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习俗有哪些？要详细点的

　　这个问题有意思!

　　如果是英国的话，禁止宰杀天鹅算不算

　　从12世纪开始，泰晤士河以及支流上的野生天鹅都属于王室财产，宰杀其中任何一只都是违法的，每年英国王室还会派人清点天鹅的数量。之前，就有留学生因为企图宰杀食用野生天鹅，导致差点被遣返。

　　还有搬运大件物品回家犯法。

　　在伦敦，根据1839年伦敦警察厅法案第54条例规定：在人行道上滚动或者搬动任何木桶，缸，梯子，木板，海报等大型物品，属于违法行为(从路边手推车或者马车上下搬运之类物品除外)最大限度罚款£500，但该条例仅适合于伦敦。

　　听我们以前回来的一位留学生说，还有禁止在公共场合唱生日歌……

　　由于版权问题，法律规定不可以在公共场合给朋友唱生日快乐歌，否则将不得不付费。

　　还有什么好玩的暂时想不起来了，大家想到什么都来说说哈~~我也很好奇的说!

晚年的钟炳昌将军，闲暇时常会翻看过去的老照片。他和身边人说：“我和张曼同志风风雨雨，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携手并肩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度过了银婚、金婚、钻石婚。”

每次合上相册，那个战火纷飞、且充满温情的年代，又重新浮现在他的眼前……

1944年9月的一天，钟炳昌接到上级通知，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35团任政委。眼下战友们要分手了，自然是要聚一聚的。所谓的聚一聚，其实就是较平常增加了一个稀罕的红烧肉，以及一瓶枣酒。

饭后，大伙尽兴而散，钟炳昌也准备回去休息了。这时，一位老战友丁荣旋拉住了他，邀他去自己住的地方坐坐。去了之后，丁荣旋夫妇十分热情，问东问西，大都是关于生活方面的。

钟炳昌觉得有点奇怪，就问：“你们是不是有事要说？”

丁荣旋笑起来说：“你猜对了，我们就是有件好事要跟你说。”

一番交谈下来，钟炳昌才知道，原来他们要给自己介绍对象。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钟炳昌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话说，钟炳昌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一直在部队工作。从长征到抗日战争，生活动荡不安，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打仗，尤其是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他没有时间去考虑成家的事。就在几年前的长征，钟炳昌险些丧命。

1935年1月28日，钟炳昌所在的红一军团行至土城一带，突然遭遇空袭，炸弹袭来，作为红一军团野战医院的指导员，钟炳昌立即扑在了身边一个伤员的身上。当时，钟炳昌的伤势很重，部队领导想让他留下来，但他咬紧牙关，坚定地说：“不怕死，不掉队，革命到底。”

除了这些外在因素，钟炳昌的性格是不善于与女同志交往的。按别人的说法，他和女同志谈话还脸红。过了好一会儿，丁荣旋夫妇看钟炳昌有点迟疑，就说：“这可是个好姑娘，人家是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要不要？你可千万别错过机会。”

见钟炳昌木讷地点了点头，丁荣旋夫妇便开始给他介绍起了对方的情况。

女方的名字叫张曼，今年22岁，是河北省行唐县人。抗战之前，在行唐县当教师，1938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从事抗日活动。在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激情的感召下，张曼下决心参加八路军投入抗战。

当时，129师在行唐县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广收抗日青年。就这样，张曼在129师团长的介绍下，去了军区开办的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临行前，张曼改了名字，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牵连到家人。她的原名叫张青云，是她作为老中医的父亲给她起的，希望她能像一片青云，奋发向上。

很快，张曼成了“白校”军医班第5期的学员，等到快毕业时正好身体状况不太好，又多学了1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实习。随后就留下来做随军医生。她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在抗日的战火中锻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钟炳昌一听，女同志的条件确实不错。但他感觉太突然了，就说“让我再想想。”

丁荣旋夫妇说：“想想是可以的，可别错过了良机。”

钟炳昌出来后，一个人在小路上踱步，脑子也在飞快运转。他想，首先自己年龄到了，也该结婚成个家了；再说张曼的条件也很好，我也感到满意；最后介绍人对双方都说了，再不去和人家见见面，对女同志也不礼貌。就这样，思来想去好久，钟炳昌决心去和张曼同志见面。

钟炳昌进到屋里，张曼在等他，屋里只有一盏小油灯。这时，钟炳昌劈头就做起了自我介绍：“张曼同志，你好！我叫钟炳昌，江西人，今年29岁，1932年参军，是党员，今晚我来见你，有什么话你就随便说吧……”张曼听着钟炳昌一本正经的说法，不觉地笑起来。钟炳昌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太正式，因而也跟着笑起来。这样一来，原本尴尬的气氛立刻缓和了，两个人说起话来，觉得越来越轻松。

这晚，二人确定恋爱关系，今后保持联系。钟炳昌从张曼的住所出来后，已经很晚了，他赶紧回去休息。因为他第2天就要赶到平山县35团的驻地去担任新的职务。到了驻地，安排停当第3天他就给张曼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钟炳昌觉得，张曼的字写得不错，看起来像男同志写的，洒脱大方。

1945年的春天，钟炳昌和张曼决定结婚。因为这一年他正好是30岁，当时规定团级干部要到30岁才能批准结婚。二人向领导打了结婚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了。结婚地点就在平山县小米峪村。婚后，夫妻二人相互理解，相互帮衬。

1949年底，毛主席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钟炳昌所在的66军197师专门组织了生产社，负责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50年，部队在天津一带，生产和军事训练都搞得热火朝天，稻子生长得很好。那段时间，钟炳昌沉浸在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和平新生活之中，张曼亦是。但作为军人，从6月份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钟炳昌就总觉得有一种隐忧在心头一天天增强。

10月到了秋收季节的时候，辛苦劳作了一年的部队，充满了丰收在望的喜悦。22日是个星期天，钟炳昌突然被从家里叫到军部开会。刚从北京返回的66军军长 肖新槐 、政委王紫峰传达军委命令：66军立刻赶到安东待命。

事后钟炳昌才知道，原来军长、政委去北京参加了军区召开的会议， 杨成武 与他们说：“现在朝鲜战局有变化，你们马上星夜出发，开赴安东，具体任务到安东听高岗司令指挥。注意保守秘密，不能公开动员，不能告诉家属。”

中央最初的出兵方案是决定先派2个军的志愿军过江，大概有十一二万人，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四十二万人。于是，10月10日，彭总致电中央军委：“原拟先出2个军、2个炮师，恐鸭绿江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11日，毛主席复电彭总：“同意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后来再三权衡，仍感到兵力不足。邓华说：“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火力悬殊太大，歼灭美军1个师，我们需要2个军；歼灭南朝鲜军1个师，我们需要1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调部队。”

就这样，中央随即命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开到东北，并于22日命令驻在天津地区的66军立即入朝参战。66军入朝是十分紧急和匆忙，66军入朝的时间比最先入朝的有准备的4个军仅晚了6天。

会议结束后，钟炳昌回到师里，立即执行命令。由于太突然，部队的集合过程就像半夜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号，所有的行动都不容你多想，就是越快越好。当时就是有什么衣服就带什么衣服，有什么装备就带什么装备，没有配发任何新的武器和被服。甚至有些战士还认为是一次紧急集合的训练，把被服用具存在了农场。因为来不及准备，所以钟炳昌临时让警卫员去买了点槽子糕带上作为干粮。

24日，战士们带着一身农场稻田、河沟里的泥巴就上了火车。25日，部队到达安东。出发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欢送仪式，但很多的随军家属都哭了。张曼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与钟炳昌结婚以来，他们一起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战争。原本以为能和平度日，迎来小麦大丰收的喜悦。不曾想，新的战斗任务又来临了。此去前途未卜，也是“过江之后恐难回”，担心亲人的安危，这是人之常情。但张曼绝不扯丈夫的后腿，这是她这么多年来树立起来的觉悟。这时的眼泪是很复杂的感情的表现。

26日夜，钟炳昌随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大桥。由于是紧急入朝，不仅缺乏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就更差。但钟炳昌和战士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背后有伟大的祖国和亿万人民作后盾，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志愿军。

钟炳昌率部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前的思想动员会上，钟炳昌做了讲话。他在大会上大声地问开会的同志们：“请问同志们，当年太原战役中是哪个部队第一个登上太原城上的？”

下面的同志们齐声高喊：“是我们！”

钟炳昌继续说：“那我们就应该以继续发扬勇登太原城，敢于争第一的大无畏精神来打好第三次战役，同志们说对不对！”

下面又齐声回答：“对！”

声音的洪亮和整齐，表达了同志们的决心和意志。第三次战役，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战役。突破“三八线”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前进80至110公里，占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37度线附近地区，使敌人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失败。

这次战役，197师以顽强的精神，克服极度的严寒和严重缺少补给等种种困难。钟炳昌记得，1950年12月31日晚，第2天就要迎来1951年的元旦，部队正在向“三八线”攻击阵地开进，197师指挥所也迁移到“三八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尔后，钟炳昌等师部指导员一直与部队联系着，注意着部队的动向，直到很晚了，肚皮咕咕叫了起来。

钟炳昌说：“明天就要过新年了，今晚我们一起吃顿年夜饭庆贺一下吧。”大家齐声说赞成。司务长过了一会儿，抓着一大把空米袋，说：“政委，你看这饭怎么做？”

66军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当时国内的粮食供应不足，部队都是向当地朝鲜老乡买大米吃。由于部队较多，老乡的大米也不恨充足。虽然66军还不至于断顿，但也时常感到粮食不足。

这时，钟炳昌看了一眼那些空米袋，笑着对司务长说：“打日本时，最困难时只有野菜树皮吃，现在打美帝，起码还有点米，强多了。米不多就煮一锅抗美援朝粥吧，大伙肯定欢迎。”

席间，有个参谋大声说：“现在要是能把咱们在天津种的小麦空运过来就好了，我非一口气吃它十碗八碗的。”听到这话，钟炳昌想起了在天津种地的情景，那时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与此同时，钟炳昌也想起了在国内的妻子张曼，在闲暇时，他会写点东西，以寄托对爱人的思念。

1951年3月15日，66军奉命回国休整。钟炳昌和师长 成少甫 提前一天启程，希望早一点赶回国内，处理相关事宜。7月下旬，197师进行整编改装。在此期间197师师长成少甫同志调任66军副军长，钟炳昌任师政治委员。

1952年7月，宋长庚接替钟炳昌任197师政治委员。钟炳昌则被任命为66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在军里工作，钟炳昌觉得，工作的内容和原来大致相同，但工作面宽了，接触面也宽了。

1953年5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来66军检查工作。随后又到197师检查指导工作，总结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经验。当时，197师驻守在秦皇岛，肖华大约住了半个月时间，钟炳昌一直陪同其进行工作。

两人见面了，肖华问：“你是哪里人？”

钟炳昌回答：“江西。”

肖华继续问：“江西哪个县的人？”

钟炳昌说：“兴国县。”

肖华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咱们是江西老表啊。”

之后，跟肖华同志工作，钟炳昌觉得很多的调研工作，在拉家常和聊天的气氛中就完成了。

一天晚饭后，两人在房间里聊天，钟炳昌无意中谈到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下面有的连队把长征故事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很受战士欢迎。肖华听后表示赞同，他说：

后来，肖华创作了著名的《长征组歌》。钟炳昌非常喜欢听《长征组歌》，百听不厌。

说到长征，钟炳昌经常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他还非常简朴，衣服破了总是张曼帮他缝缝补补。据钟洋在《追思父亲钟炳昌》一文中，写道：

钟炳昌与爱人张曼一直都非常恩爱，两个人。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就领会了对方的意思。在战争的岁月中，他们相互扶持着走过，晚年闲坐在一起聊起往事时，他们还会聊一些结婚之前的事情。

1988年，钟炳昌患上了癌症，张曼与孩子们商量如何告诉他，然而钟炳昌知晓后，笑着对张曼说： “没那么可怕，既来之，则安之，我配合一生的治疗。” 在张曼的照料之下，钟炳昌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癌症。1999年，钟炳昌又一次患了癌症，这次同样在医生的治疗和张曼的照顾下，又一次战胜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