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病逝，李金德致电开国少将：追悼会别人可以不来，你必须来

开国少将龙飞虎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县南乡斜陂村，和贺子珍算是同乡。

龙飞虎自幼家贫，家中只有七分田却要养活六口人，尽管他的父母都很勤劳，但龙飞虎从小就是从半饥半饱中走过来的。

龙飞虎11岁时，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人生的大事：这一年他的父亲因为包垦茶山的事，和当地一个地主发生了争斗，他父亲的势力当然不如地主，被打到重伤，不久后不治而亡。

晚年的龙飞虎回忆，自己的家乡斜坡村里有一排柏树，柏树以东全是穷人，柏树以西全是富人，可谓泾渭分明。当时农村的情况之复杂也由此可见一斑。

1927年，13岁的龙飞虎和自己的哥哥一起参加了革命，担任他们村的儿童团团长，在龙源口战斗结束后，龙飞虎正式加入了红军。

1930年，龙飞虎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第七团通信班班长，有一次，他奉命去送信，在路上却遇到了一伙十来人的溃兵，龙飞虎不慌不忙，朝天连开两枪，大喝道：“站住，不许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把枪都给我放下！”

那伙溃兵不明就里，纷纷举手投降。

龙飞虎继续喝道：“把你们的枪栓都卸了！”

最后，龙飞虎背着十几个枪栓，俘虏们自己列队扛着枪，被押送到了红军部队。等到这伙溃兵发现龙飞虎只是一个15岁的小红军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的6师师长彭雪枫听到龙飞虎的这个故事后，连连赞叹龙飞虎“真是有虎胆，脑子机灵，是个好材料。”他下令把龙飞虎升为排长，但龙飞虎却大哭大闹，坚决不肯。

后来，龙飞虎先后在红6师担任尖兵班长、排长和连指导员。他曾率领侦查队员男扮女装攻取敌人堡垒；也曾假扮炊事员长达两个月，一举侦破机枪连连长叛变案；他还曾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因为腿部受伤，在山里独自爬行5天5夜，靠着野菜、野果、甚至老乡家的泔水充饥，最终凭借着难想象的毅力返回了部队，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侦查任务，并受到了军团长彭德怀的表彰。

红军长征期间，龙飞虎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政治保卫局担任便衣队长，此后他一直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为红军大部队提供了准确的路线。长征结束后，龙飞虎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36年对龙飞虎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他来到了周恩来的身边工作。

当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爆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立即前往西安，对事变做出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处理。然而，西安彼时是一个混乱的中心，各方势力鱼龙混杂，各种利益牵扯纠葛，除了国共双方的人员，还有亲日分子，日本特务混迹其中。如何保证周恩来的人身安全，成了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军委保卫部长钱益民和中央 社会 部负责人李克农的建议下，中央选择了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查科科长的龙飞虎。

李克农等人认为，龙飞虎参加红军早，资历、品行和经验、能力都较为突出，长年的战争生活练就了他的一身好武艺和好枪法。

龙飞虎接到任命后立刻打点行装，跟随周恩来离开了延安。在路上，周恩来对他说：“老虎本来应该出山的，现在却让你进城了。”

周恩来在西安期间，每日四处奔波，早起晚归。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龙飞虎每天都要对周恩来外出的保卫事宜做出细致的布置，除了安排警卫岗哨，还要安排一系列的便衣人员，他自己则每天一刻不离地紧随周恩来。

每天回到住所后，龙飞虎就一直守在周恩来的卧室外，即使在睡眠中也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那段时间，龙飞虎每晚要醒来3次，检查警卫岗哨。对于白天的饮食，龙飞虎也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他亲自安排厨炊人员，并对每天的食物采购精心检查。

周恩来在西安前后共工作了100多天，在这100多天里，龙飞虎一天都未曾懈怠，他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警觉性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在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龙飞虎说：“看来，你这只飞虎也能进城嘛！”

龙飞虎前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11个年头，西安事变只是他工作的开始，而远远不是结束，之后他跟随周恩来先后在南京、武汉、桂林等地工作。

1938年12月，周恩来前往重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龙飞虎再次跟随前往。当时龙飞虎的对外身份是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行政处长、少校警卫副官。

从1940年到1946年撤离，龙飞虎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除了重庆谈判的一段时间，龙飞虎一直待在周恩来的身边，负责他的警卫工作，曾任周公馆馆长，学委会负责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周恩来推荐龙飞虎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当时，周恩来嘱咐龙飞虎说：“你们一定要确保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都跟着主席，不要管我。”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的品格，还体现了周恩来对龙飞虎工作能力的肯定。

龙飞虎对于重庆谈判，有过很多珍贵的回忆，比如他说毛泽东在抵达重庆时所戴的那个盔式太阳帽，是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在延安时，毛泽东本来自己准备了一顶苏联礼帽，周恩来看后觉得这顶帽子有点小，就把自己的盔式太阳帽送给了他，毛泽东收到后笑道：“那我就笑纳了。”

龙飞虎说，这顶盔式太阳帽有很多任主人，最初的主人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司机林琼秀，林琼秀把它送给了郭正，郭正又把它送给了龙飞虎，龙飞虎又把它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是它的最后一任主人，也因为毛泽东，这顶帽子闻名全国。

在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期间，龙飞虎他堪称完美的工作的表现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龙飞虎的回忆文章中，记录过这么一件事：

当时龙飞虎和陈龙（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一起当毛泽东的“贴身保镖”，被称为“龙虎卫”。毛泽东入住桂园后，龙飞虎和陈龙整晚守卫在毛泽东的卧室外，龙飞虎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两腋下，手里各握着一把手枪，手枪机头已经打开，拇指顶在保险上，一有异动就可做出反应。

第二天，毛泽东起床后看见龙飞虎这幅架势，忍不住夸赞说：“老虎真是有一股虎劲啊。”周恩来也拍了拍龙飞虎的肩膀，说他像一只摧不垮的老虎。

龙飞虎还回忆，有一次他和毛泽东一起出去散步，在庭院里散步时正好遇到了蒋介石，两人就坐在路边的石桌上闲聊了一会儿。至于他们聊了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

不久后，毛泽东就搬离了桂园，住进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1946年11月，周恩来率机关从南京撤离后，他又推荐龙飞虎担任了毛泽东的行政秘书，不久后龙飞虎兼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负责保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为了防止敌人投毒，中央首长用餐前，都要由龙飞虎和叶子龙先吃，半个小时之后中央首长再吃。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对龙飞虎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对待工作人员亲切随和，他的一些幽默话语常常会逗得工作人员哈哈大笑。

有一次，毛泽东在屋子外面吃面条，龙飞虎知道后立刻就派了几名警卫去附近警戒。黄土高原土多水少，警卫人员走动时激起了不少尘土，毛泽东抬头笑着对龙飞虎说：“老虎啊，你是不是想给我的面条里撒点胡椒粉啊！”

毛泽东知识渊博，语言富有哲理和想象力，性格鲜明。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敌机轰鸣而来，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在窑洞里研究行军路线图。卫士们请求毛泽东尽快离开，毛泽东却淡淡地说道：“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就是扔一些钢铁，正好让我们打几把锄头开荒。我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

龙飞虎深知毛泽东这种不服输的脾气，他曾交代李银桥和阎长林：“关键时候，不要顾主席脾气，强行采取措施，抬也要把他抬走。”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时，已经进入了反攻的阶段，这年5月，为了响应中央“支援前线”的号召，龙飞虎主动要求奔赴前线。

在离开前，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其中的很多话龙飞虎一直到晚年还记得。“你要去前线，好啊，全国即将解放，我们需要大量的干部……你人很聪明，忠勇正直，胆大心细，到了部队后，要戒骄戒躁，和同志们打成一片……”

龙飞虎惜别毛泽东后，前往华野第十纵队某团担任政委，后来历任师副政委、军副政委，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副政委等职。先后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大型战役，并参与了闽北剿匪、炮击金门、反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紧急备战。

他还曾参与负责筹建我国的核潜艇生产基地，为福建和全国的海防建设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据龙飞虎的女儿回忆，在她童年的记忆里，是没有父亲这个形象的。1948年济南战役结束后，母亲带着她和弟弟一起进入济南，而父亲则一路南下，最后在福建任职。

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见母亲一人带3个孩子不容易，就主动替她照看了两个孩子。后来，康克清带着这两个孩子去了北京，女儿龙铮一直跟着康克清，大儿子龙桂挥则有一段时间一直跟着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龙铮15岁时到父亲时，完全没有印象。

龙桂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部工作。那时周恩来刚刚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们一些领导的子女不能学八旗子弟，要到工农兵中经风雨，见世面。

后来，师部又提出把龙桂辉调到师部当参谋，也被龙飞虎以“他要多在连队锻炼”为由阻止了。

直到1964年，龙桂辉进入部队4年后，才升任少尉排长。有一次他趁着放假去了北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恩来夫妇和朱德夫妇，他们都为龙桂辉的进步感到高兴，对他大加赞赏。

为了感谢周恩来对自己子女的照料，龙飞虎每次进京，都要携带一些土特产，但周恩来从来不收，这是他一贯的规矩和工作原则。有一次，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知道龙飞虎和周恩来关系不同一般，就私自收下了龙飞虎的带来的土特产，结果被周恩来严厉批评。

事后，邓颖超还专门找到了龙飞虎，告诉他：“所有国际友人送给总理的礼物，都是要分类登记，全部上交的。你们以后也不要送东西。”

1976年周恩来病逝时，龙飞虎正在延安参观人防工程，得知消息后他异常悲痛，好几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直往北京打电话。

当时有规定，在外地的各级干部不要进京参加悼念活动，但当时负责周恩来悼念活动具体工作的李金德知道龙飞虎和周恩来的感情，给他破了例。他告诉龙飞虎：“老虎，总理的悼念活动，别人可以不来，你一定得来。小虎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也要来。”

龙飞虎向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做了汇报，皮定均一开始也很为难，但在龙飞虎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

之后每次到北京，龙飞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子女儿孙去看望邓颖超。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非常深。

龙飞虎的女儿龙铮曾回忆，邓颖超曾对自己说过：“我和你父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是同志关系，但我们的感情要胜过我的那些亲戚。”

龙飞虎将军晚年长期受病痛折磨，在人生最后的五年里，他一直卧床不起。这期间，他一直以乐观的精神对待疾病，在战友的鼓励和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旅程。

1999年，龙飞虎病逝后，他魂归故里，被葬于老家斜陂村，如今，这里已经是永新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文

参考资料：

《龙飞虎与盔式太阳帽》 龙剑辉

《红军后代话家史——回忆父亲龙飞虎少将的故事》 龙铮

《龙飞虎:周恩来身边的护门“虎”》 井人

《龙飞虎将军的传奇人生》 吴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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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到过这个事件，所以也对货运问题有过关注，卡车司机最后被认定是自杀，没有人或机构对他的行为负责，甚至在调查结果中也说“家属对此无异议”……不过他的死，或许也会让治超人员以后在处罚的时候，会更严谨一些。而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些货运的痛点，比如超载、超时、定位系统掉线等问题，也需要我们在严格执法的时候，酌情处理……

 

严查超载无可厚非，但是也要考虑司机生计问题。

我们并不反对查超载，大货车超载导致交通意外发生的惨剧时有发生，我们也从来不会对这些违法行为格外宽容。但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卡车司机们要超载，载货的价格是否太低，利润太差，导致他们不得不多拉货来谋生……如果是司机贪婪，不顾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违规违法超载上路，那严查，扣车也无可厚非，怕就怕，司机本身已经生活得很艰难，再遇到不通情理的严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在查超载的时候，更应该人性化一点，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超载，是否可以协助解决，而不是“一罚了事”……这不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留下了不小的隐患……诚然，有关部门“创收”了，但处罚从来都不是目的，引导司机们合法上路，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超时不多应该接受，不应死守“连续4小时”法则。

在《卡车司机被扣车罚款后服毒自杀，该名司机为何如此极端？》这篇文章下面，我看到了一百多个评论，也有卡车司机在下面说：

想想，你装完车能走4小时吗？你去装车的路上，办手续，进厂，排队，装车，蒙篷布，吃饭，加油，休息，只要这些操作熄火时间不超过20分钟，北斗就记录你一直在工作，没有休息，想想看吧！你装完车再出厂随便都几个小时……

 

我自己也遇到过货车司机提货的情况，如果路途稍远一些，确实很难在4小时内办完所有的手续并完成装卸货。如果没有在4小时内，有一次中途超过20分钟的熄火，那真的是扣的钱比司机赚的运费还要多，不仅没赚钱还得倒贴钱缴罚款，哪个司机的心里能好受？

 

所以我们不提倡疲劳驾驶，但是也不应该矫枉过正，不能因为对方超过一点点时间，比如20分钟货半小时，其实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不见得会因为这一点点的时间就怎么样……当然，我们也要求每个司机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能疲劳驾驶……可是，法规的执行应该是有温度的，不能是冷冰冰的……

 

 

定位系统掉线问题应分清责任归属，不应该把设备故障的责任甩锅给用户。

另外，导致卡车司机金德强死亡的导火索，正是因为定位设备掉线了……按照治超站工作人员的说法，可能会被罚款2000元……而司机本身并不懂这个设备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故意去弄那个设备，但是却要因为设备的掉线而买单……要知道，他一个月最多也就赚一万多，差的时候几千块……一下子去掉了一大笔收入，让他怎么想，能怎么做？

 

就算是掉线了，也应该是先确定设备的问题还是人为导致的，而不是一竿子全部打死，先入为主地认为就是司机“下黑手”想要躲避疲劳驾驶检查。如果是设备的问题，罚的司机不是很无辜吗？这个黑锅不应该让司机们来背…… 

治理货运司机，更应该从货运公司入手。

其实，货运司机的治理，更应该从公司入手。如果对公司的管理够强，那么公司就会严格规范司机的驾驶行为，不允许他们为了多装货而超载，对于设备也会维护检查。而司机们跟货运公司之间，也不单纯是依赖关系，双方是平等，只要双方都能够遵纪守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运货载货，或许，很多问题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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