。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方信川钿嵌堆、扬州卢葵生砂钿镶嵌漆均名震一时。戗金、脱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 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

　　玻璃工艺

　　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总督胡廷干于博山东柳杭设玻璃公司,聘德国人为技师，传授欧洲平板玻璃技术。北京料器业从博山购买玻璃料条，以灯火烧制各种禽兽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间，创“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创内画壶，有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苏州玻璃称为“苏铸”，似不及“广铸”。在此基础上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玻璃匠汪执中、纪文两人进内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现存玻璃厂产品有炉、瓶、罐、盆、钵、盘、碗、鼻烟壶及肖生等器物。颜色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豆青、亮深红、亮玫瑰红、亮宝石红、珊瑚红、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绿、粉绿、翡翠绿、水晶、茶晶、黑等20余种。另有金星料、绞丝、夹金、夹彩等复色玻璃，并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套料、隐起、阴刻等装饰手法。古月轩据传是以珐琅书写乾隆年制款、题诗印章和彩绘图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见传世之物。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内廷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随清亡而告终。

　　珐琅器工艺

　　明代景泰蓝（即掐丝珐琅）工艺在元代大食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内廷御用监设厂生产，专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监造款的云龙盖罐为代表。而景泰年间内廷作坊所制仅能维持前代水平而略有变化。此后历朝几乎均有产品传世,万历掐丝珐琅器,以其掐丝短促放纵、釉色鲜艳热烈为其特色。为珐琅器的一大变革。民间掐丝珐琅器产于北京、云南，专供妇女闺阁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蓝，内廷与民间均极盛行，其掐丝与珐琅料也有别于明代。产地有北京、扬州、九江与广州等地，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仅有北京民间厂肆维持生产。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代却广为盛行。这与广州錾铜工艺的发达有关。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甚微。画珐琅一说始于明代，现存实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画珐琅有试制和规格化的两种产品。据估计，清代最早的画珐琅可能于开海禁之后,西欧画珐琅器传入广州,先由广州工匠试制烧成。但内廷珐琅厂也经历过独立试烧的过程，传教士中的珐琅匠是晚于广州珐琅匠数年才进入内廷的，故在传播烧造画珐琅的技术上所起作用不大。画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匠人，提供广州生产或进口的珐琅料及数量庞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风格上却互为殊异，有“恭造”与“外造”、 皇家与地方之分。 艺术上也既互相联系、又互为区别，泾渭分明。晚清广州画珐琅绝迹，仅北京民间作坊尚在生产，但质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珐琅几乎只广州独家生产，而烧蓝则在全国城乡首饰楼均可烧造。

　　木竹牙雕工艺

　　即有机质材料雕刻的统称。 除竹、木、 牙外还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机质材料雕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艺之坛，工匠们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灭无闻。明代后期出现金陵、嘉定两大竹雕流派。前者创始人为濮仲谦,他善于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略作雕琢，颇得造化之趣。后者由朱鹤开派，创凹凸浅深、可达五六层的深峭镂空雕法而有别于前者。朱鹤之子朱小松、孙朱三松均能承其家传而又过之。清代吴之、封锡爵、封锡禄等均系嘉定传派名家。封锡禄及侄封歧曾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廷效力。竹黄工艺，去青留黄压平刻镂，兴于江浙、盛于苏州市。木雕分为杂木、硬木及软木3种。 杂木雕刻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以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为著名。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广州木雕为其重要流派。因潮广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广州硬木雕刻居全国之首，苏州则以精工过人取胜，但规制气势远不及前者。广州牙雕镂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层透雕的绣球和楼阁、龙凤船等是其名作。牙丝编织也是广州牙雕业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丝团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宫造办处牙作，从苏州、广州招募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李裔唐、萧振汉、黄振效、杨维占、顾彭年、陈观泉等名工为皇家服务。象牙雕《月曼清游册》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简古朴拙，清代则工整细致，多染色烫蜡，唯内廷犀角杯不加染烫，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鲍天成、濮仲谦、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间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称“尤犀杯”。

　　[清代黄振效：象牙雕《渔乐图》笔筒]

　　镶嵌工艺

　　以金银、 玉石、玻璃、珐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镶嵌于硬木器物，以加强其装饰效果,是雕刻工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木胎嵌金银纹,清内廷称为商丝，多用于硬木器或台座，苏州、北京较为盛行。运用多种珍贵材料雕刻并镶嵌于一器，呈现斑斓多彩的镶嵌，称为百宝嵌，为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明末扬州周翥是百宝嵌名师，他善用金、银、宝石和玛瑙等贵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树石楼台等嵌于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现出难以言状的光色陆离的艺术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时的王国琛、卢映之，嘉庆、道光时的卢葵生等对百宝嵌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州用金属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镶嵌工艺较为发达，苏州则擅长以紫檀、红木、木为地，用金银丝或玉石嵌成各种图案和画面。明代百宝嵌单纯醒目，清代则日趋繁缛，应用于一器的镶嵌材料，品种丰富，图案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益臻妙境。金属镶嵌有铜胎错金银、 铁金等工艺，特点鲜明、别有韵致。

　　家具工艺明代家具

　　明代家具基本上沿宋式家具而作损益。一般城乡人们使用杂木家具， 富有者多用紫檀、 红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和楠木家具或髹漆家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样以便于生活并富于美感为原则。比例权衡更为科学、合理，附加饰件和雕饰都较为简单。苏州家具,亦称苏式家具,全国各地多有仿制。北京家具也较驰名，其形制、样式较接近于苏式家具。

　　清代

　　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家具，以髹漆或螺钿家具为主。清代家具形成于乾隆年间。此时苏州、北京的硬木家具发生了不少变化。苏州家具装饰繁复，硬木家具往往与髹漆、玉器镶嵌结合，制造雕漆、 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莳绘及文竹、竹黄、斑竹等家具，与明代家具已相去甚远。广州家具已进入内廷，打破了原有家具的权衡格局,改变了苏式家具一统禁城的局面,在内廷屋宇陈设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图案、装饰、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扬州家具也不可忽视，其风格介乎于苏、广之间，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宝嵌家具最为名贵，为其特点之一。北京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苏、扬、广式家具的手法,也有显著的变化。内廷家具由造办处油木作、 广木作制造及苏、 扬、广、长芦等地进贡，而成为全国家具的总汇。清代乾隆年间家具京式、苏式、扬式和广式4式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家具特有的典雅与华贵的总趋势。晚清苏式、扬式家具虽在战乱中复苏，但仍日趋衰落。京式、广式家具也失去18世纪那种工精料实、繁华富丽的时代气氛。此时，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输入欧洲、日本家具，因而出现了仿洋家具或中西折中的不伦不类的“新型”家具。

　　文房四宝工艺

　　明清两代文房四宝，除注意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外，尤强调其装饰、玩赏、陈设等审美功能，工艺水平已达高峰。其中笔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产毛笔最为驰名。内廷御笔有宣德、嘉靖和万历等年号款识。以羊、 狼等毫扎成竹笋头、 兰花头或葫芦头。杆饰黑漆描金云龙纹，或用玉杆。清代笔杆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红、金漆等材料和工艺制做，以提高笔的装饰美。墨的装饰性、鉴赏性也大为提高，制墨名家辈出，明代以程君房、方于鲁两人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传世。入清后，曹素功墨名大振，传十三代后迁至上海，继续营业，盛名不衰。集锦墨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名家吴天章所制集锦墨形制翻新，雕镌精工，色彩斑斓，装潢典雅，多为文人珍藏。刘源监制国宝墨以及职贡图、耕织图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制墨的精品。明清两代纸、绢的最大成就,是宣纸的改进及对纸、绢的第2次艺术加工。以染色、粉、蜡、洒金、描金、掐丝及版水印等技法装饰纸、绢，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砚仍以端、歙两砚备受重视。苏州顾二娘是康熙年间江南制砚名手。内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砚。地方名砚尚有苏州澄泥砚、山东矶石砚、红丝石砚、宁夏贺兰山石砚、甘肃洮河石砚及湖南菊花石砚等，在全国均有一定声誉。另外还以各种材料、工艺制做砚滴、笔山、墨床、镇尺、臂搁等数十种附属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珑小巧，装饰精致倩美，不失为工艺珍品。

　　其它手工艺

　　此外，尚有衣冠带履、车轿鞍鞯、武备仪器、盆景、钟表、珠宝、 玳瑁、竹黄、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纸等编织以及各地民间及各民族的手工艺等，都是工艺美术的独特领域和重要专业，是明清工艺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技术，亦应还其本来面貌并给与一定的历史地位。

　　理论著述

　　明清两代不仅工艺美术获得巨大发展，且理论著述较之前代也多有出现，颇有建树。明代宋应星在本人从事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搜集、整理、研究后，写出了《天工开物》这部有关手工业方面的著作。它详细地记述了各手工艺门类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的情况。包括衣装、丝织、印染、陶瓷、铸造、金工、珠玉等各种手工艺。为研究明代工艺美术的重要资料，有“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之誉。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漆艺家黄大成的《髹饰录》为中国现存古代唯一的一部漆艺专著,书分2集18章，对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及装饰方法等作了详细的叙述。而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则主要是供人们消遣玩物之用，书中有关古器珍玩之类的论述，对研究工艺美术史亦有参考价值。入清以来，理论著述则大都集中于陶瓷方面，且多谈及景德镇窑瓷业的发展，主要有：成书于乾隆年间，朱琰的《陶说》，补《陶记》之不足而又有新论的《景德镇陶录》(蓝浦著,后由弟子郑廷增补2卷，共10卷)。还有佚名氏的《南窑笔记》等。另外，关于玉器的有清末吴大的《古玉图考》，关于刺绣的有道光年间丁佩的《绣谱》和由吴县名绣工沈寿口述,经别人整理而成的《雪宦绣谱》等。或图文并茂,考订翔实；或论述规则，讲解要点；或叙述经验，传授技艺，均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在一些地方府志及文人的诗、文集、笔记、札记等著作中亦多有有关工艺美术的阐述、记载，其中不乏精辟之言。

1．一色漆器

一色漆器，指通体光素一色，不加华饰，《髹饰录》中的所谓质色，就是指这种漆器本身质地的颜色。

一色漆器主要有黑、朱、黄、绿、紫等一种颜色的漆器。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一色漆器出现在原始社会，以后历代均有作品传世，以朱、黑、紫三色最为常见。

(髹饰录》中把金漆也归到一色漆器类中，名曰“金髹”“浑金漆”或“贴金箔”。金漆的做法是在**、朱色、黑色等漆表面刷一道黏漆，叫做“打金胶”，然后把金箔或金粉粘贴上去。一色金漆常见的实物以佛像居多，也有漆匣、漆盘、漆碗、漆盒等。

2．罩漆

罩漆，相当于《髹饰录》的罩明门。其做法是在色漆或描绘完工后，上面再罩一层透明漆，因罩漆下面的底色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名称。《髹饰录》主要将罩朱漆、罩黄漆、罩金漆、洒金等几种做法归人“罩明门”。

《髹饰录》描饰门中还有一种描金罩漆，也应归人罩漆类。“它的做法是：在黑、朱、黄等漆地上作描金花纹，花纹上用朱色或黑色勾纹理，最后罩透明漆，北京匠师分别称之曰‘金箔罩漆开朱’和‘金箔罩漆开墨。’”。

各种罩漆的特点，就在于它罩了一层透明漆之后，表面显得光亮润泽，花纹隐现，极为雅致。但因罩了一层透明漆，透明漆下的底漆颜色比不罩的要深一些。

罩金漆出现得较晚，以宫廷中的罩金漆实物较多。尤其到清代多用于帝后御用的宝座、屏风等，小件器物也有用罩漆方法制成的。罩过的金漆在透明漆的下面透出金色的光彩，与“明金”差别较大，但罩漆的优点保护了金色不易退色或磨损。

3．描漆

描漆相当于《髹饰录》中的描饰门，包括描漆和描油等。

描漆就是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种彩色漆来描绘花纹；描油，又称描锦，是以桐油代漆，调制出各种鲜艳的颜色绘制出花纹。

古代彩绘漆器有只用彩漆或只用彩油者，但更多的是二者兼施。先秦以前，漆器均为描彩漆，自汉代漆器出现油彩以后，油彩的使用日渐增多，使漆器的色彩更加艳丽和丰富多彩。明清两代，漆器上油彩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有的漆器花纹几乎全部使用了油彩。

4．描金

描金又名泥金画漆，即在漆地上加描金花纹。一般做法是：在退光漆地上用朱漆或黑漆画花纹，待干后，在花纹上打金胶，然后将金贴或描上去。描金原料，有的只用一种金箔，故花纹金色如一。有的用两种或三种金箔，如用赤金、苏大赤金、库金，使颜色显现不同。利用这些颜色不同的金箔分贴丕同的花纹，使金色花纹呈现出色泽的变化，犹如绘画之设色，《髹饰录》中称这种做法为“彩金像描金”。还有用漆灰堆出凸起的花纹后再描金或贴金的识文描金做法。

漆器上使用描金的做法，最早见于考古发掘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中的彩绘漆棺，上面有用描金绘成的变形风纹图案，表现出较为完美的描金技术，开创了我国描金漆器之先河。汉代以后，描有金色花纹的漆器多有发现，明清两代已成为漆器的一大种类。

5．堆漆

堆漆相当于《髹饰录》中的堆起门。堆漆，顾名思义是把漆堆积起来之意。堆漆包括“识文”和“隐起”两种做法。识为高起之意，所谓识文，就是用漆灰或稠漆堆画出高于漆面的花纹之后，不加雕琢。而加饰雕琢的做法称为“隐起”。这两种漆器都是用堆漆的方法做凸起的纹饰，再在堆漆的纹饰上加饰色漆。

西汉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的第二层套棺上的云纹轮廓线条明显凸起，色彩脱落，露出深色的线条，其物质究竟为漆灰还是油灰，还需作进一步分析，但做法与堆漆相同。长沙砂子塘木棺墓的棺木挡板上，其彩绘磬上的圆点谷纹，乃是用稠漆堆起，这是堆漆做法的最早例证，这种做法可能为西汉漆工的一种新兴的装饰技法。唐宋时期均见堆漆技法的使用，唐代堆漆的例证是保存在日本的鉴真法师雕像，其五官及衣纹凸起部分均为漆灰堆塑。到宋代，堆漆技法已渐臻成熟，在建于北宋初期的苏州瑞光寺塔内发现的真珠舍利宝幢座上，贴有供养人、宝相花及狻猊等花纹，均用堆漆方法制成。明清两代此种技法最为常见，尤其是堆漆与描金相结合，故有识文描金和隐起描金等名称。

6．填漆

填漆即填彩漆。其做法是先在漆器上阴刻花纹图案，然后在花纹内填入色漆，干后经磨平呈现出光滑平整的效果。按黄成《髹饰录》所讲填漆有磨显和镂嵌两种做法。杨明加注为：“磨显填漆，(桼+包)前设文；镂嵌填漆，(桼+包)设文。”

“(桼+包)”是指漆器的最后一道漆，“糙漆”即(桼+包)漆前一道漆。磨显填漆，是在做完糙漆之后，未做(桼+包)漆之前，在漆地上用稠漆堆起花纹轮廓，然后在花纹轮廓内用所需色漆填平。这样通体均处于同一平面上，然后经打磨而成，因此可以说磨显填漆就是先堆后填的做法。

镂嵌填漆是用先刻后填的方法做成，即漆成之后，直接在漆地上镂刻出低陷的花纹，填平色漆，经打磨而成。此种技法在《遵生八笺》中有载：“宣德有填漆器皿，以五彩稠漆堆成花色，磨平如画……”《帝京景物略》载：“填漆刻成花鸟，彩填稠漆，磨平如画，久愈新也。”以上两书所载，前者是“以五彩稠漆堆成花色”，后者是“刻成花鸟，彩填稠漆”，一堆一刻，两者最后同是“磨平如画”，即是《髹饰录》中填漆条讲到的磨显与镂嵌。

填漆实物最早的实例是江苏武进县南宋墓出土的填朱漆斑纹地戗金山水花卉纹长方盒，盒面《柳塘图》空地细钩密密麻麻的圆点纹，圆点内填红漆，这是我国填漆技法的雏形，到明清两代填漆技法已相当娴熟。明代永乐年间的官办漆工作坊果园厂，就以生产填漆和雕漆器物最为出色。

7．雕填

雕填的做法是：先用填漆的方法做好花纹，然后沿着花纹轮廓勾出阴文线，在勾出花纹上的纹理之后，在阴文线内填金，实际上是一种把填漆与戗金两种方法结合到一块的新技法。

从现有收藏的明清雕填器看，许多被称为雕填漆器的彩色花纹，有的是刻后用色漆填成的，为真正的雕填做法，也有的是用色漆绘成之后剔刻阴线填金的。雕填在《髹饰录》中被称为“戗金细钩填漆”和“戗金细钩描漆”，这是根据两者不同的做法来命名的。这两种做法虽有不同，但其外貌却十分相似，只有仔细审视才能分辨出来。现在文物业把两者统称为“雕填”。

8．螺钿

在古代，人们把螺钿叫做钿嵌、陷蚌或坎螺。宋人方勺在《泊宅篇》中称之为螺填，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有螺钿之名，黄成在《髹饰录》中称它为陷蚌、坎螺等。螺，指的是嵌物的质地，钿是装饰的意思。徐铉在《说文》新附中说：“钿，金华也。”《集韵》也说：“钿，以宝饰物。”螺钿一名至今仍沿袭使用。

螺钿漆器，即指取材于各种贝壳的天然色彩与美丽光泽的最佳部位，分层剥离和磨制后，根据设计图案需要，镶嵌于漆器表面作为装饰。镶嵌的螺片有厚有薄，故有厚螺钿与薄螺钿之称，因厚螺钿壳片较厚，硬度大，文物业又称之为“硬螺钿”。薄螺钿，因裁切精薄如纸，又谓之“软螺钿”。《髹饰录》中黄成称：“螺钿……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即指薄螺钿镶嵌出来的效果而言。厚螺钿较薄螺钿精细密致的程度差一些。

还有一种“衬色螺钿”，也叫“衬色甸嵌，即色底螺钿也”。所谓衬，即衬托之意，是以透明的贝壳薄片裁切出花纹，下面再衬托上不同的色彩后嵌贴到漆器上，即等于人工设色。所衬各种颜色是通过透明壳片而显色，故呈现出色彩晶莹、温润的效果，如黄成所说“各色莹彻，焕然如佛朗嵌”。“佛朗嵌”，即“掐丝珐琅”，今人俗称为“景泰蓝”，黄氏所说衬色螺钿漆器上的色彩效果与景泰蓝相若。

我国用蚌片、蚌泡镶嵌在漆器上作为装饰的做法，早在西周墓中已有多处发现。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中发现镶有不足2毫米厚蚌片的漆，镶嵌的图案极其工整细致，证实了西周的螺钿漆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把我国螺钿镶嵌工艺的时间上溯到了西周。现今所见唐以前的漆器均用较厚的螺钿片镶嵌，宋代已有薄螺钿漆器的记载，但未见实物。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薄螺钿漆器中，有被认为是宋代器物的，而真正的薄螺钿漆器是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薄螺钿《广寒宫图》漆盘残片，代表了我国元代薄螺钿漆工艺的水平。明清两代厚、薄两种螺钿漆器都很盛行，尤其是薄螺钿的发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衬色螺钿”出现得较晚，实物仅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晚期的嵌衬色螺钿团花长方盒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黑漆嵌螺钿圆盘。

9．犀皮

犀皮，又称“虎皮漆”“波罗漆”。其做法是：先在器胎上用石黄人生漆调成稠漆，做成一个高低不平的表面，再用右手拇指轻轻将漆推出一个个高起的小尖，稠漆人阴干透后，上面再髹涂不同色漆多层，各色相间，并无一定规律，最后通体磨平。凡是突起的小尖，经磨平后，都围绕着一圈一圈的不同漆层，呈现出了类似松鳞的花纹，其特征为“表面光滑，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成行云流水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匀称，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定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经过研磨露出的漆层断面，斑纹运行、回旋的形态取决于地子起伏的形态，故《髹饰录》有“片云、圆花、松鳞”等不同名称。

关于犀皮漆器出现的时间，原来认为最早出现于唐代，其依据是现知最早的文献资料——唐代袁郊、甘泽谣在《太平广记》中讲到犀皮枕，后有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与游家漆铺并列，证明当时已有制造犀皮的漆工作坊。令人欣慰的是，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中出土了一对黑、红、黄三色相间的皮胎犀皮羽觞，其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这一发现把我国犀皮漆工艺出现的年代提早了约六百年。明清两代的犀皮技法已相当成熟，解放初期北京仍保存有以犀皮技法来制造漆烟袋杆的行业。

10．雕漆

雕漆是剔红、剔黑、剔黄、剔绿、剔彩等的总称，其中尤以剔红最多，且又常常与其色彩相同的雕漆相结合。

剔红的做法是：在器胎上髹一定厚度的朱漆，少则二三十道，多则上百道，之后在漆上雕刻花纹。剔黄、剔绿、剔黑等的技法与之相同。剔彩则是在器物上分层髹涂不同颜色的漆层，当漆层达到一定的厚度时，根据图案色调要求，需要哪种颜色，就将它面上的颜色剔掉，露出所需色漆。《髹饰录》中所说“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等”就是用这种方法剔刻出来的。

据《髹饰录》记载，我国雕漆技法出现于唐代，但至今未见实物，宋元两代雕漆技法已渐臻成熟，到元末明初，尤其是永乐时期果园厂生产的雕漆，技艺精湛，工艺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清两代的雕漆数量最多，至清代晚期，雕漆技艺衰微而几乎失传，解放后，北京、扬州等地才重新恢复了雕漆的生产。

11．剔犀

剔犀，北京文物业通称曰“云雕”，日本称之为“屈轮”。其做法与剔彩相近，即在器胎上用两种或三种色漆有规律地逐层髹涂，当．各层达到一定的厚度时用刀斜剔出卷草、勾纹等不同的花纹，刀口断面清晰地显露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器表有黑面、红面或紫面的。其状如行云流水，自然流动。此技法出现不会晚于唐代，惟实物有待发现，其定型可能是在宋代，实例为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剔犀云纹执镜盒及剔犀竹柄团扇。元末明初此种技法达到很高水平，明清时流行，存世作品的数量较多。

12．款彩

款彩的做法是：在漆地上刻凹下去的花纹，然后把色漆或色油填人花纹轮廓之内，因刻去的是漆灰，故又有“刻灰”或“大雕填”之称。

款彩技法出现较晚，传世有明清两代的作品，因工艺简单，出品快，故多用于制作各种小插屏或屏风。

13．戗金

戗金的做法是在漆地上，用刀尖或针锥画出纤细的花纹，然后在花纹内打金胶，将金粉粘上去，故花纹呈金色。也有戗银的，即用银箔粘着。“锥画”技法最早出现于战国。到汉代不仅有针划漆器，还有在针划纹内加彩的。锥画戗金比简单的锥画更进了一步。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中出土的两件漆卮，是迄今发掘到的最早的戗金漆器，与宋以后的戗金技法相同。明清以来戗金技法多与填彩漆相结合。

14．百宝嵌

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珍珠、宝石、珊瑚、碧玉、翡翠、玛瑙、象牙、密蜡等镶嵌在漆器表面，组成各种图案，此种技法称为百宝嵌。

百宝嵌技法在西汉墓中出土的漆器上已见雏形，流行于明代，清代更加盛行，扬州名漆工卢葵生善制百宝嵌，其作品也有流传。

《玉石VS彩宝-东西方传统与文化的碰撞》

自古以来，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珠宝都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东西。人在实现了生存需要之后就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也就是会有一个自我尊重的需求，而珠宝恰好就能很好的表达这种符号性需求。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点也体现在珠宝首饰上，那么接下来就从不同的几个方面简单地说一说这些差异。

首先是从材质上去区分。在珠宝的选材上面，中国人比较偏好的是翡翠、和田玉、绿松石和南红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玉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人则比较注重表面的东西，喜欢闪亮的、耀眼的、直白的，像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猫眼、海蓝宝，还有最近这些年兴起的坦桑、托帕等等，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的，那就各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材质特别说明一下。

西方人喜爱的钻石是一种单晶体的矿物，它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在地球内部因为高温高压改变了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而用四面体的方式，成品一般是由一颗晶体切割而成的；钻石的珍惜之处不在于这个元素的本身，而在于这个元素重新排列的这种方式。钻石也是现在人类知道的在自然界中硬度最高的一种物质，如果把钻石和其他珠宝放在一块儿，钻石毫发无损，其他珠宝却会被划伤，这也是钻石的特性。

钻石是一种单一的矿物，它的瑕疵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此GIA曾经给出过四个参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4c，这4c里面有一项就是净度，净度最好的肉眼不能看到，只有十倍放大镜下能够看到的这个净度，作为4c的标准最好的就是无暇，对于钻石瑕疵的评断还有等级划分，在国际上是非常明确、非常细致的。

而东方人喜欢的翡翠跟和田玉，是由数不清的微小的矿物颗粒组成的，属于集合体，对于翡翠和和田玉的具体形成过程就不多讲了，但是它们都是由很多个晶体聚集在一起后形成一大块的一种材料，这就是材料性质上的不一样。

钻石在国际上会有很明确的一个标准以便于制定它的价格，但是翡翠并没有，我们讲的是比如说玻璃种、冰种、糯种、豆种等等之类的，但只是一个范围一个区间，目前并没有那么精确的标准。

比如说像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这些，它们的硬度很高但是韧性很差，将钻石切磨成不同的形状，是为了顺应钻石原石的不同特性。不同的钻石原石，其晶体结构、光学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钻石的形状设计，首先要根据钻石原石的解理、净度、重量等特性，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解剖钻石原石、处理原石瑕疵，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石的重量。

翡翠虽然没有钻石那么硬，但是翡翠跟和田玉都有非常强的韧性，它们可以被加工成各种形状，我们看到过翡翠做的蛋面、手镯、挂件、摆件，但是钻石就只有被切割成一颗一颗的小晶体，几乎就没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东西方文化差异性也体现在珠宝的题材上。对于珠宝来讲，东方人比较喜爱的是龙凤、灵芝、牡丹等这种很传统的题材；或者是一些具有宗教信仰的观音、佛公、度母之类的；或者是具有吉祥寓意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叶子讲究的是金枝玉叶、一叶成名，豆子寓意平平安安等等。

但是西方在珠宝题材方面更多会运用一些造型，比如说狮子表示胜利，表现的是勇猛；或者像宝格丽的蛇形手环，它的表现方式更直白，直接用钻石把它镶嵌起来，让你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闪亮非常耀眼，一眼就能发现的一件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手上戴的是一件用钻石做成的饰品。

之所以东西方的宝玉石文化有这么大的差距，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高度去考虑问题，跳出现实，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表达，做这种思考的比较多；而西方人比较注重逻辑关系，逻辑的、理性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属于抽象，或者感性的思维，西方是从物质世界的本身去入手，然后去寻求求证问题的本源。

左边的是翡翠，是非常常见的佛公叶子和观音，这些所表达的意义是非常吉祥的，就是希望我们得到神灵的保佑，希望我们一夜成名；而右侧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黄钻，给人的视觉冲击就是闪，就是一种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自我，就是一种对于个体的直接感觉。

西方人的普遍性格比较独立外向，有的还很强悍，因为我在北美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些文化，基本上就在一个竞争的氛围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中国人的表现就是比较合群，内向温和，大家更愿意和谐相处，而不是针锋相对。

这张里的这个手镯是意大利品牌布契拉提的作品，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给意大利皇室制作珠宝首饰的一个家族；而下面的翡翠手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从清朝慈禧太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喜欢翡翠，最喜欢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把它做成手镯戴在手上。在常规的印象里，钻石是非常坚硬的，很冰冷的一种感觉；翡翠是柔润的，柔美的，羊脂玉也是温润细腻的，这是因为西方人比较讲究原则，而东方人讲人情。

钻石最美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强烈的光线下，从不同的角度，你能看到它产生五颜六色的光彩，这就是西方喜欢的感觉，他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外向性格；而对于翡翠来说，那种具有生命力的绿色就是我们东方内向含蓄的一种性格的体现。

大家看一下这张，这张是我在2012年某珠宝展拍摄的两件和田玉的作品，一件是观音，还有一件是表达孝顺的一个题材；而下图的祖母绿和红宝石的套链儿就非常的直白，戴在身上你会觉得我就是闪光点，在人群中很轻易就能发现我，这就是我。我们中国人会把姓放在前面，表示说我们不忘祖宗；外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字放在前面，然后姓放在后面，这也是文化上差异的一个体现。

中国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有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封建社会。基本上属于农业文明的一个性格，所以中国人会更注重于理道德，求稳求同，“和为贵，忍为高”是我们的一个处事原则。

而西方基本上属于海洋文明，他们喜欢对外探索，是比较外向的一种文明。比如哥伦布航海探险发现新大陆；比如后来的工业革命；西方人就是有非常要强的斗争精神和对于自己自身利益的这种维护，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事的原则，我们叫他们工业文明的性格。这个表现在珠宝上也是一样的，下面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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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上面这张红宝石照片，它会出具GIS证书，证书中对它的尺寸、重量、颜色、等级、产地等等都会有详细记录，但是对于翡翠跟和田玉来说，重量的这种衡量标准几乎是没有的。其实翡翠和钻石彩宝是相通的，可能大家会对我说的这个方式有质疑，那么我们下面就按照钻石的标准来讲一下翡翠。

钻石有颜色、净度、切工和重量四个主要指标，那么如果搬到翡翠上面讲也是一样的。

首先是颜色，钻石的颜色分级是从d开始，然后按照字母往下走，就彩钻来讲有黄钻、蓝钻、粉钻、绿钻；而相对于我们的翡翠就有绿色、**、红色、无色、紫色等等，而翡翠的绿色还可以分为阳绿、天蓝的绿，这是大的界限，再细分有帝王绿、翠绿、秧苗绿、苹果绿等等。

其次是净度，钻石的区分有FL、IF、VVS、VS、SL这样的一个净度级别划分，翡翠的话可以有玻璃种、冰种、糯种和豆种。

还有切工，对于钻石彩宝来讲，好的切工会让这颗单晶体的宝石更闪亮，也就是俗称的火光好，这可是一颗单晶体宝石质量参数的重要评价；对于翡翠跟和田玉来说，切工就是各人的雕刻技艺，好的切工就是好的雕工，比如说王朝阳老师、李仁平老师、卢葵老师、刘东老师、王心兰老师、王国庆老师、崔磊老师、樊军民老师、卢沐白老师等等，他们就是好雕工的代表。

再一个就是大小，也就是重量，当然了，大的翡翠蛋面比小的要贵，大的把件比小的把件贵，如果在同样品质的情况下重量大的价值更高，挂件也是这样，我们喜欢厚重的相当于我们喜欢大克拉的钻石。

之前我主要是从事翡翠这块，在2010年之后，我把注意方向挪到了钻石彩宝这一块，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以翡翠、和田玉、绿松、南红这四项为代表的中国玉石文化和以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猫眼为代表的西方宝石文化的差异，怎么样能够把它们两方面更好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光是设计上的简单结合，还有立足于传统之上的创新，比如说大树珠宝还有王焜老师，他们就做得都非常好，还有王俊懿老师上回讲座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把翡翠玉石和金属这种表达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几张是在香港珠宝展上拍的，是大树珠宝和王焜老师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作品。

其实，不管是东方的翡翠也好，和田玉也好，和西方的钻石彩色宝石都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对立与和谐的一种表现，这非常有意思，如果把它们运用得当，会让我们的作品有更强的生命力。

我想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民族都不希望自己的传统文化处于孤芳自赏的尴尬地位，它也需要走出国门，它也想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现在带有中国元素的一些珠宝设计，就有很多很受西方社会高端人群的喜欢。

不同文化的差异，其根源是不同民族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对于审美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个是在社会发展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的，应该算是一种永恒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还有当地的习俗习惯，现在毕竟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包括网络的信息传递是非常快的，整个地球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种族人群之间的交流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了解东方和西方这些不同的文化差异，提高自身的文化适应性，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珠宝上，对于我们这些珠宝人应该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学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将目前单一存在的东方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一种理性的变化，不光是有东方的和谐也有西方的娱乐文化，这种表达方式上的冲撞迸发出的火花可能是相当耀眼的。现在已经有一些玉雕大师在吸取西方的一些文化、一些元素，把西方雕塑艺术运用到传统的玉雕上。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清工艺美术

　　Ming-Qing gongyi meishu　arts and craf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艺术上承宋、元，继续发展，不断提高。同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某些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输出的同时，亦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的工艺，加以模仿、吸收、消化，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灌输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前后经历了549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时代面貌。

　　陶瓷工艺官民窑

　　江西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生产均迅速扩展，产量激增，并有重大创造，几乎垄断了全国城镇瓷器消费市场。地方各窑则大都愈加衰落，仅有建窑、广窑和宜兴窑的生产略有进展。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已达顶峰。永乐宝石红、甜白，宣德宝石蓝都是永、宣两朝瓷器获得巨大进步的标志。成化官窑瓷器又有创新，别开生面。青花瓷质细而坚，釉肥腻而色幽雅，斗彩的烧成标志着景德镇窑彩绘瓷进入釉上彩的新时代，但仍离不开釉下青花的配合。

　　彩釉

　　嘉靖时的五彩包括红、黄、绿、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万历时的五彩描金则别出心裁。弘治的黄釉瓷、黄绿彩和正德的孔雀蓝釉也是新兴的瓷器。清代青花、斗彩、五彩及单色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新创的有粉彩和珐琅彩，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鲜艳，类似清代花鸟画家恽寿平所创花鸟画派的工笔画。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此即御窑珐琅彩窑，由皇室独享,而不外溢。康熙时的单色釉瓷,色彩丰富艳美,为前所未有,如豇豆红、胭脂水、珊瑚红、豆绿、翠绿、鹦鹉绿、蟹壳青、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乾隆时的象生瓷、斑斓彩、转心瓶等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乾隆官窑大量生产精美瓷器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危险倾向。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虽然不无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却如大江东去。景德镇民窑在官窑影响下也有了巨大发展，留下了无数件质朴可爱的制品。福建德化窑也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名窑，所产瓷器，胎质致密。其中白釉温润，多仿犀角杯。何朝宗为德化窑最著名的瓷塑艺术家，其代表作为《达摩过海像》。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创，经时大彬加工改进，有着单纯朴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兴仿钧釉瓷也是成功之举，而广东石湾窑仿钧瓷，粗犷朴拙，具有岭南地方的特殊风趣。

　　[清代五彩鹭莲尊]

　　纺织工艺纺织

　　明、清时期的丝、 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故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为苏州、江宁（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物──织锦。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改机为明弘治年间福建机杼工林洪缎织,可能是4层缎机所织双层中空袋状织物。缂丝在明代已有凤尾戗等多种技法，清代以苏州缂丝最为有名，除仿缂名人书画作品外，还缂作服装、围幔、屏风、靠垫、包首等。

　　双面缂

　　双面缂丝难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乾隆时缂丝竟用笔勾勒细部，结果适得其反，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其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印染业在此时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

　　洋毯

　　苏州则以善仿织洋毯著称。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完成于妇女之手，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清代五彩织成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玉器工艺玉材

　　明代玉材来自西域地区的火州、吐鲁番、撒马尔罕、于阗等地首领的进贡。但是堪用者不多，故明代传世玉器中羊脂白玉极少，大多为青白玉。明代制玉中心为北京和苏州,后者尤以技巧取胜,涌现出一批诸如陆子刚等的名玉工。明代玉器的制作，除簪、珠、坠、环等佩外，还有杯、碗、瓶、壶、盆、洗、盂、花插等各种日用器皿。明代前、中期玉器碾琢较精工自然，后期趋向琐碎粗糙，也残留一些铊痕。明代玉器虽用途广泛，品种较多，但仍不外乎仿古玉、时作玉两类。

　　仿古玉

　　仿古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时作玉颇有新意。清代玉器初期近似明代，至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4000余斤，同时由养心殿造办处，苏、扬、宁、淮、长芦和凤阴八处为内廷碾玉，因而使乾隆玉器，玉色尚白，碾琢认真，工艺完善，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乾隆年间特别盛行碾字玉器，最大工作量，一次可碾满文8000字，汉文4000字。《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乾隆玉器的代表性作品，玉重达7吨,耗时10余年,综合应用阴刻、 阳刻、隐起、起突等多种技法于一器，形文并茂，气势壮伟。清廷仿古玉为了追求先秦及秦汉古玉的古朴风韵，采用优质玉材，致残烧古，适可而止，效果颇佳。民间厂肆为追求高值，其仿古玉鱼目混珠，以假冒真。乾隆晚期莫卧儿玉进入宫廷，皇帝命造办处仿制，并影响到京师、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苏州玉器制作精巧，而扬州则以制作大型玉器见长。

　　[清代碧玉仿古觥]

　　漆器工艺

　　明清两代髹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文万华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大展技艺,终于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以螺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点螺最为精巧，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清末北京由修补雕漆发展到仿永乐、宣德和乾隆雕漆。莳绘漆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间漆工杨氏受命赴日学习莳绘漆，回国仿制，其子杨埙从学，所制足以乱真。另有漆工蒋回回也善仿莳绘漆,清代苏州仿莳绘漆极盛,金漆辉映，富丽堂皇。明末清初出现的软螺钿则是螺钿的新品种。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方信川钿嵌堆、扬州卢葵生砂钿镶嵌漆均名震一时。戗金、脱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 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

　　玻璃工艺

　　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总督胡廷干于博山东柳杭设玻璃公司,聘德国人为技师，传授欧洲平板玻璃技术。北京料器业从博山购买玻璃料条，以灯火烧制各种禽兽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间，创“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创内画壶，有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苏州玻璃称为“苏铸”，似不及“广铸”。在此基础上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玻璃匠汪执中、纪文两人进内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现存玻璃厂产品有炉、瓶、罐、盆、钵、盘、碗、鼻烟壶及肖生等器物。颜色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豆青、亮深红、亮玫瑰红、亮宝石红、珊瑚红、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绿、粉绿、翡翠绿、水晶、茶晶、黑等20余种。另有金星料、绞丝、夹金、夹彩等复色玻璃，并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套料、隐起、阴刻等装饰手法。古月轩据传是以珐琅书写乾隆年制款、题诗印章和彩绘图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见传世之物。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内廷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随清亡而告终。

　　珐琅器工艺

　　明代景泰蓝（即掐丝珐琅）工艺在元代大食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内廷御用监设厂生产，专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监造款的云龙盖罐为代表。而景泰年间内廷作坊所制仅能维持前代水平而略有变化。此后历朝几乎均有产品传世,万历掐丝珐琅器,以其掐丝短促放纵、釉色鲜艳热烈为其特色。为珐琅器的一大变革。民间掐丝珐琅器产于北京、云南，专供妇女闺阁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蓝，内廷与民间均极盛行，其掐丝与珐琅料也有别于明代。产地有北京、扬州、九江与广州等地，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仅有北京民间厂肆维持生产。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代却广为盛行。这与广州錾铜工艺的发达有关。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甚微。画珐琅一说始于明代，现存实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画珐琅有试制和规格化的两种产品。据估计，清代最早的画珐琅可能于开海禁之后,西欧画珐琅器传入广州,先由广州工匠试制烧成。但内廷珐琅厂也经历过独立试烧的过程，传教士中的珐琅匠是晚于广州珐琅匠数年才进入内廷的，故在传播烧造画珐琅的技术上所起作用不大。画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匠人，提供广州生产或进口的珐琅料及数量庞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风格上却互为殊异，有“恭造”与“外造”、 皇家与地方之分。 艺术上也既互相联系、又互为区别，泾渭分明。晚清广州画珐琅绝迹，仅北京民间作坊尚在生产，但质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珐琅几乎只广州独家生产，而烧蓝则在全国城乡首饰楼均可烧造。

　　木竹牙雕工艺

　　即有机质材料雕刻的统称。 除竹、木、 牙外还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机质材料雕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艺之坛，工匠们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灭无闻。明代后期出现金陵、嘉定两大竹雕流派。前者创始人为濮仲谦,他善于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略作雕琢，颇得造化之趣。后者由朱鹤开派，创凹凸浅深、可达五六层的深峭镂空雕法而有别于前者。朱鹤之子朱小松、孙朱三松均能承其家传而又过之。清代吴之、封锡爵、封锡禄等均系嘉定传派名家。封锡禄及侄封歧曾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廷效力。竹黄工艺，去青留黄压平刻镂，兴于江浙、盛于苏州市。木雕分为杂木、硬木及软木3种。 杂木雕刻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以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为著名。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广州木雕为其重要流派。因潮广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广州硬木雕刻居全国之首，苏州则以精工过人取胜，但规制气势远不及前者。广州牙雕镂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层透雕的绣球和楼阁、龙凤船等是其名作。牙丝编织也是广州牙雕业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丝团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宫造办处牙作，从苏州、广州招募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李裔唐、萧振汉、黄振效、杨维占、顾彭年、陈观泉等名工为皇家服务。象牙雕《月曼清游册》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简古朴拙，清代则工整细致，多染色烫蜡，唯内廷犀角杯不加染烫，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鲍天成、濮仲谦、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间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称“尤犀杯”。

　　[清代黄振效：象牙雕《渔乐图》笔筒]

　　镶嵌工艺

　　以金银、 玉石、玻璃、珐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镶嵌于硬木器物，以加强其装饰效果,是雕刻工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木胎嵌金银纹,清内廷称为商丝，多用于硬木器或台座，苏州、北京较为盛行。运用多种珍贵材料雕刻并镶嵌于一器，呈现斑斓多彩的镶嵌，称为百宝嵌，为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明末扬州周翥是百宝嵌名师，他善用金、银、宝石和玛瑙等贵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树石楼台等嵌于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现出难以言状的光色陆离的艺术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时的王国琛、卢映之，嘉庆、道光时的卢葵生等对百宝嵌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州用金属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镶嵌工艺较为发达，苏州则擅长以紫檀、红木、木为地，用金银丝或玉石嵌成各种图案和画面。明代百宝嵌单纯醒目，清代则日趋繁缛，应用于一器的镶嵌材料，品种丰富，图案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益臻妙境。金属镶嵌有铜胎错金银、 铁金等工艺，特点鲜明、别有韵致。

　　家具工艺明代家具

　　明代家具基本上沿宋式家具而作损益。一般城乡人们使用杂木家具， 富有者多用紫檀、 红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和楠木家具或髹漆家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样以便于生活并富于美感为原则。比例权衡更为科学、合理，附加饰件和雕饰都较为简单。苏州家具,亦称苏式家具,全国各地多有仿制。北京家具也较驰名，其形制、样式较接近于苏式家具。

　　清代

　　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家具，以髹漆或螺钿家具为主。清代家具形成于乾隆年间。此时苏州、北京的硬木家具发生了不少变化。苏州家具装饰繁复，硬木家具往往与髹漆、玉器镶嵌结合，制造雕漆、 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莳绘及文竹、竹黄、斑竹等家具，与明代家具已相去甚远。广州家具已进入内廷，打破了原有家具的权衡格局,改变了苏式家具一统禁城的局面,在内廷屋宇陈设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图案、装饰、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扬州家具也不可忽视，其风格介乎于苏、广之间，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宝嵌家具最为名贵，为其特点之一。北京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苏、扬、广式家具的手法,也有显著的变化。内廷家具由造办处油木作、 广木作制造及苏、 扬、广、长芦等地进贡，而成为全国家具的总汇。清代乾隆年间家具京式、苏式、扬式和广式4式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家具特有的典雅与华贵的总趋势。晚清苏式、扬式家具虽在战乱中复苏，但仍日趋衰落。京式、广式家具也失去18世纪那种工精料实、繁华富丽的时代气氛。此时，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输入欧洲、日本家具，因而出现了仿洋家具或中西折中的不伦不类的“新型”家具。

　　文房四宝工艺

　　明清两代文房四宝，除注意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外，尤强调其装饰、玩赏、陈设等审美功能，工艺水平已达高峰。其中笔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产毛笔最为驰名。内廷御笔有宣德、嘉靖和万历等年号款识。以羊、 狼等毫扎成竹笋头、 兰花头或葫芦头。杆饰黑漆描金云龙纹，或用玉杆。清代笔杆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红、金漆等材料和工艺制做，以提高笔的装饰美。墨的装饰性、鉴赏性也大为提高，制墨名家辈出，明代以程君房、方于鲁两人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传世。入清后，曹素功墨名大振，传十三代后迁至上海，继续营业，盛名不衰。集锦墨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名家吴天章所制集锦墨形制翻新，雕镌精工，色彩斑斓，装潢典雅，多为文人珍藏。刘源监制国宝墨以及职贡图、耕织图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制墨的精品。明清两代纸、绢的最大成就,是宣纸的改进及对纸、绢的第2次艺术加工。以染色、粉、蜡、洒金、描金、掐丝及版水印等技法装饰纸、绢，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砚仍以端、歙两砚备受重视。苏州顾二娘是康熙年间江南制砚名手。内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砚。地方名砚尚有苏州澄泥砚、山东矶石砚、红丝石砚、宁夏贺兰山石砚、甘肃洮河石砚及湖南菊花石砚等，在全国均有一定声誉。另外还以各种材料、工艺制做砚滴、笔山、墨床、镇尺、臂搁等数十种附属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珑小巧，装饰精致倩美，不失为工艺珍品。

　　其它手工艺

　　此外，尚有衣冠带履、车轿鞍鞯、武备仪器、盆景、钟表、珠宝、 玳瑁、竹黄、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纸等编织以及各地民间及各民族的手工艺等，都是工艺美术的独特领域和重要专业，是明清工艺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技术，亦应还其本来面貌并给与一定的历史地位。

　　理论著述

　　明清两代不仅工艺美术获得巨大发展，且理论著述较之前代也多有出现，颇有建树。明代宋应星在本人从事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搜集、整理、研究后，写出了《天工开物》这部有关手工业方面的著作。它详细地记述了各手工艺门类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的情况。包括衣装、丝织、印染、陶瓷、铸造、金工、珠玉等各种手工艺。为研究明代工艺美术的重要资料，有“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之誉。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漆艺家黄大成的《髹饰录》为中国现存古代唯一的一部漆艺专著,书分2集18章，对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及装饰方法等作了详细的叙述。而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则主要是供人们消遣玩物之用，书中有关古器珍玩之类的论述，对研究工艺美术史亦有参考价值。入清以来，理论著述则大都集中于陶瓷方面，且多谈及景德镇窑瓷业的发展，主要有：成书于乾隆年间，朱琰的《陶说》，补《陶记》之不足而又有新论的《景德镇陶录》(蓝浦著,后由弟子郑廷增补2卷，共10卷)。还有佚名氏的《南窑笔记》等。另外，关于玉器的有清末吴大的《古玉图考》，关于刺绣的有道光年间丁佩的《绣谱》和由吴县名绣工沈寿口述,经别人整理而成的《雪宦绣谱》等。或图文并茂,考订翔实；或论述规则，讲解要点；或叙述经验，传授技艺，均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在一些地方府志及文人的诗、文集、笔记、札记等著作中亦多有有关工艺美术的阐述、记载，其中不乏精辟之言。

　　明清工艺美术

　　arts and craf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艺术上承宋、元，继续发展，不断提高。同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某些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输出的同时，亦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的工艺，加以模仿、吸收、消化，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灌输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前后经历了549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时代面貌。

　　陶瓷工艺 江西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生产均迅速扩展，产量激增，并有重大创造，几乎垄断了全国城镇瓷器消费市场。地方各窑则大都愈加衰落，仅有建窑、广窑和宜兴窑的生产略有进展。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已达顶峰。永乐宝石红、甜白，宣德宝石蓝都是永、宣两朝瓷器获得巨大进步的标志。成化官窑瓷器又有创新，别开生面。青花瓷质细而坚，釉肥腻而色幽雅，斗彩的烧成标志着景德镇窑彩绘瓷进入釉上彩的新时代，但仍离不开釉下青花的配合。嘉靖时的五彩包括红、黄、绿、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万历时的五彩描金则别出新裁。弘治的黄釉瓷、黄绿彩和正德的孔雀蓝釉也是新兴的瓷器。清代青花、斗彩、五彩及单色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新创的有粉彩和珐琅彩，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鲜艳，类似清代花鸟画家恽寿平所创花鸟画派的工笔画。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此即御窑珐琅彩窑，由皇室独享,而不外溢。康熙时的单色釉瓷,色彩丰富艳美,为前所未有,如豇豆红、胭脂水、珊瑚红、豆绿、翠绿、鹦鹉绿、蟹壳青、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乾隆时的象生瓷、斑斓彩、转心瓶等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乾隆官窑大量生产精美瓷器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危险倾向。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虽然不无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却如大江东去。景德镇民窑在官窑影响下也有了巨大发展，留下了无数件质朴可爱的制品。福建德化窑也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名窑，所产瓷器，胎质致密。其中白釉温润，多仿犀角杯。何朝宗为德化窑最著名的瓷塑艺术家，其代表作为《达摩过海像》。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创，经时大彬加工改进，有着单纯朴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兴仿钧釉瓷也是成功之举，而广东石湾窑仿钧瓷，粗犷朴拙，具有岭南地方的特殊风趣。

　　[清代五彩鹭莲尊]

　　纺织工艺 明、清时期的丝、 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故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为苏州、江宁（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物——织锦。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改机为明弘治年间福建机杼工林洪缎织,可能是4层缎机所织双层中空袋状织物。缂丝在明代已有凤尾戗等多种技法，清代以苏州缂丝最为有名，除仿缂名人书画作品外，还缂作服装、围幔、屏风、靠垫、包首等。双面缂丝难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乾隆时缂丝竟用笔勾勒细部，结果适得其反，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其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印染业在此时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苏州则以善仿织洋毯著称。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完成于妇女之手，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清代五彩织成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玉器工艺 明代玉材来自西域地区的火州、吐鲁番、撒马尔罕、于阗等地首领的进贡。但是堪用者不多，故明代传世玉器中羊脂白玉极少，大多为青白玉。明代制玉中心为北京和苏州,后者尤以技巧取胜,涌现出一批诸如陆子刚等的名玉工。明代玉器的制作，除簪、珠、坠、环等佩外，还有杯、碗、瓶、壶、盆、洗、盂、花插等各种日用器皿。明代前、中期玉器碾琢较精工自然，后期趋向琐碎粗糙，也残留一些铊痕。明代玉器虽用途广泛，品种较多，但仍不外乎仿古玉、时作玉两类。仿古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时作玉颇有新意。清代玉器初期近似明代，至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4000余斤，同时由养心殿造办处，苏、扬、宁、淮、长芦和凤阴八处为内廷碾玉，因而使乾隆玉器，玉色尚白，碾琢认真，工艺完善，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乾隆年间特别盛行碾字玉器，最大工作量，一次可碾满文8000字，汉文4000字。《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乾隆玉器的代表性作品，玉重达7吨,耗时10余年,综合应用阴刻、 阳刻、隐起、起突等多种技法于一器，形文并茂，气势壮伟。清廷仿古玉为了追求先秦及秦汉古玉的古朴风韵，采用优质玉材，致残烧古，适可而止，效果颇佳。民间厂肆为追求高值，其仿古玉鱼目混珠，以假冒真。乾隆晚期莫卧儿玉进入宫廷，皇帝命造办处仿制，并影响到京师、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苏州玉器制作精巧，而扬州则以制作大型玉器见长。

　　[清代碧玉仿古觥]

　　漆器工艺 明清两代髹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文万华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大展技艺,终于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以螺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点螺最为精巧，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清末北京由修补雕漆发展到仿永乐、宣德和乾隆雕漆。莳绘漆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间漆工杨氏受命赴日学习莳绘漆，回国仿制，其子杨埙从学，所制足以乱真。另有漆工蒋回回也善仿莳绘漆,清代苏州仿莳绘漆极盛,金漆辉映，富丽堂皇。明末清初出现的软螺钿则是螺钿的新品种。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方信川钿嵌堆、扬州卢葵生砂钿镶嵌漆均名震一时。戗金、脱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 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

　　玻璃工艺 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总督胡廷干于博山东柳杭设玻璃公司,聘德国人为技师，传授欧洲平板玻璃技术。北京料器业从博山购买玻璃料条，以灯火烧制各种禽兽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间，创“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创内画壶，有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苏州玻璃称为“苏铸”，似不及“广铸”。在此基础上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玻璃匠汪执中、纪文两人进内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现存玻璃厂产品有炉、瓶、罐、盆、钵、盘、碗、鼻烟壶及肖生等器物。颜色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豆青、亮深红、亮玫瑰红、亮宝石红、珊瑚红、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绿、粉绿、翡翠绿、水晶、茶晶、黑等20余种。另有金星料、绞丝、夹金、夹彩等复色玻璃，并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套料、隐起、阴刻等装饰手法。古月轩据传是以珐琅书写乾隆年制款、题诗印章和彩绘图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见传世之物。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内廷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随清亡而告终。

　　珐琅器工艺 明代景泰蓝（即掐丝珐琅）工艺在元代大食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内廷御用监设厂生产，专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监造款的云龙盖罐为代表。而景泰年间内廷作坊所制仅能维持前代水平而略有变化。此后历朝几乎均有产品传世,万历掐丝珐琅器,以其掐丝短促放纵、釉色鲜艳热烈为其特色。为珐琅器的一大变革。民间掐丝珐琅器产于北京、云南，专供妇女闺阁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蓝，内廷与民间均极盛行，其掐丝与珐琅料也有别于明代。产地有北京、扬州、九江与广州等地，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仅有北京民间厂肆维持生产。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代却广为盛行。这与广州錾铜工艺的发达有关。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甚微。画珐琅一说始于明代，现存实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画珐琅有试制和规格化的两种产品。据估计，清代最早的画珐琅可能于开海禁之后,西欧画珐琅器传入广州,先由广州工匠试制烧成。但内廷珐琅厂也经历过独立试烧的过程，传教士中的珐琅匠是晚于广州珐琅匠数年才进入内廷的，故在传播烧造画珐琅的技术上所起作用不大。画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匠人，提供广州生产或进口的珐琅料及数量庞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风格上却互为殊异，有“恭造”与“外造”、 皇家与地方之分。 艺术上也既互相联系、又互为区别，泾渭分明。晚清广州画珐琅绝迹，仅北京民间作坊尚在生产，但质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珐琅几乎只广州独家生产，而烧蓝则在全国城乡首饰楼均可烧造。

　　木竹牙雕工艺 即有机质材料雕刻的统称。 除竹、木、 牙外还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机质材料雕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艺之坛，工匠们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灭无闻。明代后期出现金陵、嘉定两大竹雕流派。前者创始人为濮仲谦,他善于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略作雕琢，颇得造化之趣。后者由朱鹤开派，创凹凸浅深、可达五六层的深峭镂空雕法而有别于前者。朱鹤之子朱小松、孙朱三松均能承其家传而又过之。清代吴之、封锡爵、封锡禄等均系嘉定传派名家。封锡禄及侄封歧曾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廷效力。竹黄工艺，去青留黄压平刻镂，兴于江浙、盛于苏州市。木雕分为杂木、硬木及软木3种。 杂木雕刻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以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为著名。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广州木雕为其重要流派。因潮广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广州硬木雕刻居全国之首，苏州则以精工过人取胜，但规制气势远不及前者。广州牙雕镂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层透雕的绣球和楼阁、龙凤船等是其名作。牙丝编织也是广州牙雕业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丝团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宫造办处牙作，从苏州、广州招募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李裔唐、萧振汉、黄振效、杨维占、顾彭年、陈观泉等名工为皇家服务。象牙雕《月曼清游册》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简古朴拙，清代则工整细致，多染色烫蜡，唯内廷犀角杯不加染烫，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鲍天成、濮仲谦、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间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称“尤犀杯”。

　　[清代黄振效：象牙雕《渔乐图》笔筒]

　　镶嵌工艺 以金银、 玉石、玻璃、珐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镶嵌于硬木器物，以加强其装饰效果,是雕刻工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木胎嵌金银纹,清内廷称为商丝，多用于硬木器或台座，苏州、北京较为盛行。运用多种珍贵材料雕刻并镶嵌于一器，呈现斑斓多彩的镶嵌，称为百宝嵌，为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明末扬州周翥是百宝嵌名师，他善用金、银、宝石和玛瑙等贵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树石楼台等嵌于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现出难以言状的光色陆离的艺术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时的王国琛、卢映之，嘉庆、道光时的卢葵生等对百宝嵌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州用金属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镶嵌工艺较为发达，苏州则擅长以紫檀、红木、木为地，用金银丝或玉石嵌成各种图案和画面。明代百宝嵌单纯醒目，清代则日趋繁缛，应用于一器的镶嵌材料，品种丰富，图案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益臻妙境。金属镶嵌有铜胎错金银、 铁金等工艺，特点鲜明、别有韵致。

　　家具工艺 明代家具基本上沿宋式家具而作损益。一般城乡人们使用杂木家具， 富有者多用紫檀、 红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和楠木家具或髹漆家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样以便于生活并富于美感为原则。比例权衡更为科学、合理，附加饰件和雕饰都较为简单。苏州家具,亦称苏式家具,全国各地多有仿制。北京家具也较驰名，其形制、样式较接近于苏式家具。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家具，以髹漆或螺钿家具为主。清代家具形成于乾隆年间。此时苏州、北京的硬木家具发生了不少变化。苏州家具装饰繁复，硬木家具往往与髹漆、玉器镶嵌结合，制造雕漆、 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莳绘及文竹、竹黄、斑竹等家具，与明代家具已相去甚远。广州家具已进入内廷，打破了原有家具的权衡格局,改变了苏式家具一统禁城的局面,在内廷屋宇陈设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图案、装饰、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扬州家具也不可忽视，其风格介乎于苏、广之间，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宝嵌家具最为名贵，为其特点之一。北京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苏、扬、广式家具的手法,也有显著的变化。内廷家具由造办处油木作、 广木作制造及苏、 扬、广、长芦等地进贡，而成为全国家具的总汇。清代乾隆年间家具京式、苏式、扬式和广式4式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家具特有的典雅与华贵的总趋势。晚清苏式、扬式家具虽在战乱中复苏，但仍日趋衰落。京式、广式家具也失去18世纪那种工精料实、繁华富丽的时代气氛。此时，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输入欧洲、日本家具，因而出现了仿洋家具或中西折中的不伦不类的“新型”家具。

　　文房四宝工艺 明清两代文房四宝，除注意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外，尤强调其装饰、玩赏、陈设等审美功能，工艺水平已达高峰。其中笔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产毛笔最为驰名。内廷御笔有宣德、嘉靖和万历等年号款识。以羊、 狼等毫扎成竹笋头、 兰花头或葫芦头。杆饰黑漆描金云龙纹，或用玉杆。清代笔杆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红、金漆等材料和工艺制做，以提高笔的装饰美。墨的装饰性、鉴赏性也大为提高，制墨名家辈出，明代以程君房、方于鲁两人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传世。入清后，曹素功墨名大振，传十三代后迁至上海，继续营业，盛名不衰。集锦墨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名家吴天章所制集锦墨形制翻新，雕镌精工，色彩斑斓，装潢典雅，多为文人珍藏。刘源监制国宝墨以及职贡图、耕织图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制墨的精品。明清两代纸、绢的最大成就,是宣纸的改进及对纸、绢的第2次艺术加工。以染色、粉、蜡、洒金、描金、掐丝及版水印等技法装饰纸、绢，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砚仍以端、歙两砚备受重视。苏州顾二娘是康熙年间江南制砚名手。内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砚。地方名砚尚有苏州澄泥砚、山东矶石砚、红丝石砚、宁夏贺兰山石砚、甘肃洮河石砚及湖南菊花石砚等，在全国均有一定声誉。另外还以各种材料、工艺制做砚滴、笔山、墨床、镇尺、臂搁等数十种附属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珑小巧，装饰精致倩美，不失为工艺珍品。

　　此外，尚有衣冠带履、车轿鞍鞯、武备仪器、盆景、钟表、珠宝、 玳瑁、竹黄、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纸等编织以及各地民间及各民族的手工艺等，都是工艺美术的独特领域和重要专业，是明清工艺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技术，亦应还其本来面貌并给与一定的历史地位。

系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螺、珍珠贝、石决明等高档材料精制成薄如蝉翼、小如针尖、细若秋毫的螺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点植在平整光滑的漆坯上，经过精致的髹漆工艺，使点螺漆器具有图案精致、色彩绮丽、随光变幻、明亮如镜的艺术特色。其工艺晚清后期失传。1978年,经过三年多的调研试制，扬州漆器厂终于恢复了这一扬州独有的珍贵漆器品种，被国家列为对外保密工艺。

代表作品有《锦绣万年春》台屏，为1978年恢复点螺工艺后的第一件精品，当年作为高档精品参加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受到社会各界层人士一致好评。1979年被邓颖超副委员长选为国礼，赠送给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后又复制一件于1985年被国家作为珍品收藏。

《绿杨胜景图》，该产品采用书帧式、盒装，长42公分，宽30公分，高10公分，内装画页12片，每页长36公分，宽22公分，可放、可收，收则为画册，放则为长卷，长卷展开总长达264公分，可观赏到卷中举世闻名的《绿杨胜景》全图。该产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构想和设计，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兴太主持研制和参与设计。作品“材美、工精、艺高”，乌泽透亮，五彩斑斓、随光变幻，清晰高雅，“新、精、奇、特”，为当代扬州漆器中之稀世珍品。

点螺《春江瀛洲图》卷轴画 ，该画内卷：120cm65cm， 卷轴：210cm80cm。自古以来，漆艺都是附饰在硬质胚胎上的工艺，如何使精美的传统工艺提升艺术的品位，是漆艺界同行长期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扬州漆器厂工艺美术师谢世强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研制，在2005年3月据赵孟钍雕漆嵌玉 为扬州独有的名贵漆器工艺品种。其工艺是先在所制器物之上髹涂近百层到几百层中国大漆，然后雕刻成各种图案和锦纹，纹样精美，形象生动，刀法圆润，色泽纯正，各种图案栩栩如生。雕漆工艺创制于唐代，到了明清时期，在雕漆图案和锦纹上，又创制了百宝镶嵌，即选用翡翠、玛瑙、青金、白玉、珊瑚、碧玉、珠贝、象牙等几十种高档材料，雕琢成各种浮雕图案镶嵌在雕漆工艺之上，成为扬州独创的雕漆嵌玉高档漆器，也成为当今国家***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国礼，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代表作品有：

刻漆《中秋佳庆图》中堂，以清代乾隆年间画院画家张延彦所绘的中秋佳庆图为蓝本，由原扬州漆器厂工艺美术师朱德隆设计，孔欲清老艺人制作，运用浮雕、贴金、作色、灯球锦等技法。画面虚实结合，重点突出，刻工细致，色彩典雅，充分表现了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中堂两边楹联，内容高雅切题，书法苍劲浑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配以红木边框，更显得珍贵。

代表作品有《山清水秀》地屏，长800cm，高243cm。作品画面反映了江苏省省会和十二座省辖市的重要人文景观，采用平磨螺钿和点螺、彩绘、贴金等特种传统工艺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精制而成。是扬州漆器厂迄今规模最大的一件平磨螺钿漆器产品。该件作品气势恢宏，布局有致。作品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确立以长江为中轴，由南往北，由近及远的独特视角，将江苏省所属十三个城市的重点人文景观尽收其中。这件作品被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重要礼品，赠送给云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陈列在中国馆大厅内 “梁福盛仿古漆玩”。又是仿古，又是漆玩，这些充满了怀味和闲适情调的字眼，被用金字镌刻在“梁福盛”的招牌上，从清同治七年(1868)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总共存在了80年。80岁，大抵是一个长寿者的年龄。

关于梁福盛，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偶尔听老辈人在谈到旧时扬州的老店时，会提到它。据说在扬州的一些园林中，也还有它家的漆器，可是除非漆器上特别用文字标明，否则一般游客不可能知道。博物馆里应当有它的藏品，但在成千上万的藏品中，注意到它的也只是极少数有心人。扬州青年大多数听说过扬州漆器，却从未听说过扬州曾有过一家荣获巴拿马博览会一等奖的梁福盛漆号。民间的历史，倘无人记录，是太容易被遗忘了。

对于梁福盛的了解，长期以来我仅限于民国十四年(1925)修撰的《江都县读志》郑六中的一段话：“漆器自卢葵生后，为扬州特产，销行甚广。其仿制最善者。近为梁福盛。郡城各肆岁销银币约三万，而梁福盛居其半焉!”除此之外，我对于梁福盛几乎一无所知。

及读友人张燕女士所著《扬州漆器史》，见她将扬州漆器自汉代至今的流变过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书中有关于梁福盛的专节。我这才了解梁福盛的一切种种，并愈益感觉到抢救和研究民间艺术及其历史的迫切。

原来，梁福盛漆号的店面就座在辕门桥北段，也即我常常经过的国庆路上。它有一座仿古雕花的门楼，有两进坐西朝东的铺面。店堂檐梁至柜台之间，有一块乌亮的黑漆大招牌，用厚螺钿拼槟榔纹嵌成“梁福盛”三个亮闪闪的斗大阳文。沿梁悬挂金字横匾一面，上面镌刻着“梁福盛仿古漆玩”七个大字。左右是一副刻漆楹联：“福我家邦艺通中外；盛兴基业名振东西”，恰好将“福盛”二字嵌于联首。店面在辕门桥街上，作坊则在店后，即今参府街大升平巷内。

梁福盛的创业人叫梁友善，他是在晚清时扬州市面风雨飘摇的季节创下这份产业的。当时的扬州，盐务早已衰败，百业一片凋零，梁友善偏偏选择了漆器这一似乎无关乎国计民生的行当，并且公然以“仿古”和“漆玩”来招揽顾客。事实证明，梁友善的策划是非常成功的。对于扬州这样一座古城来说，还有什么比追思往昔和摩挲文物，更能迎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呢还有什么比鉴赏挂屏和把玩砚盒，更能消磨世纪末的那些无聊时光呢

光绪年间，虽然维新和革命的思潮在中国大地流涌激荡，但扬州城仍是一派安宁寂静。梁福盛最兴旺的日子，也就是在这时候。它年产漆器达万件，一时与创业于乾隆年间，当时已传至五代的福建沈绍安漆号齐名。两江总督端方为祝贺慈禧60寿辰而进贡的一堂花鸟屏风，就是在扬州梁福盛制作的。据说这一堂屏风，由60多名漆工精心制作了两年多，价值白银两万两之巨!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梁福盛漆号传到第二代梁体才手上。梁体才字子仁，是个善于审时形势，把握商机的企业家。当时，津浦铁路刚刚筑成，上海一跃而为东南大都会，而扬州因为与铁路失之交臂，沦落成了被近代社会遗忘的地方。梁体才却善于利用上海这个暴发户的交通优势，平均每旬至半月就有一船漆器运往上海，再从上海销往海内外，年销量达二三万件。此时的梁福盛，雇工多达二百余人，其中多为技艺高超的匠师。梁体才本人，精于髹漆，又擅长管理，他曾投资培养内弟谙熟英语，常驻上海，与外商直接交易。梁氏漆器，借上海水路、铁路之便，信息灵通，销售便利，实非那些蜗居扬城坐井观天的芸芸商家所能望其项背。在近代扬州的店主中，梁体才是一位少见的具有现代经营思想的经营家。他在20世纪初就把经营目光投向海外，并且有魄力直接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这使人很难相信他原是个扬州商人——晚清时代的扬州商人。然而，梁体才在盛名之下，富足之余，又向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捐钱买得了一个空有其名的“候补五品同知衔”!在这一位扬州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封建主义烙上的印记。

然而梁体才仍是清末民初扬州商界不可多得的开拓型人才。在国内，他和福建沈绍安并称“南沈北梁”；在国外，他把梁氏漆艺远传到西欧北美。在同一时期，扬州城里有几个商人能和他相比奇怪的是，关于梁体才及其经营思想，扬州人极少给予注意。如果不是张燕女士在《扬州漆器史》中加以介绍，现今还有几人知道他的名字

梁体才逝世以后，本应由其子梁国庆继承家业。梁国庆字绍仁，患精神病，不能主持业务，便由其母高氏董理家业。此时，梁福盛作坊的规模以数百人渐减至几十人，家道开始中落。

梁福盛所产的梁器，有挂屏、围屏、台屏、楹联、匾额、招牌、柬盒、捧盒、书盒、麻将盒、什锦提盒、果盘、帽筒、笔筒、砚盒、印泥盒等，也有炕桌、琴桌、太师椅等梁艺装饰家具。常用的装饰题材，有历史故事、八怪书画、百子图、百喜图和一些简洁的折枝花卉等。漆器的工艺装饰，有螺钿、骨料、宝石、玉材及八宝灰等。有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原螺壳磨成条块，拼嵌出文字图案或贴满漆黑表面，因为拼嵌接缝形成的纹理类似墙基的槟榔纹，扬州漆业称之为“槟榔纹螺钿”或“槟榔盒”。

梁福盛的漆器之所以长期保持名牌信誉，价格高于扬州其他漆作坊而畅销海内外，是因为它恪守严格的制作工艺。它选料讲究，分工细致，制作认真。例如对新漆的仿古做旧，着色以后罩胶矾定色，待干燥了再遍刷血料水，再以极细的香灰轻拭慢抹，但阳纹处不抹香灰，显出是自然风化而非人工造作。这些工艺绝技，是一代代的工匠在实践中逐渐摸索起来的。

梁福盛有不少名工匠，他们的姓名大多数都在流逝的光阴里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有两个人，因为在《扬州漆器史》中提到，他们的事迹还流传至今。

一个叫王东亮，擅长修补古旧漆器。王东亮修补古器，并不贸然下手，他总是对着古器反复端详。然后，突然拿定了主意，立马调漆涂抹，而极少先打个小样看看。漆膜干固，颜色慢慢显现出来，竟与原器浑为一体，天衣无缝。店主高氏承业以后，将店内外事宜都交王东亮处理。每天早晨，王东亮将每个工人的工作一一分派完毕，便进了富春茶社，沏上一壶茶，叫一碟干丝、几只点心，悠哉悠哉，一泡半天。回到作坊，转转作台，做做指点，应酬应酬生意，自己不再动手。收工之后，又进澡堂搓背、捶腰、捏脚。王东亮过着一个标准扬州人所过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茶馆、澡堂，都不用他掏钱，全部记在梁福盛的账下。

另一个叫萧竹平，人称萧聋子。萧聋子能画善刻，有一手默写名人四体书迹的看家本领。他能自写、自刻仿三希堂法帖挂屏。萧聋子常常先吸完几袋旱烟，默默沉思半响，然后提起笔来在屏面上急速挥洒。接着用刀将主要笔画铲出，再施以勾、刻、挑、抹诸技，转眼之间便在刀的游动处见到了运笔的意趣。萧聋子镌刻的法帖，连断简残篇上的虫蛀、皱折也能一起表现出来，观者无不啧啧称赞。他虽然身怀绝技，却没有家小，终身飘泊，只有在梁福盛找他画漆器上的底稿时，人们才见到他的身影。萧聋子平时的浪迹萍踪，没有人知道。他潦倒邋遢，形影相吊，谁也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处亡故。

梁福盛的名工，还有一个潘仁贵，能用薄杉木片胶粘出九层雕漆宝塔的木胎。有一个王红脸，能以周制之法做出百宝漆器。有一个樊麻子，是髹漆的高手。他们当中有些人，一直被以诨号呼来唤去，他们的本名在他们尚存人世时就被人遗忘了。《扬州漆器史》说：“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不为人看重的工匠，延续了扬州的漆文化。”

梁福盛的漆艺作品，曾经荣获南洋劝业会金牌奖章(1910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一等奖章(1915年)等。日军侵占扬州时，勒逼梁家交出这些奖章，未遂。但在十年动乱中，梁福盛的所有奖章均被抄去，下落不明，获奖证书全部被付之一炬，化成灰烬。一个有着荣耀和骄傲的老字号，就此被一笔抹去了它仅存于世间的光环。

梁福盛的名字，不仅包涵着精美的技艺和出色的经营，而且折射着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沧桑。它的故事不仅应该被写进专门的技术史，而且应该被写进广义的文化史。 （卢映之之孙），不仅继承了其祖父的精湛技艺，还把扬州的雕漆、螺钿镶嵌和百宝镶嵌及漆砂砚等工艺技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中国髹漆艺术的发展为功甚巨。续撰《扬州府志》记载：“卢栋，字葵生，江都监生。善制漆器，漆砂砚尤见重于时。”卢葵生也是雕漆的能手，清著《画林新咏》记称：“雕漆亦宋人旧制，扬州卢葵生制果盒极工。”此外卢葵生在浅刻（漆皮雕）、八宝灰、镂嵌填漆、戗金、描金、浑金髹，针刻等多种装饰工艺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传世精品，国内的博物院和多家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的收藏，民间、海外的私人收藏也很多。可以说卢葵生是中国漆艺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扬州漆器文化史上的骄傲。他的艺术，乃是扬州漆器与士大夫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很多作品，得到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华喦、汪士慎、金农，钱大昕等人的直接参与和设计，文化层次较高，他对扬州漆器的人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