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思远藏品拍卖8.16亿的钱和他最心爱的翡翠戒指都去了哪里？

于我来说，艺术收藏为世间最妙的事业，你永远不会厌倦，也不会有终点生活总是趣味盎然。

――安思远

追忆

文/ 曹星原

历史是个奇怪的现象和存在，有时候是以事传人，有时候又托人传事。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可以使一个人本来不足为奇的人进入历史，或者由于一个著名人物的介入使得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成为历史事件。

海外的著名藏家几十成百，独独安思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被过誉为“亚洲艺术的教父”。这样的体面和辉煌让几年前去世的大藏家王季千情以何堪？同住纽约的王季千出身苏州豪门，20世纪初到了美国之后把着手教会了一批美国人如何鉴定、如何收藏、如何写字、如何理解中国的笔墨。

安思远在公寓中

在85岁高龄时，安思远不小心摔倒在其纽约住宅而作古，于是所有留下来的私人收藏进行了拍卖，连着七天拍了六场，全部收藏散去、斩获816亿元人民币，引起了正走入收藏和艺术品交易高潮的中国藏家、古董商以及许多人的关注。当然，不可避免的，有人对这六场拍卖也有一些微词。

比如有人就认为那一对黄花梨的圈椅卖了900多万美元有点超出椅子在当下所应有的价值。

艺术品的民间收藏在欧美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商业模式，而且也派生了一系列规范和做法。以我个人的看法，安思远家里留存的东西不是一个收藏家的格局而是一个著名的古董商的家底。

我唯一一次去他的家里虽然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但是观感仍然比较震撼。进门之后的第一感觉是小玩意太多，看不过来，觉得自己像是阿里巴巴走进了一个宝库一样。第二个感觉是收藏无序。这些藏品，与其说是为了某种收藏目的淘来的，不如说是因为作为古董商的他特别喜欢而不舍得出手，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出手的结果。

一个藏家有自己的喜好与关注，从家里的摆设基本可以看出来。

一般来说藏家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专类收藏家只各处搜罗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某一种题材的作品，甚至是含有某一种图像的一切东西。比如我认识一对母女收藏家专门收藏含有蜻蜓的一切东西。另一类是纵向收藏。也就是以美术史发展为线索、收藏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再一类是横向收藏，尽可能多地将同一时代的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在收藏中表现出来。还有一类是涵盖性收藏；涵盖性收藏比较宏大，其中包含了纵向收藏，在纵向收藏中对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或画家做了横向收藏，甚至专类收藏。

一般来说，严肃的藏家身边都有两类人：一类是古董商，另一类就是美术史家。加拿大艾伯特大学的前校长，现任校董的三迪麦克泰格和夫人瑟利雅麦克泰格作为新入中国古董收藏的强手，周围就有古董商安思远、张宏、英国的美术史家韦驮，以及美国的一些美术史家。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麦克泰格夫妇进入了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界，而且直接定位为以宫廷的作品和器物为主。

在1970年代，乾隆时期的东西并不值钱，但是作为新出道的藏家，这个定位含有深意：首先，宫廷的背景永远带有至高无上的色彩；其次，乾时期的东西虽然当时不值钱，但是毕竟乾隆帝是以收藏著称并指导了清宫后期收藏的规范化。所以在这个定位之内，只要进了清宫的或者是出自清宫的艺术品都被纳入麦克泰格的收藏体系。因此他们的收藏定位是涵盖性的、同时把乾隆时期作为横向关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麦克泰格家族的收藏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她和丈夫就请了一批她们一直依赖的古董商和艺术史家，包括我也在内，把她的东西全部鉴定评估一遍。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是那件应该算董其昌绝笔书法。无论是从笔墨的老辣遒劲还是从款识的时间上看，都是在董其昌最后的日子时写的。

住在麦克泰格家的那几天，我对安思远的了解多了起来。安思远本是美国人，年轻时，遇到在耶鲁大学教中文的王方宇教授，王教授不但给他取了这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而且也是领他进入中国收藏和中国文化的人。

安思远的好学和聪慧使他逐步走入这一行当的中心并且慢慢地在纽约为自己做出了品牌。安思远纽约的拍卖预展，拍卖前的预展我们都去看，好几次就在拍卖公司的库房里跟安思远站在那儿聊天。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出手了一件大作品，心里十分高兴，挥着他那戴着巨大的镶金翡翠戒指的手，叼着巨大的雪茄烟说，星原，我今年活儿全干完了，可以休假了，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儿。我说这才几月啊！他说不光是今年，明年的活儿都做完了。

万分得意自己的斩获，他带我去看那件天价古董。这就是古董商和收藏家的区别；藏家死也不肯出手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商人，虽然欣赏好东西，只要卖得出好价钱的东西，他都会出手卖了。

安思远在纽约大道的家

所以他的日子是在一边卖，一边买的节奏中行进的。不过他仍然把他最喜欢的东西留在身边，比如他从不离手的那个翡翠大戒指。现在这个戒指的去向是一个谜，有文章说拍卖七天之后，这个戒指也没出现。

就在麦克泰格做全部收藏评估那次，每天吃饭时，我被安排坐他旁边。他很会谈话，饭桌上的声音最有穿透力。

聊着聊着，他突然把手伸给我看，说：“星原，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翡翠吗？你觉得这个翡翠怎么样？”我说不错，他对我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说：“只是不错啊，你以前见过几块这么透明、这么漂亮、这么大的翡翠？你就说了个不错！这是顶级的，再没有这么大的了，我永远不会让它离身。我专门到香港请了金匠，让他按我自己的设计做了个金戒指把这块翡翠镶在这儿。我戴在手上永远不离身。”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比划，一不小心，他的戒指就碰上了邻座的高脚酒杯，把那酒杯给打破了。三迪麦克泰格马上说：“打个酒杯没关系，戒指留给我们就行了。”安思远马上回答，这戒指我是到死都不离身的，我死了，戒指跟着我走。

瑟莉亚跟着就说：“这戒指你带不走。你死了，我去给你送葬，顺手把戒指脱下来我带走，玩笑。”安思远很认真地说，你带不走，你拿不走，我知道快要死了，我就把它吞下去。

大家说到这种时候，已经不能再往下接了，喝酒喝酒，那时候家里的佣人已经把酒杯换了，酒也换了，就接着喝酒，就过去了。

安思远一生收藏在七天内散尽，但这个戒指没出现。

信札趣谈·启功

《启功》：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字元伯。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书画家、教育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曾先后任辅仁大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宣传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论书绝句》《启功书画选集》《启功论书札记》《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古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启功赘语》等。

“稍痊当趋指承教” ——给陆宗达教授的信

启功先生谦逊而幽默是出了名的。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先生，见面总爱称他为 “博导”。先生便言： “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 ‘拨倒’，不拨 ‘自倒’ 矣! ”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先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66岁的先生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封写给陆宗达教授的信，是由时任文艺记者鲍文清女士带给陆教授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谦厚和诙谐，体现了先生一贯的处世原则和达观率真的天性。

该信是这样写的： “颖老先生： 贵恙大痊，甚为欣慰! 兹有鲍文清同志专往拜访，敢希惠予延见。鲍同志系外文局《中国建设》之编辑、记者，为报道专栏知名作家，采访名流，积稿甚多，皆曾在国内外发表。因仰我公为今学术界之灵光，亟有报道之要。渠与功相稔颇深，知公初愈，亦不敢久事打扰，暂作望门识荆，以后何时可以详谈，敬请当面指示，春寒仍望多加珍摄!功节前大病，感冒未愈，未敢叩起居。稍痊当趋指承教! ”落款“弟功敬上 初五”。据鲍文清女士讲，这是10多年前她在启功先生家再次采访，启功先生认为在教学方面他不值得采访，让她去采访陆宗达教授，并且亲自写了这封信，让她带着去找陆教授。对此，鲍文清颇有感慨。她说：“我去采访陆教授，他并不知内情。后来过了许久，才偶然了解到真实情形，陆教授很感动。启功先生淡于名而重友情，于此可见一斑。”

“《淳化阁帖》第4、6、7、8卷共4册为海内孤本”

——写给张文彬局长的信

启功先生的这封信写于1996年，信的背后揭示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

1995年3月，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赴美协商“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 展的事宜。行前，启功先生找到她说： “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个叫安思远的美籍华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3卷，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北宋刻真本，死不瞑目。”

启功先生为何如此看重这一《淳化阁帖》呢 原来《淳化阁帖》一直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它全名为《淳化秘阁法帖》，是中国法书丛帖之祖。所谓法帖，就是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册。元代大书家赵孟頫曾这样评价 《淳化阁帖》： “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淳化阁帖》原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

启功提到的这个叫安思远的人并非美籍华人，他出身英国的名门望族，名叫R·H·Ellswoyth，因从小钟情于东方艺术，起了个中国名字安思远。他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斜对面的公寓里。王立梅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通过交谈，王立梅得知，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第4卷和第6、7、8卷是他在1994年和1995年两次拍卖会上通过竞拍高价买到的。

安思远对王立梅说： “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我可以不要等价。”“你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 ”王立梅问。“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 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来北京展览的事情。故宫博物院挑选了3串朝珠。王立梅将朝珠的照片送给启功先生看后，启功先生专门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写了这封信。

启功先生在信中写道：“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种，曾在故宫展出，观者甚多。经我国专门研究者鉴定，其中宋《淳化阁帖》第4、6、7、8卷共4册为海内孤本。在我国列为一级文物(所展其余碑帖总和可抵此帖1册)，极值收藏。”先生信中又写道： “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俭。”

张文彬局长接到此信后，又要求故宫博物院再次挑选可供交换的朝珠。王立梅又专程去故宫博物院，和当时任副院长的杨新到故宫珠宝库房挑选。王立梅说： “本来以为故宫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结果确实可供选择的还真不多，好一些的都是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其他的真不够档次。我只好问安先生可否改换其他文物。”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但都未能成功。

2003年，经王立梅女士的积极斡旋，这件国宝级文物——“北宋祖刻淳化阁帖 ”最善本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巨资从国外购得，最终回到了祖国。

启功画像 李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