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佩最初出于哪个朝代

　　原始社会就有了

　　古玉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遗物之一，而且是体现中华民族美德和精神的文化载体。2005年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百年来出土的近4000件珍贵玉器，可以说，每一件玉器都是一段历史，都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有学者云，没有对玉的知晓，就不可能有对中华文明的真正了解。那么，古玉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历史，专家们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对此做了不同解读。

　　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耳饰。无疑，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此为基点探寻中国是否存在近万年的用玉史成为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那么，玉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对那段遥远过去的了解将主要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资料。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的发现举世瞩目，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在选材方面，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确是毋庸质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特别是以玉玦示目习俗的出现，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东亚古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兴隆洼的玉玦确定为世界最古老的玉耳饰。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玉器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进程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

　　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尽管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直至今天学术界仍未达成较高层次的共识，但我们相信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总体特征的认识。

　　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记者：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

　　古方（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总主编）：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对两者价值的认识，认为陶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很大的进步。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将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人”服务。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是古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古人将玉视为中庸思想的化身，它刚柔并济，表里如一，温润雅致。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即所谓“天下大同“，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玉器本身是天然矿物，而为君子所用，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完美而有序的用玉制度又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学派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大大加强了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记者：中华古玉的礼仪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用于神器，二是用于礼器。怎样理解玉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特有的礼制传统，而最早的礼仪活动和最初的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又都源于以玉为中介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源于祭祀的道理。

　　人们所以祭神是因为有求于神，祭神的实质在于贿神，即向神送礼。送礼的目的在于用礼物来与神灵的魔力交换，求得神的保护。在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渔猎时代，最好的礼物一是玉器，二是肉食。在上古文字中，“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就是说，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据考，考古发现的史前玉玦和玉环，都是蛇的象征。兴隆洼文化常见的用于耳饰的玉玦应称玉珥，珥玉的象征意义在于珥蛇，即两耳之际环绕龙蛇。墓葬中发现的少数佩戴玉珥的墓主，生前就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通天降神本领、并以珥蛇为显著标识的巫觋，这种人在当时即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部族首领。据古书记载，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就是一个耳上有蛇、手上操蛇的神秘人物。所以，以往一直被认为是日常生活装饰品的兴隆洼文化玉玦，事实上却是一种神圣庄严的神器和礼器。

　　此外，数量仅次于玉玦的玉匕形器，其原型明显是金属刀具出现之前的渔猎社会用于宰割动物的骨匕。在远古渔猎时代，氏族或部落组织在分配猎物时，通常是由族群的首领掌刀肢解所获猎物，并按族群成员的长幼贵贱来实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原则也通行于祭祀礼仪之中。上古时代，每当族人祭祖结束，便举行最后一个仪式，即分食礼。首先由主祭者掌刀把祭祖的牺牲分解成若干块，保证每一个参加祭祀的成员都可以分得一块，然后按尊卑贵贱的次序依次分食，最尊贵者首先吃到一块最好部位的肉，位居末尾者也能相应地吃到一块最差的肉。这种古老的习俗直到汉代还在延续，《史记》中说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当年在一次社祭活动中担任主持仪式的宰，由于他分肉分得公平合理，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心存大志的陈平当即发感慨说，如果让他来管理天下，也一定能像分肉一样做得得心应手！从此中国便有了“宰割天下”这个成语。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用玉来礼神的时候，就把自己同时降到了神的附庸地位，人与神的根本分界是“礼”，这就是“礼尚等级”的由来。最初的礼神，纯属个人行为，人人皆可通过送礼来与神对话。后来由于传说中颛顼时代的宗教改革，才“绝地天通”，中国的早期宗教信仰始由个人宗教阶段进步到部族宗教阶段。部族宗教的本质在于宗教神权的垄断，在上者通过垄断神权来垄断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权。这时人们的礼神，是公益性的、集体主义式的，是在族长也同时是最高社群管理者率领下的统一而有序的行为，这就是古代中国以崇玉、尚德、祀天、祭祖与尊王为主线的传统礼制文明模式的由来。

　　因此可以说，玉器的产生，就等于礼的出现，是文明之光的显现。中华古玉在中国礼制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一，从生产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的冶铸集中代表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话，玉器的碾琢则集中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科技和生产发展的总体指标；第二，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礼器是三代礼乐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的话，中华史前古玉则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礼发生、积聚和扩展、承传的基本载体；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来，玉器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辨别等级身份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成为通行不变的礼仪规则。所以说，玉器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华礼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互表里，共同始终。

　　乾隆进士毕沅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一时间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超过和阗玉器。“痕都斯坦玉”的输入影响了乾隆的玉器审美观。

　　记者：中国玉器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与周邻地区进行的玉文化交流，两千年的中外宝玉交流史如何丰富了中国玉文化宝库？

　　殷志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玉器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先是华夏诸族之间的交融。至公元前121年以后，随着汉朝打通通往西域的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张骞出使西域，尤其是“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后，和阗玉获得大量采掘，出现了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交流，中原玉器不断输往塞外，中亚、西亚的宝玉、琉璃以及黄金工艺不断输入中原，丰富了中国的玉文化。

　　中国古代不仅贵玉贱石，而且还贵玉贱宝，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爱好宝石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按古代礼制规定，凡是礼仪、祭祀用玉，必须用真玉，而不能用美石替代，否则被视为对神的亵渎；王一级可以佩服全玉，而王以下的贵族，即使非常富有，也不能用全玉，必须间以美石；明代万历皇帝大量使用进口宝石，但大多宝石没有被单独做成饰品，而是作为新疆和阗白玉的装饰品，将色泽斑斓的宝石镶嵌在玉的表面，主体还是中国玉。距今600年前，外来珠宝开始入席中国玉。1520年成书的《西洋朝贡典录》多处论及“宝石”，说明明代从西洋带回的宝石数量是很多的。江西、湖北、南京、北京等地帝王、贵族墓中均出土外来宝石，并与中国玉和谐共处。

　　考古出土证实，翡翠在明末首先使用于云南西部地区，至清初，翡翠经云南、两广地区传入江南地区。至清代中晚期，由于江南地方官吏、富商将上等缅甸翡翠器进贡，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如乾隆时期的进士毕沅，曾在陕西、湖广地区身居要职，熟悉古物奇器之道，大量收藏古玉，并对缅甸翠玉情有独钟，将上等翠玉琢磨成朝珠，与夫人共同享用，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要知道，当时朝廷还没有使用翠玉朝珠。在毕沅等人的影响下，朝中人士开始使用翠玉，并蔚然成风。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供不应求，顶级缅甸翡翠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成为重要的玉器，一度超过和阗玉器，丰富了中国玉宝库。

　　距今250-200年前，中国玉器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乾隆雕”的形成，另一件是“痕都斯坦玉”的输入。中国玉器艺术经过四、五千年的发展，至清初已是过于成熟，缺乏创新，无法突破，走入死胡同。乾隆对此十分不满，革古鼎新，从造型、工艺以及玉器主题上力求突破，在形态上从商周青铜器、汉代玉器中汲取艺术营养，丰富造型；在琢磨工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主题表现上以再现中华远古文化神韵为时尚。同时千方百计表现和阗玉的材质之美，铸成了流芳千古的“乾隆雕”。

　　“乾隆雕”不惜耗材，作品过于敦厚、精细，缺乏玉的灵巧，而“痕都斯坦玉”（主要是伊斯兰式玉器，产于印度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却以灵巧见长，强调一器一色，不用杂色、巧色；器具形态取于自然法则，果、花、叶、茎，纷纷入玉；器壁外面或装饰花卉纹，或镶嵌玻璃珠、金属丝。乾隆对此推崇备至，将其应用到清代玉器生产中去，出现了仿制的“西藩作”。

　　中国玉文化蕴涵丰富，博大精深，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的许多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中国人的认知与理智。玉是民族文化，也是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玉文化一直连绵不断，贯穿始终，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来源：中华读书报）

历史上有名的玉佩

历史上有名的玉佩，现在的玉石非常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因为玉对人的身体有好处，有玉养人人养玉的说法，下面我分享一篇关于历史上有名的玉佩的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历史上有名的玉佩1

1、和氏璧，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又称和氏之璧。唐代李白《古风》三十六便有“抱唐代李白的《古风》中提到“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意思是虽然三度献给楚王，但宝玉被弃置不采用。

据战国时期，刘向考订的《战国策》载：“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愁，楚有和璞。”周国有砥厄，宋有结绿，梁国有悬愁，楚国有和璞。和璞即和氏璧，璞是没有经过琢磨的玉。

2、蓝田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至明万历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所谓蓝田，即葱岭（昆仑山）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蓝田是葱岭玉的别名，也被误以为是西安的蓝田玉。

扩展资料

古人的很多生活器具都是由玉雕成的，能常戴在身上的惟有玉佩。繁钦诗中“美玉”是指玉做的佩，或写作“佩”。古人对玉佩的热爱不是因为玉的贵重，而是源于玉的品格，所以古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明清是另一个玉文化繁荣的时代，这时民间盛行佩带各种玉佩饰。有钱的人上到帽檐前饰，中至玉腰牌，玉挂件，下至玉鞋扣，几乎全身上下都是玉。一般平民百姓也常会带个玉手镯、玉耳环，玉扳指等。所用玉料大多为青玉、白玉、青白玉等。其中特别以产于新疆和田的羊脂白玉最为名贵，黄玉也同样价值不菲。

翡翠也是在清早期流入中国的。但由于翡翠石料一般较为细小，所以多用来做介面，耳环等小件器。我们现今看到的大部分玉佩饰都是明清两代的产物。

历史上有名的玉佩2

和田玉

和田玉从中国的历史来说绝不是一统天下的。最有学术价值，最有文物价值，最有收藏价值的玉器里面，很多根本就不是和田玉。因为在中华文明形成阶段，孕育文明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中下游，根本不可能与西域进行交通，和田玉料也就无从谈起，但玉器也要照做，自然是使用其他玉料。和田玉的正式大规模使用是从西周时期（虽然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中有一部分被认为可能是和田玉，但毕竟在总数中是很少一部分，不能视为已经开始成规模使用）开始，彼时中原与西域地区交往通商，开始有成规模的和田玉料流入华夏文明地区。经过与之前使用的地方玉料比较，发现和田玉确实从各方面来说是最优秀的，从此和田玉开始占据中国玉舞台的中央。

之后的各个时期，中国中原地带的势力，对西域一带的掌控时强时弱，和田玉料对中原的供应能力也就有高有低，相应地，和田玉自然不可能包办所有玉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玉料的供应不再成为问题，和田的玉料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从而使得汉玉基本上都使用和田玉。于是汉代成为中国玉器的一个顶峰，从它的工艺，到它的精气神，达到了一个峰值。这样就造成了和田玉从汉代开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了最高等级的一个玉种。自此各个朝代，高等级的玉器就是和田玉为大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特例，就是辽代，辽代的玉器基本用的是东北的地方玉，也可以叫草原玉，这也是一种闪石玉，硬度较高，但是它的光泽和油性比较差。当然，辽代的高等级玉器也还是使用和田玉，但是它的一般玉器确实基本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草原玉。

岫玉、河磨玉

另一个大的玉产区是辽宁地区，出产的是岫玉，在辽宁省岫岩县一带。实际上岫玉是个大概念，有狭义上的、广义上的之分。广义上的说，凡是在那个地区出产的玉都应该称为岫玉，不过在所有的重要的玉产区里，岫岩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同时存在两种在地质学和宝石学上完全不同的玉种。一种是狭义的岫玉，就是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到的大的雕件，绿颜色的大玉雕件，也有发姜**的，叫做辽宁黄玉摆件，这些都是岫岩玉。岫岩玉的主要成分是蛇纹石，而不是和田系的透闪石以及阳起石。岫岩玉的摩氏硬度48～55，相对和田玉它是软的，就经济价值来说岫岩玉远远低于和田玉，岫岩玉通常用来制作较大摆件，因为用它制作小型器物或饰物是卖不上价的，只有加以精湛的技艺和设计形成艺术品才具有较高的价值。

河磨玉

从广义来说岫玉里面还有一种，也产自岫岩，叫做河磨玉，收藏古玉的称古河磨玉为老河磨。现在因为和田籽料暴涨，便有人说河磨玉就是岫岩玉里的籽料，这是一种偷换概念。为什么呢？不错，它基本产自河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和田籽料的出身是一样的。但它与岫岩玉则完全是两个东西，岫岩玉是蛇纹石，而河磨玉与和田玉一样是一种闪石玉。河磨玉的摩氏硬度、矿物学成分、化学成分都与和田玉相差不多。因此，河磨玉的品质和油润度都与和田玉相近，自古就是名贵玉料，且为中国最早使用的玉料。它与和田玉的区别主要在于颜色和透光性，河磨玉基本上没有白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绿色、**，甚至有一部分深绿和达到将至蓝色。如果有一些玉器，它的颜色是发草绿色，或者发黄，这种黄不是正黄而是偏一些草黄，还有的'时候会有发点墨绿色的玉器，硬度又非常的高，手感接近和田玉但透光性明显低于和田玉，基本上就是辽宁岫岩的河磨玉。

南阳玉/独山玉

第三个主产区是在河南的南阳，称为南阳玉，也叫独山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产地，开采时间相当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被开采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玉器，大家都应该知道——和氏璧。说到和氏璧，就要说《完璧归赵》，从我们上中学学这篇课文开始，就给了我们所有人两个错误的概念。

第一，大家以为和氏璧是璧，在中学课本《完璧归赵》的插图上，蔺相如捧着一个东西，要往柱子上砸，秦王在那边惊恐地看着。他捧着的那个东西，被画成一个战汉时期非常著名的大型出廓璧形象，这完全是一个外行因文生义的臆想，因为它不是一个璧。璧是用来礼天的，天是最高的。璧用来礼天，相应地，璧在玉器里面的等级就非常高，在古代作为礼器的璧基本上都是采用最好的玉料制作的，以至于可以用璧来指代所有的好玉。我们通常说的白璧无瑕不是说一个玉璧没有瑕疵，没有斑点，它指的是一块很好的白玉，上面没有瑕疵，但这块白玉可以是任何形象。所以如果和氏璧确曾存在，那它不是璧。因为据说和氏璧最后被制成了传国玉玺，此说法见于唐朝张守节所撰的《史记正义》，后来被作为《史记》的注：“正义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汉诸帝世传服之，谓传国玺。韦曜吴书云玺方四寸，上句交五龙，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光印的部分就四寸见方，汉尺一寸等于231厘米，那么光印的部分就要9厘米厚，更何况上面还带五龙钮，它就需要玉坯更厚。如果它是一块璧的话，璧的基本形状是片状的，自古制玉工艺都是减料成形，一旦开好了坯是片状的，就绝不可能再做成一个方块状——厚度不够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和氏璧也绝不是璧。实际上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怀疑过和氏璧是否真的存在过，就是因为有这个明显的逻辑错误。根据和氏璧的故事，卞和献这块东西，到最后剖开，发现是好玉，它其实就是一块原石，明确地说是个大独籽，所以蔺相如应该是捧着块大石头在吓唬秦王。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第十八》里有一句话：“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余无瑕玷者，古者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如此厚达一尺的一块玉料倒是正与传国玺的尺寸对应。

第二，和氏璧如果确实存在，它也绝不可能是和田玉。因为楚国距离和田地区路途遥远，中间隔着晋、隔着秦，不大可能得到大的和田独石。这块原石产自楚国，故事中说它产自荆山，也就是襄樊地区，不过那个地区确实不是一个传统的玉石产区。1921年，地质学家章鸿钊老先生在《石雅》一书中，肯定和氏璧是产于荆山地区基性岩的月光石，即拉长石。不过到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块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昂贵的玉石其实不是玉，只是一种完全不符合东周时代既定玉器审美标准的斜长石。楚国在她的国土里，最大、最有名的产玉区是南阳，西周时南阳地区有鄂国、吕国、谢国、郦国、蓼国、缯国、鄀国等众多诸侯国，到春秋初年，楚国强盛，这些小国逐一被楚所灭，这个地区遂属于楚国。所以很有可能和氏璧的原石是一块南阳玉，至于荆山的记载则可能是附会，毕竟当时襄樊地区是楚国的核心地区，而南阳是边缘地区（实际上南阳距离襄樊也并不算远，只不过一百多公里，即使对于东周时代，进行玉石的输送难度也不为大）。如果是这样，它的颜色就极可能也不是白色的，因为南阳玉的主流不是白色的，南阳玉里面有多种色调，以绿、青、杂色为主，也见有紫、蓝、黄等色，而白色玉只占南阳玉的10%左右，和氏璧很大可能是青绿色的。

其他的历史名玉

从古代到现代还存在的大的玉产区就是以上这三个地区了。当然在古代，除了这三个地区外，还有两个地区是名噪一时的名玉产地：一个是陕西的蓝田。蓝田玉在古代，尤其在战国以前，是非常重要的玉种，特别是在西北方向的几个原始文化里面，甘肃的地方玉和蓝田玉是主要的玉料。不过，有关蓝田玉还有一个说法，在《天工开物》里记载：“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所谓蓝田，即葱岭出玉别地名，而后世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其岭水发源名阿耨山，至葱岭分界两河，一曰白玉河，一曰绿玉河”。按这个说法，在古代有过两种蓝田玉。一种是陕西西安附近的蓝田所产之蛇纹石玉；一种是出自于葱岭的白玉或碧玉，实际还是和田系的玉石，应属闪石玉。再一大玉种是江苏溧阳梅岭闪石玉，这个玉矿现在基本绝矿没有了。著名的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料基本上来自两个地方，一小部分是通过龙山文化从北方传来的河磨玉，而大部分就是环太湖流域就地取材的梅岭闪石玉。不过到了现代，包括蓝田玉、扬子玉、西峡玉等都被统称作地方杂玉。

历史上有名的玉佩3

凤形佩

新石器

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

器呈牙白色,卷曲状,作首尾相衔团凤形,镂空透雕。头顶有勾形长冠,圆眼,尖喙,肩连双翼,短翅,长尾。尾部又分为双叉,其中一叉与凤头相连,爪卧于腹下。玉凤翅膀用阳线琢出羽翎纹,凤尾部上方琢一圆孔。

凤是古人创造出的瑞鸟,也为图腾。凤在古代历来被看作是神鸟。拥有它的人是有权势者或为显贵,也可能是负有通神职责的巫觋,佩戴它来与神灵沟通。

此凤造型秀美,构思巧妙,姿态活泼,非常注重细部的刻画,以镂空透雕并采用减地凸起阳线的雕刻技法,线条流畅,雕刻绝妙,代表了石家河文化玉凤雕刻的最高水平。

腰佩宽柄器玉人

商

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黄褐色,圆雕。玉人呈跪坐状,双手放于膝上,头上梳长辫一条。头顶戴圆箍形冠。头顶部有一对左右对穿的横穿孔,穿孔前还有一深孔。脸形很长,下颔较尖并上翘,长眉,臣字形大眼,阔鼻,嘴紧闭,头两侧方形耳。身着交领对襟长衣,腹前悬一长“蔽厀”,穿鞋。腰部近左侧佩一宽柄器,柄端上部为卷云形。

此玉人衣着华美,纹饰绮丽,神态威严,气质不凡,特别是腰间佩带的宽柄形器,形制特别,玉人的冠饰尤为奇特,根据卷筒上所刻纹饰,很像丝绸制品,形制优美。故此件玉人是殷商玉器中较为珍贵的一件,为研究当时商人冠饰、发饰及服饰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玉兔佩

西周

两件玉兔形状基本相同,绿色,体扁薄。玉兔呈伏卧状,侧视,圆眼,长耳后伏,嘴紧闭。翘尾,臀部肥硕,前后腿屈卧,刻出爪纹。用明刻线勾出身体各部位轮廓,嘴穿一透孔,两面纹饰相同。

片雕,线条简洁明快,形象生动,质朴可爱。这种形状的玉兔,在周代较为多见。玉兔纹最早见于商代。西周时期琢玉风格与商代有所不同,其造型生动,突出主要特征,线条遒劲有力,流畅自如,纹饰有繁、简之分。

玉蚕佩

西周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704号墓出土。玉纯白色,器弯曲呈弧形,上粗下细。头部较圆,上有向外突出的双目。头下方雕刻爪纹,爪前后钻有一通透小圆孔。从头部向下,身体逐渐变细,到尾部呈尖状,身躯雕刻七条阴线纹,越往尾部阴线纹越密,代表身躯。头中部两面对钻一圆孔,可供系佩。造型生动逼真,玉质洁白,纯净光润,应为羊脂白玉。雕刻技法纯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世界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养蚕业已经很普遍,遍及东西南北广大地区。许多墓葬均出土大量玉雕蚕,形状有直身形,有弯曲形、璜形等。有的墓还出土了丝绸残片。这些实物资料充分说明这段时期蚕丝业一直很发达。

玉人骑兽佩

战国

河南省洛阳西郊小屯村出土。玉为灰白色,上有褐色小斑点。圆雕。一孩童跪地,骑一卷尾似虎伏兽。

造型生动优美,人物眉清目秀,花纹精美,线条细如毫发,流畅自如,制作精绝,描绘出当时贵族小孩的神态。孩童所梳的发式称为“总角”。这是男、女未成年孩童的发式之一。

玉龙佩

战国

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玉为青绿色,局部有褐色沁。器呈“S”形状,唇上翘,口微张。器身满刻卧蚕纹,两面纹饰相同。背部上方有并列两透孔,可佩系。此种形状的玉龙,是战国时期较流行的典型器之一。

战国时期的玉龙,无论在制作技法、造型花纹等方面,都脱离了战国以前的规范,千姿百态,独具时代风格。出土龙形佩较多。战国时期,龙的形体更长了,形体多为“S”形,曲折弯转,自然流畅,动感强烈,形态各异。纹饰多为谷纹和云纹等几何纹饰。头上的龙角与耳形十分相近。

玉镂雕龙纹佩

战国

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玉为碧绿色,体扁平。龙的躯体作卷曲状,龙首与尾向上勾卷,身躯向上弯拱。独角,扁圆眼,嘴微张,龙身中部较宽,近尾处分为二叉,一尾向龙背部弯曲,另一尾向下,在龙下腹部弯曲。龙首下颚、龙足、龙尾与龙身相连处,都雕刻成镂空状。通体雕刻单阴线卧蚕纹,龙身中腰处钻一孔,可供系佩。

龙形佩在春秋晚期开始大量出现,到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成为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

玉螭虎食人佩

战国

玉为青色,镂空雕刻。两面纹饰相同,器表面残存有朱砂痕迹。器中部雕刻一螭虎,身躯卷曲蟠成环的形状。螭虎头部伏于一赤裸的女人身上,好似正在吞噬人的腹部。螭虎头部有双耳,菱形大眼,用其右爪抓住人的左臂,左爪抓住人的左腿。螭虎躯体两旁,镂空两个带有飞翼的神人。神人面部与被食人的面部神态祥和且肩生羽翅。

这种螭虎噬人的形象,可能和古代神话故事有关,经神虎食人后,凡人变成天上仙人。此器不仅是战国时期艺术价值极高的玉雕精品,而且是研究战国时期祭俗文化、仙化升天思想的珍贵实物资料,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透雕璜形螭纹玉佩

汉

白玉,体扁平。璜形,镂空雕刻,两面纹饰相同。器通体镂雕两条螭纹,长角双耳,细眉圆目,鼻部下凹,螭身镂空雕刻,身饰“二”字纹及羽毛纹。玉质纯净,白润剔透,器表面光滑而平整,纹饰精美,线条流畅。用隐起、镂空和阴刻等雕刻技法,纹饰华丽,雕刻技法娴熟,艺术气息浓厚,是汉代典型的璜形玉佩,是汉代玉雕中精品。

透雕双螭纹玉佩

汉

青玉,有黄褐色沁。体扁平,略成弧状长方形,镂空雕刻。中心有一椭圆形孔,两端各雕一螭纹,首尾衔接。螭脸部像猫形,独角,耳部外侈,宽眉宽鼻,眼紧靠眉、鼻处,呈方圆形,鼻部有波折纹饰。身体蟠曲缠绕,镂空雕刻。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1、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若干新石器文化圈内，都或多或少地出土有玉器。而在国外，早期玉器的出土地点却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贝加尔湖、大洋洲的新西兰及南北美洲等几处，而且出现的时何较晚，延续时间也不长。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松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2、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

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700 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

3、西汉时期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看，西汉前期，由于经过秦末的战乱，玉器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当时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主要是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代中期以后，新的品种和器形陆续出现，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增多；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像生类玉器，把形与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先秦的玉器。这一时期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4、北宋时期

北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更加促进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金石艺术，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